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期

理解与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哲学解读

     以大历史观的哲学自觉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维前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不仅赓续五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根脉，而且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正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源于“道路之新”，即源于对西方式现代化、旧中国道路模式的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同样需要溯源如何对于西方式现代文明的超越。我们的语义分析必须从“现代”与“现代性”的历史演化入手，由此进展到何谓“现代文明”的演化逻辑，阐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果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表达和理论旨归。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大历史观揭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根脉魂脉、主要功能和运行规律，谱写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是我们时代的使命。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向度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理论范式方面坚持“主体间性”的关系论，实践原则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价值诉求则指向“世界历史”。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理论向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唯物史观的关系论视角，从主体间性的层面阐释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实践向度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现实基础；就价值向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体现了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价值指向。

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指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创造的文化生命体，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论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指向在于，以“两个结合”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正确方向，以“文化双创”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底蕴，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立自强，以批判性地吸收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凸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放包容，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价值。

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制度的建立和演进论析

     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制度的建立和演进，经历了从民主制，到集中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创建，再到民主集中制创新发展的三个时段。第一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建立了政党的民主制；第二时段，列宁先是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内择定了集中制，尔后把集中制和民主制相结合，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建了民主集中制；第三时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传承、坚持并创新发展了民主集中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民主制是一个首创，它包含“民主的权利”和“民主的集中”两大部分，奠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石。列宁择定和实行的集中制，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行使的高度集权，具有适应斗争环境需要的积极作用。列宁创建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两种形态，其最终形态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制，但又极大地增添和丰富了“民主的权利”和“民主的集中”两大部分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作出重大的贡献，取得了七大创新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制度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最坚定、最持久、最彻底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得到了最广泛、最深入、最全面的发展。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学，是构筑世界上独特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论探索，也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的实践探索。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与实践，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党的执政学、党的社会工作学、党的组织工作学、党的宣传工作学、党的统战工作学、党的纪检工作学等。建立建设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必须做好三项重点工作：一要建立一支熟悉党务工作实践的研究队伍；二要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特别是大党独有的执政难题；三要加强对域外执政党，特别是执政时间较长的政党的经验和教训的研究。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时代使命。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历史基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体现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经济学领域内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是构建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需要基于中国经济实践和传统经济思想开展理论创新，根本上是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非常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阐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这些典故的运用，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机结合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典故的运用，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和自信，从中国古代盛世探寻法制在治国中的重要性，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弘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理论贡献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化与发展

——以“五对关系”为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立足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传统法文化智慧重新焕发蓬勃生命力。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元素，可以通过政治和法治（政法）、人和法治（人法）、此法和彼法（法法）、道德和法律（德法）、自然和法治（道法）五对关系的视角进行理解和把握。

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首创的新质生产力，是对新科技革命转化的生产力的高度概括。它不仅具有实践上把握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指导作用，而且还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创新的术语革命的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术语革命，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新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使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术语革命的性质。在进入21世纪的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需要进行新的术语革命，新质生产力以其反映21世纪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新特点，应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新的术语革命。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方向及着力点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产生顺应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含义，认为“新”表现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要素结合方式，“质”体现为高质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动能，二者引发生产方式的更新和发展效果的质变。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具备正确认识其新质态、创造人才发展的有利环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这不仅能有效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更能够实现全国范围内生产力的飞跃。由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在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

     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需要回到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逻辑，从技术形态、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生产力演进三个层面，探寻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通过对劳动过程的剖析解构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并分析其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影响；最后考察经济制度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及其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形成的生产力，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需的一类生产力，要融合提升传统生产力，展现新时代新活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将对新时代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为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动力不仅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还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独有优势和根本保障。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人口规模对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方面影响，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结构、经济规模、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四个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力资本规模优势，但也面临人口结构转换问题；其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再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治理能力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进一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以优化人口发展应对人口结构转换问题，要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要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要以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以适应复杂治理场景。

以数字技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基于健康人力资本的跨国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了数字技术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逻辑机制，并采用全球118个国家1990—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结合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从人口“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健康预期寿命，进而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其作用途径主要通过提高政府卫生支出效率、提升数字健康素养、增加闲暇时间和促进环境改善四个路径来实现；数字技术在改善健康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密切相关。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认为应加大医疗技术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技术攻关，实现现代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大数据、医疗全流程、医疗健康行业相关方多要素融合，创新中国式精准医疗发展模式。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农业转型与资本积累

