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的幕后话| 《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双学科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3月18日
1 刺猬？狐狸？
平时都是推送介绍别人的新书，这次介绍自己的新书。想想还有些尴尬。
《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双学科视角下的理论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已经上架半个多月了。按理说，作为作者，我当然要在自己的平台上，即使不用力吆喝也至少吼两下吧。但一想到这本书都是几年前写的，要再提起笔，介绍介绍，既无感又无聊。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于2015年10月。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写于2019年7月。虽然只是三四年时间，但对我来说，是经过了两个学习阶段。更不用提，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学习阶段。要回过头、再回过头，写一些文字， 要会有点吃力。
所以，我挺好奇像刺猬型学者，终其一身求一学，不断迭代理论版本、应用到新领域新案例。想想也太无聊了。那要说我变成了狐狸型学者，四处开弓？其实也不是。
说到底，这本新书，只是我的求学之作。一般来说，第一本专著应是博士论文。放在欧美语境，博士论文要毕业后好几年才能找个出版社修订出版。但我这本书则不然。我是在还没有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了。
2 "四无人员"，计划写书
我在201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社会学本科，随即到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工作。作为智库，会将年轻员工在第一年派到地方政府工作。我也因此于2013到2014年在广州南沙区政策研究室上班。两头工作，没有一丝线读书的时间，但心里还想着要回到学院、读研读博。
怎么开始学习呢？
对理论感兴趣，其实出发点非常简单，要么研究人物（如韦伯）、要么研究概念（如结构）、要么研究流派（如芝加哥学派）。说是这么说，那具体哪一本？怎么读呢？
有幸的是，我从2012年暑假认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退休的吕炳强老师，开始电子邮件的学术交流方式（后来成微信）。当我提议从福柯开始的时候，他建议试试用翻译的方式来学习。我便挑了《安全、领土与人口》，用校订的方式学习精读文本。实际上，翻译是最不能骗自己的方式。看得懂就懂，看不懂就是译不出来。当然，也可能翻译完了，还是不懂！
但刚工作，实在是太忙。
我白天要在政研室工作，晚上要做研究院的课题，这样的8+8工作之外，我唯一的学习时间就是每天7点到办公室，趁所有人都不在的、也是一个绝对不会有人打扰的时段，关上门，翻开福柯，翻译几句。也许有一个小时，最多吧。
这样是坚持不久的。不仅因为这样的节奏与压力，更因为我根本读不懂福柯。那本书涉及到的历史演变很复杂，而且当时我的根本驾驭不了福柯的论证特点。唯一的收获，就是用翻译方式，学习认真读点书。
时间一直停顿下来。
我也开始动摇，既想着快点调回研究院，结束8+8的工作，又想着快点辞职再读书，不管是读研还是申请出去，都快点吧。但是，怎么可能快起来呢？当我决定自己养活自己走完这条求学路的时候，吕老师也劝我说：
你现在没读什么书，就出去读研，未来的导师不可能看重你的，你也不会学到什么的。要准备好，三五年下来，再出去。
当我终于安下心，从三五年时间来规划自己的工作、今后的求学的时候，我一下子不知道学什么了。这个时间比读研读博都长，而我只是在学院外野生。三五年，计划就不能太短了——我也需要再起一个计划，放弃福柯研究。
吕老师提议我，写十篇论文，分别评论一位美国的中国史学家。至少这次是个可以读得懂的计划了。我也正好读了孔飞力的《叫魂》，颇为喜欢。于是在2015年开始动笔写作。
我也不知道这样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总不能闲下来，又有个画着的大饼，看上去不错。尤其是，我当时的积累有限，能想到、会用的理论也是吕老师的现象学社会学的一些概念，比如韦伯谈的诠释。于是，顺手用上，写了关于孔飞力和史景迁分析，构成了我这本书的第1、2、5章。
写出来了，然后呢？干脆投稿吧！
虽然只是本科毕业，但打着“助理研究员”的招牌，至少也显得正式些了。但屡投不中、毫无音讯，我甚至都放弃投稿了。在这本书的第1章在写完后，拖了一年，才再重新投稿给《社会学评论》，竟然有幸中了，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不得不说，对于 没学上 + 没读多少书 + 非学院 + 没学历的“四无”人员来说，论文发表是挺有激励的一件事。之后，我又陆续投稿和发表于《社会理论学报》、台湾中山大学办的学术会议。
3 好好读书、忘记写书
当我在2017年3月，终于辞职、准备秋季去台湾中山大学读研的时候。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写一写了。这次轮到了这本书的第3章《捍卫意识形态正当性:天命-正统与明清易代》，后来承蒙严飞老师肯定，发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第8辑。
