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 | “把”字句下位构式原型语义及构式化程度对比研究（文/钱一华 熊文新）

“把”字句下位构式原型语义及构式化程度对比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钱一华  熊文新

“把”字句作为现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多年来一直是语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关于其句式语义的探讨也从未间断。如王力（1943）最早提出的“处置说”，以及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广义处置说”（马真 1981；宋玉柱 1981）、“主观处置说”（沈家煊 2002）、“原型处置说”（王璐璐 2013）等。叶向阳（1997，2004）、郭锐（2003）则提出“致使说”，认为“把”字句并非强调主语对受事的处置行为，而是一种致使，即前一事件的发生导致了后一事件的发生。与“处置说”相比，“致使说” 弱化了主语的意志性，强化了事件的结果性。施春宏（2010）进一步在致使类句式群中对比和观察“把”字句，将其概括为“凸显致使结果”的致使性句式。另一些学者则从原型范畴理论的视角出发，将“把”字句看作由典型空间位移扩展至其他语义类型的一个连续统（张伯江 2000；张旺熹 2001；吕文茜 2015）。

“把”字句句式语义的复杂性源于其内部结构的异质性。构式语法视角下，形式和意义/功能之间具有配对性，不同的形式必然对应于不同的意义，即构式无同义原则（Goldberg 1995）。“把”字句内部仍包含多类不同的VP结构，如“V（在/到/向…）+时地补语”“V+趋向补语”“V+结果补语”等，不同VP结构的“把”字句可被视为不同的下位构式，应有其各自的原型语义。因此，本文拟从下位构式出发，对各下位构式的原型语义及构式化程度进行对比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构建“把”字句的语义结构，或能加深我们对“把”字句复杂句义的认识。 

已有研究也有不少聚焦于“把”字句中的特定小类，如“V+着/了/过”类 “把”字句（史金生 1988；王惠 1993；史金生、胡晓萍 1998）、动词重叠式“把” 字句（高平平 1999；曾祥喜 2020）、光杆动词式“把”字句（刘承峰 2003；高 艳 2011）、“一V”式“把”字句（徐峰 2014）、保留宾语类“把”字句（施春宏 2015；玄玥 2017）、述结式“把”字句（王璐璐、袁毓林 2016）等。但以上研究一方面对各类“把”字句的考察较为分散，难以看到不同小类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则较少采用大规模语料数据作为支撑，且未涉及对原型语义和构式化程度的探讨。本研究将从这些角度对现有研究予以补充。

本文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把”字句各下位构式在原型语义上具有怎样的关系？ 

（2）“把”字句各下位构式在构式化程度上具有怎样的关系？ 

（3）从以上两方面的结果来看，“把”字句内部具有怎样的语义结构？

本文所用语料来自BCC语料库（荀恩东等 2016）中的多领域模块，该模块收集了报刊、文学、微博、科技四个领域的现代汉语文本，总库容19.6亿字，能够较好地反映现代汉语使用的全貌。直接使用字面标记“把”进行检索，从检索结 果中随机抽取无重复的6万条，并进一步删去其中的非“把”字句，最终得到研究样本52,678条。 

根据构式的形义匹配原则，本文以不同的VP结构为依据，将“把”字句初步分为10类下位构式，为行文方便，将其分别命名为“位移”“趋向”“转移”“转化”“结果”“情态”“完成”“动量”“方式”“简单处置”。其他极低频结构均归入“其他”类。各类构式对应的VP结构及相应信息见表1。

由表1可见，不同下位构式的使用频率差别较大。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位移类和转化类，这两类占所有“把”字句使用的一半以上。频率最低的是方式类、动量类和简单处置类，三类均仅占2%左右，不到高频构式的十分之一。可见不同下位构式在“把”字句中的地位悬殊。

