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 | 小说翻译的译叙行为建构（文/彭白羽）【内含全文下载链接】
主编：孙三军
小说翻译的译叙行为建构
彭白羽
西安外国语大学
提要：
修辞叙事学聚焦“关系”和“效果”两大修辞特征，突破单一的文本视域，经历了从经典修辞叙事学到后经典修辞叙事学的历时转变。其中，后经典修辞叙事学打破作者—读者的单向交际路径，建立了叙事主体之间的循环交际路径，自此为翻译叙事中的译者行为批评提供了“间性”视域。本文结合后经典修辞叙事视域审视译者行为，以人物层、叙述层、结构层的交际维度作为考察路径，提出“译叙行为”建构模式，旨在揭示小说翻译过程中文本和人本的二重性，继而建构译者行为研究的修辞性转向。
关键词：后经典叙事；修辞叙事；小说翻译
修辞叙事学围绕“关系”和“效果”两大修辞性原则，结合“隐含作者”/“隐含读者”概念的思辨性嬗变，一反英美新批评的“文本性”视域，将重心聚焦于叙事交际的“人本性”（布斯，1986）。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继承发展了这一理论，推动了修辞叙事由经典迈向后经典，实现了由创作主体性到交际主体间性的转向，即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叙事模式由操纵式控制诱导发展为对话式间性体验；由结构化的技巧性文本规范到建构性的语境化多维阐释（Phelan，2005、2017）。随着翻译研究由实体本体到关系本体的视角转换（冯全功，2012），译者行为从单边化主体性视域中逐步淡化，成为文学翻译活动中建构作者、文本、读者三位一体对话关系的操作性衔接手段，同时也是实现跨语际诗学对话、文化交流的功能性传播媒介。为此，后经典修辞叙事学凭借其“居间”的研究路径，为小说翻译中译者叙事的行为导向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路径。立足翻译与经典修辞叙事学界面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首次结合后经典修辞叙事视域审视译者行为，试图打破先前的线性单向交际模式，以人物层、叙述层、结构层的交际维度作为考察路径，提出“译叙行为”建构模式，旨在揭示小说翻译过程中文本和人本的二重性，继而建构译者行为研究的修辞性叙事转向。
1
关系导向下的翻译叙事交际模式
修辞叙事学与小说翻译界面研究始于对译者“话语显现”（discourse presence）的概念化阐释，并以此佐证译者的主体性存在；同时，查特曼（Chatman）的经典修辞性叙事情境交际模式（如图1所示）受到翻译学者的青睐。自此，“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等概念相继被引入翻译叙事的主体性研究，并通过引入“隐含译者”等相关概念，聚焦两组文本的语际衔接，围绕真实译者的交际功能、真实译者和隐含译者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对翻译叙事交际的经典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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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翻译叙事交际的经典化修辞模式
基于查特曼的叙事情境交际模式，西亚维（Schiavi）描绘了叙事作品在翻译过程中的情境交际模式（如图2所示）：译文的真实读者所获取的叙事文本信息源自两位交际主体——真实译者和原作作者；真实译者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熟悉原作的叙事常规和技巧，置于叙事文本内，发挥原作隐含读者的鉴赏力和阐释力，以意逆志，深入感知隐含作者的意图所在；真实译者在创作译文的过程中，除了传递原作作者的信息，还要遵循目标语文化语境赋予的一系列创作规范和叙事成规，熟谙译作叙事话语的创作原理，完成再叙事的符码化建构，而这一成规的文本化客体便是隐含译者的栖身之地，并以叙述者的声音为交际媒介，拉近目标语读者和异域虚构世界之间的距离（Schiavi，1996）。如此看来，西亚维提出隐含译者的初衷是为了佐证真实译者的意志性。在两组相连的交际模式中，她特意将原作中的隐含作者置于叙事文本之外（区别于查特曼），赋予其交际主体性，以此呼应隐含译者在译文创作中的交际功能；把真实译者置于原作的叙事文本之内，在阅读行为层面拉近译者和原作隐含读者的距离，却在阐释实践层面割裂了真实译者和隐含译者的本体存在关系，模糊了真实译者和译文叙述者之间的交际途径。
为此，乌沙利文（O’sullivan）意识到译者的多元读者身份，将真实译者同原作的隐含读者分离出来，还原其真实读者的身份，凸显译者的文本外交际主体性；鉴于原作和译作的隐含读者群不同，在译作中理应出现一位隐含译者与其呼应（O’Sullivan，2003）。在此基础上，乌沙利文继承了查特曼、施密德（Schmid）对隐含作者的解读，认为隐含译者处于译作的内文本交际层，并由其生发出叙述者、受述者和隐含读者（如图3所示）。也就是说，隐含译者既是基于文本生产和文本接受的一个概念，又是基于句法和语义的一个概念（尚必武，2011）。按此逻辑推演，隐含译者应处于无声状态，在译作中真正的发声组合是原作的叙述者和真实译者，隐含译者仅仅作为语义参与者，而没有发挥语用参与者的交际功能。芒迪（Munday）将西亚维的交际模式分成两组平行的交际模式（如图4所示）：强调突出了两组参量的关系：原作作者和真实译者；原作隐含作者和译作隐含译者（Munday，2008）。在翻译过程中，真实译者和隐含译者扮演了原作作者和隐含作者的角色，在译文的叙事话语建构中得以“显身发声”。事实上，既然强调译者的显身又何来隐含一说？然而，芒迪有意规避了“隐含译者”概念的矛盾性，重点从语言文体层面展开对译者风格的探讨。
