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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凯│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
作者简介：
王学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基于产业实体性、产业创新性、产业融合性、产业绿色性、产业开放性、产业安全性、产业支撑性等7个维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12-2022年31个省区市数据测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2012-2022年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形成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引领，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交错发展的态势；分维度看，除了产业开放性水平有所下降，产业安全性水平上升有限，产业实体性、产业创新性、产业融合性、产业绿色性、产业支撑性水平都有一定程度上升；分差异看，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总体差异震荡下降，东部和东北、中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震荡变大，产业实体性、产业开放性、产业安全性的地区差异上升，地区间差异是最主要原因。
关 键 词：现代化产业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差异 时空演变
基金项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3年度一般项目“全面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与实践进路研究”（项目编号：2023YB024）。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层面的直接体现。从中共十七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到中共十八大“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再到中共十九大“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等重要论述，都为新时代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如何测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并揭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对于正确认识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在学术界和政策界，最初的产业体系主要指三次产业结构。从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到现代产业体系，再到现代化产业体系，蕴藏着理论逻辑的演变和实践探索的深化。 从定性研究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呈现一定特征。其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独立自主性。根据产业分工理论，“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沿着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中心—外围”的产业分工体系，后发国家不可避免地沦为“世界组装车间”，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Cramer，1999）。尽管中国企业广泛融入世界生产体系，但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价值链低端（Steinfeld，2004），现代化产业体系首先就是要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产业依附。特别是当前发达国家对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实行“卡脖子”，要从“要素—主体—结构—制度环境”等维度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白雪洁等，2022）。其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系统整合性。凭借大型企业拥有的核心技术与品牌，发达国家可以大力整合与协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活动，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系统整合者”（Hobday等，2005），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后发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所谓“瀑布效应”（Nolan等，2008）。中国要通过知识积累，实现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的协同，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刘明宇和芮明杰，2009）。其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供需平衡性。中国现行的产业体系存在“结构性陷阱”问题，从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看，走出“结构性陷阱”既要靠重大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创新（Abernathy和Utterback，1978），又要靠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所带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消费（芮明杰，2018），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其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高质量特征。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注重产业联动发展、产城互动发展，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合作开放与产业化融合发展，更加注重产业发展的绿色低碳和民生导向，核心机理在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3种要素互补互促，共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杜宇玮，2019），同时还注重数字经济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姜兴和张贵，2022）。其五，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深度融合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内结构、组织、业态三者优化的统一（王国平，2012），是产业网络化、产业集群化、产业融合化的深度交织，表现为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的产业网络系统（刘钊，2011），由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金融体系、政策体系等共同构成。 从定量研究看，可从多个维度测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第一个维度是基于分行业的测度。以工业现代化为例，陈佳贵和黄群慧（2003）认为工业增长效率、工业结构和工业环境是工业现代化标志，并对15个工业行业进行测度（陈佳贵和黄群慧，2009）。第二个维度是基于官方的政策导向。中共十九大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4个方面论述产业体系，并在“十四五”规划中得以延续，学者们选择不同指标测度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水平（邵汉华等，2019；林木西和王聪，2022）。第三个维度是基于学者的研究侧重。有的学者侧重产业链现代化，从产业结构、产业协调、产业融合、产业创新现代化（毛冰，2022），或从数字化、韧性、创新、绿色和安全（姚树俊和董哲铭，2023）进行测度，还有的学者侧重长期性（范合君和何思锦，2021）。学者们就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果，但在内容上还存在3个不足：一是早在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并制定了《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代表的产业融合性，理应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但已有研究相对欠缺；二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绿色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包含绿色发展理念，已有研究对产业绿色性的涉及较少；三是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愈发重要，已有研究对此涉及更少。本文以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为基础，将产业的融合、绿色和安全考虑在内，从产业实体性、创新性、融合性、绿色性、开放性、安全性、支撑性共7个维度，选择32个指标测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方法系统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测度基础
