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民族国家与公民参与：从理论到经验的综述

基础设施、民族国家与公民参与：从理论到经验的综述

文/路小笨

写作缘起：

今年六月份，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发了一篇推送，选译了Joyce和Mukerji于2017年发表于Theory and Society的文章：’The State of Things: State History And Theory Reconfigured’(link)。文章从物质过程与实践的角度讨论了物质性的领土、基础设施等物质如何被衔接、组织成为‘国家’，并使得公民产生国家系统的观念。这篇文章最后还提到了‘国家的可见性与物质性导致了其脆弱性’的问题。恰好本人这几天读到了一些有关material（尤其是基础设施）与国家关系的文章，便想就此整理出一篇小文，作为对Joyce和Mukerji之前的这篇文章的回应与延伸。

当然，我并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时间所限，也无意将此文写成一篇研究综述或是专业的学术论文，只不过是最近放假，稍微闲下来一些，觉得不能只读东西不动笔，所以思考、整理一下最近的阅读，动动脑子动动手。倘若有缺失的角度，或者有此文没有提到的相关文献，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共同探讨。

前言：

政治学、哲学等领域对物质的研究由来已久。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受自然科学学说影响而关注物质对人类世界影响者均被称为‘older materialisms’（Coole，2010）或’historical materialism‘（Benett，2010）不过，在后结构主义的冲击下，旧有的materialist approaches，比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结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方法论，都逐渐消声觅迹。如Benett，Coole等人批判的那样，旧materialism固守人类本位（anthropocentrism）与人-物皆然相分的二元论，将物视作被动的客体，要么被人类所利用，要么为人类生活造成阻碍。但在全球环境变化、资本与人力的全球流动、女性主义的崛起等时代背景下，社会科学需要重新探究人与自身、人与物所组成的世界、物与物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于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了new materialism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它们都强调人与非人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把物质与人类看作平行存在于世界中的主体。譬如拉图尔（1992，2007）提出了著名的‘missing masses’，并叙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指出无论人与非人都可以作为主动的‘actants’参与进社会互动中。

（图：拉图尔）

在政治研究领域，也有更多人开始关注物质与物质关系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其中有人延续福柯的传统，将楼房、基础设施等归入tacit，将其看作一种规训手段，比如斯科特的Seeing like a state（1998），将物质性设施的城市规划看作国家represent itself，同时管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之一。有人（如Timothy Mitchell）借助于technopolitics的概念，探究科学技术在物质层面的运作如何成为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以及基础设施在其中担任的作用。还有人将物质作为与人平等的agency，探讨其在政治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如Benett（2010）从伊壁鸠鲁-斯宾诺莎-狄德罗-德勒兹的传统追溯了物的能动性，提出了‘vital materialism’，认为物的政治意义并不只在于其能够对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提供物质背景或造成物质限制，而是与人一样都可以作为主动的agency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

不过，由于物质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太过庞大，这篇小文无法一一探讨。本文只准备聚焦于其中的一小部分——基础设施与国家，以及公民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将分六个方面，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

1. 基础设施与现代民族国家

从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基础设施作为一个能够促进人、物自由交流的概念，便具有了进步的意味（Mattelart, 1996）：水、电、铁路等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体现，它们因此被视作’mechanisms to control time’(Graham & Marvin, 1996), ‘instigating waves of societal progress’(Edwards, 2003)。正如马克思所说，以现代机器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本身就便作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成为了自由主义和历史进步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基础设施的变化与时代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基础设施也因此常常与‘未来’等意象相联系，为人们塑造了一片想象的空间（如历史学家Mrazek所言的‘enthusiasim of the imagination’—Mrazek，2002），并因此经常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步’相联系。

