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阿吒力教研究

——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

张泽洪，廖玲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skqy20176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滇西北多元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阶段性成果（15JJD730001）

作者简介：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廖玲，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讲师（四川 成都，610064）。

摘要：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崛起于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阿吒力教是在南诏大理国颇为流行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的传播及法术具有诸多特点，体现为阿吒力梵僧的传教与白蛮大姓的结合，以及阿吒力教经历文化传播而地方化、民族化的特质。南诏大理国时期流行的阿吒力教，能够融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经历文化涵化而形成地域特色的佛教密宗，这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南诏大理国；阿吒力教；赞陀崛多；白蛮大姓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崛起于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阿吒力教是在南诏大理国颇为流行的佛教密宗，并与西南边疆各族群有着密切联系。阿吒力教被视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滇密”，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是最具影响的佛教教派。学界对于阿吒力教的研究有持续的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曾从不同学术视角进行探讨。南诏大理国时期阿吒力教的传播影响及其法术特点，值得我们从南方丝绸之路的视野予以进一步讨论。

一、南诏大理国时期

传播阿吒力教的梵僧

阿吒力一词是梵语Acraya的音译。在云南地方文献和碑刻中，也常译为“阿阇梨”“阿阇黎”“阿左梨”“阿佐梨”“阿左利”“阿佐黎”“阿左梨”“阿叱力”“啊吒力”“阿扌哩”“阿叱唎”“阿吒俐”，略译作“阇梨”“阇黎”“佐梨”“叱力”“吒力”，意译作“轨范僧”“轨度僧”。意为“轨范师”“导师”“正行”。“轨范师”的说法，是沿袭中原地区的话语。在佛教的话语系统中，阿吒力本是对密教上师的尊称，南诏大理国则用以泛指密教僧侣。

天竺佛教密宗在唐代传入西南边疆的南诏，堪称中外佛教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源于天竺的瑜伽密宗阿吒力教，在大理国时期的佛经写本中称为“阿左梨”。大理国写本佛经有“国师灌顶大阿左梨赵泰升”“国师阿左梨王德彰”“灌顶阿左梨释智生”“大阿左梨周梵彰述”等题记。在明代云南地方文献中，始将宋代流行的“阿左梨”一词，译写成“阿吒力”“阿哩”“阿叱力”“阿叱唎”等，现学界则多使用“阿吒力”一词。

阿吒力教何时传入南诏的问题，学界曾有公元7世纪、8世纪、9世纪等不同观点。明杨森正统三年（1438年）撰《故宝瓶长老墓志铭》称：“唐贞观时，观音自西域建此土，国号大理，化人为善，摄授杨法律七人为吒力灌顶僧。”立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的《故考大阿扌此夕哩段公墓志铭》 载：

唐贞观己丑年，观音大士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伦，开化此方， 流传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翊王度，下以福佑人民。

此碑的碑主名叫段生，故又称为《段生碑》，立碑者为邓川上邑的段观音海等，此邓川段氏是段道超的后裔。唐贞观己丑年为唐贞观三年（629年），大理白族阿吒力教大姓的杨氏、段氏，都宣称其祖上于唐贞观年间奉教，可视为杨段大姓对其先祖宗教传统的历史记忆。此外，杨森《故老人段公墓志铭》，明正统四年（1439年）《赵定碑》，弘治八年（1495年）《杨霖碑》都说，观音大士是于唐贞观年间来南诏的。唐太宗贞观元年至贞观二十三年，即公元627~649年。奇嘉王蒙细奴逻，又载为蒙独逻，在位时间为公元649~674年。早在细奴逻称“奇王”之前（649年），圣人“梵僧”就已进入南诏地区，作为南诏国史的《巍山起因》，就记载了梵僧授记细奴逻的“圣人入国授记”故事。《南诏图传》文字卷，称梵僧“由是乃效灵于巍山之上，而乞食于奇王之家”，所载梵僧至巍山点化细奴逻的故事，成为阿吒力教与南诏政权结合的神学根据。《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载细奴逻“施五事”，其一是“劝民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佛经，手拈数珠，口念佛号”；其二是“劝民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杀牲口”。细奴逻在位时施政的这些举措，也反映南诏王室支持佛教传播的态度。

