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遇历史：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新均衡态势——“一带一路”蕴含的深度互构与新发展主义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杨敏，杨筱明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项目重大课题“阳明心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16GZX10）

作者简介：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博士，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杨筱明，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摘要：从“中国之中国”走向“世界之中国”的过程，重塑了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关系，当代中国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陆海双轴均衡的地缘政治理想状态。跨进近代之槛以来的各个重要时期，中国几乎都面对着陆海双轴的艰难抉择，也因国家政略基线遭遇的冲击而备受煎熬。今天，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从“一带一路”可以体悟到，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由更为深入的交流汇通而达到互构共生的前景。可以说，以陆海双轴的深度交融和互构共生的国家政略新均衡态势，作为“一带一路”引领新全球化的内在基础，正是“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相遇与相知在国策层面的表达。“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主义理念和行动机制，将促成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一过程也拓宽了发展社会学的深远空间。

关键词：陆海双轴；国家政略；“一带一路”；发展社会学

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都是由不同社会主体的行动构成的，这些社会行动在社会关系的聚汇、交集和相互效应中得到展现。可以说，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把握，离不开对社会主体行动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始终绕不开一些重要关系。在笔者看来，“在社会学（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需要面对一些与之相关的重大基本关系，也必须回应时代提出的社会实践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大关系，即‘古―今’关系、‘中―西’关系以及‘理―实’关系。可以说，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始终都绕不开这三大基本关系” 。以三大关系作为重要的学术脉理，可以获得对当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更为通透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深入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强调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显然，在习近平的论述中，无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都可以看到“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理―实”关系这三大基本关系的脉理。今人与历史的相遇和相知，学术上总存有一种特别的感人之处。而且，越是在历史长程之中、宏阔视野之下，越能显现出这一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中穿越时空的丰富意涵。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下，从“一带一路”建设的构想和实施，从西部边疆与东南海疆之间更为有效的双轴互动，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外交汇和深度互构，我们可以深切感悟到，当代中国国家政略中蕴蓄的新均衡态势，正在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境遇及未来图景释放出深刻的影响。

一、从内敛走向开放的

陆海双轴国家政略

从“中―西”“古―今”“理―实”关系的视野透视中国地缘政治和国家政略，历史上中国一直保持着亚洲内陆运动，近代以来不得不接受西方列强入侵和殖民化带来的亚洲外部运动，传统的西北与东南的区域差距及陆权与海权的不平衡，也变为了陆权与海权的全面危机，这个过程促成了“中国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这个内敛型到开放型的过程可以看到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演变，由以往对陆海双轴时空结构关系的基本认识，发展到陆海双轴时空互构关系的深层把握。这种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新均衡态势为“一带一路”奠定了内在基础。

（一）中国地缘政治的两大观察取向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既有辽阔的内陆，也有广阔的海域，陆权与海权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中国地缘政治的独特性决定了对国家政略的思考绕不开陆海双轴的关系。这也决定了观察中国地缘政治的两个重要取向：一是“从中国言中国”，即“中国之中国”的观察取向；二是从世界看中国，即世界之中国的观察取向。

“中国之中国”是基于中国自身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认识，由此获得对中国内陆与沿海的结构关系的认识，进而对西北内陆边疆与东南沿海海疆之间相互依赖关系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在这一视角下，形成了对“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时空结构关系”研究的深厚学术积淀。清代顾祖禹、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徐继畲等，对中国边疆与海疆的空间关系已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当代学者汪晖、王鹏辉、王春焕、孙勇等对此也有分析。如汪晖分析了龚自珍、魏源的西北舆地学研究。龚自珍的舆地学研究与西北边务及西北史地研究密切相关，他从中外关系看待中国，把视野投向遥远的边陲，随着海疆危机加深，对西域的叙述融汇了对沿海危机的思考。在《西部置行省议》中，他建议在西部建立行省，从内地大量移民，既是以开发西部来回应内部的人口与土地的压力，也是为面对“海洋时代”的新危机而构筑的战略构想。鸦片战争促使舆地学从西北转向了“海国”，魏源从舆地学研究推进了面临海疆、背靠西北的构想。王鹏辉认为，在龚自珍的边疆观中，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建立了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互动的空间结构。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有深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传统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制度依据。王春焕、孙勇指出，近代中国历史的逆转，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起点，形成了世界史地和中国西部边疆史地两派。世界史地派因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及东南沿海战争祸事而认识到，欲制敌要首先了解侵略者国家情况。近代中国西北地区是边疆危机的重灾区，关注西北边疆形势的学者形成了西部边疆史地派。“中国之中国”的观察取向，揭示了内陆与边疆的互依互赖，为陆海双轴均衡的国家政略奠定了基础。