从国家与民族层面而言，基础设施被看作现代nation-state的支柱，因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国家的拨款与运营（Harvey & Knox, 2015; Amin, 2013）发展中国家经常通过引进、重复其他先进国家的基础设施来参与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常将基础设施的先进性看作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指标，由此形成了一种‘基础设施拜物教’（‘infrastructural fetishism’— Dalakogou, 2010）。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国家，独立的基础设施系统则成为其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部分。Coleman（2014）所举出的印度与苏格兰的例子便证明了对基础设施的重视可以上升到民族意识：20世纪早期，在印度曾经出现过对基础设施的讨论，在这讨论背后体现出的是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比如甘地主义者）来说，拥有自己建设的现代性的基础设施是民族自由与力量的体现，也是民族独立的必要条件。不过，正如Gyan Prakash（1999）指出，印度现代的完整国家意识的形成，其实也是通过殖民国英国所建设的水、电、交通系统的连结促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承担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于英国来说，它们联系、组织了殖民地的物资与人民；另一方面，对于印度而言，民族意识得以在这种联结中产生，并在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现代’、‘进步’的意象中不断扩大。在苏格兰独立运动中，苏格兰民族党（SNP）也强调了基础设施在民族独立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水、电等方面的独立是摆脱英国政府统治的前提。

当然，人们对基础设施抱有的情感及其对国家意识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正向的。以巴基斯坦的国家高速公路建设为例（Khan，2006），由于高速公路太快捷、‘先进’，从而引发争议。因此，在这一例子中，高速公路作为基础设施，即代表了一种承诺，又代表了一种失败。人们对基础设施会抱有的，被Larkin称作‘affectual relation’。

Knox（2017）同样用了‘affective【注1】’一词来形容基础设施，用来指明其与国家政治间关系的复杂性（Knox认为，与Anand提出的‘negotiation’相比，affect一词更能体现这种关系的多变性）。以秘鲁新修的连接Iquitou-Nauta两个一富一贫小镇的道路为例，一方面，当地居民想要通过修路，改变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来改变现有的政治关系（希望当地发展能够引起国家更大的重视），另一方面，在修路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居民们的政治诉求话语也在以现有的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条件为前提。譬如，在修路之前，Nauta的居民们对政府不重视本地发展的失落是围绕着周围交通条件的落后与封闭展开的，希望修路能够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在路修好之后，居民们对政府的抱怨与失望便围绕着时常破碎的道路表面、新路是否足以拉动当地旅游业展开。在这样的关系中，politics和物质的关系是同时存在，相互影响，不分先后的，当地居民眼中政府管理的成败与基础设施在每一阶段的物质状况直接相关，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 基础设施的failure的政治意义

在Mukarji和Joyce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提到了基础设施等物的failure是否能揭示共同体的脆弱性的问题。实际上，基础设施的崩溃所带来的不只是‘使共同体的象征崩溃’这一单一结果，其具体作用和影响需要被进一步探究。正如Knox所言，针对基础设施而产生的‘affect’虽然能体现物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解释两者相互影响的运作机制，以及affect究竟是如何产生的。Knox提出，要想探究后两个问题，必须要诉诸基础设施的另一个特点：它们可以通过‘rupture’，从平时的常规、不可见，变得异常而引人注意。

之所以用‘rupture’这个词，是因为Knox认为基础设施的‘异常‘（exception）并不一定真的在于它们要产生故障（failure），而是相对于人们原本对基础设施抱有的expectation而言的，这一expectation蕴含了人们对国家功能运行的设想和期待。正是这一政治想象和现实之间产生的断裂（rupture）产生了人们的affective response。这种rupture可以是负面的（觉得修的路不好），也可以是积极的（羡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而知道在当地无法实现）——它体现出的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而更多是背后的政治因素。Knox进一步说明，人们意识到这种rupture而产生的‘affective moment’为人们创造了一片政治思考的空间，这一空间被Knox定义为‘material diagnostics’——它是充满异质性的，由来自不同力量的声音组成（政府官方宣传的话语、地方环保主义者的话语、当地工程师的话语、其他居民的话语…），个体需要权衡、整合这些声音来产生、改变自己的政治想象。与此同时，这一‘material diagnostics’的空间又并非只是这些话语和‘infrastructural affect’产生的对国家与政府的想象图景，更是塑造并推动了未来客观环境的变化（在秘鲁公路的例子中，居民先是由客观环境产生了affect，开始为此采取的行动，来尝试填补填补想象与现实间的rupture，这最终推动了政府的反应，使公路成为了现实）。

在Knox看来，将rupture所造成的‘material diagnostics‘作为研究对象的好处在于，这一空间中的政治力量是没有被事先预设过的，拥有很大的解释、再发掘空间。它强调多种话语、力量的可能，并且允许时间/空间上的变化，这避免了政治研究的一贯做法，即将体现在某一事/物上的复杂关系de-essentialise为简单的’国家‘、’资本‘等概念。

