我身在历史何处—— 202年：最后的南单于
按：计划中，这一篇的主角是乱世流离的悲情诗人蔡文姬，她是极少数能在精英记忆中留下名字的女性形象。动笔后，才发现相关史料过于缺乏，后世史家又投入了过多热情，而所有结论都难逃“政治正确”的预设和想象。反而是呼厨泉单于，经历既有象征性又富戏剧性，且置身于历史的角落，没有被更多“热心人”打扰。遗憾的是，史料依然贫乏，只能窥探他复杂经历的一鳞半爪……
汉献帝建安七年（202），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成为血雨腥风的战场。最终的胜利属于忠于曹操的司隶校尉钟繇与凉州骁将马超，失败者则是袁绍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与盘踞此地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
202年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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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匈奴单于为何盘踞平阳？要从100多年前说起。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帝国又一次发生内乱，争位失败的日逐王比效仿祖先呼韩邪单于，率众进入长城以南，被光武帝安置于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此后一个半世纪，南匈奴依靠汉政府的威势打击长城外各游牧部族；汉朝则借助剽悍善战的南匈奴部民戍守北境，“以夷制夷”。汉政府通过护匈奴中郎将等边疆官吏和军队监督其內部事务，南单于在军政大事上几乎毫无自主权，又要面对不甘依附汉朝的部族势力的频繁反叛。在内外夹击的尴尬困境中，多位南单于被杀或自杀。
东汉彩绘画像石墓门，陕西神木大保当降汉匈奴人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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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可能是遭受到檀石槐统领的鲜卑军事大联盟的压迫，南匈奴诸部进一步南徙，进入并州刺史部腹地，被称为“并州胡”，单于庭也迁至左国城（今山西吕梁）。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汉朝又一次征调南匈奴讨伐乌桓，“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南匈奴中的反汉化势力及并州屠各共十余万人叛乱，攻杀羌渠单于。领兵在外的羌渠之子於夫罗逃亡至洛阳，希望借朝廷力量平叛，却被汉政府扣留。第二年，灵帝驾崩，名士与宦官火并，董卓率凉州军团进京维稳，洛阳陷入大乱局。於夫罗趁机率数千骑起兵，踏上回乡之路，却受到南匈奴部众的阻挠，不得不滞留在河东地区。南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方故地由老王监国，难返故园的於夫罗则在平阳建立单于庭，作为一支雇佣军周旋于张扬、袁绍、袁术、曹操等各派军阀之间。
左国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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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於夫罗单于去世，其弟呼厨泉继立。此时，参与南匈奴故地政治角逐的共有三种势力：除呼厨泉代表的单于嫡系外，还有老王监国的反汉化势力以及人数众多的并州屠各。初登大位的呼厨泉，面对的只是“游牧帝国”破碎的背影，他不仅要完成南匈奴内部的政治整合，还要应付鲜卑各部的频繁骚扰，而首先，他要面对并理解东汉末年的混沌现实。
汉帝国的崩溃让无数家庭堕入深渊，对日薄西山的南匈奴而言，却似乎等来了历史契机。呼厨泉单于失去帝国体制的百年捆缚，开始构筑“匈奴人”的复国旧梦。此时汉献帝正沿长安—安邑（今山西夏县）—洛阳一线流亡，在黄河与太行山之间躲避着胡汉军人的追逐，近水楼台的呼厨泉单于也加入了对皇帝的围猎。他派遣右贤王去卑领军护驾，希望在中原的乱局中分得一杯羹，但胜利的果实被黄雀在后的曹操获取，汉献帝徙迁至许，远离了南匈奴的势力范围。尽管史料语焉不详，但根据学者推测，遭遇挫折的呼厨泉选择与曹操的政治对手袁绍结盟，并凭借袁氏的支持返回南匈奴故地, 压倒监国的老王集团 , 重新成为南匈奴各部的共主（参见陈勇《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屠各刘豹的崛起》）。
此后6年，在袁曹对抗的大局中，南匈奴始终站在袁绍一方。由于家族身份不同，曹操与袁绍怀抱着不同的政治愿景，曹操是汉帝国中央集权的维护者，而袁绍似乎要建立皇权与世族共治的政治体系，袁曹之争，可以看作中国北方两种命运的决战。强宗大族以及胡汉割据势力最初多选择支持袁绍，因为具有超强控制力的中央政权，是地方豪强的大敌。刚刚摆脱汉帝国百年枷锁的南匈奴权贵们，显然不愿意重归帝国卵翼。
建安七年（202），北中国大决战进入第二阶段，曹操的军队转守为攻，老朋友袁绍发病呕血，惭愤而终。这年秋季，战火蔓延到司隶校尉部，
袁尚（袁绍继承者）拒太祖于黎阳，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单于取平阳，发使西与关中诸将合从。司隶校尉钟繇遣（张）既说将军马腾等，既为言利害，腾等从之。腾遣子超将兵万馀人，与繇会击幹、援，大破之，斩援首。幹及单于皆降。（《三国志·张既传》）
平阳之战中，南匈奴是袁军的先锋部队，最具战斗力，但决定战局的是更为凶悍的凉州军团。呼厨泉单于战败投降，不得不回到曹操所代表的汉帝国体制：