——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

     罗莎·卢森堡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的农政思想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梳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中，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被视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而卢森堡关注的是传统农业和农村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关键地位及其内含的矛盾。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政思想主要强调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支配性影响和后者逐渐被资本化的变迁方向，农业农村往往处在一个被动的、被改造的地位。卢森堡农政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刻依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领域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位置。但这种资本积累的实现路径对于传统农业农村有很大伤害，也最终会激化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实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编者按：2024是布拉格犹太德语作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逝世100周年。全球卡夫卡学界和读者都在关注、思考、言说、书写卡夫卡，正在掀起一股重读卡夫卡作品的热浪。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写道：“卡夫卡是20世纪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他逝世后近100年间，他对混乱的、个体难以理解的现代世界中人类的存在和命运独一无二的看法，让全世界范围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深感不安……卡夫卡已经远远跨出了自己深爱的布拉格和中欧边界，成了世界级的文学巨匠，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我们时代的知识氛围。” 英国诗人奥登也曾评价他：“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得到某种与焦虑、恐惧、不安相抗衡乃至共存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属于全世界，全世界需要卡夫卡，当今这个面临诸多焦虑和困惑的社会更需要卡夫卡。故在此特刊出三篇卡夫卡研究论文，以志纪念。

曾艳兵《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非人类叙事》一文，探讨了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非人类叙事问题。我们此前更多地关注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类叙事，对于卡夫卡小说的非人类叙事显然关注研究不足。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预言和寓言作家，卡夫卡不仅是人类叙事的卓越代表，也是非人类叙事的探险者和领路人，在这个崭新的领域卡夫卡依然会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话题。赵山奎《卡夫卡〈论寓言〉及其先驱》一文，解读卡夫卡的短篇名作《论寓言》，以及卡夫卡写作过程的“寓言性展示”，乃至于卡夫卡人生及创作的“寓言式结构”，读来饶有趣味而又寓意深远。王晓林《“被中介化的人”：论卡夫卡小说中的媒介化人物》一文，从媒介学角度出发，重新定义了卡夫卡小说中媒介化人物的类型、话语、行为、活动，探讨了卡夫卡对媒介技术和存在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颇具现代性意义的话题。卡夫卡的作品犹如他穿越时空派遣过来的“信使”，传递着卡夫卡的思想和声音，而这也正是成千上万喜爱卡夫卡的读者所等候和期盼的。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非人类叙事

     近年来非人类叙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话题。20世纪最杰出的预言和寓言作家卡夫卡，不仅是人类叙事的卓越代表，也是非人类叙事的探险者和领路人。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涉及他的中短篇小说。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通过动物叙事来完成，变形叙事也是卡夫卡的重要叙事方式和手段，物叙事则是卡夫卡的卓越创造和独特贡献。鉴于以往我们对卡夫卡的人类叙事作品关注和研究较多，对非人类叙事作品重视和研究尚显不足，尤其对这类作品的叙事特征和价值研究不够，因此，集中探讨和分析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艺术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卡夫卡的研究领域，对于叙事学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卡夫卡《论寓言》及其先驱

     卡夫卡短篇名作《论寓言》既是其文本“寓言性”的展示，也是其写作过程的“寓言性展示”，以及内在于文学世界的“文学—现实”之不确定二元关系这一“寓言式结构”的说明，可视作“元寓言”“最后的寓言”或“关于寓言的寓言”。在这一寓言提供的视野中，寓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转化、彼此依存；文学对现实进行解释与转化以及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与转化之生生不息驱动力，皆来自于这一寓言结构。从比较文学渊源学及语文学角度来看，卡夫卡这一作品及其所包含洞见的“先驱”，可被追溯至古代中国的庄子与古代希腊的欧里庇得斯，由此，内在于古今文学关系之“古—今结构”的寓言性可得到阐明。

“被中介化的人”：论卡夫卡小说中的媒介化人物

     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存在于高度中介化的环境，并且始终处于“被中介化”进程之中。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可以重新定义卡夫卡创作中某些重要意象、物象、形象和人物话语、行为、活动，也可以合理地揭示并解释卡夫卡作品中不自知的媒介化人物的行为及其根本原因。《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作为旅行推销员被中介化为“移动人力媒介”，《失踪者》中的卡尔作为电梯工被中介化为“媒介工具之媒介”，由于看守、门警和信使的存在，《在法门前》中的乡下人和《诉讼》中的约瑟夫·K.以及《城堡》中的K.无法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都在与媒介化人物而不是直接性的人打交道。卡夫卡笔下的媒介化人物最终导致存在主体成为“被中介之人”，使得主体的生活、生存乃至存在被中介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题同释异：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再研究

——以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是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从华北抗日根据地来看，它提出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实施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甚至存在着诸如漠视生产与不敢发展生产等心理。为了使各界人士的认识与自身愿望趋于一致，中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思想上的导引和动员，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经过多措并举，中共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士的生产情绪普遍提高，生产运动组成队伍不断扩大，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生产运动中的不足也仍然存在。亦即，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绩效与不足共存。

【网络编辑：姜新旸】

【审     核：房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