另外一方面，关于基础设施的failure，有一个更经典的命题：它们在平时是不可见的，只有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才会被人注意

——‘visible upon breakdown’（Collier, 2011; Elyachar, 2010; Graham & Marvin, 2001; Larkin, 2008），也就是说往往在基础设施崩溃的时候，其平时隐含的象征含义才能更集中地体现出来。这一命题从另一方面点出了基础设施的‘崩溃’所带来的反方向影响。不过，Larkin（2013）等人已指出，不可见性只不过是基础设施中的一个，而且是极端情况下的特征。实际上，在不同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可以处于‘可见’与‘不可见’两端组成的spectrum中的任意一环，其具体程度要结合具体语境分析。换言之，研究者不应该将不可见性看作是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而更应该探究其何时/如何/为何（不）可见【注2】。

3. 基础设施的奠基仪式（inauguration）的作用

针对“基础设施的可见性”这一问题，Chu（2014）的讨论指出了基础设施发生崩溃故障之外的另一个‘eventfulness‘的时刻——奠基或升级基础设施的仪式性时刻（也就是Knox口中的‘infrastructural sublime’），认为其是民众的国家意识汇聚、国家神圣性集中体现的时刻。

确实，很多研究state的学者会选择基础设施的奠基仪式作为研究切入点之一。例如，在Tennekoon（1988）笔下的斯里兰卡，名为‘Mahavali Maha Saya’的水电站的’jala puja‘开幕仪式是国家向民众传播意识形态话语的场合，也是民众产生民族国家自豪感的重要时刻；同样是斯里兰卡，一项由政府资助的乡村住房计划开始实施的典礼也是民众与“国家”相遇的重要场景（Brow，1988）。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的水电/住房工程被与宗教、民族、’斯里兰卡的未来‘等话语联系起来，基础设施的奠基仪式随之不仅成为将国家权力合法化、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极佳平台，而且也是在提醒民众‘国家’对于其物质资源的最终掌控权。

Coleman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也从涂尔干、阿甘本的理论出发，详细论述了基础设施的奠基仪式（以及基础设施本身）是如何作为物质符号与国家象征、集体意识联系到一起的：

对于涂尔干来说，一种collective feeling必然要与有形的客体联系在一起才能升华成集体意识，这就要通过一个将集体性赋予一个代表物，使之成为一个‘emblem’或totem的过程来实现。那些无形却真实的集体力量于是便通过emblem作为物质空间继续汇聚，并通过emblem向个体呈现，由此塑造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观。（在涂尔干看来，此处的emblem作为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虽有一定个人的想象空间，但整体而言还是被集体力量所塑造的）

阿甘本将这一联系上升到了政治权力的层面。他将物的物质效用及其延伸出的符号、仪式等文化力量追溯回基督教哲学，将其与全能上帝在世俗土地上的governmentality和ordering联系起来——由于这种联系，现代政治秩序中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俗性、物质性的，而另一方面则强调‘glory‘与神圣性。体现在这个例子上，是奠基仪式将神圣性赋予基础设施，而又由这些基础设施在世俗世界的物质形体，以及政府在日常生活中对它们的运营管理来延续这一神圣性，但两者之间总是存在裂痕。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被阿甘本称为‘aporetic relation’。实际上，对基础设施的充满神圣性的inaguration的仪式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管理的对比，也体现出了象征意义上的最高权威与日常经济管理中的govermental power之争，以及仪式力量和日常行为之间的对立。由于这种关系，阿甘本认为，inauguration的仪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权力的’外衣‘，而是组成世界的经济秩序的一部分。通过将power与potency赋予固定的、物质性的基础设施, inauguration仪式重申并重新调整了‘物质性’与‘符号性’之间的关系。

(阿甘本）

Coleman指出，涂尔干和阿甘本的这一传统为人类学研究基础设施及其效用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如何从图腾、集体意识、emblematisation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围绕基础设施展开的仪式与冲突；具体到个人，则需探究这种世俗-神圣性之间的冲突在何时凸显，又以何种方式解决？

