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Original 河海大学学报社科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1-05

引用本文：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5):1-7.

作者简介：刘同舫(1966—)，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刘同舫老师近照）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普遍交往形式与秩序的一种美好追求和向往。马克思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强调“工业的历史”与“交换的历史”的联结交互，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全球化在扩展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利益，使得共同利益沦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并导致交往关系的普遍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性普遍交往的形式与秩序，在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中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实现了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类生活”；普遍交往；交往关系；重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变革由异己性支配力量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时代方案。这一方案针对当前世界交往格局的等级差异问题和适应国际社会要求更高层次交往模式的需要而提出，其并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共享性的交往秩序与普遍展开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类”有可能实际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生存与发展，即在普遍交往中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体来实现自身本质，从而规定和展示自身的“类本质”，使人在普遍交往中实现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而趋近自由本性的历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形式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赋予世界普遍交往以全新内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世界普遍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从“类生活”异化到普遍交往

“交往”是一个与人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的基础性范畴。关于交往的概念，马克思曾在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阐述道:“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最广泛且综合的意义上使用的交往范畴，不仅包括由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贸易、流通等交往关系，还涵盖日常生活中的交际往来甚至思想和情感的碰撞交流等交往活动。无论是交换活动还是交往关系，尽管马克思在运用“交往”范畴中必定涉及物质生产和以物为中介的关系形式，但马克思的交往范畴始终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本质。马克思对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交往本质的捕捉，经历了从人的“类本质”视角向现实物质生产视角的转换进路。

对马克思早期交往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莫泽斯·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一书中，赫斯指出：“正如地球的空气是地球的活动场一样，人的交往则是人的活动场，在这里单个的人实现、表现其生命或能力(Vermögen)。”个体生命活动之间的相互交往，个体力量的相互激发等共同活动，是个体生命本质的现实表现。赫斯的指向和思路非常明晰，他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共同活动”看作人的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类本质”。就“类本质”这一哲学范畴而言，赫斯的观点是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认识的改造和革新，其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交往活动视域从自然活动需要转向利己主义的商品交换活动，使得“类”概念在哲学史上获得全新的社会性内涵。赫斯毫无怀疑地将交往确定为人与生俱来的“类本质”，将交往范畴直接设定为人的“类本质”，并以这种预设的交往“类本质”为出发点分析社会中被颠倒的交往样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哲学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价值悬设。

马克思和赫斯的思想分歧发端于他们对交往异化的分析，两人对交往的现实异化秉持完全不同的立场观点。在当时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还困囿于自我意识哲学时，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借助货币这一经济学概念，率先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的批判框架延展至经济领域，掷地有声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异化的颠倒状态。赫斯发出呐喊，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小商人世界”，社会交往作为人的理想化的“类本质”在现实中沦丧，“类被贬低为手段”；相反，货币获得普遍性外观，人与人的共同活动异化为“残酷的、动物般斗争”的商品交换，并呈现出“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活的根本颠倒”的伪交往状态。赫斯毫不留情地指出货币是扼杀生命的手段，斥责在充满假象和谎言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货币才是共同体或国家（Staatswesen），而人只不过是它的工资持有者(Lohnträger)，其实只是一个赤贫的钱袋持有者（Geldsackträge）”。赫斯借助货币，结合德国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所展开的交往异化批判，推进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认为货币将作为人“类本质”的交往活动颠倒为单个人有私利目的的手段，造成整个生活世界的颠倒。赫斯尽管引入了货币这一经济学范畴，却始终秉承“交往决定论”，甚至认为人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突出表现为交往异化史，这就导致其未能抓住更为深层次的人类生产与劳动的历史根源，忽视了物质生产活动在改变人的生活与自然生活之间关系的根本作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生发出对社会变革的透视性科学认知。面对如何实现“一切人的有组织的产品交换、有机的活动、一切人的共同活动”这一问题，赫斯最终还是从经济领域退回到费尔巴哈“爱和美德”的伦理领域，致使其借助货币所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始终停留在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层面。