这篇文章，既是这本历史社会学著作中唯一一本像历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也让我终止往这方向的发展。一方面，在写作过程时，通过分析赵鼎新老师的文章、回到他所运用的韦伯理论，再重新拆解和发展新的框架。我也更感觉到自己始终对理论分析抱有浓厚的兴趣、远胜于对历史的经验研究。因此，当我在2017年的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上，有幸向赵鼎新老师请教时，他也对我提出一些中肯的评价和建议，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
另一方面，越是依赖于二手文献、依赖于历史学者、依赖于中国史，越知道这样太难做出优秀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当然，如果做这方向，事关研究者有没有冒险成为先驱的魄力了。
我可没有！
就像和文凯教授在谈到他的专著《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 和中国》时说的：希望自己写的中国史、日本史是和历史学家有对话，但对英国史则更多是“采用”，希望英国史学家认为他没有乱写英国史就行了。
当时，我也陆续了解历史社会学的一些发展动态，确认自己的一些判断。同时，研究中国史的历史社会学，确实非常不同容易进行社会学的对话，因为大多历史社会学作品都是欧洲史（现在美国史多些）。而我看欧洲史的时候，我只能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对那些学者关于欧洲的历史叙事，提不出任何质疑。就像Jack Goldstone说他年轻时做历史社会学，幸亏学好了法语，能够看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大量博士论文等丰富历史研究、一手档案。
如果学术研究的乐趣在于保持质疑，那这样做历史社会学，总有个“听之信之”的底盘在那里，让我非常不爽。因此，尽管后来我也尝试学习读一手文献、更多了解欧美历史，但还是决定放弃了。当然，我现在更往社会学史的历史社会学发展，这是后话。
也因为放弃了，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当时有一本专著的写作计划。更何况，当我2017年重回学院读书，可以学的太多、好玩的太多了。
学傻了我！还啃着老计划干嘛。
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我两年修了快二十门课，像个本科生一样上一堆研究生的课，简直是报复性消费一样地想补足2013年毕业后没课上、不够系统学习的问题。
由于我深受吕炳强老师的现象学思路影响，是时间与诠释的理论视角。而我在台湾中山的哲学所，同样以现象学著称，课上课下更离不开这样的思考方式。比如宋灏老师开的课程，是我在所上最喜欢的。他开的《语言哲学》、《何为物》、《存在与时间》都是把时间性作为重要主题。同时，让导师万毓泽老师的课程，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叫精读、什么叫视野了，学都来不及，还写什么书！
因此，在多种巧合和延续下，我的硕士论文还是以William Sewell Jr.为主题，研究历史社会学的时间理论。毕竟，Sewell是少数以历史学家身份进入社会学家，颇受尊重的学者。实际上，回溯到2016年，我已经在考虑论文写作、英文写作的问题。在每天工作回来后，我就已经以Sewell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学习模板，一天模仿一两段话。甚至，我现在写英文喜欢用 by considering之类的表达，还是受他的影响。
因此，我的新书第6章，以《结构与事件时间性：<历史的诸逻辑>的内在批判》，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章，也是我后来申请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的writing sample。当时申请的时候，Lancaster大学的Bob Jessop教授说非常喜欢这文章，还发来他的几篇谈时间性手稿。现在想想，或许是因为Sewell的事件时间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太有挑战性——还怎么谈资本主义之后呢？但我从Sewell文本中，发展出来的“垂直的事件时间性”，也呼应了Jessop等人想发展资本主义长期动力观与危机转型的考虑。
4 是一本书
2019年的上半年，我在菲律宾棉兰老岛工作时，突然回顾自己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原来也有轴线。我在2015~2017年的研究，虽然表面上用历史学家研究来论证社会学理论，但越走下去越觉得要为历史学家正名——或者说，揭开历史社会学家的遮羞布：
不是“把历史带回来”，而是“把历史学带进来”。
就像最近发表在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Methods期刊上，Møller, Jørgen教授的文章指出的，历史社会学家经常“不声明地”以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为主导，比如许田波以顾立雅的史观写中国历史的历史社会学、摩尔以1910s年代的英国历史学作品写自己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当我读到Steinmetz的批评，觉得太一针见血了！