南诏时期阿吒力教的传播者，以来自印度的高僧赞陀崛多（Candragupta）最知名。赞陀崛多，史籍中又称为摩伽陀。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永昌军民府·仙释》载天竺人摩伽陀：

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阐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叱力者，皆服其教。

云南史籍多载阿吒力教传播南诏，其中有关赞陀崛多传教的记载较多。关于赞陀崛多传播阿吒力教的时间，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鹤庆军民府·仙释》说：“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保和为南诏劝丰祐年号，蒙氏保和十六年即公元839年。赞陀崛多传教的足迹遍及丽江、剑川、鹤庆、永昌、楚雄、宜良、腾冲等地。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山川略》“神僧迹异”条记载说：“在剌是里西南山麓。传曰：昔水涝不通，西僧麽迦陀，趺坐石笋丛中，以杖穿穴，泄其水，留有足印。”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载鹤庆龙珠山，“在府南二十里，山后有石穴。土人传云：‘昔鹤川水涨，民不奠居，有异僧赞陀崛多者，卓锡成穴，其水远泄’”。《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载，赞陀崛多“见谋统地方为水所占，乃以锡杖决其东南隅。水泄涸”。是其在鹤庆石宝山修道期间为地方解除水患的传说。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五载，鹤庆府唐代西域僧赞陀啒哆，在鹤庆峰顶山结茅修炼，在山后石室面壁10年，后卓锡象眠山掷念珠而泄水的神异。

赞陀崛多在剑川的传教活动，史乘同样记载其治理水患的神异。清康熙《剑川州志》卷十八《方外》载：“赞陀崛多尊者，唐蒙氏时，自西域摩伽国，来经剑川，遗教民间，悟禅定妙教，曾结庵养道于蒙统东山。”因梵僧赞陀崛多有卓锡通水之功，南诏蒙氏为之兴建剑川玄化寺。根据清释圆鼎《滇释记》卷一的记载，赞陀崛多在腾越州宝峰山、长洞山修行，致力于阐说瑜伽法，传播阿吒力教，腾冲县城西5公里的宝峰山宝峰寺，就是赞陀崛多传教之遗迹。明代徐霞客在其《西南游日记》中，记述曾考察宝峰山赞陀崛多修道之地。至于赞陀崛多在宝峰山初建草庵，民间传说为南诏赞普钟十六年（767年），则比赞陀崛多蒙氏保和十六年（839年）传教时间为早。

而赞陀崛多在滇中宜良传教，亦曾在宜良兴建法明寺。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寺观》载：“习仪僧会司法明寺，在宜良县城东隅，唐僧摩伽陀建。”清乾隆《宜良县志》卷三《寺观》载：“法明寺，在城内东北山顶，唐僧摩伽陀建，胡敬德重修。明弘治甲申年地震倒塌，邑人王让等重修。万历十一年，僧与宽繤化大修。”相传宜良法明寺始建于汉代，有“滇境无双寺，宜城第一山”之称。1942年，重修法明寺宝塔时，发现塔基金刚座上镌刻有梵文秘咒，塔内还有金刚杵等南诏遗物，这些文物印证了史籍唐僧摩伽陀建法明寺之说。

赞陀崛多将天竺密教传入南诏，与南诏各族群的地方信仰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阿吒力教。云南白族的《摩伽陀开辟鹤庆》的神话传说，生动讲述赞陀崛多开辟出富饶的鹤庆坝子的故事。赞陀崛多在石宝山顶洞中10年面壁、历尽艰辛苦修滇密的神话，已深深印入白族先民的历史记忆之中。《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其中绘有神僧赞陀崛多的图像，赞陀崛多名列此画卷亦彰显其传教的真实性。张胜温画卷第56号画像文字标注为“赞陀□多和尚”，图绘着圆领华丽僧服的盘坐梵僧，其深目、高鼻、络腮胡须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南诏境内还发现赞陀崛多的石刻画像，四川凉山昭觉县弯长乡博什瓦黑石刻是南诏时期文物，李绍明认为，博什瓦黑石刻中的长老，就是天竺梵僧赞陀崛多的石刻画像。

