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15本历史社会学获奖专著的万字介绍，均无中译本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9月28日
一、帝国研究转向
二、国家的文化形构
三、拓展马克思主义传统
四、学科历史与理论
五、个人传记的社会想象
六、微观取向的多种取径
说明：
第一，我没有局限在美国社会学会的比较历史分析分会奖项，而是多有参考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分会获奖专著中的历史取向作品。
第二，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奖项已经通货膨胀，提升了可见度，但导致其它学会的奖项反而容易被忽视。比如埃利亚斯学会、象征互动论学会都有自己的奖，也值得参考。如有作品多方获奖，我优先选择“不是比较历史分析分会的奖项”作为标注。
第三，我也没有局限在社会学，也考虑了比较政治学、历史人类学奖项。
第四，这个清单多是考虑目前较新的研究取向，比如帝国研究。传统研究领域（如民族国家形成）就没有收录考虑。
第五，历史社会学也受惠也受限于斯考切波、蒂利等前辈的视野和命题，所以我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等角度的历史分析也纳入进来，因此选择未必符合“主流”历史社会学。
第六，只收了还没有中译本的作品，方便中文语境读者了解。这些都值得翻译引进。期待出版社一起努力。
第七，均是2000年以来出版。但因为撰写此文时为2019年，所以2020-2021年新出版作品，就没有再更新。
一、帝国研究转向
第1本
Barkey, Karen. 2008.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9年美国政治学学会政治与历史分会最佳图书奖
该书集中研究的是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帝国六百年左右连续性的过程中形成、兴盛、衰落、转型的比较性差异。Karen Barkey通过将历史制度主义落实在网络分析之中，指出该帝国早期（尤其是奥斯曼一世和奥尔汗一世）的兴盛，依赖于建立“轴辐式网络”，将地方与社会层面的众多宗教与族群精英和中央政府连接起来，其方式包括和亲联姻、封官晋爵、税收管理等。相较来看，到了多事之秋的18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面临一连串的军事压力和失败的财税制度改革，导致原来的轴辐式网络失灵，国家权力呈现了区域化与分散化的倾向，无法再为帝国的治理网络提供资源和制度后盾。
第2本
Steinmetz,George.2007. The Devil's Handwriting: Precolonialit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 Samoa, and Southwest Afric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最佳著作奖
这本著作反映了美国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注重一手档案、聚焦文化议题、明显受到布迪厄的影响。Steinmetz想要探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非一统的“土著政策”是如何形成的？该书通过西南非洲、萨摩亚、青岛三个案例的比较研究，一方面说明前殖民时期关于殖民地族群话语强有力地影响了后来的政策取向，另一方面说明在此路径依赖过程中，又受到文化、心理与政治三种结构因素的偶连性结合：关于他者的文化观念处在殖民地场域的斗争中、殖民官对于自身在他者世界中的心理认同、殖民官和土著人民间诸种抵抗/合作关系。正如德国在青岛的殖民政策所反映的从种族隔离过渡到差异性交流转型，既来自于前殖民时期德国对中国的矛盾话语（贬低和尊重兼具），也有殖民时期义和团运动消退有关，同时还受到汉学式殖民官的文化资本和想象认同的影响。
二、国家的文化形构
第3本
Göçek, Fatma Müge. 2014. Denial of Violence:Ottoman Past, Turkish Present,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against the Armenians,1789-20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文化社会学分会最佳图书奖
尽管种族大屠杀（genocide）这个词汇发明于20世纪中叶，但是 Fatma Göçek有力地反驳了土耳其当局否认历史上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说法，并论证这种否认的历史模式。 Fatma Göçek认为，土耳其近两百多年来对非穆斯林族群的种族屠杀，是一种“基础性暴力”（foundationalviolence）——由国家接受认可、人民习以为常。因此，尽管Fatma Göçek将这段历史按国家形态和掌权精英的状态分为四个阶段，但其中却有连续性：在每个阶段，当权者都会为种族屠杀另加匹配一个事件，实现对集体暴力行为的正当化。例如，奥斯曼帝国利用1896年亚美尼亚人攻击奥斯曼帝国银行事件以及当时欧洲大国对亚美尼亚的同情，制造出亚美尼亚人作为国家公敌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凭借三百多份回忆录或口述材料，Fatma Göçek在发现背后原因、运作过程的同时，也有力地揭示了集体暴力带来的集体创伤与情感结构。
第4本
Go, Julian. 2008.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Elite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Puerto Rico during U.S. Coloni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文化社会学分会最佳图书奖