“世界之中国”则是从世界甚至全球对中国地缘政治进行观察。这一更为开阔、更具整体性的视野，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地理的框架下，从世界和全球发展体系来考察整个中国及其内陆与边疆的关系，具有纵越历史、横贯东西的观察效果，从而能够更为深刻地展现“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时空互构关系”。从中国历史上看，边疆与海疆始终存在着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关系。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扩张，海洋霸权对中国这个传统的陆地大国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冲击，愈加折射出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有机联系，也从更深层次显示了陆海双轴“时空互构关系”。这不仅深化了有关边疆与海疆的空间结构性的理解，同时也使时人意识到，兼顾陆防与海防两个轴向是国家政略的基线。这些都促使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从“中国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转变。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论述已经呈现了这种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官员和学人认识到，边疆与内地的平等性对于国家内部统一的基础意义，及其对西方列强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前提意义。并认识到，在筑牢西北边防的同时，需要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以实现对东南海域及南洋的控制。但是，中国的疆域幅员辽阔，历代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重心向内陆倾向，清朝统治者也承袭了国家政略的这种惯性。龚自珍的著名诗句“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诗中剑气与萧声的比照映射出，当时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布防格局是不平衡的。这种以内陆军事力量作为对外部海洋入侵的防御措施，也反映出清朝在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上呈内敛型，可见当时从“中国之中国”转向“世界之中国”的被动性。

相比于“中国之中国”取向，“世界之中国”取向的历史积淀和实际运用都明显不足。无论是从历史或现实、学术或实践，从后一取向来观察和把握中国地缘政治的独特禀赋，都非常必要和紧迫。如果脱离了世界历史和全球地理的整体性视野，就会形成中国的内陆和边疆、陆防与海防的孤立和抽象的考察，也就无从展现原本生动鲜活的事实与过程。在这方面，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如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在他的文化论基础上，重新叙述了以往学者对中国史的三段划分，在“古代—中世—近世”框架中，以所谓“文化中心移动说”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内藤从地域空间和阶级阶层来看待中国文化的传播，在地域上是由内而外的扩展性波动，从汉族向周边民族的传播；在不同阶级、阶层、民族间的移动，是从贵族垄断逐步向平民阶层下移，并认为这一过程导致了中国文明的衰退，其文化中心已经东移日本。内藤以此建构起了近世中国的停滞与东洋的兴起的历史叙事。京都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宫崎市定被认为继承了内藤湖南的衣钵，宫崎进一步从世界史的整体性来建构东洋史，强化了日本在亚洲大陆的中心地位以及中国的边缘位置的历史叙事。有学者指出：比起西方来，始于19世纪后期的日本对于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更具有思想学术和文化历史的深广度。可以说，日本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有关亚洲区域研究的学术传承，至今依然是生产中国和东亚知识的世界重镇。日本学界的历史、地缘政治等知识生产有着严肃的镜鉴意义。

（二）世界时空下的近代中国陆海双轴

在世界和全球的整体时空视野下，可以看出中国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经历的漫长演变。进入近代后中国遭受的外部挑战，国策由边疆向海疆倾斜逐渐成为基本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陆海双轴失去均衡已是总体倾向，从而显示出国家政略从内敛型到开放型的被动转变过程。从历史上看，中国与世界体系或全球体系一直保持着某种关系。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约自汉代，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已经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一直居于这一体系的“中央”。至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东南亚，这一地区被纳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开始分化。19世纪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朝贡体系由分化进入了解体过程。到1840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中方战败，标志着朝贡体系的解体和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东亚体系的兴起。

此一时期，日本学界出现的向西方文明转移的历史叙事引人深思。1875年，福泽渝吉《文明论之概略》一书的刊行，特别是1885年《脱亚论》的发表，对“脱亚入欧”作了系统阐述，指出日本要告别中国、朝鲜这类“亚细亚之恶友”。福泽渝吉的“脱亚”实质是“脱华”，他对中国的儒学道统、政治思想、政权和国体、文化文明等予以抨击，提出“文明有先进与落后，先进的制御落后的，落后的被先进的所制御”的命题，进而提出文化攘夷、文明安全要以富国强兵、建立近代国家来达成，经由“文明的独立”转化出“国家思想”，将日本引向对近代国家的建设。1930年，滨田耕作在《东亚文明的黎明》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东亚概念，在学理上主张日本对中国的文明优先权，以确立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史，以此作为与西方世界史相抗衡的历史叙事。东亚概念内含了明显的去中国化，在话语系统上接续了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表达了“入欧”之后的日本返回东亚、振兴东亚，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