赞陀崛多致力于在南诏各地传教，先后在大理、鹤庆、蒙化建阿吒力教的五密坛场，传播弘扬阿吒力教密宗的瑜伽法。根据云南省博物馆藏大理国写经， 被南诏劝丰祐封为国师的赞陀崛多翻译《大灌顶仪轨》，并施行灌顶术，可知其致力于传播阿吒力教仪式。赞陀崛多的弟子亦受到南诏政权的崇信。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大理府·仙释》说阿吒力僧：

杨法律、董奖疋、蒙阁陂、李畔富、段道超，五人并能役使鬼神，召制风雨，降龙制水，救灾禳疫，与张子辰、逻倚，皆西天竺人，先后为南诏蒙氏礼致，教其国人，号曰七师。

“南诏七师”主要活动于阁罗凤时期，而南诏地方志乘称他们是追随赞陀崛多的弟子。此7人由天竺至南诏传教，先后成为南诏政权的7位灌顶国师。

南诏时期来自西天竺的僧人在传播阿吒力教的同时，大兴治病救人、兴修水利之事，以此在民间逐渐赢得信众，并兴建起阿吒力教寺庙。据云南地方志乘的记载，阿吒力僧杨法律就曾建大理荡山寺。《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说：“杨法律以神通天神，请帝释库舍利，造塔于荡山之班，建荡山寺。”明代史籍关于大理荡山寺的规模，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和介绍。可知杨法律兴建的大理荡山寺，在明代已成为点苍山甚为宏丽的寺院。

赞陀崛多及其弟子传播阿吒力教的成功，逐渐吸引南诏土著人士追随其学法，所弘传的阿吒力教开始为地方土著大姓信奉。写于大理国天开十九年（1223年）的《龙关赵氏族谱》，有明天顺六年（1462年）南京国子监监丞许廷端的序称：“蒙晟罗时，天竺僧人摩伽陀，阐瑜伽教，传大理阿左梨辈，而赵氏与焉。”瑜伽教是密教的总称，因以三密的瑜伽为宗而得名。龙关即龙尾关，即今大理市下关。赵氏先祖赵永牙是南诏时期著名的阿吒力僧，史称其“游行于渠酋之间”。此记载大略说明赞陀崛多传教初期，已有南诏本地的土著人信教而成为阿左梨。

我们根据现存云南地方文献的记载，可知南诏的乌蛮、白蛮两大族群中，白蛮大姓多有皈依阿吒力教者。杨森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撰《故宝瓶长老墓志铭》，为南诏七师之一杨法律后代杨德的墓志铭，称喜洲阿吒力世家杨氏，“传至大容、仲容，俱精妙术。当蒙氏孝桓王迁都喜睑，为世所重，尊大容为灌顶国师，赐金襕法衣。迨至生，能达赞陀屈多四业之阃奥，为世所重”。蒙氏孝桓王即南诏第七主异牟寻，异牟寻于公元784年由太和迁都史城（今大理喜洲），史称为迁都喜睑。墓志铭称阿吒力世家杨氏能达赞陀崛多四业之阃奥，以其佛学修养在社会上获得尊重。