以上三位学者相继肯定了“隐含译者”在翻译叙事情境交际模式中的交际位置，就其概念本身的矛盾和歧义作了规避。博伊登（Boyden）针对“隐含译者”的来源和定义，指出其概念的模糊性：（1）隐含译者扮演了原作中隐含作者的角色，是否沿袭了隐含作者概念自身个性化/主观性—非个性化/客观性的矛盾性？（2）隐含译者到底是译文叙事规范的文本投射，还是真实译者的“第二自我”？（3）叙事交际模式中，隐含译者和译文叙述者之间的线性关系如何解读？如何识别隐含译者的存在？（Boyden，2014）围绕三组疑问，博伊登结合后经典修辞叙事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对隐含作者的定位：是真实作者的精简变体（a streamlined version），是真实作者的一小套实际或传说的能力、特点、态度、信念、价值和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文本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申丹，2008）；认为真实译者本人是以译作隐含作者的身份发挥交际功能，与原作作者一起合作完成一部译作。所以，无须再多出一个隐含译者概念，否则便加剧了整体交际模式的复杂性和歧义性（Boyden，2014）。艾尔斯泰（Alvstad）则从读者意识角度对“隐含译者”这一概念提出异议，通过引入“翻译协定”的理念，提出在阅读翻译文学作品时，译文读者心中并没有将“译者”纳入“在场”状态，潜意识层面依然将文本的创作主体诉诸于原作作者之笔，从而导致隐含译者的身份置于架空状态（Alvstad，2014）。也就是说，目标语读者将译作等同于原作，根据其叙事话语的结构整体推导出“隐含作者”的形象，而非“隐含译者”。同时，这也揭示了叙事学家不会刻意留心翻译叙事文本与原创叙事文本之间的话语差异，将译者视为完全透明化的存在状态。
事实上，在小说翻译的叙事交际情境下，隐含译者概念的存在能否充分揭示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呢？如何识别隐含译者在翻译叙事中的建构过程？如何处理隐含译者和真实译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有问题的源头理应追溯到布斯（1986）提出“隐含作者”概念的潜在初衷：在20世纪中叶新批评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作者及其意图遭到排斥，这一概念中的“隐含”指向文本，强调以文本为依据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故符合内在批评的要求，同时又使修辞批评家得以在文本的掩护下，探讨作品如何表达了“作者”的预期效果（申丹，2008：142）。申丹结合社会历史层面对隐含作者概念作出判断与解读。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隐含作者的提出既规避了逆流而上的窘迫，同时也没有违背芝加哥学派对文本背后意图效果的追逐。然而，随着描写译学研究范式的兴起，真实译者从幕后走向台前，其主体性认知思潮迭起，译者在目标语文化语境的驱使下彰显了积极的创造性。既然强调译者在翻译中的叙事声音，何须再借助一个隐含译者概念将文本阐释和译者意图予以割裂呢？所以，仅仅从隐含作者层面衍生出隐含译者，只会造成对译者主体性认知的误读和曲解。
再把目光投射到上述几位学者描绘的翻译叙事情境交际模式图上，不难发现，所有模式均没有摆脱查特曼线性、单向的交际路径，如果直接用于翻译叙事语境，将无法揭示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无从识别真实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路径。身为叙事话语信息的摆渡人，译者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论其再叙事的行为导向，如若过分强调交际主体性，便会失去原文定向性的客体化制约；反之，一味反哺文本自足的结构化模式，又会拘囿于语言工具的规约化模式。这种结构—解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会导致译者的叙事行为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终将走向虚无主义的无解深渊。行为解构之后如何复原对翻译叙事本体的合理性阐释？如何捕捉译者的意志性及其在译文中的角色变化？事实上，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行为并非发生在真空里，而是处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动态交际环境里。自此，后经典修辞叙事为翻译叙事交际模态提供了“间性”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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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翻译叙事交际的后经典化修辞模式