4. 基础设施作为共同体（state，nation等）的象征符号

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聚焦于国家神圣性如何在基础设施崩溃或‘升华’的时刻得以凸显。然而，许多学者认识到，这种象征意义并不一定只有在奠基仪式或者设施出现故障的时候才能体现，基础设施本身便可以作为共同体（state，nation等）的象征符号，超越其物质存在，而起到教化、传递某种共同意识的作用。

一些学者，如Larkin（2013），从语义学和美学功能的角度来探究基础设施的象征意义。Larkin认为，基础设施的功能和意义是多层次的，与多种不同的系统联系在一起。为了固定住基础设施在想象、语义层面的作用，需要诉诸‘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的概念——

所谓物的’poetic’，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物的象征含义，即调整它们的hierarchy of functions，从其本身多层次的含义中找到适用于任何条件的最显著的含义，作为其符号意义。体现在基础设施上，就是将其政治象征含义置于其技术功用之上，成为一种representation。这种‘poetic of infrastructure’体现得最极端的形式，便是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基础设施的政治象征含义被保留，而不再有实际功能，成为一种单纯的符号。譬如在Lea & Pheleros 发表于2010的“当管道不再是管道”（’When is a Pipe not a Pipe’）一文中，楼房中的管道系统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只能用来被写在报告或账单之中。此处的管道所连接的便不再是排水系统，而是单纯’governmentality‘意义上的的管理、控制系统。同样，在苏维埃政府的建设下，只能生产有限产品的工厂在更大的意义上实是一种具备象征意味的国家机器。

Poetic的第二个层次强调其美学涵义，强调基础设施通过唤起人的感官感受从而来产生对政治、‘现代性’的理解。比如，Mrazek（2002）在研究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基础设施需要被作为一种‘语言’来加以学习。这种语言关注基础设施的材料美学——道路的硬度、装修的平滑度等——是如何产生感觉和政治体验的。依照这种逻辑，道路的清洁代表时代的清洁，甚至与‘民主’等现代观念直接挂钩。类似这样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表面材料来与人的身体器官感受联系起来的研究还有不少（Barry, 2001; Buck-Morss, 1992），其中一些学者等人还将不同历史阶段用主导技术手段的先进性加以划分。如Mumford（2010）等人指出，在工业时代，铁器取代了木器，钢铁的坚韧、可塑性和负重能力让人直接联想到生产铁器的工业进程。举例来讲，当人置身于火车站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感到自己完全被工业化时代所吞噬、塑造（Benjamin, 1999; Giedion, 1995; Marx, 1990）再如从摇曳不定的明火到稳定的白织灯的转变（Schivelbusch，1995），从泥泞多噪的泥土路到整洁消音的柏油路的变化（Otter，2008），都塑造了普通人对于周边环境的感受变化以及对于时代、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新理解。

不过，在基础设施的物质存在和精神意义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解释空间：以印度新的、私有化的电缆为例（Coleman，2014），在官方看来，它是民族、社会进步的象征；在中产阶级看来，它却可能表达着对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政策是否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威胁的担忧（比如很多居民担心政府的腐败与公共基础设施的费用是否要由自家的电费来分摊）；在另一些人看来，新的供电设备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政府介入（来调节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用电争端）。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material在民众处所具有的符号象征和本来国家希望赋予它的意义不同，这一不同也给予了这种象征意义一种‘hidden potential’，即基础设施原初被赋予的有关‘power’和‘glory’的承诺有待于今后被重新发现——实际上，因为基础设施是不同物质秩序与共同意识交织的地方，其象征含义也是在被不断renew的。与此同时，基础设施的象征意义也有着文化和历史特殊性，并因为其具体的物质形式和使其象征意义产生作用的仪式形式的不同而会产生差别。

总的来说，基础设施中被赋予的共同体的象征意义并非是一目了然的，意义赋予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重复中发现，并被不断更新、再创造。从上文所提到过的阿甘本的理论出发，基础设施中体现出的‘aporetic relation’为其日后的再解释，或为日后容纳新的集体意识提供了空间。从这个角度上讲，基础设施的物质形式与其被赋予的精神意义间的联结，和现实生活中经常体现出的这种联结的断裂所形成的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也是基础设施所蕴含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5. 基础设施在实践层面的意义——“地方性惯习“，以及公民政治参与

