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生态意蕴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生态思想是他的劳动思想的逻辑延伸。作为人类的根本属性和基本存在方式，劳动对于人类的价值是通过劳动作用自然界而体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就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劳动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恰恰就是生态问题。

      马克思立足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从劳动哲学的高度全面审视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关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系列性问题，构建了他的独具特色的、系统的生态思想。

      劳动将人类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由一种自然存在物转变成一种社会存在物。从人将自然界作为直接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和工具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的不可割舍的原初价值，“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由自然界中普通的成员超拔成为一种高级生物体，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劳动通过推动脚的直立行走和手的自由灵巧、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进化，最终促成了人的诞生。不过，这种最初的“人”依然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生物人”，他们在相互作用、共同协作的劳动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交往和联系，从而演变成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类，人类社会也随之同时产生。

      劳动在把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同时又使人类与自然界统一起来，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脱胎于自然界的人类并不能独立于自然界而存在，相反，人类又依靠劳动重新回归到自然界中。劳动使人类获得赖以生存的所有物质资料，但是劳动创造绝不可能无中生有。从根源上说，人类进行劳动所需要的所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是来源于自然界。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依赖的天然自然界不同的是，在人类劳动的作用下，自然界越来越多地留下人类劳动创造的印迹。人化的自然界不同于天然的自然界，既是自然界自身自然演化的结果，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承载着人类认识、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智慧和能力。在人化的自然界日渐成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时，人化的自然界与天然的自然界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为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然而，由于人类对人化的自然界的依赖性不断增强，马克思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人化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突出了人类依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的能动性。

      劳动使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有机整体。自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到人类又重新回归自然界，劳动成为人类与自然界联系的关节点。正是由于劳动实践活动，人类与自然界相互融合，彼此体现着对方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在工业化大生产后已经成为可直观感知的现实存在。通过劳动，人类与自然界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然而，统一中包含着对立。人类与自然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内在张力主要体现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和“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的矛盾统一体。其一，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人带着强烈的主体性特点去依赖自然界。人按照自己的功利目的和审美价值利用、改造和塑造着自然界，不断地变天然自然为人化自然。其二，人也是具有受动性的自然存在物。人决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自然界，因为自然界原本就是一个独立性的不依赖主体的本原性的存在，它具有自身内在的运动规律，对人类的存在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性。

      劳动将人类与自然界有机地统一起来，又使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对立充分显露。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既凸显了尊重、顺应和呵护自然的价值理念的必要性，又暗示了在人化自然的劳动过程中隐藏着潜在的生态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将劳动界定为“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从劳动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视角对劳动内涵的这种界定，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

      物质变换是劳动活动的本质属性。首先，劳动不是纯粹的主观活动，而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变换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开展劳动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劳动实践活动必须解决和处理的核心问题。其次，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度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人类借助劳动活动从自然即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无机身体”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人类在消耗了生存资料后再将自身的能量及营养成分回馈自然以维护自然界自身平衡。最后，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内容的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强调，人必须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以两者之间的物质变换为条件而生存。这是人类生活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无法改变的规律。

      劳动是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从整个自然界的大生态系统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主体的自然系统和客体的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主体的自然系统和客体的自然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内部两个关键性子系统，当这两个子系统的运作都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法则，且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时，自然生态系统就能良性运行，否则将导致“自然的异化”即物质变换的裂缝。从劳动和人类的价值关系的角度检视人类劳动，劳动具有双重性质：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追求着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但在特殊的生存境遇下，或迫于生存的压力，或对于物质财富的贪婪，或认知的局限，劳动也有追逐功利的近视目的。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劳动自身的这种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既可能导致生态裂缝，又能够弥补生态裂缝。马克思主张，由劳动造成的生态危机，仍然需要由劳动来弥补。