Julian Go的研究展现比较历史分析中典型的“分流式”提问：为什么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政治文化同样继承了西班牙的殖民遗产，并随后在美国殖民初期具有相似性，但是在二三十年却分道扬镳：前者实行美式民主，腐败减少；后者仍是裙带式君主、腐败横行？更为紧要的是，历时且异地的从同到异，又基于美国同样的殖民方针：旨在训导被殖民地精英的守护式殖民主义。为了解释这种分流，Julian Go一方面依赖于历史偶连性解释，比如波多黎各经历的经济危机与自然灾难，降低了原有精英的社会控制力，另一方面依赖于实践转向的文化分析，例如同样的美国民主理念方案但是在菲律宾精英和波多黎各精英的理解有所不同、实践也不同。
第5本
Haveman, Heather A. 2017. Magazine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Modernization, Community, and Print Culture, 1741-18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最佳著作奖
尽管从印刷媒介角度理论现代国家的建构，对于文化史和社会史学者早已不陌生，但对于社会学学者却是新鲜题材。相较于从政治经济角度关注美国的国家建构，Heather Haveman则关注北美殖民地时代到内战前夕这段时间里，杂志作为一种公共的物质/象征媒介如何建构了跨越社区（trans-localcommunities）的共享认同。这种认同并没有像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那样消解掉地方认同、创造起源神话，而是通过在宗教、社会变革、经济等团体（如不同教派及其杂志）的生态竞争所发展出来的、联接各个社区的国家认同。不过，尽管Heather Haveman以人口生态学的量化技术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分析，但是在总体结论上并没有超过印刷文化史研究。
三、拓展马克思主义传统
第6本
Steinberg, Marc. 2016. England’s Great Transformation: Law,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经济社会学分会最佳图书奖
关于19世纪英国劳工史甚至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形成的一般论述是：从传统的非自由保护迈向了自由劳动力市场。Marc Steinberg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和波兰尼两方面讨论，发展出自己的同看法。尽管Marc Steinberg承认马克思主义（如Michael Burawoy）对工厂系统中劳动体制的细致分析，但是他认为唯有转向制度经济学，才能解释19世纪这段历史转型中法律制度对于劳动过程与控制的作用。同时，Marc Steinberg也对波兰尼的《大转型》的“双重运动”经典解释提出了商榷。波兰尼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父爱主义体制，让劳动力嵌入其中，但资本主义把劳动力和土地一起加以脱嵌式商品化，并由此进一步导致社会保护力量的再嵌入运动。Marc Steinberg颠覆了波兰尼论点，认为迈向脱嵌的商品化却是工人阶级的自我保护。为了双重修正马克思和波兰尼，Marc Steinberg以19世纪英国三地的陶器业、渔业和商品农业为例，指出主人与仆役法（the Master and Servant Acts）对劳方的不公平，导致资方借助法律诉讼对工人控制。例如，渔业的资方雇佣大量学徒工，并借助该法律让学徒在期满后继续留下来而非外出自由务工以获得更高的薪酬。为此，学徒等工人力量追求“自由得一无所有”，反而是一种保护运动。
第7本
Longo, Stefano, Rebecca Clausen, and Brett Clark.2015.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dity: Oceans,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会最佳图书奖
作为少有的探讨渔业的社会学作品，其历史唯物主义取向展现了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鲑鱼渔业资本主义变迁过程。Stefano Longo等人解释了生态环境—生产技术从相互作用的过程。例如，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传统办法是通过设置有限的陷阱，并在部分季节捕捞，而延绳、围网、拖网渔船技术直接导致捕鱼者打破了社会与文化限制。与其它鱼类捕捉的类似变迁过程一样，这种限制解除的背后，是罐头产业和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的发展，将日本与地中海、英国与哥伦比亚河都紧密联系起来。更值得注意是，Stefano Longo等人还以“技术修复”来发展生态环境—生产技术间的关系：后者不仅逐渐耗尽前者，而且通过技术方式加以修复并继续建立剥夺关系。因此，两位作者探讨了转基因技术如何使得新种比原生鲑鱼的生长速度加快，破坏性重建了自然系统。
第8本
Post, Charles. 2011. The American Road to Capitalism: Studies in Class-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onflict, 1620-1877.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1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会最佳图书奖