针对赫斯将货币视为人的“类生活”异化的现实载体，马克思添加了“私有财产”这一关键环节。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表面上是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的障碍，但其实是私有财产对人的压迫的外在表征，它是私有财产的异化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将赫斯的“人—货币—人”的逻辑理路改写为“人—私有财产—货币—私有财产—人”，这一改写成为马克思从交往异化转向劳动异化的关键环节。马克思意识到私有财产在根本上是劳动的产物，因而交换关系生发的前提是人们的谋生劳动，赫斯仅从货币属性批判其造成的交往关系异化并未抓住劳动异化这一根源。于是，马克思从交往异化转向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并使这一批判成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主题。劳动范畴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概念的中介，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为科学的物质生产概念。至此，马克思彻底摆脱了向“类本质”回归的人本主义逻辑，将赫斯理解的“货币异化”带入现实物质生产领域进行分析，以生产为视角深挖货币导致交往异化的根由，承认交往互动为生产提供前提，但认为决定交往实践形成一种关系形态的真正基础只有生产劳动。马克思在生产领域内重新解释流通领域的货币哲学，从被感性直观的交换交往行为掩蔽的生产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建构和科学转向。“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的交往活动主要出于自然本性和生存需要，但仅仅依靠自然需要的交往在现实中必然受限，而且与人的现实发展实践的历史性变化不协调，因而在广泛的合作交往中形成社会发展形式，人类生产劳动呈现出自由自觉的特性，即在社会意识的作用下明确自身生产劳动的目的。由此明晰了人类的交往历史是在生产劳动推动下实现从自然共生到共同体的转变的发生史。

相对于赫斯单纯强调交往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侧重于用伦理学方式去审视社会冲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运思理路，马克思认识到交往形式与物质生产方式紧密相连，并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思考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强调必须把“工业的历史”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并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较之于赫斯，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更具现实基础和历史维度。因而，交往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横切面。有论者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只能以解放交往而不是束缚交往为根本路径，世界历史的变革根本性的就是要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对人类的交往所造成的各种束缚，从而把人从资本主义的交往异化之中解放出来”。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现象根源的深究和批判向现代人敞开了一个实践解放的境界。

二、资本主义交往关系的历史考察

交往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重要坐标，马克思不仅建构了科学的交往理论，还紧扣“人类的历史”和“交换的历史”的内在关联，将“交往”落实到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结构层面，分析考察了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同时期的交往形式，以此着力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交往关系体系的全球性异化。

前资本主义时期，低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落后的交通工具，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局限于血缘共同体或狭隘的地域共同体。这种交往以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为纽带，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性特征。诚如马克思所言：“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在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的地域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高度依赖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同质的、未分化的社会结构，设定统一的交往模式有助于实现血缘的地域性承袭关系，这种交往模式成为维持传统社会机械秩序的重要手段，只是随着人们生产实践和生存方式向现代的转换，传统交往模式中的各种问题开始不断呈现。

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增殖性与扩张性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冲破了“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的交往限制，人的依赖性交往关系已然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物（商品或货币）为媒介的交往关系。这一时期的交往呈现出鲜明的世界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交往的“漩涡”，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交往也具有全面性，各民族和地区的物质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广泛而普遍，彼此之间形成了全方位的依存关系。另外，世界性的全面交往使各个民族的交往日趋同步化，彼此之间相互借鉴和继承；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推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呈现出“时空压缩”的现代性标记，社会历史能够从“原生形态”发生偏离乃至实现跨越发展，大大缩短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因而，“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从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将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和一般规律进行凝结，使其融入人类历史运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在现实的交换与流通中逐渐浮现出自身特定的历史地位。现代以物为中介的普遍联系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独立的生存空间，对促进传统社会交往模式的解放和个人自由意识的提升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交往形态及其内在规律时始终保持辩证的立场，警示世人要在批判否定的思维中审视自身的交往形式和生存状态。如果怀疑、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在把握交往与资本的关系时，应认识到正是在资本的推动下，民族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人类的交往活动不断深化和扩大，呈现出世界性、全面性、同步化的特征和趋势。“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世界普遍交往的价值逻辑呈现双重性：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世界文明进步之间保持了历史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民族国家维护其文明现状之间出现了对抗性或矛盾性。”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全面异化和物化，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推进又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关系塑造全新的结构，催生出物的抽象逻辑统治下人的交往关系全面异化的状态，人们的交往不再停留于“人对人的依赖”的历史阶段，已经转向为“人对物的依赖”。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从抽象的“类本质”规定到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予以现实规定的转变，意味着其对资本主义交往形态的剖析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跃升。

交往的异化首先体现为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以及人被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交往形式，一切都能成为可以待价而沽的“物”，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资本将包括劳动技能、体力等劳动力要素强行纳入商品交换过程，交换原则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原则并辐射到一切领域。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认为，商品交换原则具有强大的同一化力量，这一力量将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抹平一切劳动的特殊性和个体性，使之成为可以衡量的同质性商品，“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人的劳动力被同一化之后，人与物之间不再具有任何本质性区别。交往的世界化和普遍化带来的不是人的个性张扬与自由解放的实现，而是人的深度“物化”，人在商品形式的“物”的包裹中逐渐失去自我否定和创造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言，“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被物所异化的交往关系是资本对人的劳动与劳动对象关系的颠倒，根本归咎于资本私利和贪欲本性对人自由本性的扭曲诱发，造成了商品货币关系全面覆盖人的关系的社会现实。