南诏国师后裔的赵氏，即赵波罗族裔也继承阿吒力，其元代后裔仍然“聿修世业”，承袭其祖上的阿吒力教。1998年2月，楚雄市吕合镇文化站站长钱家龙在该镇白石盘村外田间发现一通古代石碑，专家释读此是元代阿吒力周大师庆的墓碑。碑文名称是《故恭默思道妙辩大师释智明墓志铭并序》，为元至正九年（1349年）所立。该碑文称，周氏自南诏细奴罗以周善温为帝师始，至元至正九年已世传21代，其中第五世周效为阁罗凤时期的“神兵坛主，上职大阿左梨”。八世祖周海在异牟寻时袭神职大阿左梨，而且“能以其道降龙伏虎，救雨祈晴，名扬于后世”。清高奣映《鸡足山志》卷八载姚安府阿咤唎教，“其族为杨、何、高、赵四姓。始何姓最显灵，杨氏为其壻，尽得其术，遂称为首”。姚安府王、杨、李、赵四姓，都是著名的白族大姓。史称“簪缨继世，密教传家，莫胜屡纪”。南诏大姓中杨氏、赵氏、董氏、李氏都是阿吒力世家，还有王、尹、洪、何、苏等大姓都有为阿吒力者，这些皈依阿吒力的都是南诏的白蛮大姓，也就是南诏政权立国支柱的白族先民。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杨政撰《故善士尹公墓志铭》说：“公讳山，字允中，世居大理喜睑，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贤。”历史上白族自称九隆族之裔，此世居大理的白族大姓尹氏，“盖弘圭庵宇，置常住田”，死后火葬于阿吒力信徒安息的弘圭山，亦是信奉阿吒力教的白蛮世家。《白国因由》之《观音化白夷反邪归正第十四》，就是劝化白蛮皈依阿吒力教的故事。白蛮大姓杨氏甚至自称属天竺婆罗门族，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大阿扌此哩杨嵩墓志铭》宣称：“其先有杨珠、杨珠觉二师，本天竺国婆罗门之种族。观音定国之初，先建叶榆，请二师从西来，护国安邦。”阿吒力教在南诏社会拥有白蛮大姓为信徒，可以说是佛教密宗民族化、地方化的标志，众多以密教传家的阿吒力世家大姓的出现，说明阿吒力教已经在南诏社会扎根。进入大理国时期阿吒力教发展更甚，一些白蛮大姓的名号甚至称国师灌顶大阿左梨。

云南地方志乘关于阿吒力教的传播，大致时代愈后而记载愈详。元代成书的《白古通记》载阿吒力僧人点化蒙细奴逻具有神异色彩：

观音显圣，南止蒙舍，北止施浪，东止鸡足，西止云龙，皆近沧洱。第一化：唐永徽间，有一老人，美髯，戴赤莲冠，身披袈裟，手持一钵，至蒙舍细农逻家乞食。时农逻与子逻成耕于巍山之下，其妻、其子妇将往饷田，见僧俨然乞食，遂食之。此一化也。……则见僧坐磐石，前有一青牛，左有白马，朱其鬛，右有白象，各驯伏。

《白古通记》三化蒙细奴逻的叙事在观音显圣故事中具有典型性，所述的莲冠、青牛是道教的象征符号，袈裟、白马、白象则是佛教的象征符号，其综合二教特点的叙事风格，客观反映元代道教、佛教在云南的社会影响。南诏社会流传的天竺梵僧点化细奴罗的神话，反映出南诏时期阿吒力教影响南诏政治的历史真实。

撰写于南诏中兴二年（898年）的《南诏图传·文字卷》载观音第七化说：

保和二年乙巳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陁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莲宇。我大封民国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

保和是南诏第十世王劝丰祐的年号，保和二年为公元826年。南诏王隆舜即位后自号“大封民”，改国号为“大封民国”，“大封民”即大梵天之异译。《南诏图传·文字卷》载观音七化的故事，梵僧分别在细奴逻、蒙逻盛、劝丰祐时代出现显化，则影射阿吒力教递代相传的历史进程。

关于阿吒力教传入南诏的路线，《南诏图传·文字卷》载：“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有学者认为，“上”为白语“三”的汉字记音，此记载明确宣称圣教传入南诏，分别有天竺、吐蕃、中原三条路线。这大致符合佛教各派传入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实况，唐代禅宗从中原传入南诏，菩立陁诃、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等梵僧，史称从吐蕃行化传教而进入南诏。《僰古通纪浅述·云南国记》就宣称：“观音菩萨悯诸生命，在贞观三年己丑，自西天来，化为梵僧，道经吐蕃，至于僰国喜州城北村，主于张敬家。”云南地方史乘记载的阿吒力教传播情况，说明一些梵僧是沿南方丝绸之路经吐蕃道辗转入南诏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滇西大理、保山一带的汉晋时期砖室墓中，多出土高鼻深目的“胡人俑”，李东红认为，这或许与“身毒之民”有关。这也印证了《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有“身毒之民”的记载。早在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南方丝绸之路就已开通。这条地处西南的通道又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秦汉至隋唐时期的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牂牁道、进桑道、步头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其连接蜀中与天竺的主干道，司马迁称之为蜀身毒道，汉武帝时期已有外交使节沿这条通道出使身毒国。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以中西方丝绸贸易著称，但中外文化交流亦沿此道展开。