Charles Post关注北美大陆从英国殖民时期到美国内战前后的历史，旨在从政治马克思主义角度，挑战和重新诠释了传统命题：第一，在英国殖民时期，美国北部并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当时的殖民地的地主与商人建立了有效的土地垄断，成为英国的间接式殖民管理的支柱。同时，北美的无主之地也逐渐成为独立小农逃避土地商品化的替代选项，并且发展为安全优先的家计经济。第二，在当时的美国南部，尽管种植园经济的最早一批劳工是来自于欧洲的贫民，但很快便被黑奴取代，成为被强制且依附的劳动力，因而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变资本而非可变资本。第三，美国独立后至内战前，联邦政府的集权化（如建立常备军、土地的国有管理）间接扶持了土地投机者，导致在西进运动中新垦农民的成本与债务上升，让原来安全优先的小农不得不转向市场利益优衔的种植业。相较来看，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在转向棉花种植时，尽管在耕作与收割管理上有所提升，但是仍然改变不了黑奴作为不变资本的这个预设，因而棉花种植业发展导致了南方经济的种植园自足化。第四，美国内战反映了北部资本主义和南部的非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成过程中国家/军事的重要性。
四、学科历史与理论
第9本
Borch, Christian. 2012. The Politics of Crowd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1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分会最佳著作奖
这是美国社会学会理论分会的年度理论奖中，少有颁给在欧洲任教以及书写欧洲传统的学者。尽管Christian Borch的论述跨越了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等不同领域，但重点仍在于说明其中论述主题的变迁。Christian Borch用“诸众的语义学（the semantics of the crowds）说明如何诸众这个主题在社会学史上被区分出来（与社会秩序等主题不同），又与“大众”概念（虽然共同在场但无预定秩序、具有非理性等特征）纠缠在一起。Borch以类似福柯的思想体系史的方式，追溯上个世纪之交、社会学起源时“诸众”这个学术概念/政治现象如何被勒庞、塔尔德等学者关注，又如何在法国、德国、美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中一步步从中心走向边缘。例如：晚期涂尔干只把类似的现象/概念留给了“集体欢腾”、法兰克福学派也更多关注对精英权力的批判而忽视诸众的内在力量。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法国/意大利的后现代性理论（如马费索利的“部落”概念）对诸众有所复兴，但大西洋另一岸似乎又让社会运动的探讨（如蒂利）继续成为社会学主流。
第10本
Abbott. Andrew.2001. Chaos of the Discipl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200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分会最佳著作奖
这本书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作为结构过程的自相似或分形时间性（fractal temporality）：社会事体在更小尺度上和更大尺度上相似。Abbott从社会科学史（如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拓展到大学等社会系统，旨在说明这种时间性的普遍特征。例如：社会学研究方法会区分为定性和定量，但定性研究中又区分为形式分析（可量化）和纯粹地诠释（定性），因而在更广泛尺度上的二元结构又在较小尺度下被再生产出来。相较于研究知识—权力关系，Abbott发现学科的内在动力确实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本质主义的道路。不过，这个理解也较为悲观，因为所谓的科学发现不过是再发现。
五、个人传记的社会想象
第11本
Huebner, Daniel. 2014. Becoming Mead: The Social Process of Academic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年象征互动研究学会最佳图书奖
这本书将米德的思想、传记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座落在个人生命与学术生命之中。作者既展现了米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演讲、教学等方式传播与反思自己的思想，也展现了米德从早年的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研究、往返夏威夷（米德夫人的家乡）的经历中获益，挑战了传统上对米德哲学和社会学思想形成的单一看法，指出了思想如何在实践中的演进和迭代更新。同时，对于米德作品的形成与影响，作者并非只是提供纲目介绍，而是在翻遍米德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考订与分类米德授课的教学环境（如课程与课堂分布、上课学生的人口学特征、教学互动），揭示了后来整理米德文稿的学者如何有选择的修订与汇编出版其作品。因此，这本书展现了近年来以个别学人思想研究为核心议题的两点特征：一是知识/历史社会学化，放到思想形成的个人史、学术史、制度史等脉络中；二是以一手档案或手稿为基础，而非只是依靠个别代表作。
第12本
Palsson, Gisli. 2016. The Man Who Stole Himself:The Slave Odyssey of Hans Jon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年威廉与玛丽学院历史人类学最佳图书奖