本文采用Stefanowitsch & Gries（2003，2009）构式搭配分析法中的共现词分析法（collexeme analysis）考察“把”字句各下位构式的原型语义。该方法基于构式的语义一致原则（Goldberg 2006：39），认为构式内部词语与构式存在语义层面的一致性，统计方法层面的相互预测性（房印杰 2018）。本文通过比较词项在构式中的观察频次和期望频次，计算出词项与构式的搭配强度，搭配强度最高的一系列词项可用以预测构式的原型语义。搭配强度在原始频次的基础上滤去了常用词的影响效应，使得对构式具有特别偏好的词语凸显出来。Gries et al.（2005）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使用搭配强度比使用原始词频预测出的原型语义更符合我们的认知。鉴于谓语动词在构式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取各构式谓语动词槽位的词语进行共现词分析。计算搭配强度有多种可选算法，本文使用对数似然率进行计算。

Casenhiser & Goldberg（2005）提出的“偏态频率假设”认为，共现词的偏态分布（即齐普夫分布）是构式的区别性特征之一。偏态分布表明构式具有明确的语义倾向，体现为出现少数高频共现词；同时又具有较强的能产性和延展性，体现为出现大量低频共现词。Gries（2012，2015）同样将共现词的偏态分布看作构式形成的方式之一，并提出可采用信息熵（entropy）来衡量偏态分布的程度。信息熵是一种离散趋势的度量，取值范围为0—1，词汇分布越不均衡（即词频差异越大），信息熵越低。信息熵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共现词的类符数，pi为第i个共现词的使用频率。公式中的分母起到归一化作用，使得信息熵不受类符数量的影响。

为可视化呈现下位构式原型语义之间的相似度，本文选取各类原型动词（搭配强度最高的15个谓语动词）合成特征词表，以搭配强度作为特征值构建特征向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应分析。对应分析既能横向对比各列（构式）之间的相似度，又能纵向对比各行（动词）之间的相似度，并将两类相似度距离对应到同一个二维空间中（Desagulier 2014；Levshina 2015：370）。该方法在语义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Glynn 2010a，2010b；Desagulier 2014）。具体操作采用R中的ca程序包实现，结果见图1。

由图1可见两个比较明显的聚类，分别为左下角由“转移”“位移”“趋向”“方式”四类构式形成的聚类（简称“聚类1”），以及其右侧由“结果”“情态”“完成”和“动量”四类构式形成的聚类（简称“聚类2”）。转化类和简单处置类相对独立。

聚类1以包含大量具有位移义的动词为主要特征。其中位移类和趋向类构式相似度最高，二者均大量吸引典型的空间位移动词，如“拿”“搬”“挂”“带”

“推”“扔”等。其中位移类还吸引部分抽象位移动词如“纳（入）”“贯穿”等，可看作典型空间位移的隐喻扩展；趋向类同时吸引一类带有明显方向性的动词，包括“结合”“对立”“联系”“割裂”“统一”等，此类动词表达抽象事物的分合关系，同样可看作物理空间位移的一种隐喻扩展（张旺熹 2001）。结合VP结构，位移类构式的原型语义可概括为：主体对客体施加移动类操作，致使客体位移至某终点，如例（1）和例（2）。

（1）把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到会议桌上。 

（2）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趋向类构式的原型语义可概括为：主体对客体施加移动或分合操作，致使客体朝特定方向发生位移，如例（3）和例（4）。

（3）把一块二尺左右的红布拿出来。

（4）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方式类构式则同时吸引以上几类动词，包括表位移的“塞”“套”“扔”“延伸”“转移”等，以及表分合关系的“结合”“分开”“挂钩”“混淆”等，此外还吸引了一些其他类别的双音节动词，如“对待”“看待”“比较”“消灭”“删除”等。与这些动词搭配的状语大多带有一定的方向性，如“与/同……结合/分开/挂钩/混淆/比较”“向/朝/往……塞/套/扔/延伸”“当……对待/看待”等。据此，可将方式类构式的原型语义概括为：主体以特定的方向处置或对待客体，如例（5）和例（6）。