阿吒力教僧人沿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南诏传法，可谓是中外宗教文化的传播使者，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也有利于阿吒力教传播。我们知道观音化梵僧取道吐蕃的传说，与印度佛教传入吐蕃大致为同一时代，但与梵僧进入吐蕃形成藏传佛教不同的是，南诏的阿吒力梵僧注意融摄南诏地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的鬼神崇拜相结合，最终形成区别于藏密、也区别于汉传佛教密宗的滇密阿吒力教。

二、阿吒力教法术特点

及其在南诏社会的影响

阿吒力教在南诏大理国受到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一些阿吒力高僧被封为南诏国师，在南诏政权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南诏第十一主劝丰祐以赞陀崛多为国师，给予护国法师的特殊礼遇。此外，南诏第三主晟罗皮“以杨法律和尚为国师”，南诏第四主皮罗阁“以段道昭为师”，南诏第五主阁罗凤以“买嗟罗贤者为国师”，南诏第九主劝龙晟以“张与真、李贤者为国师”，南诏第十二主世隆以“宗保师为国师”，南诏第十三主隆舜则以“赵波罗为国师”。南诏世系，《记古滇说集》与《僰古通纪浅述》不同，此采用引文的《僰古通纪浅述》。尤中，南诏王室成为阿吒力教的信徒，劝丰祐还取僧号为昭成王，南诏归义王皮罗阁之嫡男蒙阁陂甚至出家为阿吒力僧。

阿吒力国师出入于南诏宫廷，其政治地位有助于阿吒力教的发展。在后世南诏大理国的传说中，南诏的立国就与阿吒力教密切相关。《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僰古通纪浅述》《白国因由》《南诏野史》等云南地方文献，均突出渲染“观音幻化，南诏立国”之说。此观音就是滇密的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形象为颀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的神像。阿嵯耶观音颀长纤细的形象，是佛教造像传入南诏后本土化、民族化的产物。

南诏政权中出任国师的阿吒力僧，为南诏的政治外交活动出谋划策。阿吒力教是南诏政权扶持的宗教，对南诏政权产生了深刻影响。明薛承矩为谢肇淛《滇略》所撰序称：“盖自蒙段窃其地，朝贡间通，声教阻绝者，逾八百年。遵竺乾之说，以饰其治；假瑜伽之幻，以侈其武威。行西海，利尽南交。”对南诏、大理国政权与阿吒力教的关系，此序文可谓是简略精当的概括说明。

在阿吒力教盛行的南诏大理国时期，阿吒力僧有应僧、教僧、应教密士、应教弟子、密士等称呼，其法术修持称为修秘密教，此凸显出滇密的地域特点。云南史籍所载观音化罗刹、观音七化的神话故事，大致就是佛教传播南诏经历文化涵化过程的民间记忆。明谢肇淛《滇略》卷四《俗略》载大理：“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清陈鼎《滇游记》说：“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初属罗刹。相传观音大士从中印土来，登点苍山巅，跏趺信宿，今盘陀石尚在，化其地，结庐勒券，刻洱海石壁，字迹宛然。”由于阿吒力教传播中心在大理地区，以致大理有“妙香国”“妙香城”之美称。

阿吒力教主要修行方式是诵咒、结印、祈祷，有所谓“三密”之说，即口诵真言的语密、手结印契的身密、心作观想的意密。“三密”即密宗所谓的“三密加持妙行”，手结印契，口诵诸佛真言，观想心住三摩地，为密宗常见的修持法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传》说天竺国：“尚浮图法，不杀生饮酒，国中处处指曰佛故迹也。信盟誓，传禁咒，能致龙起云雨。”天竺密教的行教方式传入南诏之后，南诏密僧擅长持咒作法、致龙起雨的法术，以致在南诏社会留下种种神奇传说。

阿吒力僧擅长密教法术，史称能役使鬼神，召致风雨，降龙制水，救灾禳疫，以适应南诏地区天旱少雨的社会需求。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载：

此摩伽陀即赞陀崛哆。清高奣映《鸡足山志》卷八载姚安府说：“其阿咤唎教，昔为异术之最。”赞陀崛哆用秽迹金刚神咒制祟，确乎有祈晴祷雨辟妖邪的灵验。清高奣映《鸡足山志》卷八载“阿吒俐”行青苗醮的法术说：