反观近代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海洋时代的战争和军事关系才逐渐成为汉族士大夫论述的基本出发点，并促成了士大夫对清朝历史、文化认同、国家改革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随着西方列强及日本的对华侵略、殖民扩张及朝贡体系的解体，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从重农传统转向商业贸易、从农耕文明到接受西方工业文明、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这一过程带来了人口、贸易、物流、财政、政务等在陆海双轴的重新配置，国家政略也在边防与海防之间发生了调整和逆转。总起来看，西方海国引领的“海洋时代”意味着西方世界秩序体系的确立。除了工业化生产方式、城市化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组织模式，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市场化经济体系、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国家关系和国际法规则体系，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核心制度。中国陆权影响力的日趋弱化，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世界强权的天平向海权一侧倾斜。

从更长时段和更大空间的视域观察，中国陆海双轴的倾斜是一种时空常态，“胡焕庸线”正是对这一常态的客观描述。1935年，胡焕庸在《中国之人口分布》一文中，提出了北起黑龙江瑷珲南至云南腾冲的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胡焕庸线”从中国版图上划分了西北与东南的人口、气候、生态以及市场贸易、工业化、城市化等地区差别，也体现出了游牧与农耕、边疆与内地、陆防与海防等区域分异，因而具有地理学、区域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跨学科意义。“胡焕庸线”划出的分野是何时出现的，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自秦汉以来，西北为国家边防重地，自隋唐以来，东南为国家财赋重地，元明清三代尤为显著。” 但也有人认为，南宋末年，中国大陆气候突变，逐渐形成了与“胡焕庸线”相吻合的生态和人口格局。总体上看，这一宋代以来日益呈现、近代以来愈加显著的时空走势，反映出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不平衡性以及陆海双轴的惯性倾斜，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则使这种内部不平衡性和惯性倾斜凸显为国家政略的脆弱性。而且，迄至目前，这一过程仍未结束。改革开放初期，在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东南沿海依托对外开放、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等的区位优势，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人力资源、企业竞争力、土地资产价值、财政税收等都远高于内陆和边疆地区，陆海双轴也进一步向东南倾斜。在大历史时空下，西方世界推动的全球化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之间的关系，就更为清晰了。

（三）“边疆中国”与陆海双轴均衡的国家政略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保持着亚洲内陆运动，从边地向内陆的人口迁徙和民族交融，形成了西北与东南的区域差距以及边疆与海疆的不平衡。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和殖民化导致了亚洲外部运动，随之而来的自由化市场经济体系、欧洲“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条约框架下的国际关系体系，引发了中国的陆权和海权危机，“边疆中国”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笔者看来，在近现代中国经历的现代性变迁，由传统帝国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民族―社会”关系出现了巨变，中国必须对一种多民族结构体的政治含义及制度安排做出回应和确认，对于走向现代国家的中国，“边疆中国”的国家政略意义也就由此发生。民族社会学因此而具有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评价，亦不为过。在中西关系空前交汇之际，对于走向现代国家的中国，“边疆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大问题。

简单地说，“边疆中国”问题的核心即在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多民族组成的政治结构体如何才具有合法性。麻国庆分析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大略而言，历代汉族政权强盛时，常常是以文化优劣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反之，季世势衰，则转而强调血统的传承，以‘坚夷夏之防’。少数民族政权也继承了这套传统，以建立合法性。直到西方列强叩开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中国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受到严峻的挑战。”显然，对于“边疆中国”提出的“民族—社会”“民族—国家”关系问题，必须重构古老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对中华民族统一体作出历史性回应。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初创时期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人对此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1926年）、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年）、蔡元培的《说民族学》（1926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杨堃的《民族学与民俗学》（1940年）、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1948年）等等。其中，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论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注也存在其他倾向，一些西方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将精力花在以“多元”解构“一体”上，却很少研究这个“一体”的建构所具有的历史内含和政治内含。、一些西方学者习惯用欧洲“民族—国家”形式来看待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规则和秩序以及边疆和民族问题，也有一些西方汉学家采用“内亚”“远东”的概念把中国地区化，回避甚至否认中国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事实。有中国学者认为：“不能把近现代的国家边疆研究套用于中国古代边疆问题，也不能把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政权之争当作中国与非中国的边疆问题。”“边疆中国”蕴含的“民族―社会”“民族―国家”关系也提示我们，中国内部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平等性、公平性，既是一个历史传统，更是一个现实进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实体和政治实体，赋予了这个古老共同体的新生命和新历史。

