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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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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天，贝莉跟随藏族僧人才旺仁增去转山，跋山涉水，徒步六天，终于完成了绕转阿尼玛卿雪山的朝圣之旅。结束旅程后，她不是回家，而是去了青海果洛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红科寺。在那里，她“隐居”一个多月，回来给我带了件礼物——这部转山记的初稿。

贝莉的《无始无终——阿尼玛卿转山记》，读起来心旷神怡。其体材为日记，以清新的文字平实记载了旅途中的交往，身在圣俗之间的体验，眼见的山川、风物、习俗，及耳闻的传说，在不少地方，又夹叙夹议，录下穿越路上之所思。

《无始无终》的日记体，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我总能预期，从贝莉的气质里，涌出这样的作品是必然的。

考博前，贝莉曾来约见，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位非典型的考生，其言谈举止，与我通常接触的“科班出身”者差异再鲜明不过了。作为一位典型的“80后背包族”，她显然是背着相机去不少地方的，而她的言语随意而直接，有时甚至令我摸不着头脑。

厌倦了伪学院派人类学，那时，我正暗自估摸着在背包族里挑选若干，尽己之所能，培养出个别另类，对现状稍作改变。见到贝莉这个背包族，我暗自把她算上了一个。

记得当时贝莉还递交给我一篇习作，浏览之后，我发觉它饶有兴味。那是一篇不短的行记，记载了她带着藏学人类学前辈李安宅先生的著作去寻访拉不楞寺的经历。当时李先生的书虽已重印，但读的人还不是很多。贝莉能跟前辈在书中指引的方向去旅行，这让我刮目相看。

对贝莉的读博申请，我给予了支持，她考上后，我充任她的导师。

老实说，“回头的浪子”并不好带。贝莉对我们所从事的人类学是热爱的，在课内课外跟着读过不少专业书，对书的内涵，她渐渐能谙熟于心，但她无拘无束惯了，多数事都我行我素，难以“被规定”。另外，这个背包族还特死心眼，我本以为，为了作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她哪儿合适哪儿都会答应去，但一讨论到她的论文课题，她却总是如发誓一般地坚持，除了藏区，其他地方她都没兴趣！

贝莉的散漫和顽固，没少给我带来困扰，但却从来没有让我反感；其实，我早已悄悄感到，这散漫包含一种与假正经完全不同的严肃，这顽固则潜在着衍化为坚持的可能。

几年过去，那散漫的严肃和顽固的坚持依旧，这本转山记可以说是明证。

转山是朝山仪式的一个别致种类，其目的地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山，其行为在于绕转圣山。

如著名藏学家才让太教授在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的：“转山”一词中，表示行为的“转”，指的是转圈这种表达敬仰和膜拜的古老祭祀方式，源于久远的象雄文化。转圈仪式，是通过人的有规则的实践，勾勒出代表“圆满”的圆形，并作为“对圆满的实践”，用以祈求神灵的保护和人生的圆满回归。“转圈”这种祭祀方式，可以用来向任何有神圣内涵的神、物、人示敬。当圣山的膜拜被人们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时，我们称之为“转山”。

“圣山，天地相遇之处，位在世界中心。”天地相遇的地方，可以包括人的居所以至人体自身，但其灵性来自别处，这些地方与生活世界的绝对距离，可以或远或近，但相对距离，却总是遥远的。远在于相对稳定而结构化的生活世界之外，圣山处在古人称之为“荒服”的地带，正因为地处边远，它们传说般地能汇通上下、联通前后、传输灵性。在藏人当中，圣山被当成王者的天梯、“当地的神仙”或“当地的主人”，作为天柱和地钉，贯通层次不同的界；圣山也被当作是战神，如同一些死去的强大英雄那样，顶天立地。作为生命的源泉、天地的媒介、生活的“异类版本”，圣山在不同文明中周而复始地启动着朝山仪式，经由这些仪式，它们伸出“看不见的手”划出线路，由此，将居所开放给有灵性的世界，成其相互关联，构成别致的网络。经由那些网络，日常活动限定在地方范围的人们，通过“苦行”，得以往来于自我与汇集神圣的自然之间，实现其心灵地图的延展。正是这些外在于家园、内在于宇宙的圣山，时而化为以一贯三的王者之象，时而变换着难以抵御的魔力，印证着敬畏的必要，驱动着圣化自我、医治病痛、克服恐惧的“远足”，由此而让社会生活富有动态，让德性有了原型，给人间生活注入希望。此类“远足”，如“朝圣”一词意味的，是一种带有神圣意味的“游”。