故地中常得秽迹金刚寸许小像，其铜甚古，像背则有指彄。人得之，祈晴则曝之日下，祷雨则渍之水中，其应如响。

赞陀崛哆在鹤庆府、楚雄府，亦有行阿吒力教法术的传说。

大理“弘圭山”，白语是“烧尸骨的山”之意。荼毗，是焚烧，火葬之意，一般指阿吒力僧人死而焚其尸。阿吒力僧确有火葬习俗，且据此可以判定阿吒力教的传播地区。李昆声《云南艺术史》认为：“云南古代火葬墓分布在鹤庆、剑川、洱源、邓川、大理、巍山、南涧、漾濞、宾川、祥云、弥渡、丽江、楚雄、禄丰、牟定、南华、永仁、禄劝、武定、玉溪、澄江、曲靖、会泽、龙马、富源、师宗、昆明、宜良、呈贡、晋宁、保山、腾冲、镇雄、石屏、文山、思茅等县市。”云南各地火葬墓的形成，大致与阿吒力教传播有关。张锡禄指出：“四川的西昌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等都发现白族的火葬墓群，其突出的标志是有梵文的经咒、经幢，火葬罐内的骨质用梵文朱书经咒等。”历史上白族先民确有迁徙贵州者。清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载：“僰人在普安州，土官各营男女皆披毡，衣垢不沐浴。凡猓猡、狆家、犵狫言语不相谙者，常以僰人通传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于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朔望日不乞火。性淳而佞佛，常持素珠，诵梵咒。”迁徙至普安州的僰人诵梵咒，说明其保持了阿吒力教信仰习俗。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载云南府风俗：“死则浴尸束缚置方棺中，或坐或侧卧，以布方幅，令有室僧名阿吒力者，书梵咒八字其上，曰‘地水火风，常乐我净’，而饰以五采，覆之于棺，不问僧俗，皆送之野而焚之，或五日或七日，收骨贮瓶中，择日而葬之。”同书卷四镇南州风俗载：“人死则置于中堂，请阿吒力僧遍咒之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书梵咒其上，以磁瓶盛而瘗之。”说明各地阿吒力教确乎通行火葬。史称保和年中赞陀崛多之母死，赞陀崛多“葬于弘圭山，依九节荼毗之法，请六师开六道，往生诸佛光明天。取阿皮罗下火，用金箔贴骨为‘紫金骨’。自此僰人效之，但遇亲丧，悉化葬之，谓此也”。弘圭山位于大理府北，弘圭山以可以观洱海之地利，历史上很多白族先贤和阿吒力教高僧都埋葬于此。收藏“紫金骨”的火葬罐，是信仰阿吒力教者的葬俗，阿吒力教的火葬罐与云南氐羌族群的火葬习俗正相契合。唐樊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载：“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笔者2010年12月6日参观云南红河州博物馆，馆藏展品中有收集于各地的阿吒力教火葬罐，这些考古出土文物说明阿吒力教确乎通行火葬。

祈祷雨旸、御灾捍患、降龙服虎、呼风唤雨，是阿吒力僧的主要法术。阿吒力教祈祷雨旸之事，云南地方志中不乏记载。蒙氏第十一主劝丰祐时，西天梵僧白胡神，曾启坛行法术为南诏祈雨。明杨森于正统四年（1439年）撰《故老人段公墓志铭》载：“唐贞观时，观音大士自西域来建大理，以金仙氏之教化人为善，摩顶蒙氏以主斯土，摄受段陁超等七人为阿吒力灌顶僧，祈祷雨旸，御灾捍患，陁超即公始祖也。”此为南诏七师之一的段陁超后代段恭的墓志铭，此邓川洱源段氏为西洱河蛮大姓，隋朝即已世居洱海周围，南诏时期已是颇有影响的阿吒力世家。明杨森于正统四年（1439年）撰《老人赵公寿藏铭》载，赞陀崛多：“大阐瑜伽秘典，著述降伏、资益、爱敬，息灾四术，以资显化。”赞陀崛多的降伏、资益、爱敬、息灾四术，即阿吒力僧的“四业法”“秘典四术”，亦是滇密修持的法术。

