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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阿富汗局势近期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头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北加有着全美最大的阿富汗难民社区。现在，许多这个社区中的人不但在担心着自己远在阿富汗的亲友，而他们自己本身也要面对来自美国社会和执法部门的多种猜忌和压力。
根据川普政府跟塔利班达成的协议，美军原计划于今年5月1日前撤出阿富汗。拜登把期限推迟到了8月。两个前后任总统都迫切希望从阿富汗撤军。今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阿富汗政府毫不抵抗，因此塔利班迅速控制了阿富汗全境，并在上周末进入了首都喀布尔。因为民航客机被停飞，美国开始迅速撤离在喀布尔的外国人。匆忙安排的美国军用直升机前往喀布尔庞大的美国大使馆进行人员撤离，将美国外交官和阿富汗大使馆工作人员送往喀布尔军用机场。在民航机场，阿富汗人苦苦哀求航空公司为他们的家人安排出境的航班，好逃离阿富汗。于是喀布尔机场出现了混乱的大逃亡场面，成为了上周末以来的各大新闻头条。阿富汗的迅速变天，势必引发各国对阿富汗难民潮的担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位于北加州的Fremont市，是全美最大的阿富汗难民社区。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前后从阿富汗逃离出来的难民。畅销书《追风筝的人》对这里的生活有所描述。从本文可以看到居住于北加州的阿富汗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首都喀布尔的陷落
自从美国今年从阿富汗开始撤军以后，阿富汗政权迅速丧失了对阿富汗的控制。塔利班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控制了阿富汗全境。周日，在一片混乱中，塔利班武装分子进入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逃亡国外。前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内的阿富汗的官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表示将会与塔利班就叛军接管政权的形式展开谈判。尽管大多数美军在7月份就已经离开，但有几千人在周末回到了喀布尔，帮助美国和盟国人员撤离阿富汗的首都。在塔利班控制了所有主要的边境口岸之后，首都的机场是离开该国的唯一官方路线。在塔利班涌入喀布尔一天之后，8月16日，成千上万绝望的人涌入喀布尔机场，民航飞机已经停飞，只有军用飞机可以起飞。
一架编号为reach 871的美军C-17运输机，原来规定最大可载人107人，结果装了超过640人逃离阿富汗。
这架编号为Reach 871的美国C-17运输机，8月15号拍到其内部的情景
阿富汗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197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就连续战火纷飞多年。饱受两个超级大国美苏的挤压也蹂躏。好不容易能够过上一点安稳日子，谁知好景不长，又落入极端宗教势力之手。《追风筝的人》里面描述的弗莱蒙特阿富汗社区
暂且不表在阿富汗处于一片混乱和惊恐之中的阿富汗人民，现在来说一说在美国最大的阿富汗社区，北加州弗莱蒙特的阿富汗社区。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胡塞尼写的一本畅销书《追风筝的人》，流行甚广，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该书讲述了阿富汗喀布尔12岁的少年阿米尔和仆人哈桑的友情以及别离。后来阿米尔逃到了美国。书里面描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另一个就是作者本人就居住的，位于北加州的弗里蒙特(Fremont)。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
讲述的就是在弗里蒙特的生活。
提起弗里蒙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特斯拉电动车的制造厂房。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小喀布尔”的北美最大的阿富汗裔社区。
阿尔塔蒙赛道(Altamont Speedway)，1969年一场有30万人参加的摇滚音乐会在这里举行，被称为西部的Woodstock。这场音乐会因为爆发了暴力事件而闻名，当时造成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个场地离加州阿拉米达县最大的城市弗里蒙特并不远。