1.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产业结构概念的泛化与滥用，理论界和政策界提出了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这既继承了经典产业结构研究中的长期性、内生性和动态性等合理成分，又拓展了经典产业结构，表现在产业结构多维性、分工形式多样性、产业边界模糊性等3个方面（贺俊和吕铁，2015）。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概念，一方面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性，另一方面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突出创新引领性、强调安全韧性、注重开放竞争性、实现发展可持续性。中共二十大特别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对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2023）。 基于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选取产业实体性、创新性、融合性、绿色性、开放性、安全性、支撑性共7个维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来说：一是产业实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二是产业创新性，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三是产业融合性，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四是产业绿色性，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可持续性，绿色低碳发展是产业转型的必然趋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五是产业开放性，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只有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才能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六是产业安全性，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习近平，2020）；七是产业支撑性，既要有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又要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总的来说，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简洁性等原则，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由7个一级指标、32个二级指标构成。2.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数据与测度方法
（1）评价指标与数据说明。关于产业绿色性，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电力消费量、工业用水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越大，说明产业的绿色性越低。关于产业安全性，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占比较高，将资产进行变现、转移的难度较低，不太有利于产业安全性；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从防风险的角度看，也不太有利于产业安全性；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比较高，说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没有走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产业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等面临挑战。因此，节电成效、节水成效、废水减排、废气减排、资产流动性、资产负债率、利润集中度等7个指标，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为负向影响，其他指标均为正向影响。
数据来源方面，选择全国及31个省区市2012-2022年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产业融合性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一研究所），依托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指数（2013-2016年、2019-2022年），其中2019年对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评估体系进行优化，分层指标及算法对应调整，但数据整体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假设2012年指数与2013年相同，2017年、2018年指数根据2016年、2019年指数等额递增折算。部分省区市的个别年份数据缺失，采用合理方法进行折算。
（2）测度方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是核心问题，与主观赋权法相比，客观赋权法根据指标在不同评价对象上的数据信息或数据变动情况，确定指标在指数中的权重。熵权法排除人为干扰因素，根据指标的熵值大小进行赋权，反映了指标与均值或理想值的差异程度，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首先采用极值处理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选择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将二级指标的指数进行累加，可以得到一级指标的类别指数，进一步累加可以得到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数值越大，说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水平越高，反则反之。三、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测度结果
1.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水平
从整体看，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呈平缓上升趋势。从绝对数值看，2012年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为0.3174，2022年升高至0.4266，这中间每一年水平都较前一年略有增加。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别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最基础的优化产业结构，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再到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呈现出全方位、高质量的特点。从相对增速看，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波动不一。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经济更多追求高速增长，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解更侧重数量方面的调整，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增速也相对较高；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更加追求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叠加2018年开始的中美经贸摩擦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增速相对下降，不过仍保持正的增速。 从个体看，各省区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具有差异性。从绝对数值看，北京、上海、天津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2012-2022年平均值）排在前3位，分别达到0.5009、0.5006、0.4917；广西、贵州、黑龙江、云南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排名靠后，分别为0.2931、0.2973、0.2982、0.2987；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广西，二者相差0.2078。从相对增速看，2012-2022年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年均增速为3%，河北等18个省区市年均增速都超过3%，北京等13个省区市年均增速低于3%，西藏年均增速最高，达到5.8%，辽宁年均增速最低，只有1.63%；年均增速排在前3位的是西藏（5.8%）、宁夏（5.07%）、贵州（4.76%），这3个省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绝对值都不是很高，低于全国平均值；北京和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以及广东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相对较高，分别对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大区域，河北、安徽、广西也分别属于这3大区域，但这3个省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相对较低，表明可能存在“虹吸效应”，即诸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区域龙头，对周边城市会产生虹吸效应。2.分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