我们的学科[社会学]好像是相信马克斯˙韦伯发明了历史，并且直至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才又对历史感兴趣之前，历史都是消失的。事实上，比较历史社会科学出自于历史学，并且大部分经典作品也是历史学家所作的。
第四章《把历史学带进来：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想象与策略》正是从学科关系上反思，为什么前三章研究的不是社会学家、而是历史学家的研究：
第1章 孔飞力：君主与化身的奥秘
第2章 史景迁：虚构传统与历史诠释
第3章 从赵鼎新到魏斐德：意识形态正当性与明清易代
这些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从历史学到社会学。第二部分——从社会学到历史学，则谈了几种时间性。
第5章 社会学想象力与主体时间性：从成伯清到史景迁
第6章 第三波历史社会学与突现时间性：存在论与方法论
第7章 结构与事件时间性：《历史的诸逻辑》的内在批判
说到第6章，原来在2018年写作时，并不是为了写时间性。因为当时评论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宣言之作Remaking Modernity时，只是想分析他们的存在论，挺有实用主义特色。但当我在整理成书，想以时间性为主题整理出第二部分时，增加了方法论的讨论（Stinchcombe著作Theoretical Methods of Social History），但仍然觉得有缺失。缺失处正是实用主义大师G.H.米德的《现在的哲学》一书的“突现时间性”。
5 最后一章
最后不得不说第8章：《四种时间性：迈向另一种事件社会学》。这是唯一一篇专门为此书写的整篇文章。如同第一部分，前三章分论、第四章总结。第二部分也是一样，第8章是总结。
前阵子和爱丁堡大学毕业回京工作的学姐吃饭，她说你觉得哪一章写得最好？我说是最后一章。按理来说，不可能是最后一章写得好。因为这一章是在没有电、没有水的条件下写的。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晚上，蚊虫到处跑，有只野猫老是跑来黏着我、要跑到键盘上，只有白天晒太阳、晚上用的太阳能灯，但一过了晚上十点就开始光线不够了。
但我还是觉得这一章写得最好。平心而论，只有一个原因：写得最晚！
当写了几年下来，会觉得越早得论文越烂，越晚写的还能看一看。所谓说：学术研究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是说给别人听的。说给自己听的呢？别人只能看到我以前写出来、发出来的东西，永远不知道我正在写、准备写的东西，总会有个时差。对探究的热情，就在于哪怕还没写出来自己的下一章，但相信下一章更有可能写得好。
话说回来，最后一章也确实是综合之作。如果读者留心，会发现我只在谈一句话：
事件是：1. 诸种发生的交织序列；2. 被时人认识到是重要的；3. 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
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是William Sewell 1996年《在攻占巴士底狱中发明革命》的原文。我唯一工作，是加了序号：1、2、3。但是，熟悉格尔茨怎么提出《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熟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提出的“在世界之中”（ Being-in-the-world ），也许会猜到，分析性论证的可能性，就在于拆解定义的每个部分，再综合起来。这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关于定义的讨论，不必展开了。
每一篇论文的写作，不光是内容的挑战，也是写作方式的挑战。我努力学习不同的论证方式、写作风格。我有时会强求自己按某一种套路来组织自己的文字。这篇文章也是这样。我学习格尔茨与海德格怎么论证。格尔茨同样的，是给出“宗教是……X……Y……Z的文化体系”，然后分别予以X\Y\Z的论证。海德格尔也是一样，分别论证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在……之中”。
因此，我这篇文章也以：
1. 事件是 诸种发生的交织序列；
2. 事件是…… 被时人认识到是重要的
3. 事件……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
4. 事件是：1. 诸种发生的交织序列；2. 被时人认识到是重要的；3. 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
从分析到综合展开论证，串连起主观时间性、阈限时间性、突现时间性和继替时间性。
6 还有彩蛋
能从“四无”人员开始写书，离不开在电邮、会议等各个场合结识的师长和朋友。除了在致谢部分谈到，也专设《附录：修订与未修订》，列出写作过程中老师给过的修改意见——我没修订的意见。刊出来，都是征求了各位老师的同意，也删除了已经采纳和修订的意见。换句话说，这些意见，都是对我这本书的批评。
没等读者批评，先自曝批评为快！
自曝、批评以及尚未完成的回应，不就是研究的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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