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 “自动写作”发展史——论人工智能向艺术智能的转换（文/史良）
主 编: 金 莉
副主编：姜 红 马海良
“自动写作”发展史——论人工智能向艺术智能的转换
史良
内容提要：ChatGPT 等一系列人工智能软件的出现在引发公众热议的同时，也催生了有关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的终极思考。人工智能业已渗透至人类智性世界的各个领域，并在许多领域完成了对人类的超越。人类的艺术创造力俨然成了这一技术亟待跨越的最后一道门槛。本文试以凝聚人类思想精华的“写作”为对象，以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的“自动写作”实践为线索，探究当前人工智能进行艺术创作的原理与其深层局限，借以观照人工智能与艺术智能之间的转换可能性及其所引发的美学与人类学思考。
关键词：自动写作；超现实主义；人工智能与艺术智能
2016年至2017年间，谷歌旗下Deep Mind公司开发的围棋程序AlphaGo实现了对人类世界冠军的全面碾压，不仅造就了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同时也引发了人工智能是否已然超越人类智慧的广泛热议。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AlphaGo虽然在曾被认为象征最高智能水平的围棋游戏中完成了对人类的超越，但距离超越人类智能仍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借用坡（E.A.Poe）在《莫格街凶杀案》中对游戏和人类智力的论述进行说明：“下象棋凭借智力天性的看法是一种误解”，其本质是“计算”，对弈双方比拼的并非智力而是注意力的持久度。在这一层面，人类势必会在与机器的竞争中落败。坡认为，人类的智力天性体现在进行以跳棋和惠斯特牌为代表的游戏时所调动的“揣摩对手心思”的能力上（312-13）。正是这种源于“内在”、指向“内在”的“察言观色”能力，构成了人机之间的本质差别。在此意义上，AlphaGo的问世只是再次印证了人类智慧无法化约为纯粹逻辑计算能力的事实。此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似乎又陷入了缺乏标志性事件的相对沉寂之中。直至2022年末，Open AI公司推出的现象级聊天机器人ChatGPT凭借在人机对话中与人类惊人的相似度，再度引爆了人工智能是否已经突破图灵界限，是否会最终取代人类的讨论。如今，AlphaGo在纯逻辑推演领域显然已超越人类；DallE在图像艺术生产领域也已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Piano Genie让普通音乐爱好者也能创作出专业水准的钢琴即兴曲；DeepL则开始挑战人工翻译在质量上对于机器翻译的最后优势；而ChatGPT凭借其成熟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在人机对话中做到语言流畅、逻辑清晰，顺利完成各色文本的生产与润色，甚至可以进行代码编写等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工作。人工智能似乎已经渗透到人类智性世界的各个领域，并在许多领域完成了对后者的超越。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禁开始思考，究竟哪些领域才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触及的自留地。人类的技术发展需求与自我持存本能陷入一种矛盾纠缠之中：作为曾经的神造物，人类在借助科技完成了对神的祛魅之后，却开始面临人造物的挑战。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凝聚着人类思想精华的“写作”似乎成为人工智能尚未跨越的最后一道门槛。
人工智能与作家协同写作：
凯曼与《我的算法和我》
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利用AI生成文本并非难事。许多软件都可以根据用户选定的主题生成特定文体的文本，例如财经新闻、体育、天气预报等。然而，这种文本生成方式须依赖于特定模板，所谓“新文本”充其量是模板框架的内容置换，缺乏任何形式的创造性。那么，在以创造性为核心的文学文本生产领域，人工智能目前又有何建树呢？