      要发挥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调整和控制作用，就必须全面认知劳动，真正把握劳动作为人的类特性的积极作用。首先，劳动具有多维价值。劳动创造财富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但马克思强调，认为劳动的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的认识，“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创造人类和解放人类。其次，劳动是人类的理智活动。人不能站在自然界之外去任意支配自然，而要在劳动中正确处理好人类肉体的直接需要和尊重生态价值规律的关系。再次，劳动是人类不断提高认知的过程。人类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将提高自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水平，“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同时，也更加清楚地认识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最后，劳动是人的尺度和自然的尺度的有机统一。劳动不是单纯以人或自然为尺度，而是奉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标准。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是生态危机的本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一个双向度的互动过程，一旦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大于自然界的承载能力或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超过了回馈，就会使人类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导致自然异化，出现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裂缝，产生生态危机。那么，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源何在？学者们普遍将注意力聚焦于自然生态内部或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有的意识到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冲突，但在应对策略上却落入抽象的外部反思的窠臼，把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当下的“后现代主义”奉为灵丹妙药，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解决方案。没有真正触及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生态危机背后存在着怎样的社会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搞清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内在关联性。马克思认为，人类一经开始生产，就产生两重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界以获得物质资料。在人类利用、加工、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时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起初只是单纯的劳动协作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分工的细化，逐步演变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正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并得到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体现，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就必然超越“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为一切社会“所共同具有”，生态问题也就必然贯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总体上说，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时代，作为人类生存的自然前提的“生产的原始条件”的两个基本要素“主体的自然”和“客体的自然”仍然处于和谐的统一状态中。但是，由于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量使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这可能给自然界造成自身难以修复的破坏，这是物质变换裂缝出现的客观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资本家对财富占有的贪婪欲望，导致对自然界无节制的掠夺，这是物质变换裂缝出现的主观原因。如何切中要害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马克思准确地抓住联接人类、自然和社会的纽带——劳动，以其作为切入口来剖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即自然异化根源于劳动异化。异化劳动的原初表现形式为劳动产品(结果)同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者从事劳动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劳动产品以维护劳动者的生存和促进劳动者的发展，但异化劳动却导致劳动产品成为劳动者异己的支配和主宰力量。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劳动成果绝大多数没有被用来消费而是累积转化成资本。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其实就是资本同劳动的异化。资本与劳动的异化使“资本逻辑”大行其道，使人类、自然和社会等所有一切都失去自在自为的本性而听命于资本增殖的任意摆布，进而导致主体和客体两个自然系统的异化。

      资本与劳动的异化使主体的自然系统发生异化。在资本增殖这一唯一生产目的下，劳动者存在的价值取决于他为资本增殖贡献多少价值。因此，一方面，资本家不断降低劳动力成本，把劳动力的价值压低到仅能维持生命的程度，致使工人的劳动收获无法弥补劳动力消耗造成劳动力亏损。另一方面，资本家不断压缩用于改善劳动条件的费用。在劳动者的主体自然系统异化的过程中，资产者的主体自然系统的异化也同时进行着，资本与劳动的异化使客体的自然系统的异化现象更加突出。在资本逻辑驱动下，“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劳动过程，成为绞尽脑汁地增加剩余价值的过程，成为更加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的过程，在资本操纵下的劳动已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的物质变换转化为资本对自然(主体自然和客体自然) 的单向度的掠夺。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异化导致资本对劳动的主宰和操纵，这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因此要消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裂缝以根除生态危机，就必须打破“资本逻辑”框架，把劳动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劳动解放是自然解放的基础。其一，劳动解放和主体的自然解放即人类解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的劳动范畴本身就内含“解放”的意义。一方面，劳动将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通过劳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劳动中探知、把握、利用自然界的内在规律造福自身，从而摆脱动物式的被动依赖自然界和任由自然规律摆布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劳动将劳动者从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劳动的这种内在的解放功能在阶级社会里因遭受一种异己的外来力量的左右和束缚而被异化。其二，客体的自然解放必须依靠劳动解放来实现。物质变换裂缝是自然异化的表现，是生态危机的本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在人类劳动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可以在劳动异化中寻找自然异化的原因。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异化，使资本增殖成为驱使人们进行劳动的动因。人类为了近视的、局部的、功利的经济效益，盲目地开发和攫取自然资源，单向度地利用和享受生态环境，结果造成自然资源的衰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只有把劳动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才能消除自然异化、实现自然解放。

      通过劳动解放来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互为因果关系，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又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这种关系的秘密只有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才会暴露出来。那么，要消除自然异化即生态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断言，“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马克思认为，消灭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须用“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联合”来实现。从生产资料方面来说，马克思以“土地”为例论述土地联合经营的好处：“享有大地产在国民经济上的好处”、不以牟利为生产目的、平等地占有和经营土地、“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从生产者方面来说，“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可以理性而非盲目地共同控制自然资源，从而以最小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利益需求。

      综上所述，通过劳动解放得到消除生态危机的目的，必须同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制度性前提条件即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异化现象，打破资本的逻辑框架；制度性保障条件即确立共产主义以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即联合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进行联合经营。如果仅仅具备其中个别条件，就并不能真正实现劳动解放和自然解放。马克思认为，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仍然处于人的异化即资本逻辑的影响下。只有“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共产主义才能真正使人复归“合乎人性的人”，才“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