还应当指出的是，从大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华民族”“边疆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科学意涵。边疆民族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内地的农耕文明，或者说夷狄与华夏的关系这一持久的挑战，促使历代王朝统治者必须以清醒的政治头脑，采取现实性的国家政略。同时，中国的世俗文化底色决定了宗教方式和机制的不可行性。也因如此，中华文明的世俗主义开辟了民族融合的中国道路，为“中华民族”“边疆中国”注入了独特的理念和方法，在不同民族的相互交汇和深度融合过程中，形成了汉族为主体人口的多民族构成的统一中华民族，这一漫长历史，使得晚清和民国初期以及新中国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持续建构成为现实。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初创期，中国学人面对复杂的“民族—社会”“民族—国家”关系，立足于对“古—今”“中—西”“理—实”关系的深入把握，以现代创新来解释以往传统，在历史视野中审视西方知识体系，通过中国现实来回应既有理论，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这对于当代中国学人的治学立言无疑是一笔珍贵遗产。

二、“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新潮流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同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又提出与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被简称为“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构成的这条交往纽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 000多年前，而中国一直处于其枢纽甚至核心的位置。经历了近代中国的各种外患内忧，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失衡以及陆权与海权的全面危机，“中华民族”“边疆中国”的历史性挑战，也经历了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斜东倾的发展格局。这条交往纽带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同的是，在国家实力迅速提升、国家政略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均衡发展的理念，“一带一路”铺垫了从中国到亚欧大陆及至世界各地区的交往通道，也由此开辟了新的全球进程。“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新潮流——全球化的新体系与新格局、新秩序和新机制以及新文化价值观，显现了新全球化宏阔过程的内涵与实质。

（一）“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的新体系新格局

16世纪美洲航道的开辟，启动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此后数百年间逐渐达到鼎盛。与此相应的是海权称霸与陆权式微的周期，“走向蓝色”划出了人类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此前，国家基本是一个陆地概念，国家主权主要是以陆权为标识的，国家边界也是以领土划分，这也决定了国家之间的空间秩序——封闭性和排他性。海洋霸权改变了海权与陆权的传统关系，也改变了以往由陆权维系的空间秩序。这于西方海国或岛国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对向土而生的中华民族则是厄运临头。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陆权大国的国运，在海权主导的空间秩序下遭受了无情碾压。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侵入东南亚和中国，特别是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国策，凭借海国优势用武力挑战中国以陆权维系的亚洲秩序。伴随着这一传统秩序无可挽回的碎裂，亚洲大陆及东南亚各国间地缘政治关系也分崩离析。作为巨型国家的中国，100多年的国运低谷期，也是亚洲地区的落伍和边缘化的时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历史的偶然。由此可知，中国作为亚洲强国是大历史过程的常态，近代以来百多年的弱国处境是非常态。当代中国从非常态回归到大历史常态，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秩序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随着现代性从欧美地域进入非西方世界，新的地缘空间和社会人文条件，使西方模式的狭隘性显露出来，非西方世界的本土特质不断塑造着全球化的不同取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殖民化、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反抗运动，带来了非西方世界的复兴。然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规则和国际秩序以及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换，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被支配地位。目前，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蓝图，撬动了历史巨轮的转向，意味着全球化趋势的空前巨变。中国推动的新全球化进程标志着霸权主义、政治单极化、强权秩序的式微。“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精神，给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