贝莉的《无始无终——阿尼玛卿转山记》，涉及到的当然还是一个背包族的行走，但这一行走含有别样的意味，它涉及到作为外来于一个文明的“异类”，如何通过跟随文明的承载者前去他们的圣地从而抵达另一个境界。

这本书出自一个自由惯了的年轻人类学者之手，没有拘泥于诠释，而有着关于出发、行进、歇息与归程等凡俗事项的不少琐碎记述。琐碎记述如实地散漫，若是说它们有神明相互贯通的逻辑的话，那这个逻辑更多来自转山制度，在这当中，作为过程的转山之“游”，悄然随着作者跟随藏人的脚步，亦步亦趋，一站一站地接近于朝圣之旅的目的地，而实现为身心的有节律的转变。这个转变的直接的表现是，作为行者，贝莉在转山路上，起初举步维艰，后来变得步履欢快。得益于其亲人般的同行者所给予的悉心照料与巧妙鼓励，兴许也得益于那条不知从何来、向何处去的伙伴藏獒，这个身体感受上的转变来得并不慢。不过，转变的到来，还兼杂着某种“慢动作”，它交织着转山者与圣山之间距离的逐步拉近，及这种距离的逐步拉近所给予作者的精神舒缓作用。与过程相应，作为一个文本，日记前几个部分读起来稍稍沉重，后几个部分则充分表现了思想的渐次解放。从旅途前几日“沉重的肉身”所施加的负担，到后几日与她的同行者如此自由地交流——贝莉的“散漫”，变得严肃而有意味，她的“顽固”，终于有了“坚持就是胜利”的结局……

贝莉于2011年10月完成了其在西藏山南桑耶寺的长期田野考察，在这座古老的寺院里，为了移情和理解，皈依为一名佛教居士。此后，便带着一颗兼杂汉藏内涵的心，多次回到所研究的民族中去，将身心投入到藏文明的研究之中。

“要进行一次成功的田野工作，某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家必须在研究上花足够多的时间，他必须自始至终与他工作在其中的民族保持密切联系，他必须只用他们的语言与其交流，他必须学习他们的全部文化和社会生活。”基于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把握来理解这一文明，成为贝莉给自己的任务，而这部转山记，成为她迈向藏文明圣地途中留下的一串脚印。

贝莉不是没有写过专著（她基于桑耶寺的长期田野工作和历史研究写就的博士论文，便是一部尚待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专著），但其关于藏文明民族志研究体验的日记，似乎还是更能表现她的个性。若是有人以专业标准（或偏见）来评判，则此类书，充其量罗列了系列民族志素材，“恰当的”民族志，应像经典之作那样，避免将社会生活的分类和解析作为代价让渡给“私人记录”。然而，我个人还是喜爱贝莉的作品。这其中原因之一大抵是，尽管藏人的转山一向是感动我，但我从来没有攒足过勇气跟着行走，而贝莉的记述，让我身临其境，感受到我想感受的。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如我相信的，在经历学科成丁礼考验之后，返回到带有研究者个人气质、爱好和风格的求索中去，尽其所能与天分，使所见所闻之有意义事物得以生动重现，对于人类学这项事业，贡献并不亚于刻板的民族志，而贝莉的这部“日记体民族志”向我们显示的，正是人类学向这方面开拓的一种可能性。

散记类文体绝非贝莉的独创。在古代和近现代中国，有着浩繁的志书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它们如民族志那般，细致记载所涉之地天文、地理、民俗、物产、职官、教化、人物等方面内容，也有着一样浩繁的文本，如“异文化人类学”那样，铺陈着祖先对于世界的认识，其中，游记和纪实性的游踪日记构成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贝莉的书含有什么创新，那么这一创新便可以说缘于其对传统的继承，而她所自觉或不自觉继承的，正是纪实性的边疆游踪日记传统。

入学前，贝莉已是个优秀的摄影人，从读博到现在，她不仅用笔写下了田野工作的收获，而且还拍摄大量图片记录她的观察。2013年4月，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民族志展览馆展出其“桑耶寺的仪式与节庆”专题摄影作品，我就是该展的策展人。她这次发表的转山记，一样也收录了她的摄影作品，这些图片说明着她在朝圣之旅上的遇见景观与人物，它们大大丰富了这部“日记体民族志”，使之成为一个生动活泼的文本。

2016 年2 月29 日于五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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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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