当然，有学者指出，nation或state体现在基础设施上，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象征符号，更是实实在在的，可通过日常不自觉的行为感知的东西。正如Richard Johnson所说，我们平时理解为国家的东西，其实正是由各种小的common practices的体系组成的并由它们所感知的（Johnson，1993）。Micheal Billig（1995）称那些在地方层面运作的‘national mechanism’为‘banal nationalism’。Taylor则（2014）借鉴布迪厄的理论，称这些诸如电插头标准的人们平时熟悉并习以为常的‘endemic condition’为“地方性惯习”（localised habitus），而人、物、国家作为不同层面的主体（actant），都参与到了这种地方性惯习的塑造与体验中来。从国家层面来讲，这种地方性惯习背后由不同的技术标准、管理制度、文化规范支撑并塑就。Taylor以英国和荷兰的电插口的对比为例子说明这一点：从20世纪早期开始，当欧洲的供电技术逐渐成熟，便逐渐出现了国家分野。在荷兰及其他欧陆国家，供电设计与技术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国家管控次之，一直很难形成统一的国家方案，最终的标准是由商业调解实现的。而英国的插口标准、供电规范一直掌握在中央国家手中，因此其BS1363电插口背后体现得更多的是国家的安全意识。

因此，适用于BS1363插口的电器不能插在荷兰的电插口中，这体现的是两套国家供电系统的不兼容。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说明，统一的插口标准背后是成熟统一的国家机器。延伸到个人层面，由于对自己所在nation的插头习以为常，人们会觉得它们是‘self-evident, universal and necessary’的，因此往往意识不到国家层面的惯习，但是实际上插电这种日常行为本身就是在与插口背后的国家系统‘相遇’——而且，基础设施在这方面起到的一个优势是，相比于报纸等产品，日常的插电行为更容易让我们将其与国家层面庞大的工业体系的想象连接起来。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当人们身处于异地，发现其它nation的插口标准与自己平时所用的不同，这便往往是他能直接感受到平时平凡（banal）而习以为常的‘national habitus’的时刻，他也因之会产生一种归属感（national belonging）。

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问题则更能与民众的政治参与、群众生活联系起来。譬如Amin（2014）指出，基础设施的在城市的不平均分配不仅暴露了阶级差距、国家/城市的政府管理问题，也导致对相应资源的争取成为了某些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也因之成为了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同样的角度见于Anand（2011）提供的关于孟买供水系统的案例：基础设施资源的不平均分配，以及为此产生的底层移民们努力获取水的过程成为了这座城市political formation的一部分：移民们为了获取水资源，需要寻求有势力的dadas们的保护，dadas随之向当地参与选举的官员们施加压力以让为移民们提供用水，而这些官员们则从dadas处获得选举上的政治支持——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为一种patron-clientship的政治关系。至于穆斯林社区的供水情况，则更与国家的宗教政策、群众的宗教关系联系在一起。总之，在孟买，移民们的公民权、归属感与是否能够得到城市水资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水资源的获得与否又与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在特有的时间和pressure下才能得到），故Anand称这种公民权为‘hydraulic citizenship’。

在中国，基础设施也可以作为基层民主的一部分参与进居民的政治生活中。Julie Chu（2014）对温州旧城区拆迁改造的研究指出，现如今地方法庭的调解作用给予面临房屋拆迁的居民一个诉诸法律的渠道。但是，尽管地方法庭充当了一种解压阀般的缓解eventfulness的作用，这些地方法院破败的建筑本身，以及它们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夏天多数房间连空调都没有）不仅体现出其政治地位的不重要，也给前来诉讼的居民一种不平等、不被重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最终会指向诉讼程序本身。

6. 基础设施作为‘governmentality’的规训手段

提到基础设施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当然也少不了福柯的经典思路——基础设施可以被国家系统利用，成为一种规训民众的手段、培养国家公民身份的逻辑。例如，Santhakumar（2008）、Bennett（2010）指出基础设施私有化的过程（如新的电线、技术、计电方式）帮助培养居民们的消费主义计算性（consumer accountability）— 这是一种新的个人规训。