（5）把一颗糖往它口里塞。 

（6）把hele当真朋友看待。

转移类构式除了吸引典型的位移动词“递”“扔”“塞”等外，以吸引表达事物转移或传递的双及物动词为主要特征，包括“交”“送”“给”“告诉”“托 付”“授予”等。位移和转移分别表达物体的空间位置变化和领属者变化，其中，空间位置变化是领属者变化的必要条件和方式，包含在转移义之中，如“把一只乌龟小玩偶扔给始源”，位移动词“扔”为转移实现的方式，整体仍表达转移义。据此，转移类构式的原型语义可概括为：主体对客体施加转移或传递类操作，致使客体为新的领属者所有，如例（7）和例（8）。

（7）把一顶帽子送给对方。 

（8）把一切真实情况告诉晓彤。

以上四类构式均带有位移性和方向性，其中位移类和转移类分别以地点和对象来指明位移的终点，趋向类仅指明位移的方向，方式类不限于表达位移事件，但常通过状语来表达行为的方向。 

聚类2以包含各类动作行为动词为主要特征。其中，结果类和情态类构式的相似度最高，二者以吸引单音节动作行为动词为主，较具体的如“吃”“喝”“打”“骂”“唱”等，较抽象的如“弄”“搞”“做”“办”等。结合VP结构，可将这两类构式的原型语义概括为：主体对客体施加动作行为，致使客体产生某种变化，区别在于情态类构式能够更加具体地描绘出变化结果的情貌，如例（9）和 例（10）。

（9）把一个小男孩的充气艇打翻（结果类）。（10）把一件新衣服弄得千疮百孔（情态类）。

动量类构式除了吸引具体动作动词“看”“读”“骂”“揍”等外，还以吸引位移动词和含有明显重复义的行为动词为特征，前者包括“放”“扔”“塞”“套” 等，后者包括“复习”“重复”“温习”等。对位移类动词的吸引将动量类在图中拉扯至相对靠近聚类1的位置。结合VP结构，其原型语义可概括为：主体对客体施加一定量的动作行为，如例（11）至例（13）。

（11）把《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都认真地看了两遍（特定量）。 

（12）把三十几条意见整理整理（少量）。（13）把一大袋东西往旁边的椅子上一放（瞬时量）。

与方式类相似，动量类原型语义的涵盖面也较广，不限于特定类型的行为。 

完成类构式吸引的动词以包含“去除”义为主要特征，其搭配强度最高的 15个动词中除了“看”和“买”之外，剩下的13个动词均含有“去除”义，即 “删”“忘”“丢”“毁”“拆”“删除”“卸载”“卖”“糟蹋”“忘记”“关”“扔”“解决”。张伯江（2000，2001）指出“把”字句具有完全影响义，这主要体现在完 成类构式中。试比较“他卖了苹果”和“他把苹果卖了”，后者意指卖掉了全部的苹果，而前句无此意。正因如此，完成类“把”字句中的原型动词经常与“一切”“所有”“都”共现，如例（14）至例（16）。

（14）把一切都毁了。 

（15）把ipad里所有东西都删了。 

（16）把一大盒都扔了。

据此，可将完成类构式的原型语义概括为：主体致使客体发生完全的损耗。与结果类和情态类构式类似，完成类的原型语义同样为“致使–变化”义，只是进一步限定为完全损耗类的变化。 

下面再看图中相对孤立的转化类和简单处置类。转化类以吸引改变类动词和含有主观认识义的动词为主，前者如“变”“改” “换”“转化”“译”等，后者如“作为”“称”“理解”“等同”“当”等。以上两类 动词用于转化类构式，分别表达主体将客体在客观层面转化为另一物/形态，如例（17）和例（18），以及主体将客体在主观层面转化为另一物/形态，如例（19）和 例（20）。