2020年2月14日，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克莱斯特与荷尔德林文学奖获得者、曾创作出《测量世界》《提尔》等知名小说的凯曼（Daniel Kehlmann）应邀前往硅谷，参与了一项人工智能与作家协同写作的实验项目。基于这段经历，凯曼于2021年出版了《我的算法和我》（Mein Algorithmus und Ich）一书，以实验参与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为读者展示了对人工智能工作原理的近距离观察，并以客观中肯的视角对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起初，凯曼怀揣着大众对人工智能的好奇，将其想象成一种魔法般的存在。然而，在参加实验并了解其运行机制后，凯曼很快便实现了对于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方面的祛魅，并指出这个被称为CTRL的系统在整个实验中暴露了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进行艺术创造时的几个机制性缺陷。
第一，CTRL系统基于大数据运行，其生成结果依赖于事先录入系统的数据库，主要包括互联网上公开版权的书籍、电子布告栏以及线上论坛发言等。它的工作原理可以简单理解为借助概率运算为用户输入的内容生成相关结果。这个机制甚至可以深入到最微观的层面，即单个字词之间的逻辑。举例来说，从数据上看，主语“我”之后出现“认为”和“想”的概率远大于“魔王”与“灯”，所以“魔王”与“灯”就不太可能作为系统生成的结果（14）。由此可以看出，CTRL的随机生成实际上是统计学结果的体现，系统本身并没有内置“字典”或“语法规则”等审核机制。这就意味着，系统本身对于自己生成的语词含义以及语词之间的串联方式可能造成的意义差异并没有任何“意识”。换言之，CTRL的文本生成是“数据导向”的即时演算，而非“意义导向”的谋篇布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相较于对整体性要求更高的叙事文本，它在对话生成方面总能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因为对话作为一种即时性表达，其发展本就会时不时偏离主线，这一点恰恰可以掩盖偏离主题所带来的突兀感。
第二，从内容来看，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CTRL很容易根据相关内容的热度，生成大量包含种族主义、色情、暴力等负面倾向的言论。作为一个纯粹基于数据算法的文本生产者，CTRL的最大劣势就是对于自身内容的“未知”，这一现象通常被称为“算法偏见”。它仿佛一个极端迎合大众口味的作者，其所生成的文本成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展现了数字时代大众旨趣的“最大公约数”。正如凯曼所言：“人工智能是一个二手回收者。所有它所能做的事情，都源于互联网上无数人的行为”（27）。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由于CTRL奉行概率优先原则，它所生成的语句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特别是网络交流）的语用习惯，但文学语言的原创性却往往以打破日常语用习惯为前提，这也构成了AI生成与文学创作的核心悖论。因此，从审美角度出发，CTRL生成的文本可谓乏善可陈，充其量只是对看似具有关联性的语句进行铺陈叠加。
而在叙事作品写作层面，凯曼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机制的最大弊端——无法实现连贯叙事。简言之，CTRL所追求的可能性是概率学上的可能性，而非情节叙事的可能性。在微观层面上，每个句子都与上一个句子密切相关，但在宏观层面，整体性的关联却始终付之阙如，无法形成完整的故事架构。叙事这一原本基于事先计划的行为，在这里却沦为一种纯粹的即时生成行为。
鉴于上述种种缺陷，实验的结果可想而知。凯曼不仅没能跟CTRL完成一部完整的小说创作，甚至每当完成一页篇幅的文本对话结束之后，CTRL都会陷入宕机状态。凯曼戏称 CTRL 为“钟情断篇的超现实主义者，相较于狄更斯更像卡夫卡”（31）。尽管如此，凯曼的实验叙述为思考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好的视角，因为它触及了人工智能最为核心的问题：缺少一个作为中心的“内在”（43）。与拥有整体规划、以主体为中心的人类写作相比，AI 的文本生成是一种缺乏中心的生成。这一特征几乎成为所有 AI 写作的文本共性，即某种“内在逻辑”的缺失。许多人将AI 写作（特别是诗歌作品）的这种特点与现代文学作品的去主体化或去中心化相提并论，试图以此论证缺少内在逻辑的文本同样可以具有文学性与艺术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将关注目光转向最具先锋性与革命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自动写作，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技术”与“艺术”的根本性差异。
（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外国文学》第2024年第1期，第131—143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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