Antina von Schnitzler（2008）追溯了水表（meter）在英国的发明，并认为它被引入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监测用水量的技术设备，也是为了培养一种负责任、会计算、能够监督他人并自我监督的新型公民。

而Humphrey（2005）的针对苏维埃时期的建筑设计的文献研究更将基础设施规训人民、调整社会关系的‘spiritual valves’体现得淋漓尽致。苏维埃政府当时认为，新的住房设计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且可以重新塑造人民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个人自主建造的房屋相比，由国家设计、建造并分配的房屋使得住户变成了passive recipients。在建筑与建筑内部的具体设计上，房屋的内部空间被人为地压缩，让更多人挤在一起；每层楼都有一个楼长（starosta），用来组织住户们日常要执行的任务，并且对各家进行监控；房间中甚至还有关不掉的收音机……这些形成了公民们的‘excessive communality’——人们在这种环境下，不仅隐私受到侵犯，私有财产观念淡薄，而且会组成各种小团体，形成‘common spirit’。而房屋等基础设施此时已然代表‘房屋公社’（house communes），成为国家管控人民的手段。

（当然，具体如何从福柯的治理术出发，将基础设施等物体与“国家“相联系，Joyce和Mukerji的那篇文章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在此不再赘述。大家可以前往Socielogical理论大缸第126期，或者自行搜索Joyce & Mukerji这篇文章的原文观看。）

结 语

基础设施作为“物”的重要类别之一，往往被作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主题，用以研究国家（此处的“国家”，主要指‘state‘）与公民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方面是为了化解state研究自身的概念与方法论上的困境——国家很难被化解为具体的概念，对国家政治的研究也经常遇到具体实践上的困难（Abram，1988），因此要从更日常的侧面入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基础设施本身的特殊性。如Larkin（2013）所指出，基础设施的特殊性，在于它们自身既是事物，又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们不仅作为物理形式，构成了流通的建筑，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创造了日常生活的环境，而且作为人为的网络，为人、物与思想在空间上的流动与交换提供了基础。基础设施的物质性与特殊性都促使其成为了一面镜子——从其出发，可以窥见国家/共同体所带来的各种形式的渴望与想象、承诺与失落、‘活力’与压力……

 注1

将‘affect’与基础设施等物联系起来的，并非只有Larkin，Knox等人。Benett的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以及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更集中论述了material与affect的关系，前一本书主要关注了human affect，即人在日常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商品、文化产物等种种）产生碰撞时所产生的sensuous enchantment。在后一本书中，Bennett则延续了斯宾诺莎的‘affect’的概念，将其扩大至任何种类的‘body’的自身的行动能力与反应能力。对于物来说，这种affect并非附加给物的一种‘生命力’，而是物本身的内在性质——Bennett称其为‘impersonal affect’，将其等同于’material vibrancy‘。具体分析可见Bennett上述著作。

注2

不过，在给出“基础设施的可见性‘的例子的时候，Larkin也只举了一个卫星发射的inauguration的例子，并不能让人十分信服。在这一问题上，Chu（2014）的文章表述得则更为清楚。她指出，多数关于基础设施的‘eventfulness’，以及这些事件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都聚焦于两个时刻——奠基或升级基础设施的仪式性时刻以及它们崩溃故障的时刻。但实际上，在这两个eventful的时刻之间，基础设施并不总是不可见的，因为日常生活和基础设施的eventful capacity之间往往存在tension。以温州旧城区拆迁为例，拆迁的方式已经从之前充满eventful的形式变得更加弥漫式，比如政府会通过鼓励附近的农民工砸了这些住区的砖头去卖钱的‘小打小闹’的方式（或者，戏谑地说，‘拆拿’的方式）来瓦解住区。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的气氛是被‘infrastructurally’地真切地感受到的，居民对于所居住社区的‘人气’从热闹到阴冷的感知也是随着基础设施的被破坏程度的加重而变化的。这样说来，基础设施在这一‘被缓慢破坏‘的过程之中，从始至终都是可见的。类似的例子可见于Amin（2014）笔下的贝洛哈利桑塔（巴西东南部城市）的底层住民。在Amin看来，在这些居民们在努力争取并亲自设计、建设其它居民们能够拥有的基础设施的整个过程中，这些基础设施对于居民们而言也都是可见的。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69期） 

感谢路小笨同学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