40年来，该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赛道已经不复存在，嬉皮士，大多数的农场以及性、毒品，摇滚乐也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游客可能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弗里蒙特这个地方与旧金山以南的其他湾区城市一样，现在居住着大量的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和华裔人口，以及其他十几个民族的小群体。这个拥有21.7万人口的城市是美国民族和文化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在弗里蒙特上学的孩子们家里讲大约136种语言，而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只占该城市人口的38%。弗里蒙特最令人惊讶和最不容易接近的民族飞地之一是这里的阿富汗人口，这里有可能是西方世界里最大的阿富汗人聚居地。在外人看来，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似乎是一个邻里亲密的社区，在一个新的和不同寻常的环境里生活得很好。但是对于那些熟悉这里的人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尽管湾区的一些阿富汗人非常成功，并且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的生活，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被同化。太多的人在阿富汗和美国之间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焦虑，背井离乡，完全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但是对于外来者有着更强烈的怀疑。除此之外，当地警察和联邦调查局已经悄悄地加强了对该地区阿富汗社区的审查，担心他们可能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有联系。生活在“透明”中的阿富汗难民
对于那些自己的祖国经常成为头条新闻的人来说，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存在于相对默默无闻的情境之中。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他们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机构中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有影响力的团体来游说华盛顿甚至是市政厅。没有阿富汗裔的州议员，国会议员，市长，甚至是校董成员。许多社区发言人主要是在他们自己之间说话。代表他们的组织没有多少成员，充其量不过只是名片上的美好愿望而已。阿卜杜勒-纳赛尔-亚西里（Abdul Naseer Yasiri）说：“在许多方面，阿富汗社区在政治上仍然是隐形的。”他是一名新移民，也是阿富汗文化协会的负责人。
除了执法部门以外，作为一个社区，这些阿富汗人也被严重低估。911之后，记者们来到弗里蒙特，写下了“小喀布尔”的故事：沿着弗里蒙特大道（Fremont Blvd）的一条狭长地带，实际上只有一家杂货店，珠宝店，书店和几家服装店，出售的商品包括女性的长袖外衣和头巾，以及叫做pakol的男子的帽子。2003年，当年轻的阿富汗作家侯赛尼(Khaled Hosseini)将其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的部分内容放在弗里蒙特地区时，弗里蒙特得到了另一次对公众的宣传。但是媒体对该社区的兴趣很快就减弱了，有关该区的基本事实仍然含混不清。例如该社区人口的规模。十年前进行的人口普查发现，弗里蒙特只有3400名阿富汗人，湾区9个县共有12000人。但阿富汗人和专家都抱怨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低估。附近的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的传播学教师瓦莱丽·史密斯（Valerie J. Smith）认为北加州的阿富汗难民人数为3万人，这还不算他们在当地出生的孩子。他们都是难民，来自一个1980年代被长达十年的反苏战争蹂躏的国家。1990年代，阿富汗又发生了敌对民族之间长达十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激进的塔利班的压迫，以及21世纪初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事实上，自1981年以来，阿富汗人每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难民人口，至少占到所有难民的四分之一。”在1994年卢旺达危机的高峰期，有230万卢旺达难民和270万阿富汗人，”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杰里米·海因(Jeremy Hein)说。”1996年波斯尼亚难民危机爆发时，有893,000名波斯尼亚难民，但有270万阿富汗难民。2009年，190万伊拉克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家，但仍有280万新的阿富汗难民。”