修辞性叙事学择取修辞维度，探讨“叙事如何运作”，主要涉及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申丹、王丽亚，2010：171）。从经典到后经典，修辞叙事学从强调主体性，即作者的修辞旨向和文本建构，发展成一种主体交互性，即作者代理、文本现象、读者反应的修辞三角。这两种立场相辅相成，实现文本性和人本性的融通和融统：“通过文本的各种叙事技巧、叙事方法探讨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读者等之间的交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修辞效果和美学效应”（冯全功，2012：26-27）。透过后经典修辞叙事管窥翻译本体研究，以间性视角为切入点，进一步见证翻译交际本质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同时对译者的话语“在场”表征也由叙述“声音”层面转向叙述“行为”层面。
译叙行为的建构正是发轫于翻译关系本体视域，在功能维度上审视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修辞性交际特征；基于修辞效果的评价机制，建构一种“行为仪式”，审视译者对叙事策略和翻译策略的双重驾驭。换言之，译者的叙事行为不仅是一种主体性表征，而且呈现出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动态化交际维度，即共时性以文本逻辑为准，历时性因交际语境而异。事实上，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中枢，其行为模式在后经典修辞叙事视域的审视下可以诠释为：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语境给一群特定的读者重述（retelling）一个特定的故事；重述的形式体现为夹叙夹译的译叙行为。在小说翻译的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便会投射到叙事层面；通过对翻译叙事过程的考察，以此探寻译者的叙事声音“在场”、话语取向及其转述文本价值取向的动因（彭白羽，2020：113）。
立足于翻译关系本体视域，如何利用后经典修辞诗学的“居间性”搭建译叙行为的修辞交际模式呢？首先，我们需要结合后经典修辞诗学审视翻译过程中译叙行为的交际模态。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自然离不开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影响。结合后经典修辞诗学的交际模式（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将整个译叙行为活动整合为修辞性阅读和修辞性阐释模式图。修辞性阅读是建立在译者以多元读者身份完成的叙事判断与原作叙事进程之间的交互式对话之中，其对话的内容和形式则通过修辞性阐释的过程予以展示（如图5所示）。
译者作为原作的特殊读者和普通的消费型读者不同。消费型读者主要以消遣娱乐的态度欣赏作品，纯粹表现为一种个人化阅读行为，立足于自己的审美倾向和趣味来理解和阐释作品，带有极强的主观性。专业的译者则不会停留于对作品的欣赏层面，而是要上升至鉴赏的高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赏者”，而是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成为作品的“鉴者”，吃透原文，挖掘表层叙事背后的意蕴。如何成为一名原作的研读者？答案离不开修辞性阅读和阐释行为的交际模式。
首先，修辞性阅读的交际模式建立在后经典修辞诗学中的“四维读者观”的概念，译者要清晰地辨别在阅读过程中，自身所面临的四种读者“取位”（position）。四种读者分别对应四组交际层次：一是人物与人物交际层，二是叙述者与受述者交际层，三是真实/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交际层，四是真实/隐含作者与真实的读者交际层。置身于这种多元关系网络的叙事空间里，译者从不同读者身份出发，对于原作叙事元素的文本配置（人物层、叙述层、结构层）随着叙事进程的推进，进行叙事形式的阐释判断、道德价值的伦理判断和叙事美学的审美判断。在此过程中，译者的判断过程不仅遵循由内向外的修辞性文本导向阅读过程，同时完成由外向内的跨域性文化导向阅读过程，最终是以兼具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理解模式实现意义的提取。