时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 张雄跋扈, 吏民亡叛, 入其部落……习到官,诱谕招纳, 皆礼召其豪右, 稍稍荐举, 使诣幕府;豪右已尽, 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 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 稍移其家, 前后送邺, 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 兴兵致讨, 斩首千数, 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 名王稽颡, 部曲服事供职, 同于编户。（《三国志·梁习传》）
“胡狄”所指，主要是南匈奴部落。唐长孺先生认为，“《梁习传》所说的不单是胡狄部落, 也有兵家, 但迁送到邺（曹操的政治中心）的必然也包括许多并州的部落人民, 他们完全成为曹魏的士家了。留在并州的`胡狄' ,虽然自有其酋王, 保留了部落形式, 但是却受地方官的统治, 像州郡编户一样`服事供职' 。”（《晋代北境各族“ 变乱” 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
梁习担任并州刺史期间的南匈奴史料缺乏，值得一提的事情是著名“文姬归汉”。蔡文姬是汉末文宗蔡邕之女，父死后流落南匈奴故地12年，备尝痛楚，“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蔡琰《悲愤诗》）。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听闻蔡文姬下落，感念蔡邕昔日知遇之恩，“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文姬能够回到邺城，主要应归因于梁习迁徙南匈奴部民。“文姬归汉”被后世赋予政治浪漫主义色彩，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政权牵制、离散游牧世界的历史记忆。
《文姬归汉图》，宋，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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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厨泉单于固然没有遗忘匈奴祖先们的英雄史诗，但他的名字与政治影响力正在被游牧世界所遗忘：
建安二十一年（216）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 待以客礼,遂留魏, 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三国志·武帝纪》）
建安中, 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 部立其中贵者为帅, 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 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 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 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 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 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 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晋书·北狄匈奴传》）
“通过将单于纳为人质、分割部落以及每年为单于及其他匈奴贵族提供丝帛、金钱以及粮食的方式，曹操的魏政权希望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控制匈奴”（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曹魏末年，将军邓艾曾经盛赞这一“徙戎”措施，“由是羌夷失统, 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 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 外土之威寖重”。
南匈奴内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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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侍”的呼厨泉继续保持了单于的名号，被视作上宾，出席各种国家礼仪活动。黄初元年（220），魏文帝曹丕在登基大典上
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三国志·文帝纪》）
此时的南匈奴大单于，已经失去所统部民，成为曹魏政权的政治吉祥物，犹如20世纪的西哈努克亲王。呼厨泉在曹魏政权似乎又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魏齐王嘉平年间（249—254）依然可见南单于的身影，但终其一生，他无法返回“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蔡琰《悲愤诗》）的匈奴故地。
东汉末年的大崩溃瞬间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命运，制造出太平年代匪夷所思的人世旅途。被巨浪裹挟的呼厨泉单于孤注一掷地投入了时代的轮盘赌，却无从计算命运垫付的筹码。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左部帅刘渊于左国城自立，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刘渊自称南单于之后，而史家多认为，他实际上是并州屠各酋豪，汉赵史家伪造了刘豹、刘渊父子的世系，使其进入南单于的继承序列，从而获得了名义上高贵的匈奴血统和对游牧世界的政治感召力。在重塑的历史记忆中，曾被选择性遗忘的“南单于”策马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