史密斯说，这些难民主要分两批到达美国：后苏联入侵时代，从1989年到1993年，这一时期来美国的，更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阿富汗人，其中许多人在政府从事高级职务和在喀布尔从事专业工作。而从1990年代末至今的第二波较小的难民潮，这其中包括大量来自农村地区，很少或者是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阿富汗人。特别是寡妇和其他被美国移民局列为 “处于危险境地的妇女”。杜克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雅各布·维格多(Jacob Vigdor)说，虽然阿富汗人融入美国的速度比来自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等国的移民快，但他们的同化率远远落后于来自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阿富汗人同化相对缓慢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是难民。海因指出，典型的移民 “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来，并且有更强大的社会和家庭网络。相比之下，难民逃离暴力并因危机而移民，而不是因为他们渴望来到美国。”他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喀布尔而不是弗里蒙特。阿富汗人的眼里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小的点，叫加利福尼亚，另一个叫纽约，还有大一点是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亲戚。”弗莱蒙特成为阿富汗人的中心
周日，从阿富汗首都传来的新闻传遍了弗里蒙特这个被称为 “小喀布尔 “的非官方地区的Centerville。弗里蒙特和东湾其他地区是美国最大的阿富汗移民和阿富汗裔美国人的家园之一，现在的这里的家庭担心居住在喀布尔的亲人，喀布尔当天被塔利班控制。纽瓦克的阿富汗裔美国居民法特玛-希尔（Fatema Sheer）为她住在喀布尔的姨妈和表妹担心不已。她听说他们失去了水和电，并蜷缩在家中。“我只能希望并为我的国家祈祷，你知道，我们不希望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它已经发生了，”谢尔说。
对于弗里蒙特成为阿富汗中心的原因，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温和的天气显然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一些阿富汗人还说，弗里蒙特绿树成荫的街道、两层楼的房子和周围的山丘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于1977年离开阿富汗，现在是该地区最有效的阿富汗社会福利团体之一阿富汗联盟负责人的罗纳·波帕尔（Rona Popal）补充说：”在这个平静的郊区感觉很安全，”。她继续说：”而且住房很便宜，特别是与纽约市相比。” 她指的纽约是皇后区法拉盛的阿富汗社区，一些学者认为该社区的规模可以与弗里蒙特相匹敌。阿富汗人说，加州慷慨的福利待遇也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市县官员的建议和支持，如弗里蒙特的人力服务部主任苏珊娜·申菲尔(Suzanne Shenfil)，他们认为是她帮助难民组建了自己的支持团体。尽管许多第一波移民在阿富汗时曾从事有声望的工作，比如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但他们不会说英语往往使他们失去了在美国从事类似工作的资格。一些阿富汗人说，第一波移民中的许多男人宁愿让他们的家人靠福利生活，也不愿接受他们认为有辱人格或不适合其教育和社会地位的工作。也许这并不奇怪，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是一个受到高度战争创伤的社区。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美国此前在其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中增兵，重新唤起了他们对自己逃亡的痛苦记忆。它还引发了对家乡的朋友和亲人可能被杀害的恐惧，或者换句话说，美国可能将他们抛弃于腐败和极端主义中，就像1989年苏联被逐出阿富汗后那样。” 波帕尔说：”许多阿富汗人正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重温战争的创伤。鉴于他们对这个曾为他们提供庇护但仍在他们以前的家园作战，有时还杀害他们留下的朋友和亲属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感到不安，许多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不愿意与外人讨论政治。几个阿富汗人表示，阿富汗战争在这个社区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受欢迎。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也不受欢迎，尽管他和弗里蒙特的绝大多数难民一样，是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多数民族。阿富汗社区面临的文化和社会问题