（17）把铁饭碗变成金饭碗。 

（18）把旧房子改成生产车间。 

（19）把一场灾难当成游戏。 

（20）把问题看成钉子。

这两类动词与其他构式的原型动词极少交叉，使得转化类在图中自成一类。除此之外，转化类还吸引部分动作行为动词，如“读”“办”“写”“列”等，这类动词也含有对客体形态上的影响义，用于转化类构式中同样表达将客体转化为或 看作另一物/形态，如例（21）和例（22）。

（21）把“English”读成“应给利息”。

（22）把杀菌涂料列为分支产品。

由于这类动词与聚类2有较多交集，使得转化类在图中与聚类2相对靠近。类似于结果类、情态类和完成类，此类构式同样表达一种“致使–变化”义，但仅限于客体的完全质变。 

简单处置类构式则以吸引多音节动词为主要特点，其中三音节的均为“形容词/名词+化”结构，如“具体化”“简单化”“绝对化”“法律化”等，此类动词与其他构式无交集，使得简单处置类在图中自成一类。双音节的则有“打开”“删除”“淹没”“取消”“吞噬”等，此类动词与聚类1中的方式类和聚类2中的完成类有较多交集，使简单处置类基本位于方式类和完成类的中线上。用于简单处置类“把”字句中的动词均表达主体致使客体产生某种变化，如例（23）和例（24）。

（23）把上级精神具体化。 

（24）把新买回来的藤箧子打开。

尽管结果类和情态类构式的原型语义也为“致使–变化”，但原型动词多为单音节具体行为动词，而简单处置类由于音节的限制作用，原型动词多为多音节抽象动词，其原型语义也相对抽象。 

总体来看，各下位构式存在一个统一的共性，即表达“致使–结果”义。其中致使义体现为各类构式的原型动词均以强影响性的及物动词为主。结果义则在VP结构和动词的互动关系中有所体现。其中，VP结构为“动词+补充成分”的构 式可由补充成分表达结果，因而原型动词大多不含结果义，此类构式包括位移类、趋向类、转移类、结果类、情态类和转化类；而VP结构中动词后不含补充成分的构式，则大量吸引含结果义的动词，此类构式包括完成类、方式类和简单处置类。其中，受动词后“了”的影响，完成类以吸引含“去除”类结果义的动词为主，此类动词加“了”即可实现结果义，如“删了”“扔了”“毁了”（王惠1993；杨素英1998a，1998b；叶向阳 2004）。简单处置类由于动词前后不带任何成分，因而多吸引动补结构的双音节动词以及“形容词/名词+化”结构的三音节动词，其中前者由动词中的补充成分表达结果义，如“打开 ”“删除”“淹没”等；后者由 形容词或名词指向结果的状态，如“具体化”“ 简单化”“ 绝对化”等。方式类的动词后无补充成分，但动词前有状语，而状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结果义，如“把一颗糖往它口里塞”，由方向指示出客体位移的终点——“它口里”，再如“把 hele当真朋友看待”，由方式预示出客体的最终状态——“真朋友”，因而方式类除了像简单处置类一样吸引动补结构的双音节动词外，还吸引了少量不含结果义的动词，如“塞”“套”“延伸”等。与以上这些小类相比，动量类似乎是唯一不具有结果义倾向的构式小类。但叶向阳（2004）指出，具有强影响性的动词作用于受事，即已蕴含使受事产生一定的结果，如“把S揍了一顿”暗含受事受伤的结果，“把C盘整理一下”暗含C盘变整洁的结果。由于动量类构式同样以吸引强影响性的动词为主，我们可以推测此类构式也倾向于表达一定的结果义。当然，与以上其他构式小类相比，动量构式表达结果义的程度相对较弱。