祈祷雨旸，御灾捍患，是南诏政权赋予阿吒力灌顶僧的职责。元张道宗《纪古滇说原集》载：

有李和尚，名绍祖者，精密法敎，与道清显圣，尝持一铁钵盂，入定不语，民称曰“无言和尚”。与杨国师赌手段也，欲晴，则钵内火光烛天，遂晴；欲雨，则钵内白气上腾升云，遂雨。王亦封为灌顶国师。

与李和尚显圣的道清，被南诏王异牟寻册封为显密融通大义法师，道清法术高妙，“一日微哂而化，火中彩云盘礡，舌根不烂如红莲”。为修炼有道之阿吒力高僧。

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仙释》载：“杨常满，住峨峎山。南诏昭成时，诵咒能取死回生，移山缩地。”南诏昭成王劝丰祐天启（840-859年）年间，阿吒力僧杨常满以行密教法术而著称。清黄元治《荡山志略》卷上载：“莫残溪，在圣应、佛顶二峰之间，相传五诏结吐蕃，征南诏。南诏请阿左梨杨迤苏和尚咒此溪水，洪流没焉。吐蕃遂遁，蛮咒此溪水谓莫留也，该同此名。”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五载：

阿阇黎，段姓，人呼段长老。幼得驱龙术，不事符牒，凡请祷立应。人有自远方来迎者，但令先往，其人抵家，彼已先在坐矣。

阿吒力僧的驱龙术是常行法术，唐懿宗时南诏大军攻成都撤军过莲花江时，蒙世隆“化一大龙为桥以济渡之”。阿吒力僧段长老的神行法术，与阁陂施神术使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顷，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五载赵护家世习降龙法，“会滇池孽龙为厉，滇人诣护求治之，护坐海口演法，龙去患除”。阿吒力教僧人赵护是白族大姓，赵氏是白族大姓段、高、杨、赵、李、董、张、王、何、尹、杜、施等大姓之一。大理赵氏世习的降龙法，也是阿吒力教的法术。大理喜洲弘圭山明成化七年（1471年）杨暹撰《故大密李公墓铭》载白族大姓李氏钜门：“后蒙氏十三皇帝，将李氏始祖为国师。金榜李神秀为天师，日主阳，夜判阴，能使十二青兵，降龙伏虎。至李释贻海，亦遣鬼驱邪，祈晴祷雨。”大理喜洲弘圭山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居士杨公墓志》载太和白族大姓杨胜，“曾祖大阿佐梨讳日，精通秘密教，蒙氏时，为僧官”。这些信仰阿吒力教的大姓钜门，以结坛修秘密教而著称于史。

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仙释》载唐代阿吒力僧杨都师、董细师、王玄兴、杨会舍、赵永牙、杨头鲁之法术说：

六人者，持械通明，各以业精如神，游行于渠酋之间，能献神术，使渠酋知畏。或言天不容伪，人不可欺，或为祈晴致雨，以利黎庶。或以慧眼察知山窍地脉，令水行地中，使不为患。或开导顽梗之夷，使输赋供，上免于屠戮，此其积功累仁之事。若《白古通》载其咒猪头为鬼魅，以供其役，化蔓草为龙蛇以供戏弄，此则西域之幻术，非其本业之正，如役鬼耕田，食以炭滓，庭中曝麦，田野注雨，此又世外难晓之事。