乔治梅森大学的人类学家大卫·海因斯（David Haines）认为，阿富汗社群在美国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难民被迫逃离他们的祖国，而且往往是在残酷的情况下逃离。”他说：”他们与美国和过去的关系都没有真正解决。”因此，过去不是过去，当阿富汗当地的事件发生变化时，所有的记忆和问题突然重新出现：“我应该离开吗？或者留下来？那样能做得更多？”在对257名阿富汗难民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中（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一人群进行的最广泛的心理调查），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的社会学家卡尔·斯坦佩尔(Carl Stempel)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比率异常地高，达到45%。这也难怪：87%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在阿富汗或在逃亡过程中经历了 “威胁生命的情况”；78%的人说，他们的家庭成员或亲密朋友被杀害或严重受伤；71%的男性说，他们曾被扣为人质并遭受酷刑。由于米兹贡·扎希尔·达尔比(Mizgon Zahir Darby)所说的阿富汗人的 “沉默和保密”文化，社区内的问题往往很难被确定。达比在创办一个期刊时只有18岁，她希望在期刊中不仅讨论阿富汗文化的优势 — 其特别好客、对长者的关爱和对家庭的忠诚，而且讨论在阿富汗人中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如自杀、精神疾病、强奸、殴打妻子、虐待儿童、帮派和年轻人的药物滥用。当她开始写这些问题的时候，社区成员甚至一些亲戚都感到震惊。她暴露了阿富汗人认为最好应该在家庭内部私下解决的问题（这往往意味着根本不会解决），从而玷污了他们的尊严。有些人称她为Amreecayee，也是美国人的意思，她写道，这个词 “在阿富汗文化中用来描述出卖者”。这里的许多阿富汗人也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叛徒的人，他们去阿富汗为美国军队担任翻译。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远远没有达到统一。不久前，达比帮助成立了一个由五个阿富汗团体组成的团体，该组织在波帕尔阿富汗联盟的领导下，获得了一笔小型的州政府拨款，以解决该社区的心理健康问题。但事实证明，联盟成员之间的内讧如此激烈，以至于花了近三年时间才理清每个团体的角色和资金份额。一位观察家感叹道，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团体都是 “互相掐架”的。当地警察对这个神秘、多疑的社区小心翼翼，他们在阿富汗的经历使他们对执法部门感到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警察与阿富汗人的冲突涉及弗里蒙特警察局长克雷格·斯特克勒所说的 “文化”问题。他记得，在他担任局长后不久，一帮年轻的阿富汗人试图将巡逻的警察赶出他们所谓的 “部落土地”。他说：”我们不得不花一些时间重新教育他们，不，实际上，这是我们的领土，他们必须尊重我们的法律。社区团体阿富汗老年人协会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纳吉亚·哈米德(Najia Hamid)说，对妇女的家暴与虐待与日俱增，但阿富汗人抗拒报告此类事件。斯特克勒补充说，同理，虐待儿童也是如此。阿富汗人常常惊讶地发现，他们认为的普通的管教行为在美国可能是一种犯罪。阿富汗帮派也让警察很忙。有一个帮派的成员自称SAG，意思是 “拯救阿富汗女孩”，他们通过殴打和骚扰试图与她们约会的非阿富汗人，来保护年轻阿富汗妇女的荣誉。局长斯特克勒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他和设在奥克兰的联合反恐工作队（JTTF）都不愿意讨论的问题：他们监测阿富汗社区的激进化迹象的努力。至少有两个消息来源说，以联邦调查局为首的特遣部队正在调查阿拉米达县的几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居民，特别是被认为与纳吉布拉-扎齐（Najibullah Zazi）友好或有关系的年轻人。去年早些时候，一个25岁的阿富汗出生的普什图人和归化的美国公民扎齐（Zazi） 承认了与基地组织密谋在纽约市地铁系统实施多起爆炸事件。扎齐在皇后区而不是加州长大。但是，据说受到JTTF监视的阿富汗人之一是扎西的众多表亲之一，据说在扎西前往纽约实施袭击时，一位湾区居民曾与他联系过。更广泛地说，JTTF一直在努力评估有多少阿富汗年轻人可能容易受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诱惑。使任务更加复杂化的是，很难将潜在的危险激进分子与那些更常见且非暴力的，只是对伊斯兰教感兴趣而被吸引来的人区分开来，现在每周五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中心都充满了这种群体，特别是年轻的阿富汗人。