（二）“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的新秩序新机制

我们曾阐述了社会互构论的基本思想：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日益增强，强弱悬殊或支配屈从已经不再是社会关系及其过程的主导机制，相反，并存互构、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才是现时代的主要特征。“一带一路”带动的新全球化潮流，使得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以来全球发展的交融互构趋势更为凸显。全球现代性变迁已经走出了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也结束了以往由单一国家支配全球秩序的历史。特别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科学、新生物科学、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的创新推动下，强化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削弱了贸易、金融、技术、文化、思想等壁垒，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新全球化过程中的参与度。同时也要看到，“当代社会主体的多元并立格局，主体类型的形质各异，主体利益取向各不相同，主体行动意义预设的多元化，主体行动方式的多样化等。”各国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强，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关系和对等互利。首先，在既有全球格局中已经预含了“势”“位”差别，发达国家的主导性的强势地位与发展中国家被支配的弱势地位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次，发展中国家以及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国情各异，文化传统、制度体系、社会心理以及自然资源、市场环境、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各不相同，各方的利益诉求也会存在一定差异甚至距离。

因此，在现实既有的国家关系结构中，国家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权力的强弱之分，地位的支配与被支配之别，使得各国间相互依赖是非对等的。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更有效地维系相互依赖、实现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彼此的利益需求存在差异和冲突的情形下，保持合作意愿、避免双输、实现互利？我们阐述的“互构共变”机理是理论层面的一种回应。一方面，社会关系主体的互构过程包括互构主体多元性、互构时空多维性、互构内容二重性或多重性；另一方面，共变过程则是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共时性变化；互构共变在形式上是同时、相应、协变的，在效应上具有不确定性，既有一致性、对应性，也有差异性和冲突性。“一带一路”实质上是一个“互构共变”过程，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提供了全球化新秩序和新机制的基础，也包含了深度互构的机制，这一过程促使作为多元参与主体的不同国家形成相互建塑与型构，通过合作方式实现有效的相互依赖，在相互利益需求存在差异的情形下，以务实的互补性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

（三）“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的新文化价值观

“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以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倡议。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具有不同基础和内涵，初级层次的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是基本利益的互惠互利；次级层次的共同体是制度规则共同体，是人们对权利义务责任的共同担当；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是观念共同体，体现在理念、精神、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包容和共识。人类生活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文化价值观等体现出的全方位共同体，可以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文化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从广义上说，人类社会生活现象无不是文化现象，社会事实及过程因而也是文化事实及过程，人类生活及其历史过程充满了意义与价值。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实质即在于文化，任何有意义的人类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文化的表达离不开符号、象征、价值、意义等要素，其中，“意义”是根本性的，从根本上说，文化共同体意味着意义的共同性。不仅如此，利益共同体、制度规则共同体、文化价值共同体都离不开意义共同性。由此可知，新文化价值观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基础，“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就是一种共同意义，反映了世界社会的共同期待和信念。“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全球化是共同意义的载体，以新文化价值观不断产生的新意义作为持续动力，笔者称之为“意义资源”。

社会学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视为核心命题，在社会学中，“资源”被理解为“社会资源”，资源的广泛含义和社会属性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物质的、有形的、现实的、经济的、市场的资源固然重要，非物质的、无形的、抽象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源也十分珍贵，某种意义上甚至更为重要。在社会学意义上，“一带一路”及其引领的新全球化，是全球范围的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这一进程依托的文化价值共同性，归根结底在于意义共同性。“基于各成员国家的行动共同参与，在国家行动主体间展开的利益辨析、话语交锋、合理性论证，通过反复协商，达成宽容和理解、妥协和让与，使得相互间的利益差异、分歧和冲突得到化解或转移，这种‘意义效应’过程使得主体的行动和意义的相互溶渗和彼此建塑，从而形成集体关系结构得以支撑和运作的意义资源。”意义资源需要不断的再生产，“一带一路”通过体现合作共享的框架、议题、方案和实施，可催生新的意义资源，从而推进对其他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文化价值共同性、意义共同性并不排斥文化多样性。互联网、大数据、自动化、智能化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推进了全球经济的共享与协作，为共享生活、共享文化、共享价值、共享意义提供了现实基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多维性也进一步得到认识和尊重。因此，新全球化进程的文化价值观是富有吸引力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通过不同的文化和价值的汇通，凝练共有知识、反映共有观念、表达共有期望，以此赢得合法性或者说天下人心。

三、新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社会学

习近平指出：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这种大变化引发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从高新技术创新获得了超强动力，增强了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扩大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空间，巩固了共同利益的物质性基础，推进了相依、互惠、共享的全球化总体格局；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凸显了各国各民族的本土特征，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各自相异甚至彼此排斥的利益诉求。因此，现阶段全球化过程聚集了不同面相和多种趋势——全球性与本土性、开放性与封闭性、包容性与排斥性以及多元与单极、分离与融合、离散与集中等等，这些面相和趋势的重合叠加、胶着扭结，往往形成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复杂征候。这种冷战结束以来的空前大变局表明，全球社会再次进入了新一轮的板荡周期。

