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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曾 詹姝珂│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王仁曾 詹姝珂 现代经济探讨
2024-09-04


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7期

作者简介:

王仁曾,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詹姝珂,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绿色金融 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 绿色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市场结构演进、效率变迁及金融稳定性演化研究”(编号:19AJY025)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特征格局下,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是推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更宽、要求更高的质量状态(任保平,2018),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能够有效赋能经济体制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形成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近年来多项规划文件先后提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要求。《“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到,“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2022年8月通过的《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指出要加大工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技术,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依托,绿色金融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模式能否为经济发展高阶段提供重要动能?这一问题关系到金融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构建和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支持技术创新,那么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能否协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有必要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机制。现有文献多侧重于数字普惠金融(姜松和周鑫悦,2021;马黄龙和屈小娥,2021)或绿色金融(史代敏和施晓燕,2022;周琛影等,2022)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独立效应,鲜有文献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这些问题有利于在低资源环境成本下推动经济社会高效益发展。
  本文尝试聚焦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交叠机理,解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提出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协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假说。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检验了理论推论。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不仅考察了两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还考察了其传导机制,对现有研究形成补充。第二,参考现有文献并结合中国国情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系统性地构建了绿色金融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准确性。第三,在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特征下,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科学论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作用的空间影响,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普惠和绿色金融全面协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崭新经验证据,对可持续增长理论的文献脉络具有边际贡献。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说

  1.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引领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第一动力(刘志彪,2018),有助于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生产要素报酬递减”和“资源瓶颈”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绿色金融作为金融部门践行“金融为民”的重要价值取向体现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完善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与绿色信贷资源倾斜等政策能够为具有较大风险的绿色产业新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王馨和王营,2021),有效缓解绿色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投资资金缺乏等问题,通过降低治理成本激发绿色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何凌云等,2019),实现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文书洋等,2022)。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在宏观上需要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转变,绿色金融能充分发挥杠杆效应形成“结构红利”。一方面,绿色金融对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将有助于推动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此外,市场资金向绿色产业的转移将提升“两高一剩”行业的融资成本(史代敏和施晓燕,2022)。在严峻的生存形势下,“两高一剩”产业将缩减产业规模或予以企业技术革新。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向绿色化、合理化、高端化转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Salazar,1998;谢婷婷和刘锦华,2019;王志强和王一凡,2020)。

  由上可知,绿色金融作为一项支持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已成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新动力新引擎。但在全球绿色金融业发展中,中国起步较晚。尽管自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指导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中仍旧存在绿色金融产品不丰富、绿色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使得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外部性环境投资作用有限。数字金融作为新兴技术与金融深入融合形成的一种全新金融业态,能够打破传统金融藩篱,为绿色金融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注入新元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崛起作为绿色转型的动力和重要内涵,有助于推动经济从高投入、高产出、高耗能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低耗能、低成本、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作为我国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本文进一步从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协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受限于绿色技术的高创新成本,我国在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进程中面临着技术障碍和资金短缺问题。而随着中国数字金融体系规模的持续扩大,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在ESG投融资、全国碳市场交易、绿色建筑等多个节能、清洁能源场景进行创新融合,有力地推动了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和创新(黄卓和王萍萍,2022)。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可为绿色产业新技术研发活动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缓解绿色技术创新融资难题(万佳彧等,2020)。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区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有效简化了传统金融体系下程序化、复杂化的绿色金融服务流程,通过缩短各个环节的审批时间有效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效率,快速对绿色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进行绿色认定和评价。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为企业提供了畅通的融资渠道和良好的金融环境,对完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路径,降低治理成本起到了重要助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2:

  H2: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拓宽了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家“双碳”目标背景下,政策向低碳产业的倾斜有助于激活长尾资金向绿色金融行业流动,培育绿色产业及相关新产业发展。相比于落后产业和高污染产业,绿色产业具有高增长潜力和低政策风险(王遥等,2016),金融所固有的逐利性和避险性进一步驱使金融机构增加对新兴技术密集型、低碳型产业的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蒋长流和江成涛,2020)。其次,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其发展能够推动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场景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为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提供海量数据和算力支持,催生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与创新。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有助于推动客户的绿色储蓄和绿色消费,绿色消费需求端与绿色金融供给端形成合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流入绿色低碳领域,共同促进实现低碳转型。此外,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保证了资金的流向和用途公开透明,监测绿色信贷等资金流向绿色环保型产业(黄卓和王萍萍,2022)。随着资金流向的不断变化,高污染行业迫于生存压力,一方面会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转型,另一方面会推动高技术或低耗能等新型产业的发展,通过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张婷等,2022)。对此,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说3:

  H3: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

  (略)

四、实证分析

  (略)

五、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略)

六、进一步研究

  (略)

七、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聚焦“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在低资源环境成本下推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域样本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计量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能够协同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更换样本区间、增加控制变量、引入工具变量等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结果保持不变。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能够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程,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

  针对以上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推进地区绿色金融机构数字化进程,以协同效应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助力作用,如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对各类贷款项目进行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记录绿色低碳项目来源与识别认定过程,推动各类项目对绿色、节能减排等绿色新技术的支持,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优势作用。第二,优化区域间要素资源配置,缩小地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差距。中国要逐步健全信用评级等市场中介组织机构发育水平,通过发挥市场中介组织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优势作用,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同时地区要加强创新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通过激励数字金融进行信贷融资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并疏通金融服务渠道,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弱项。第三,推动地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色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当前金融机构内部绿色金融业务部门与金融科技部门融合不够,绿色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缺失。各级政府需要在加快欠发达地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加强绿色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深入推进科技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助力作用,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在新征程上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张震】

 

  为适应微信阅读,内容有所删减,原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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