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引用规范：黄海，段泽孝. 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5)：15-21.

作者简介：黄海(1976—)，男，湖南平江人，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正确道路。但在国际社会上却对“中国道路”存在种种曲解与误读，表明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传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肩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核心目标是要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就、独特性和世界意义。要从宏观上夯实中国道路的实践表达，从中观上完善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表达体系，从微观上研拟具体的构建路径。

关键词：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中国奇迹”“中国震撼”等各种美誉，但同时也遭受着“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崩溃”“中国威胁”等各种曲解和误读。因此，如何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语境，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主题，形成对于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具有解释力、支撑力和引导力且能凝聚中华民族的行动底气和话语底气、融通中外的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宏观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一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微观层面来看，立足于新时代，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体系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亦是中国道路的实践必然。“新时代”这一宏观背景毋需多言，这里从“时代使命”和“实践必然”两个维度来分析微观层面的时代背景。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的时代使命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全面部署，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集中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关于贯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方略、坚定文化自信的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这表明，构建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道路的表述包含丰富内涵：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凝练与总结，源自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得益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理论穿透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前提”。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传播与运用，贯穿于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历程。来自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东方大地生生不息不断发展，足以证明其理论上的穿透力。另一方面，我们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无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旗帜，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展现了有别于西方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更具理论张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力的充分发挥，呼唤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所谓张力，在物理上是一种由内向外的力道。我们说一种理论具有张力，主要也就是说其具有向外传播扩散的魅力、实力和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成功运用，其本身所蕴含的理论张力，是其在国际上具备传播可能性的理论基础，而在传播的具体过程中，国际传播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是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力，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再次，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升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能力，是实现中国道路“有声”表达的必然要求。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能力是“无声”表达和“有声”表达交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成为对中国道路无声却无可辩驳的证明和对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最有力支撑。为使中国道路国际传播力得到与国家综合实力崛起相应程度的提升，中国必须苦练内功做好“无声”表达，同时，修炼外功，做好“有声”表达。但是，无论是“无声”表达还是“有声”表达，都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制度模式与观念形态，根植于我国发展的经验总结和对外交往的目标追求。这就必然导致我们在理论和制度上的话语内容、话语类型、话语体系、评价框架、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必然与西方社会存在差异，这也使得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之构建具有理论上的迫切性。

2.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必然性

首先，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能力具备实践基础。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仍然可以进一步类型化的概念，其中叙事力和同化力是其核心。所谓国际传播的叙事力，是指向外界传播、宣传、推介一种思想、价值、理念或制度模式的能力。而所谓国际传播的同化力，则是指使外界能够理解、接受、主动认同上述思想、价值、理念或制度模式的能力。简言之，叙事力体现的是方式方法，同化力则看重实际效果。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东西方社会均不乏国际传播叙事力和同化力的例子。譬如，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高度发达繁荣，制度优势也格外明显，其影响力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国家传播，形成了幅员辽阔的中华文化圈，域内国家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无不主动学习、接受中华文化，并效仿构建自己的国家制度。又如，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在向外扩张和传播的过程中，后发国家纷纷接受来自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以至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仿造欧美的政治制度而建立的。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近代的西方，其思想和制度之所以能够具有叙事力和同化力，无不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做后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与发展，开创了迥异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进而逐步“强起来”。实践的经验与成就告诉我们”中国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的综合国力在与日俱增，并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关注、学习和借鉴我们的经验。这也更加说明了中国道路伟大实践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经验正在逐渐向外界传播。因此，进一步提高我们国际传播的叙事力和同化力就关乎传播的成效。

其次，构建国际传播能力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从我国领域内走向了国际舞台，愈发基于人类的共性问题来阐发、宣传中国道路，使其愈发呈现出一种外向型的发展趋势。通过构建中国道路的叙事力和同化力，在国际社会上营造更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和国际间共享合作态势的同时，也有助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增加民族自信。进而在我国内部促进形成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宣传话语，使中国道路与人民生活的嵌入度更加提高，中国道路的影响力也将愈加深远。