我们需要透过表层喧嚣，探察深层原因，领悟未来趋向。今天，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下，我们从“一带一路”的实践中可以体悟到，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双轴在更深层面的全方位交流汇通而达到的互构共生前景。当代中国的陆海双轴新均衡政略，为“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全球化潮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国家、社会、民族通过共同努力建立起互构共生关系也更具现实性。也因如此，“一带一路”及其蕴含的新发展主义理念与实践，为面对一系列发展问题的中国和全球社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实践，意味着对社会发展研究及发展社会学的创新机遇。我们有必要厘清中国与全球社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发展议题，特别是那些这个时期深层次的独有的发展问题。本文从以下七个方面归结了当代发展社会学研究面对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格局的巨变使发展社会学面对着如何建构全球社会良好发展格局的问题

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当代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仍在快速发展，跨国生产、贸易交换、人口流动、文化互动等也随之扩展，地域政治多极化、制度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带来了新的开放势头，进一步突破了国家内务与国际事务的传统分野，对主权国家的治辖权力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量。一些地区长期陷入局部战争的泥沼，造成了政治无序化和社会碎片化；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社会民粹主义、文化极端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频繁出现。这些现象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的国际政治格局，当代中国和全球社会正处在国际关系的调整期、国际秩序的重构期。显然，一项首要的发展问题，是对旧的国家关系准则、规范、制度进行变革，建立合理的国际社会秩序体系，这也是重新开启全球社会良好发展格局的基础。

（二）发展趋势的转向给发展社会学提出了如何推动全球化新进程的课题

约17世纪以来，生发于西方世界的现代性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变迁方向，这个过程赋予了人们一种想象——只要遵循西方现代性的模式和道路，非西方世界将迎来自由民主的后历史世界，走向“历史的终结”是必然趋势。但是，大历史眼光和全球化视野会更新我们的观察。以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为界，此前的世界贸易中心是欧亚大陆，丝绸之路是连接当时东西方的主要商道，这些因素确定了陆权主导的全球历史周期。美洲的发现改变了东西方商业贸易和财富通道，可以说促成了全球历史趋势的第一次变化。此后开始了约500年间海权主导的全球历史周期，这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逐渐得以确立。当前，面对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调整与重构，中国提出了并引领着“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构想及实践，以陆权与海权的新均衡态势为基础，促使欧亚大陆重返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推动了全球发展趋势的新一轮变化。这一新全球主义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新全球化理念，将成为发展社会学革故鼎新的养料。

（三）发展需要的变移促使发展社会学对全球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在以往的发展社会学或社会发展研究中，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与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是一对经典范式，前者意即“已经发展了”的国家，也即一般所说的西方世界；后者则指“尚在发展”“尚需发展”的国家，即非西方世界。这对经典范式可以视为发展研究中的“元范式”，因为由此产生或延伸出了更多的研究范式、议题和结论。如在福山提出的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中，采取了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的划分，前者是充满斗争、战争、不公正和贫困的世界，后者则是自由民主制度，经济领域的创新精神、政治领域的竞选、休闲领域的娱乐竞技体育等，为个人优越意识的实现提供了发泄渠道。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已经彻底消除了发展问题，不存在发展的需要了，发展中国家才需要发展。然而，当前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各种问题也摆在了发达国家面前，西方世界的发展问题困扰并不比发展中国家轻松。因此，发展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这是发展社会学的一个全新而重大的课题。

（四）发展关系的调整要求发展社会学对发展过程的主导与支配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我们知道，前述两对重要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发展研究的传统内容。前者亦即“南—北”关系，后者也称为“南—南”关系。从以往发展过程看，发达国家在“南—北”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附属关系。依附理论曾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作了深入分析，世界体系理论则以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的结构模式，描述了经济剩余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输送机制。上述理论揭示了“南—北”两方在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与支配关系。当前，在“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新趋势下，全球经济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升，欧美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动摇了发达国家以往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同时，在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强力带动下，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呈现出旺盛的经济活力，这种新发展现象正在改变传统的“南—北”关 系 和 “南—南”关系。特别是金砖国家推行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为“南—北”协调和“南—南”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

