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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经典丨平凡的世界(中)第二十七集

名著有声 2021-03-01

编者按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作者在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今天,让我们接着收听路遥的经典名著:《平凡的世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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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遥

演播:李野默

27


他踏着厚茸茸的积雪出了家属楼后边的小门,蹒跚着来到街道上。满天雪花象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徐国强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


他到离地委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马路旁边瞅了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在土崖根下掘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放进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并且象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一个小土包。


殡葬全部结束后,他蹲在这个小土包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白了。他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白烟从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


徐国强老汉突然感到这个世界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象一下子变得很遥远了。这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


毫无疑问,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的残酷性。他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


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很低。他也不愿给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的。只是在星期天的饭桌上,爱云突然提念说:“这几天怎不见猫呢?”


“猫已经死了。”他对女儿说。


 “死了?也是的,这只猫太老了……”爱云轻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去盛汤。晓霞只顾低头吃饭,福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的牲灵。


徐国强勉强吃了一小碗米饭,连汤也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象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呜”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一无所有,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山湾里,在那个小土包前徘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他也许对人是冷漠的,但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远的眷恋。


又是一个黄昏,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帮帮得象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徐国强老汉象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氅,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湾溜达。他现在已经没勇气走到那个小土包前;只是在那个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来回走几圈。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里来了;就好象他在这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拾回来,但仍然还要反复寻找。


徐国强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突然又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昏暗,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摇摇戴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病。“喵呜!”


又是一声猫的叫唤声。这下老汉听真切了!这的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猫叫声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他尽管是个老员,但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


当又听见一声猫叫后,他才发现这叫声是从公路前面传来的。


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面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向他这边走来。


直等到这个人走到他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晓霞!


 “你怎到这儿来了?”徐国强老汉走前一步,对外孙女说。晓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他面前说:“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你看,也是黑的!两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外爷,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


徐国强老汉从外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孙女头上摸了摸,说:“咱们回家去吧……”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象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像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300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它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它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场。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是全县最著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象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聚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架“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象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


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象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罢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


不论怎样,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艺。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想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呆几天。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


孩子们也渐渐明白,最苦的要数母亲了。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忙家里的事,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夜晚,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睡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心里也是踏实的。他们现在只能象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已懂得心疼母亲,总想让她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已经十岁,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她长得象她姨姨兰香一样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她上学,因为家里缺少帮手,她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递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不时尚。是呀,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她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是大舅硬劝说她母亲让她上学的。猫蛋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她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刚入学四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得给她吃了三颗煮鸡蛋。弟弟狗蛋已经八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拾柴打猪草,已经担负起了男子汉的责任!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它能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多么凄凉呀!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外,她一年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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