再次，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关乎国家安全。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目的之一在于在国际上进一步确立和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社会发展方向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国家根本利益之争。国际话语权是一种“隐性权力”，在国家软实力竞争中发挥着的根本性作用。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需要面对西方力量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我们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实现独立而有影响力的发声，对平等对话的捍卫，以及与其他文化、文明和价值观交往交融，无不承受到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压力。中国道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鲜明的独特性，较之西方具有“异质性”。我们在坚定不移走好中国道路的同时，还要在国际上清晰完整阐述、客观正确表达中国道路，着力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具体而言，就是要向世界表明中国道路的科学性、自恰性和优越性；要让世界知道中国道路既是和平发展和自立自强之路，还是促进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之路，因而它的成功不但造福国人而且惠及世界。只有这样，才可能尽可能消除敌意与误解，才能赢得更多话语权。因此，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有助于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砥砺前行，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既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又促进世界和平。

随着中国道路越走越稳健，越走越宽广，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不仅是理论的必然，也符合实践的需要。但是，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同样面临种种挑战。因此，只有厘清了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并充分认知构建中存在的困难，才能明确具体的构建之道。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总目标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提高国际话语权。而其具体核心目标，则主要包括为中国道路自信发声、为中国道路独特性说话、为中国道路世界意义发言等3个方面目标。

首先，为中国道路自信发声。如前所述，中国道路有“无声”和“有声”两种表达。无声表达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个自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不能偏废。但在表述上的先后顺序，同样蕴含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从词义上来看，“道路”是一个含义广义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在理论的指导下，在制度的保障下，那么最终所达到的社会效果，就是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结合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来看，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最优先要向外传播的便是我们的文化，而最便于传播的也是文化。因此，以文化和价值观自信为支撑，增强心无旁骛走好走实中国道路的坚定信心，以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让和平崛起的中国用中国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话。

其次，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说话。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政治道路的国家治理方案，在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时必须说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所在，才能解答国际上关于中国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的疑问。一方面，要论述好中国“为什么”走中国道路的问题。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特别是面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有过被西方列强侵略殖民经历的国家，需要向他们阐述中国曾经有着类似的历史阶段。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从何处来”以及“如何走来”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讲清楚中国的未来走向，解释好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客观事实，一些西方国家肆意曲解，“中国扩张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充斥着西方媒体，也干扰着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正确评价。中国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国。国强必霸不是我们的选项，永不称霸是我们的庄严承诺，进而消解国外对中国道路的误解与戒心。

再次，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发言。中国道路对世界最具启发性的意义，在于“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纵观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真正通过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取得发展成就的国家并不多，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方案并不是真正普世的灵丹妙药。反之，有着相似历史遭遇的中国所遵循的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更加具有借鉴意义，更加具有学习中国道路的基本原理与精髓并与本国国情结合的可能性。同时，中国道路追求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文化和价值观，这样的观念更加尊重不同文明与制度，更加具有国际适应性，更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平等、多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

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必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具体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的困境与挑战。

首先，从国际话语格局的宏观层面来看，“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西方仍然把持着国际话语霸权，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客观、正确、充分阐述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有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表现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存和竞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孰胜孰败的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内见分晓，必然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一球两制’共存与竞争的基本格局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势力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国的包围、封锁、颠覆等破坏活动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已经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其正确性，但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势力不仅不会妥协，反而会加大、加强对我们的渗透与破坏。从这些年不断陆续发生的“南海仲裁案”“中美经贸摩擦”，甚至对我国台湾、新疆、西藏等内政的干预，就足以清晰地看到，虽然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但西方国家未必甘心见到我们的进步。并且，话语权优势是西方国家的重要武器，在掌控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宣传媒介的同时，对我国日趋发达的新媒体、自媒体等新型传播媒介的介入和渗透力道更是重点加强。因此，面对西方国际话语霸权，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前提在于走稳走好中国道路。