Lakoff（1987）指出，相对具体的构式会继承其上位构式的某些形式和功能，同时又具有上位构式所没有的一些特征。据此可推测，各下位构式的“致使–结果”义正是从上位“把”字句继承而来，由“把”字句的基本形式“（NP1）把 +NP2+VP”赋予，并传导至共有该形式的下位构式中，这进一步证实了叶向阳 （1997，2004）、郭锐（2003）的“致使说”以及施春宏（2010）的“致果说”。下位构式之间的差异则源于不同的及物性关系，由不同的VP结构赋予，使得具有相似及物性关系的小类倾向于拥有相近的原型语义，如结果类和情态类构式，位移类和转移类构式等。

采用散点图呈现各类构式中谓语动词的词频分布情况，并将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的信息熵标示于图中，绘图采用R中的“plot（）函数”进行，结果见图2。

由图2可见，不同下位构式的谓语动词均呈现典型的齐普夫分布，但在偏态的程度上具有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偏态分布的程度与构式的认知凸显度7之间存在关联：认知凸显度较高的构式，偏态分布也更显著，信息熵较低；认知凸显度较低的构式，偏态分布也较弱，信息熵较高。位移类、转移类和趋向类均为表达客体位移的构式，其中位移类和转移类分别通过时地补语和与事宾语显性表达客体位移的终点，如“把电脑放桌上（终点）”“把衣服拿给她（终点）”，位移路径的认知凸显度较高；趋向类仅说明位移的方向而不指明终点，如“把衣服拿出来（方向）”，位移路径的认知凸显度较低。相应的信息熵为位移类（0.73）、转移类（0.66）<趋向类（0.82）。转化类、结果类、情态类和完成类均为表达客体状态变化的构式，其中转化类通过“把”后宾语和结果宾语显性表达客体从A态到 B态的质变过程，如“把铁饭碗（A态）变成金饭碗（B态）”，变化路径完整，认知凸显度最高；结果类和情态类构式仅通过补语表达终结态B，未表达起始态A，如“把充气艇打翻（B态）”“把水喝得一滴不剩（B态）”，变化路径的凸显度稍 低；完成类构式同样仅表达终结态B，且此终结态由“谓语动词+了”进行隐含表达，如“把水喝了”，隐含“水没了”的结果，认知凸显度更低。相应的信息熵为转化类（0.60）<结果类（0.79）、情态类（0.81）<完成类（0.84）。动量类和方式类“把”字句在结构上仅凸显行为的量或方式，如“把桌子整理一下（量）”“把糖往口里塞（方式）”，在直观上不如客体的位移或状态变化凸显，因而动量类和方式类的信息熵又比以上各类更高，分别为0.87、0.91。最后是简单处置类“把”字句，此类构式在结构上仅凸显动作行为本身，认知凸显度最低，其对应的信息熵也最高（0.93）。 

根据以上分析，可将“把”字句各下位构式按照构式化程度归纳为以下的层级模式，见图3。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凸显客体的位移或变化均为凸显“致使–结果”义的方式，因而相应构式位于“把”字句中的核心位置。一方面，其在“把”字句中的使用频次较高；另一方面则具有较清晰的认知图式，表现为鲜明的语义倾向以及较强的能产性，进而形成共现词较强的偏态分布。以上两方面可能是相互影响的，即高频使用有利于促成清晰的认知图式，而清晰的认知图式又能进一步促进其更多的使用。结果凸显度较低的构式，则位于“把”字句中相对边缘的位置，一方面使用频次较低，另一方面认知图式也较为模糊。

以上原型语义和构式化程度的分析结果均表明，“把”字句的核心语义为“致使–结果”，但此核心语义内部又可分为“致使–位移”和“致使–变化”两个原型图式。根据Lakoff（1987）的看法，原型范畴内部可能具有多个原型，如张懂 （2018）研究得出汉语双及物构式具有表达“给予”和“获取”的双原型语义结构。汉语“把”字句也可能为双原型语义结构，其中“致使-位移”义主要沿着“位移类、转移类→趋向类→动量类、方式类”的路径扩展；“致使–变化”义主要沿着“转化类→结果类、情态类→完成类→动量类、方式类→简单处置类”的路径扩展。两类原型在向外围扩展，同时也在对结果凸显度逐渐降低的过程中， 边界逐渐模糊并发生交融。 