例如，最近由阿富汗文化协会主办的关于伊斯兰教在现代美国生活中的作用的辩论，吸引了300名听众，其中许多是年轻人。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Cal State–East Bay)的校长穆罕默德·卡尤米（Mohammad Qayoumi），负责管理大学3亿美元的预算，在学校放假期间会飞往阿富汗给卡尔扎伊政府提供建议。他对阿富汗年轻人的未来感到了担忧。作为阿富汗社区杰出的成员之一，卡尤米将社区的第二代移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他所称的 “单一语言 “的人，会说英语，但只会说普通的达里语或普什图语。“双语者”，在阿富汗和美国的世界中都很活跃。而第三类人只说 “半种语言”：由于从未真正学会他们父母的母语，他们也没有学会在美国社会中生存。就像其他许多在语言和文化上被搁浅的流亡者一样，他们常常流向该地区的地下犯罪 —枪支，毒品和帮派。卡尤米说，普遍的疏离感意味着这第三类人中 “有可能出现激进行为”。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背景感到好奇，渴望在一个他们知之甚少的社会和宗教中扎根，因此很容易被武装分子招募，向他们灌输专制、不包容的伊斯兰教品牌。武装分子将这种解释描绘成真实的阿富汗人，为新兵提供他们所寻求的归属感。在弗里蒙特出版季刊的法兹尔·加尼·莫加迪（Fazl Ghani Mogaddedi）与卡尤米有同样的担忧，不过他的分析略有不同：他认为第一代难民与他们同化程度更好的儿子和女儿之间存在冲突，这些子女中许多人甚至从未去过阿富汗。莫加迪说，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遗产的好奇心常常促使他们寻找身份。结果，一些人接受了他所说的“伊斯兰教浮于表面的装饰(superficial trappings of Islam)”，或者更糟糕的是，对其信仰的暴力解释。“我非常担心年轻人的激进化，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个社区。”这种激进化究竟会发生在哪里？卡尤米说，该社区的十来个清真寺，大部分是逊尼派，并没有帮助该地区的阿富汗人获得政治声音和身份。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人类发展研究和社会学教授法里德·尤诺斯（Farid Younos）也认为，虽然当地的清真寺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精神作用”，但大多数 “倾向于坚持宗教而不是政治问题，尽管政治和宗教在伊斯兰教中是分不开的。” 几位阿富汗人说，在20世纪90年代，位于附近海沃德(Hayward)的Zaytuna研究所以培养激进主义而闻名，其代表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其大部分领导层不是阿富汗人，而且其最近的精力都用于在伯克利开设一所穆斯林学院以培训伊玛目。无论如何，当地和纽约的执法官员都说，大多数清真寺不再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主要中心。纽约警察局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上的资料和来自同龄人群体的压力也同样强大。在美国，由激进化导致的 “本土”恐怖主义问题是执法官员越来越担心的一个问题。根据纽约大学法律和安全中心的一项新研究，自9/11以来被起诉的50个最引人注目的恐怖主义策划中，近1000名被告中有81%是本土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在今年被起诉的人中，有一半以上是美国公民。一位专家说，一个深陷困境的社区，在对所在国的忠诚和对阿富汗的忠诚之间纠结；年轻一代与父母疏远 — 这些都是激进化的 “基石”。大多数阿富汗裔美国人只是在寻求更安全、更富有的生活，就像他们之前的几代移民一样。但警方担心，小部分极端主义可能会藏在这一社区的茧房中未被发现。这位专家说，正如扎齐案所显示的那样，”你只需要两三个激进分子就能煽动恐怖袭击。”结语
阿富汗社区，和其他亚裔社区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除了有因为战争创伤造成的PTSD以外，因为缺少能参政的代言人，他们的声音常被社会主流视而不见，也被认为是“永远的外国人”。而且因为有东方人比较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对于社区内部的一些问题，比如吸毒，自杀，家暴，虐待儿童等社会问题，也不太会被外界关注到。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afghans-fremont-13329.html?fbclid=IwAR3i5UsUSuA1jgriWcE1pOP3bF4OGno2vo31eBnnXBpsQRNaxIroB7CyF5Ehttps://www.ktvu.com/news/bay-area-afghan-community-emotional-over-taliban-takeover-of-kab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