受具有贪婪性和逐利性资本的引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往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纯粹性的金钱关系成为人们交往关系的基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沉浸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歪风俗气之中。马克思深刻批判道，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造成了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消解，人的主体性和资本的客体性发生彻底颠倒，资本反过来赋予自身主体性而控制和规约了本应占主导地位的交往活动。更为严峻的情况是人的道德和尊严也资本侵蚀，在人的伦理价值体系中，私人生活领域的价值自由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而逐渐获得凸显并逐渐泛滥，且在资本的操控下变成了交换价值，马克思抨击“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一切交往活动都趋向于世俗化和功利化，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变得物化和非人化。

如果说物化只是资本主义交往关系异化的形式表征，那么剥削则是其实质内容。受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国民经济学家尽管早已关注到劳动价值规律与工资规律彼此对立式物化的“现有的经济事实”，但没有关注物化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难以解释物化关系背后形成的原因，而是将所观察的经济事实视为形而上学前提预设的经验事实，精心编织了关于商品经济中人们基于匮乏和需要进行的所谓相互自由、公正和平等交换的理论梦幻。马克思驱除了被国民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剥削关系的尘埃迷雾，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交往关系的实质内容。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的“剥削”是“少数对多数的剥削”，主要体现在国内少数资本家对多数雇佣工人的剥削以及国际交往中少数发达国家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源泉，指认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以及资本家对雇佣工人露骨的、无耻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貌似平等的交换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资本家通过交换所获得的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活劳动。马克思将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其中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工人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基于此，马克思揭示出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因而，“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家总是想尽办法以最大限度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其对活劳动的疯狂剥削在程度、力度和效率上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以直接强制手段为压迫基础的历史时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马克思对资本掠夺性的谴责，也是对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交往关系的强烈控诉。

在国际交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主要资本，其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发达的科学技术，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掌握主动权，并以各种形式剥削与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活劳动，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不平等交往结构。更为严重的是，以不平等的经济交往为基础所形成的是一种理念与事实相违背的国际秩序：在理念层面宣称所有民族国家不论大小都是普遍平等的主体成员，但在事实层面却构筑出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等级结构，并且这一等级结构被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不断巩固而日益强化。这种国际秩序通过扩大生产力的范围和变革传统的交往关系格局，逐渐消除了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得生产资料和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形成了“少数对多数的剥削”。这一统治状态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小部分人的“美好世界”，不可能是大部分人同享美好的“共同体”。人类的大多数并没有充分共享到全球化的发展成果，他们仅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当成“人类”的一员，只是充当全球生产力的工具，却没有在共享发展成果的意义上成为“人类”的主体。因而当前的世界历史进程并没有完全呈现人类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充分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过程并未实现普遍化，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尚未得到根本清除，个人社会实践的发展空间和个性化需要反而在全球化扩展中遭受冲击。

资本全球化虽然打破了地域性、封闭性的生产方式局限，在扩展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使得人类共同利益有可能成为世界历史条件下“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下，每个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的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则成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而且其“共同性”水平不仅没有超越特殊利益，反而受到特殊利益的制约。为了超越特殊的“普遍利益”形式，人们必须在深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激发自身的主体参与意识，从而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推动人类形成新的共同体，即一种将所有人都视为共享全球发展成果的主体成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更加公平合理的交往形式与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创新，扮演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在整体上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却忽略了全球发展正义问题，“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出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困境。”在重塑世界交往关系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构想，欲要成为凝聚集体认同、指导集体实践的历史实然，对新的交往秩序必然有其特定的理论关怀，实现对现实交往关系的系统化塑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渗透交往关系的方方面面，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在交往主体方面，致力于确保不同的个体、族群、民族和国家等主体成员的平等性，实现平等交往；在交往内容方面，提倡应坚持文明多样性原则，在尊重和立足不同主体成员之间差异的基础上寻找更高层次的“共同性”，实现多元交往；在交往主旨方面，主张要基于“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建立起符合不同主体利益需要和世界整体发展要求的普遍交往，实现合理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从人类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空间中寻找和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性”，在这种新的“共同性”中，人类的“交往实践”是合理、平等及多元的联合与共享。