其他阿吒力僧如王佐梨、萗模师、赵波罗、尹嵯酋、罗逻倚等行教，也大致是如此神异。阿吒力教僧人善于开导蛮夷输纳赋供，其西域幻术足以使地方大姓渠酋畏惧而信服。

阿吒力僧在南诏社会常施展法术，祈祷雨旸，御灾捍患，救度世人，展示密宗法术的神奇功能。南诏景庄王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即位，以阿吒力僧宗保师为国师。《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载，宗保师之神异说：“宗保师乃鄯郸宗江人，渔者妇夫在舟，常见一黑龙累窝于崖，及往视之，有一婴孩啼。夫妇抱回乳养长成，令学阿叱力密教，法名通达，祈祷有验，拿龙役虎，鞭山助阵，无所不通。王闻，召为国师，所向皆胜。”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五载，唐代僧人“白伽师，南诏时尊为国师。时天旱饥馑，师衣食万众，皆取给室中，盖神化也”。阿吒力僧擅长施咒行法，在南诏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神僧传》卷第三《昙无忏》载，中天竺国大咒师昙无忏，明解咒术，曾随王入山，王渴，须水不能得，忏乃密咒石出水的神异故事，可见密宗僧人确有不可思议的咒术。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仙释》载，阿吒力僧罗逻倚在“南诏幽王时，能以神力转运岩石，补点苍山巅”。总之有关南诏阿吒力教僧人的神奇法术，有不少神奇传说流传于云南民间。

阿吒力僧擅长的施咒行法，在南诏的军事行动中同样发挥作用。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上载，唐咸通三年（862年），蒙世隆率南诏兵攻掠成都，“时，高真寺僧崇模有神术，从征，军中乏粮，又值岁暮，士卒思归。僧咒沙成米，咒水成酒，士卒各醉饱”。《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载，南诏第十二主蒙世隆时：“征赤册还，至景东，饷间，赤册人马追之将及，宗保法师用术使马粪吐菌，马尿生硝，追者都不能及，乃返。”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仙释》记载阿吒力僧尹嵯酋神异事迹说：“南诏孝桓时，僧以功行著闻，诏与吐蕃战，嵯酋建坛于峨崀峰顶，持咒助兵，吐蕃见天兵云屯，遂奔北。”在南诏后期与唐朝的安南之战中，阿吒力僧就曾出现在战场上，施展法术为南诏军队助战。唐樊绰《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载：“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群蛮扶舁归营幕。城内将士，无不鼓噪。”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上说：“（阁）陂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顷……凤弟阁陂和尚及凤妃白氏行妖术，展帕拍手而笑，韩陀僧用钵法，已故唐兵再败。”韩陀僧所用钵法是阿吒力教法术，南诏七师之一的张子辰，曾经“端坐露地，前置一钵。顷之，钵中有水晶观音，乘云升空”。此钵法即天竺持明法，又称陀罗尼法，是密教常行法术之一。

南诏大理国阿吒力教的法术被称为秘密大道，其行教方式吸取了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内容，也融摄中原传入的道教、佛教的元素，因此具有鲜明的民族化、地方化色彩。阿吒力教行火葬习俗，阿吒力教僧人有家室，其神灵尊崇阿嵯耶观音、大黑天神，这些共同构成滇密的显著特点。大黑天神因其灵异被尊奉为土主，成为云南社会长期存在的土主信仰，大黑天神这种名称的变化，反映出阿吒力教民族化、地方化的历史进程。阿吒力教僧人通行的火葬习俗，其实与西南氐羌族群的火葬习俗相通。正因为如此，清康熙时清王朝指责阿吒力教非释非道，并视阿吒力教为地方土教，明清中原人士亦称之为土僧，中原王朝对阿吒力教的这一认知，从一侧面反映出阿吒力教确乎具有地方化、民族化的特点。虽然学界关于阿吒力教的性质、特点、规模、影响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天竺佛教密宗传入南诏大理国，形成了具有滇密色彩的阿吒力教，与同时代传入西藏形成的藏密，传入中原地区形成的汉密，都是印度佛教密宗与中国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余论

南诏大理国阿吒力教的传播，得益于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贯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阿吒力教从外来的佛教演变为南诏各族群的信仰，需要在南诏社会完成地方化、民族化的历史转化过程。吸引南诏白蛮大姓信奉阿吒力教是地方化、民族化的主要内容。由于土著阿吒力僧所具有的本族群文化背景，他们将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及道教、儒教融入阿吒力教，更使滇密阿吒力教具有地方化、民族化的显著特色。阿吒力教是佛教文化与南诏大理国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融摄发展的结果。正因为阿吒力梵僧传教注重与南诏地方文化相结合，使阿吒力教成功完成地方化、民族化的过程，阿吒力教才能在南诏社会扎根，尤其受到南诏统治者的欢迎。总之，阿吒力教是沿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融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经历文化涵化而形成的佛教密宗派别。阿吒力教在南诏大理国之后逐渐衰落的原因及过程，可能是阿吒力教研究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