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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富功。

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捣蛋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

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富功：“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

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就像个闲人似的呆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黄原那面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位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呼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他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要求。老苗走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式地对待他就行了。

一年多来，他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西县住了十来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爱云去年和晓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她住了一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的办公桌上、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得乱七八糟——反正这里很少来人，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

他读的大部分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晓晨已经毕业，留校叫了书。孩子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他的枕头边，他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而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骄傲。是呀，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哩！小晨在六岁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四十度，还伴着抽风。尽管他妈是医生，也常吓得哭鼻流涕。唉，为了这孩子，他和爱云曾度过多少个不免之夜啊！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他；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爱云怎么能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盼望他往大长，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这里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小家伙！倒像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哩，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想起儿子的时候，他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晓霞。晓霞和他的哥的性格截然相反。晓晨沉着文静，晓霞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她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她六岁那年，他和爱云带她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他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后，她突然问他：“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他随口说：“老虎狮子呗！”她说：“人最残！”当时他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她妈问她：“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她却振振有辞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是的，他是给她说过这话。他问女儿：“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呢？”她回答说：“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说得他和爱云一时无言以对……

多少年来，他一直记得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过着孩子，不知她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想法？他也捉摸不来这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快满二十一岁了。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革”十年把他的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晓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他知道这孩子有一股顽劲。是的，有时她这股劲上来了，他和爱云也不放在她眼里。他这几年越来越对这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她的性格胎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他的书柜翻得乱七八糟，捉住啥看啥。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她竟然说她非常同情以色列。当他严厉斥责她时，她却顶嘴说：“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同情他们！”她大概是看了一些有关二次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他当时无法说服这家伙。

当然，他内心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年轻而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强。他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

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不由得想想儿女的事。他大半生忙忙碌碌，很少象现在这样闲下来幸福的思量自己的家庭。

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

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掩埋在心灵的深处，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

田福军日常没事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不借人，他算是唯一的例外。黑老的原名叫黑耀其（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从事写作后，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瞧，作家的名字都这么怪）。一九五八年，他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黑老——那时称老黑，已经四十三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他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他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障行署的汽车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他干脆把他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那部名字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一九五九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他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办事，总要去看望他……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黑老已经六十四岁了，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他自己也已经四十六岁，由当年地小田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还像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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