其次，从国内外“话语陷阱”的中观层面来看，西方国家以话语武器歪曲和批判中国道路，并通过巧妙包装借着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前文已述及西方势力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我国进行渗透与破坏，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还远不止于此。这些年来，我们时常可以看见个别高校教师发表错误言论、个别网民发表“精日”言论或对英雄烈士进行言语侮辱等新闻报道，甚至在一些公共议题的讨论中，也在“网络水军”通过发布错误观点言论来起到带风向的效果，进而扰乱我们的人心。因此，走稳走好中国道路的前提是一定要坚持道路自信，不被这些卑劣伎俩所蛊惑。道路自信是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依托，既要警惕崇洋媚外、又要防止“夜郎自大”。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实践、中国话语密切相关，脱离这种软实力，中国实践和中国话语问题难以讲清。中国在横向的文化开拓与纵向的文明传承中，既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又要防止“月亮总是西方圆”的思想意识，既要拥有充分自信，又要防止“夜郎自大”。

再次，从话语结构的微观层面来看，目前，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描述还缺乏与世界的有效对接，因而还基本停留在用“地方性语言”阐释其独特性的阶段，中国道路的阐释还没有很好跳出缺乏世界性意义的话语窠臼。尽管中国道路对世界具有启发性意义，但如果不能真正发挥出叙事力和同化力，则难以达到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预期效果。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源泉。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中国道路实践的新形式，并努力从这些新形式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又有传播价值的新的话语形式，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才能获得不竭动力。另一方面，要放眼世界、着眼全球，加大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当前中国道路的话语权还不够，既有“西强东弱”格局的原因，也有我们对其他国家研究不充分的因素。外来的先进思想总会存在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过程，中国之所以能够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于我们党一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样的，中国道路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也需要结合当地的基本国情，才能有效消除误解、化解敌意，使中国道路从“地方性语言”上升为“世界性语言”，真正发挥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同时，针对一些对中国道路持有异议的人的论调，可以考虑建构驳论性话语体系，以回应其攻击。

1.以宏观上夯实中国道路的实践表达为基础

首先，向国际传播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走稳走实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经风雨，一路走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出来的，不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的好意施惠，更不是通过对外侵略扩张。中华民族通过奋斗走上的中国道路，是理论的成熟、是制度的坚定、是文化上的繁荣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现在的中国人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自信，这与中国道路的实践密不可分。成绩来之不易，未来更具挑战。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前提，是继续更好更坚实地走中国道路，坚定文化自信。

其次，向国际传播中国对于自己制度的自信，维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道路得以不断前进的制度保障。我们党向来重视制度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党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如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舞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其实同样依靠制度来构建和保障，对外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应当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制度性任务。

再次，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是借由一项项具体的改革举措和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所铺就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进行类型化梳理，有助于在对外宣传时更加有针对性地更加细致地传播相关经验与政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不能只在宏观层面，而忽略具体政策及战略布局的传播和宣传。

最后，以国际传播的话语表达促进中国力量凝聚，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是建设国际话语体系的根本目标。‘中国梦’承载着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理想和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人民情怀与世界情怀的高度统一”。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为积极宣传“中国梦”而服务，让世界知道中国梦也会因主张“美美与共”而惠及世界梦，从而占据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制高点，同时，优质高效的对外宣传也有利于提振信心，凝聚共识，进而反哺“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2.以中观上完善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表达体系为重点

话语表达体系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关乎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要素。提升中国道路国际传播力的重点在于构建中国话语表达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寻求与西方强势“价值观”的平等对话和沟通，既是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要建构既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貌、中国气派”，同时又向世界“讲得通”“讲得清”、世界也能“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评价框架和观照人类命运和世界历史发展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话语体系。具体而言，对话语表达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基于中国自己独特的、坚守民族文化身份、价值观信念和当代实践经验，建构能够有力表达中国道路，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民族独特性，最能体现当代中国人文化与价值认同的文化类型，同时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最值得中国人充分自信，又极具对外宣传和传播的一套文化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嵌入国际传播话语表达体系，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才能具有中国特色。

其次，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文化语境和世界思想文化前沿，根据当代的根本问题和发展趋势，构建理论框架和学术话语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解释力、支撑力和引导力。当今世界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之上。由于不能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发展中国家自然在国际竞争中难以享有主动权和拥有主导权，一些综合国力较弱的国家甚至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因此，更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国际传播话语表达体系必须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道路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是理论体系，而理论体系的基础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必须着力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话语，并使其成为国际传播话语表达体系的重要部分。