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大地区各省区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平均值作为该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可以发现一些特点。一是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一直较高。2012-2022年，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一直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也高于全国。由于资源禀赋、交通便利、政策优势等，东部地区一直引领中国产业发展、产业转型、产业体系优化，因而其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较高。二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均有不同程度上升。2012年以来，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从0.2891上升至0.3984，年均增加3.26%，西部地区从0.2691上升至0.3867，年均增加3.69%，东北地区从0.2955上升至0.3571，年均增加1.91%。三是东北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相对落后。2012-2014年东北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仍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但2015年中部地区、2016年西部地区分别超过了东北地区，此后东北地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排在4大地区的末位，这既有发展转型的冲击，又有内生动力不强的制约。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东北地区总人口较十年前减少1101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6.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无法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有力支撑。3.分维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
将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进行分解，可以看到不同维度的变化情况。产业实体性方面，产业实体性水平从2012年0.0563上升至2022年0.0857，年均增长4.2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启示就在于，要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中国产业实体性水平较此前有了更大幅度的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工业化的逻辑（任保平和张倩，2020），要以工业化扎实推进产业实体性。产业创新性方面，产业创新性水平从0.0235上升至0.0266，年均增长1.27%。中共十八大以来，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不断发挥创新在产业中的关键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由于创新的周期较长、要求更高，所以产业创新性水平的增速相对低于产业实体性水平。产业融合性方面，产业融合性水平从0.0337上升至0.0719，年均增长7.88%。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要求，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当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之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就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产业绿色性方面，产业绿色性水平从0.1163上升至0.1264，年均增长0.83%。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将绿色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要内容，推进产业绿色发展是重要要求，不过由于存在发展惯性，从认识、把握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仍需要一个较长时期，产业绿色性水平增速并不是很高。产业开放性方面，产业开放性水平从0.0289下降至0.0242，年均下滑1.7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2018年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同时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外部和内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产业开放性水平有所下滑。产业安全性方面，产业安全性水平增长极其有限，从不到0.0312上升至0.0312，这其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产业安全性水平（0.0310）较2019年（0.0316）还有所下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一直存在，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以及跨国公司更加主动考虑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导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为突出。产业支撑性方面，产业支撑性水平从0.0275上升至0.0605，年均增长8.22%，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下，中国对产业的金融、人才、财政等支撑力度较大，因而产业支撑性水平增长较快。总的来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推进要素资源商品协同（刘志彪，2023）。分地区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分维度的变化情况。产业实体性方面，东部地区产业实体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实体性水平基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东北地区产业实体性水平年均增速只有1.77%，在4大地区中增速排名末位。产业创新性方面，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随后，西部地区排在末位，不过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速分别为7.41%、7.01%，高于东部地区4.55%、全国平均水平1.27%的增速。产业融合性方面，东部地区产业融合性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融合性水平基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东北地区产业融合性水平在2012-2016年与中部地区不相上下，但随后出现下滑，2019-2022年只能与西部地区大体相当。产业绿色性方面，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绿色性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产业绿色性水平年均增速达到2.06%，在4大地区中增长最快。产业开放性方面，东部地区产业开放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开放性水平大体相当但低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产业开放性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不过西部地区产业开放性水平保持年均0.64%的正增长，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开放性水平都有不同程度下滑。产业安全性方面，西部地区产业安全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年均增速达到0.69%，也高于全国0.02%的年均增速，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安全性水平有的年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年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中部、东北地区产业安全性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年均分别下降0.84%、2.75%。产业支撑性方面，东部、西部地区产业支撑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产业支撑性水平在许多年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产业支撑性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过中部地区产业支撑性水平年均增速较高，达到12.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22%）、东部地区（7.52%）、西部地区（8.59%）、东北地区（7.46%）。四、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为研究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借助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方法，对总体差异、组内差异、组间差异进行分析。基尼系数越小，说明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地区差异越小。本文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大地区1.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来源