（五）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推动了发展社会学重新思考全球化新进程的发展实践

对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总结和提炼，一直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焦点。对于发展模式的理解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广义上说，发展模式意指社会发展模式，一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与自己的一系列特有前提或因素密切相关的，包括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地理条件、地缘环境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狭义上的发展模式通常是指经济发展模式，即一个国家、地区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总和，包括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市场体系、贸易取向以及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对发展模式的理解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转变。近代工业革命开辟了以工业化、城市化等为特征的西方发展模式，很长时间里，经济增长和经济指标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也被视为有效的社会发展模式。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模式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习近平关于坚持开放精神、包容精神、合作精神、共赢精神的倡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基础与内核。在笔者看来，以陆海双轴新均衡的国家政略为现实基础，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全球化进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传统养分与创新精神的结合汇通，极大地拓展了发展模式的研究空间。

（六）发展困境的严峻性催促发展社会学对全球治理问题作出回应

目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社会发展面对着更多更深层次的困境。在经济贸易方面，市场竞争不断催化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规则展开的博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促自由贸易和市场开发，发达国家则祭出公平贸易的旗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科技方面的竞争也愈趋激烈，一个国家在新材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所处的位置，不仅是其科技水平的标志，也是其国家实力的体现。在一些新的国际竞争领域，如网络、数据、深海、极地、太空等，相关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竞争。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全球社会的无序、失范以及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尖锐地提出了全球治理问题。同时应看到，社会发展困境不仅在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而且在于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政治秩序以及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往往对这些困境和问题发挥着负面的催化作用。这种现状表明了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发展社会学必须面对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显示了以中国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作为全球化的价值基石。不同国家应以开放、平等、合作的心态，积极参与到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之中，共同应对发展困境。

（七）发展理论的变化推动着发展社会学研究必须直面发展理论基础的创新问题

发展理论或称现代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或发展社会学理论，尽管概念表达有所不同，理论体系也各有侧重，但研究议题、内容和关注有高度的相关和重叠，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的由传统向现代的深刻变迁进行考察和分析，应当说是上述领域的共同研究旨趣。在此，笔者采用发展社会学进行讨论。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学产生的标志。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中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发展社会学体系，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帕森斯在理论上承袭了欧洲社会学的知识传统，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视为两种相互排斥的社会类别，主张现代化就是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这一过程形成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世俗化等现代社会结构，发展中国家必须与自己的传统实行决裂，以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指导本国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发达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等带来了强烈冲击。随着当前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新的时代议题正在突破传统发展理论的藩篱，促使我们从理论根基上重新检视现代化理论以及发展社会学，以新的发展理论对当前的全球社会发展格局进行重新辨识，并阐述新的发展理念、准则、方向、道路等。

总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这些现实课题，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往阶段上未曾有过的。这种情形使得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完全脱出了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表层关注，进入到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其直接结果是，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的提问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或者说它们以往关注的问题被彻底更新。“一带一路”及其引领的新全球化和新发展主义正在开辟一个学术新境界。

四、结 语

从以往的“中国之中国”到今天的“世界之中国”，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关系几乎发生了彻底重塑，也许更加趋近陆海双轴均衡的理想状态的地缘政治构想。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一个严酷的历史逻辑，即国家意志与国家能力的这对矛盾。国家能力取决于国家实力，后者是国家物质性资源与非物质性资源的总和，是滋养国家权力与权威之血，也是国家意志能达成怎样的政略基线的实际支撑。国家能力及其各种现实制约，迫使国家意志必须在可欲性与可行性之间进行选择，相应的是国家政略基线的调整和移动。特别是中国跨进近代之槛以来的各个重要时期，几乎都可以看到对陆海双轴的这种痛苦抉择。“世界之中国”视野使中国地缘政治的独特禀赋更为清晰，对相关的持久议题——海权与陆权、海防与塞防、东部与西部、内地与边疆等——的研判也更为从容，从而使塑造海权与陆权的深度互构关系更具现实性。

可以说，以陆海双轴的深度交融和互构共生的国家均衡政略作为“一带一路”引领新全球化的坚实基础，正是“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相遇与相知在国策层面的表达，笔者因之将当前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视为一种新均衡态势。从当代陆海双轴关系的国家政略及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全球和世界、全球史和世界史的视野，折射出的一种学术价值，其中包含了对“中―西”“古―今”“理―实”三大关系范式的时代思考，对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等重大关系的现实回应，我们从中看到了“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主义理念，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和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主旨，将促成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一过程也开拓了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深远空间。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