再次，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对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构建自己的话语评价框架，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设定的具体标准和技术手段。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表达”，实现从“话语能力”向“话语权力”的跨越。构建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必须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要从话语表达、话语逻辑、宣传方式与文化战略等方面进行设计与建构，用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展现中国话语的吸引力，并将这一话语魅力转化成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与尊重。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则在于建立评价的标准和掌握评价的权力，将其纳入国际传播话语表达体系之中。

3.以微观上研拟具体举措为构建路径

根据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使命、理念，以及上述基础与重点内容，在具体构建路径上，可以从以下个方面着手：

第一，设计描述中国特色的理论和语言进入“元理论”层面的方式和路径，消除“话语逆差”，奠定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的基础。所谓元理论，是指最为基础最为根本的理论。当今世界之所以西方国家占据话语主导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的理论和学说进入了元理论的层面，并被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奉为圭臬。中国道路要想在国际上更加具有话语权，更充分发挥世界意义，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可为他国所接受、借鉴和运用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理清话语表达的层次、顺序、思路，将对中国特色的表述从“地方性语言”升格为逻辑清晰、主次鲜明的全球性话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中国特色，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也不能局限在仅仅用于解释或指导中国的实践。我们说的中国特色，是经由中国的成功实践，进而能够归纳和总结出一套发展中国家不依赖西方国家并且独立自主平等发展，从而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制度、方法、路径等。它是一套可以结合本国国情而运用的科学理论。

第三，从国家层面和学术层面提高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质量。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中国道路国际传播的效果，甚至成败。从国家层面来看，无疑是要持续加大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投入，使其具备同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相匹配的传播能力。从学术层面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逻辑严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作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唯有以此为指导，才能使学术研究始终为走好走稳中国道路提供理论支撑，才能使国际传播话语紧扣中国国情，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进而提高传播的叙事力和同化力。

第四，创新和充实对外宣传方式方法，使之既符合中国国情、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能与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话语习惯、表述方式有效对接。“既要讲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故事，也要讲好改变个人生活命运的小故事，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心灵沟通，增加中国论述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一方面，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与域外国家、甚至不同文化背景、宗教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我们的宣传方式需要类型化策略，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与国情，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奇迹”“中国震撼”和“中国崩溃”“中国威胁”等不同的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对策和方法应有区别，既需要对我们成功的经验摆事实、讲证据，以理服人，更需要通过理论建构来应对理论挑战。特别是对于渴望或正在向中国学习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着力促使中国的经验和理论可以内化为当地的指导理论，增加其理论上的认同感。

第五，坚持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及其思想产品进行包装、传递与推广，实现与世界其他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与互嵌。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是思想、文化传播最主要也最容易被外界接纳的手段，更是中国道路国际传播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事实上，在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传播过程中，文化产品 “功不可没”，特别是出版产品、艺术产品等更是备受人们喜爱。我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不缺乏好的优秀的可被外界认可与接受的文化资源，关键是如何对资源进行利用，使其真正成为优质的文化产品，并透过文化产品的贸易来传播文化。

第六，建构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多元传播平台与渠道。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同时注重“官方平台”与“民意渠道”并重。话语的传播，文化的交往，以平等互惠最能为他人所接受。特别是面对和中国有过相似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格外注意。官方平台的交往交流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也存在人们出于文化差异而难免有所隔阂。相较而言，同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则更具平等姿态，有助于消除戒心。官方平台与民间渠道的分工合作，更能够提高国际传播的政治保障和效率，达到更有质量的传播目的。

第七，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效果进行测评，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否取得预期效果，理论的创新与建构是否具有穿透力，需要用实际效果来论证和测评。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既是对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高度负责，也是运用客观的、可量化的指标来避免评价中一些人为因素的介入，从而使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真正取得成效。既然是一种量化指标，就需要在评价指标制定时务必科学严谨、直面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实践中的真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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