总体差异及地区内差异。从全国平均水平看，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总体差异震荡下降，从2012年0.1039下降至2017年0.0864，此后又上升至2021年0.0934，到2022年又下降为0.0887。中国采取了许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但2017年开始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各地区的内部差异来看，基本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特点，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诸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区市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东部地区其他省区市与之差距相对较大；西部地区内部差异相对平稳，大致保持在0.06上下；东北地区内部差异变化较大，最高为0.0528，最低为0.0252，主要是黑龙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波动较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相对平稳，且差异较小，基本保持在0.02之内，说明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对平衡。 地区间差异。4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区间差异震荡变大，包括东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尽管中间有反复，但总体上地区间差异分别从0.1291上升至0.1636、0.0425上升至0.0573，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另一类是地区间差异震荡变小，包括东部和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和东北地区，尽管变化幅度不大，但地区间差异仍有一定程度的变小，这说明统筹推进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东北振兴见效相对缓慢。 地区差异来源及贡献度。从差异来源看，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超变密度的贡献大致为2∶7∶1，其中地区间差异最大贡献为74.14%，最小贡献为62.67%，说明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谋划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5大区域重大战略，其中3个区域重大战略在东部地区，虽然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重大战略横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但仍未形成有效的发展合力、协调均衡机制，而东北振兴战略与其他区域重大战略的联系、协调相对较弱，因而地区间差异仍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差异的最重要原因。2.分维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来源
总体差异。各个维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地区差异大小不一，但从时间趋势看，大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地区差异变大，产业实体性、产业开放性、产业安全性的地区差异分别增长了17.03%、7.32%、44.33%，主要原因在于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部分地区的产业开放和安全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另一类是地区差异变小，产业创新性、产业融合性、产业绿色性、产业支撑性的地区差异分别下降了11.51%、22.29%、67.44%、36.7%。中国大力推进创新，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绿色发展，加大产业的各项支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绝对值看，产业开放性和产业创新性的地区差异比较大，特别是从城市维度看，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李彦龙和毕钰，2023）。 地区内差异。产业实体性方面，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内部差异都有不同程度下降，但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有所上升，升幅高达44.7%。产业创新性方面，东部、东北地区内部差异略有下降，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分别上升24.4%、14.78%。产业融合性方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异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东北地区内部差异上升33.18%。产业绿色性方面，所有地区内部差异都有所下降，其中西部、东北地区内部差异分别下降68.52%、75.48%。产业开放性方面，东北地区内部差异有所下降，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有所上升。产业安全性方面，东部、东北地区内部差异分别下降11.24%、79.75%，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则分别上升89.15%、44.86%。产业支撑性方面，中部地区内部差异上升47.14%，东部、西部、东北地区内部差异分别下降33.07%、25.81%、89.21%。 地区间差异。产业实体性方面，除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间差异有所下降，其他地区间差异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产业创新性方面，东部和中部、东部和西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分别下降27.25%、12.44%、18.39%，中部和西部、东部和东北、中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分别上升11.43%、3.39%、55.96%。产业融合性方面，东部和东北、中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有所上升，东部和中部、东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有所下降。产业绿色性方面，所有地区间的差异都有很大程度下降，降幅60%~72%。产业开放性方面，东部和中部、中部和西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有所上升，东部和西部、东部和东北、中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有所下降。产业安全性方面，所有地区间差异都有所上升，西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上升最大，升幅高达137.9%，中部和东北、中部和西部分别为91.37%、87.27%。产业支撑性方面，所有地区间差异都有所下降，中部和东北、东部和中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差异分别下降73.48%、48.48%、46.27%。 地区差异来源及贡献度。产业实体性、产业创新性、产业融合性、产业绿色性、产业开放性、产业安全性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地区间差异贡献度基本超过了50%，产业创新性的地区间差异贡献度甚至超过了70%，说明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重点关注地区间差异。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2012-2022年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形成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引领，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交错发展的态势。分维度看，除了产业开放性水平有所下降，产业安全性水平上升有限，其他方面都有一定程度上升。分差异看，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总体差异震荡下降，东部和东北、中部和东北地区间差异震荡变大，产业实体性、产业开放性、产业安全性的地区差异上升，地区间差异是主要原因。由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是实施产业协调发展战略。在实施各类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时，要优先将产业协调作为重点，从产业链视角谋划区域布局，推动产业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抓手，在产业实体性、产业创新性、产业融合性、产业绿色性、产业开放性、产业安全性和产业支撑性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二是推进产业要素均衡流动。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产业要素均衡流动。一方面，以市场机制推动产业要素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劳动、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充分挖掘各类要素的潜力。另一方面，用政府调控推动产业要素均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产业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政府应做好引导、引流，激发各地方的发展活力。 三是统筹产业发展和安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统筹产业发展和安全。其一，以科技自立自强“补链”。发挥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政金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其二，以数字经济“强链”。数字经济为产业发展和安全提供新机遇，既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又要推进数字产业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强化产业发展、保障产业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三，以产业链图谱“延链”。延长产业链是提升产品层次和附加值的必然要求，要精准刻画适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产业链结构图谱、链主企业之间的网络图谱、关键技术路线图谱、资源图谱和人才图谱，夯实产业发展和安全的基础。 [责任编辑：侯祥鹏]为适应微信阅读，内容有所删减，原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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