这本书展现了诸多看似不可能的因素汇聚在一起的历史想象力：北欧与奴隶制、黑白混血儿与冰岛、几无本人记叙的普通人与文社会制度的脉络。来自冰岛的学者Gísli Pálsson，通过他的微观史作品，展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位出生于西印度群岛蔗糖种植园的黑白混血的奴隶，被带到了殖民地母国丹麦后的“欧洲遭遇”。这个奴隶既作为丹麦奴隶主的财产，又不得不在法庭上辩护自己“如何偷走了自己”；既作为丹麦海军的一员参加对英国的战争，又是作为逃亡者和开拓者驻居冰岛，并繁衍后代至今。这本微观史作品并不只是一本个人传记，因为他在个人遭遇的细节中展现了制度与文化分析，探讨了丹麦的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与观念移植到丹麦母国的变异，并分析了这位奴隶以降众代子嗣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六、微观取向的多种取径
第13本
Hughes, Jason. 2003. Learning to Smoke: Tobacco Use in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年诺伯特˙埃利亚斯奖（The Norbert Elias Essay Prize）
尽管这本书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过度倾重二手作品、也有线性叙事的特点，但其亮点在于运用于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的社会—心理分析框架，揭示了如何抽烟、为何抽烟这件事情的历史形构过程，从而在吸烟研究这一领域里具有独特性，并非过于关注当代情况、集中分析医学或其它生理领域的问题。作者首先分析了吸烟对于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北美原住民来说，主要用于祭祀仪式、表现为自我失控的集体情绪追求的非日常表现。欧洲人把烟草带回欧陆之后，发展起来了更为温和、强调自探、更加个体化的吸烟方式。例如，欧洲人在近现代发展出来的“文明化的”吸烟文化是作为其它日常活动的补充，如工作、会客或打发无聊时光。这种文明化的趋向进一步发展出对于吸烟的公共行为控制，如医学上对于尼古丁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通过将历史分析与质性研究结合起来，在最后提出和分析了当代人学习吸烟的几个阶段，包括初学期、持续期、常规期、成瘾期、戒断期。
第14本
Erikson, Emily. 2014. Between Monopoly and Free Trade: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00-1757. 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15年美国社会科学史学会的文兰•沙林纪念奖
这本著作展现了分析社会学取向、网络分析方法在历史社会学中的重要性。通过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航海日志的编码与分析，Emily Erikson指出该公司长达近二百成功的秘诀在于以船长为导向的分散决策系统和亚洲港口分类化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结合，打破了传统上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刻板印象：政府授权下垄断经营的殖民控制权。就分散决策系统来看，Emily Erikson比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差异，指出前者逐渐发展出自上而下、军事化的指挥系统，将职员的私人贸易视为公司腐败；而后者的决策系统虽然也取决于伦敦的指令，但更在于船长之间信息网络影响下对个别港口的经验认知。随着船长的经验积累，信息网络的扩展，船长的灵活性更强、船舶行程的港口也越具有组合性，而非集中在单一港口。在这样的社交网络中，船长们将个人私利带了进来，将原来垄断化、公司层面的东西方贸易转变为分散化、个人层面的私人间贸易。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功甚至具有意外后果的色彩。不过，Erikson也将船长们的决策选择建立在对亚洲港口的社会经济类型认知上，因为这些“自由贸易化的垄断航行”更倾向于市场社会和开放城市的亚洲港口，而非国家干预或垄断的港口。
第15本
Ermakoff,Ivan. 2008. 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欧洲社会学学院最佳图书奖
尽管这本书以1933年德国和1940年法国政府对希特勒和贝当的分别委托为案例，但实际的分析取向并非以个案为中心，而是以行动为中心。因为作者意在说明，在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行动者对情境的定义，通过对他人的依赖，并以相互协调的方式产生的。通过反驳传统上关于这两个案例中决策结果的三种解释——意识形态、强力压制和局势误判，作者指出应当回到决策过程的自身动力，理解其中突现的共识。这个动力过程，在于以序列性站队、局部知识、默会性协调三个机制，即时且演进地改变行动者的参考群体和决策协调的门槛，从而产生在集体层面产生个体层面所料想不到的宏观后果。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95期推送 *
往期相关推送
美国社会学会Political分会获奖专著介绍（2014-2018）
Kathleen Thelen and James Mahoney：比较—历史分析的获奖书单（2000-2014）
美国社会学学会Culture社会学分会年度获奖专著荐读（2012-2018）
美国社会学学会Labor Movements分会近年获奖专著一览
报名最后3天、仅余不到30个名额！十一课程《系统入门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