张伯江（2000）、张旺熹（2001）和吕文茜（2015）均证明“把”字句的原型语义为空间位移，这与本文双原型结构的结论并不完全冲突。“位移”为原型，但不排斥可能与另一种原型语义共存。张伯江（2000）统计得出的表位移的动趋 类“把”字句占绝大多数，而本文统计得出的表“致使–位移”的位移类和“致使–变化”的转化类为两类最高频构式，此差异极有可能与语料类型有关。张伯江（2000）采用的语料来自小说，本文语料则来自报刊、文学、微博、科技四类语体。张旺熹（2001）总结的“把”字句五类图式中，位移图式和系联图式均以表达位移为主，等值图式、变化图式和结果图式均以表达状态变化为主，这两类 在该文语料中的占比分别为62.8%和35.4%，尽管前者占比更大，后者占比也不小。吕文茜（2015）通过构式–搭配分析法发现，“把”字句的显著搭配动词中有 49.4%为位移动词，形符占比67.71%，但也不排斥与另一种原型语义共存。此外，该文中举例的位移动词有部分我们认为并没有明显的位移义，如“到达”类的 “撞”“踩”，“敲”类的“拍”“敲”“戳”等。这些动词用于“致使–位移”类构式中可表达位移，如“把花瓶撞到地上”；用于“致使–变化”类构式中则可表达内在状态的变化，如“把花瓶撞碎了”。甚至典型的位移动词用于“致使–变化” 类构式中，也可由构式的压制作用表达变化义，如“把门推坏了”“把冰棍放成了 一摊水”，等等。以上三项研究均以频次信息为主要依据，本文则结合了下位构式的原型语义和构式化程度来进行分析。尽管视角不同，但两种分析路径的结果可以相互佐证。 

至于“致使–位移”和“致使–变化”两类图式之间是否存在隐喻关系，我们暂时持保守观点。尽管Goldberg（1995：83）通过英语实例指出结果构式由位移构式隐喻而来，如“Bob fell asleep”“ Bob went crazy”中通过表达位移的“fell” 和“went”来表达状态变化路径，汉语中也同样存在由位移义隐喻表达结果义的现象，如“找出来”“热起来”“安静下去”，由趋向动词的引申义来表达事件的结果。但汉语中的此类隐喻现象仅限于趋向类构式，对于转化类、结果类、情态 类等构式，则找不到从位移义隐喻而来的证据。从认知上来看，也很难说物体的位置变化就一定比其质和量的变化更具有直观性和凸显性。因此，本文暂且将“致使–位移”和“致使–变化”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原型图式。当然，无论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隐喻关系，不可否认的是，两类图式均处于“把”字句中的核心位置。

本文在构式语法视角下，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数据统计方法，对比分析了“把” 字句各下位构式的原型语义以及构式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把”字句的语义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1）“把”字句各下位构式的原型语义均含有一定的“致使–结果”义，表现为原型动词的强影响性以及原型语义蕴含结果义的倾向，这验证了“致使–结果”为上位“把”字句固有的原型语义，并由各下 位构式所继承；（2）对“致使–结果”义凸显度较高的构式，构式化程度也较高，并居于“把”字句中的核心位置；（3）“把”字句具有表达“致使–位移”义和“致使–变化”义的双原型结构，并沿不同下位构式形成两条相对独立的扩展路径。本研究从构式语法、语料库驱动等角度进一步检验并丰富了对“把”字句复杂句义的认识。 

本文仅对“把”字句中频率较高的10类构式进行了研究，未涉及其他低频构式，包括VP结构为“V着”“V过”“V+保留宾语”等的“把”字句，这些构式作为“把”字句中的特殊类、边缘类，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本文通过语料数据得出的假设性结论有待通过其他研究路径进一步证实或证伪。

注：本文选自《语料库语言学》 第17辑，第1—13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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