其次，修辞阐释的交际模式建立在译者在异域文化语境内完成源语作品意义的转换和重构过程。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创作活动，是模仿与创作、再现与表现的辩证统一。文学意义的开放性、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形象的多义性、感觉情绪的不稳定性、语言表达的诗意暧昧性，都为译者提供了一定的再创造空间（王向远，2015）。而所谓再创造，是译者作为话语中介，实现源语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具体表现为：译者一方面以隐含作者的方式传递原作的创作意图，另一方面兼顾译文读者的审美和伦理取向，以真实作者的身份重构原作的话语形式。小说的魅力在于讲述，故事为何如此呈现、聆听的价值何在、讲述过程中发生何等变数，这些“潜藏的故事内容”都需要从作者的叙述行为中找到答案。同理，小说翻译的魅力也在于讲述，那些潜藏的故事内容需要从译者的译叙行为中寻找答案。
事实上，故事一旦重述，总会发生变数，如同原文在翻译过程中也会有所改动。翻译是文本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游走，历经一系列的解码和编码、分解和重塑，唤起读者一份全新的阅读体验（Bassnett，2014）。译叙行为的修辞性交际模式既体现了后经典修饰诗学的多维动态视域，同时翻译叙事作品的跨语域交际也为修辞诗学的本体研究拓宽了思路，译者的“实体性”真实读者身份使得修辞诗学对真实读者的考量更加客观、系统和科学，提供了一种回溯性、反思性的批评视角。
2
译叙行为的修辞性建构路径
小说英译的过程是译者基于对叙事话语的阅读和阐释，开启“夹译夹叙”的译叙行为。译叙行为的动力机制在于译者对多元叙事元素（包括人物行为、叙述视角等）作出多维度（审美、情感、伦理、政治）的报道、阐释和评论。为此，“译叙行为”的建构突破了叙事的结构化维度，一方面由结构化走向了关系化，另一方面从文本层提升到了人本层。译叙行为融合了译者修辞性阅读和阐释的双重建构路径。结合图5所呈现的译叙行为修辞情境模式，译者通过不同读者身份的转换，展开多维叙事层次的交际模式：体验人物与人物之间、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隐含作者与作者读者及真实读者之间的表情达意。同理，小说翻译不仅仅是对已有文本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信息转换，而是赋予了译者的思想温度，借助原作各种叙事特征与作者展开一场对话，寻找一种共鸣，继而达成一种共识。所以，译叙行为是以译者的多元读者身份介入为起点，借助叙事作品的构造特征，展开多维度、多层次的修辞性交际活动。因此，结合后经典修辞叙事的交际模式，选取微观人物符码层、中观叙述变焦层、宏观结构进程层三个维度完成译叙行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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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微观人物符码层
里蒙·凯南（Rimmon-Kenan）在解释何为叙事虚构作品时指出“叙述”一词的内涵：“（1）把叙述内容作为信息由发话人传递给受话人的交流过程；（2）用来传递这个信息的媒介具有语言性质——正是这一性质使叙事虚构作品区别于采用其他媒介的叙事作品，如电影、舞蹈、哑剧等”（凯南，1989：15）。既然要传递信息，就需要一个媒介物，这个媒介物就是符号。诚然，叙事是一种话语行为，由叙述主体承载，沿袭自身特定的聚焦路径，故事化地再现给受众；故事化本质上就是意义的符号化。
为此，从微观符码层介入考察叙事人物交流行为，其符号化的过程就是交际主体对于语言等不同形式的符号代码进行编码—解码的意义建构过程。完整的交际模式正是由叙事人物意向化行为编码和受叙者的情境化阐释解码彼此交织而成，从而实现多元信息符码化分享的传播路径。将人物身体描写纳入人物交际层，从外貌、动作、肢体形态等符码信息切入，凸显其笔下独特人物形象的符码化塑造，从而构成一组新的对话关系。正所谓，“对话关系不是存在于具体对话的对语之间，而是存在于各种声音之间、完整的形象之间、小说的完整层面之间（大型对话），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巴赫金，1988：353）。
叙事的任务不仅是发掘意义，而且是产生意义，在不同的领域中以释义的方式产生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创造出新的意义。因此，译者的任务不仅是符号的释义，更可以是符号的二次选择和组合，即符号的创造；同时这种创造是一种交互式的主体间对话，译者在破解人物对话的过程也是同人物、叙述者之间的多重交际，即“翻译等值可以通过在译入语读者身上唤起与源语使用者相似的体验而获得，这种体验是以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符号所存取的”（Hatim，2001：131）。最终，译者在微观符码层的阅读体验集合了一场诗意的冒险，集合了信息还原之真、身体意象之美、价值取向之善三个维度的建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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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翻译界》第十五辑，更多文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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