在交往主体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扬弃“主体—客体”的对立模式，遵循主体间性原则，实现平等交往。主客体关系的嬗变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主题。“主体—客体”的认知模式源于古希腊时期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这一时期的哲学体系总体上偏重对客体的规定和认识，尽管只是把主体视为运动、属性和关系的外在载体，但其实已内含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致思路向。经过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发展，这种二元对立观一度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思维模式，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主体征服客体的等级秩序和统治逻辑。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交往中，“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极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等明显优势，在交往过程中将自身置于主体的优先地位，强调自身作为主体的决定作用，压制、否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主体性，把其矮化为自身发展需要而存在的客体和手段，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推崇强权思维和霸权主义，坚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导致“中心—外围”的失衡结构和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应以主体间性为基础，遵循“主体—主体”的交往原则，打破自我与他者关系遮蔽和错位的禁锢，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均是独立主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祛除某些丧失“自我意识”的民族和国家的“客体”或者“附属”地位，解除对“他者”的强迫和剥削，摒弃依靠资本力量以确定不同参与主体资格差异的偏见，将主体交往实践中的“一边倒”扭转为“全方位”，实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平等“对话协商”式的相互交往。在全球化时代，平等原则是主体成员葆有交往权利的根本保障，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并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主动权、参与权和话语权，消除其处于被动和失语的不良状态。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平等主体，都平等享有推进自身文明进程的权利，因此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同打造一种共存共生、平等相待的新型交往关系。

在交往内容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坚持文明多样性原则，实现多元交往。文明多样化是人类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常态。人类社会发展伊始就蕴含多样性的基因，受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画卷中描绘出不同步、各相异的多样化发展图景，但这种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发展的片面性和民族局限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掀开了民族特殊性与世界普遍性交融互动的新篇章。此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冲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其时空“场域”发生根本改变，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存于同一时空中，“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3个差异性时空格局同时并存，呈现出落后与先进同在，文明与野蛮并存的不平衡结构与历史时空的倒错重叠，而这表征的正是社会形态内源式发展与跳跃式发展、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社会道路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张力。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人类发展奏出共性与个性、一元与多线、决定性与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交响曲”。这一多元化的国际社会结构关涉多层次的交往领域和多样化的交往内容，成为重塑世界交往关系的主要力量。

多样化的文明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源泉。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内聚着不同思想智慧和劳动结晶的多元化文明样态，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图景，共同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华章。只有一种文明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文明的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恰恰相反，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交流互鉴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应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秉持“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交往理念，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世界人民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面对人类的各种挑战，站在更高的立场上促进人类遭遇的现实危机和价值冲突关系的重新整合，使多样文明成为内在于人的生存需要并推动人类整体发展的真实力量。只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中坚持多元文明交往的新型方式，才能超越狭隘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主义，创造一种开放包容的新型文明体系，凝聚全球力量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

在交往主旨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打破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模式，秉持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交往理念，实现合理交往。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人民处于共生共存的本真状态，各民族国家之间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共生性链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的个体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格局不断强化，人类社会的合群性和共生性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凸显和重要。面对共生性全球问题的倒逼，“合则强，孤则弱”，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各扫门前雪”，而须同舟共济“共建百花园”，否则可能就会发生冲突甚至带来严重灾难。“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这种命运与共的生存发展趋势使得现代交往思维的弊端显露出来，人们应当基于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转变交往思维，重塑世界交往格局。

面对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们应该克服“零和博弈”的交往范式，开创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交往新格局。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中，高度全球化的市场、信息、资源和人才等要发挥最大效能、实现全面共享和深度合作，就要打破“零和博弈”的窠臼与利益羁绊的怪圈，从冷战思维转变为共同体思维，实现多方合作的双赢或多赢，全球化时代要遵循这一交往主旨，就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契合点，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发展自身时促进各方共同发展。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致力于谋求人类交往关系的持续和谐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人类交往扩大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契合马克思理论叙述中的“真正的共同体”，它不断积蓄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解放的历史条件，在密切关注资本逻辑主导全球化及其制造的危机境况下，极力把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潜藏的交往机遇，力求在现实生活维度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在价值观还是义利观上都体现了对全球化和人类一体化发展的全新见解和远见卓识，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逻辑主宰下人的全球存在样态的深刻省思，彰显了对资本逻辑支配下全球化现实困境的超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的是主体平等、合作共鉴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塑造的是平等、多元和合理的新型交往关系，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的物化和异化，从而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和共同繁荣的世界，推动人类朝向实现真正解放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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