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晚年却穷困潦倒，寂寂无闻
不过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先后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然而却中途意气用事一怒退出；他曾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参与筹办了黄埔军校，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前半生极尽辉煌，后半生却蜷缩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伴随着青灯古籍，孤独终老。
他就是复杂又难以言说的——张申府，一个对于大众来说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历史不应该忘记......
顶头上司
张申府，也叫张崧年，他的弟弟是著名哲学家张岱年。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河北献县，祖父是当地的富农，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
由于优渥的家庭条件，张申府从小就在私塾学习，因此拥有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十三岁那年，父亲将他送往北京顺天学堂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中西结合的学校之一，开设数学、英文和科学课程。
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张申府在这里迷上了数学，知道了罗素，并率先接受了罗素关于自由和平的学说。通过罗素，张申府开始深入研究西方思想。
1917年毕业后，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在北京大学，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三人于后来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
（张申府右一 李大钊左二）
通过《新青年》，张申府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翻译并刊载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年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
在北大时，张申府几次担任图书馆代主任，彼时在北大图书馆还有一位临时图书管理员，名字叫毛泽东。对于这个临时工，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第三元老
这时，张申府接触到全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李大钊与张申府3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准备建党工作。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张国焘是张申府和李大钊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是年冬天，张申府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同时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张申府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
张申府（左一） 刘清扬和周恩来
张申府曾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恩来当时在巴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入党是在1921年春天举行，比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早半年。”这时，党组织还处在秘密萌芽状态，没有入党宣誓，主要程序是张申府事后写报告给总书记陈独秀。
1922年，张申府和周恩来一起到了德国柏林，周恩来介绍朱德与张申府认识，张申府又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在未去德国之前，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陈独秀不同意，说他是旧军阀。不过张申府认为朱德追求进步，虽为旧军人，但为人非常谦虚诚恳，这样朱德也入了党。
意气用事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建议他去广东参加国共合作的工作。于是，张申府来到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1924年5月，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
在此期间，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让张申府举荐人才，他就列出了一个15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已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由于感觉到和蒋介石难以共事，6月下旬张申府辞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第二年年初，在中共四大上，张申府列席了会议，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张申府负气退党。
张申府（前排左一） 朱德（前排右一）
张申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蔡和森说我幼稚可笑。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的说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郑超麟后来评价道，张是一个理论家，一个有操守知识分子，但不是一个搞革命的人。他对理论的坚持损害了他在实际操作中的变通。
哲学大家
离开政治舞台后，张申府醉心于哲学的研究。他的梦想是打造一位合“孔子、列宁、罗素”于一体的人物，这是他心目中中国未来的新象征。
这个组合并不奇怪，孔子来源于他幼时的儒学教育、罗素则是他狂热的最爱，而代表了共产主义的列宁则是他的政治理想。
他在文章中描绘道：“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 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 并称“四大金刚”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张申府亲任游行总指挥。反动当局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被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了两个月，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张申府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这就是民盟的前身，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放荡生活
张申府不仅接受了罗素的哲学思想，还接受了罗素关于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
他先后发表了《性的艺术同性的自由》、《妇女与革命》、《男女的相喻》等文章，发出惊人之语，提倡性的自由而反对恋爱。在书中，他写道：“恋就是恋恋不舍的意思，这种情景，是根本与性的自由不相容。性的自由只容爱不容恋，要性的自由也只有爱而不恋。如果总是如胶似漆地恋着，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他丝毫不避讳他对女人的喜爱，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张申府总结道：“我有三个弱点，就是我终生追求的三个爱好：书本、女人和名誉。20年代我刻了一个章，就是这三好，这三好我从没放弃。”
张申府一直在身体力行他的这些主张。
实际上，早在他刚成年时，家里就给他安排成亲，女方是当地县官的女儿。这个叫朱德侬的女子十分贤淑，可惜在三年后生产时早逝。后来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张申府与一名女子相遇并爱上了她，然而托人说媒成亲后他发现女方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用他的话说“非常愚笨”。一时，张申府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
“五四”前后，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张申府开始被罗素的婚姻和性自由的观点吸引。他的第一个婚外恋目标是彼时还没有成为他爱人的刘清扬的同学王慰吾，如同他的妻子一样，张申府并不想承担责任，同时却又要求王慰吾独自承担起当时女子不可能承担的自我解放。
趁去法国留学之机，张申府结束了和王慰吾的这段关系。在去往法国的邮轮上，他和刘清扬上演了一出浪漫的婚外恋传奇。
对于这段经历，张申府回忆道：“我们同船去往法国的时候，她先向我示爱，我们同居了。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从欧洲回来后，她住在我家，起初像一个侍妾，但我们对这全不介意。”1921年，刘清扬生育一子，后来又为张申府生育过三个孩子。
脱党后张申府继续与刘清扬保持同居关系。
1926年3月，张申府在《京报副刊》发表《自白》一文，他写道：“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不能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恋爱是三桩不同的事儿……”
1931年，作为大学教授的张申府制造了新的风流韵事，这次是北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孙荪荃。他们从《大公报》的读者与编者的通信开始相识，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发展到高潮，孙荪荃是“一二·九”北平学生大游行的两个总指挥之一。张申府后来被捕入狱，孙参与营救不遗余力。
出狱后的张申府却与中国大学一个叫董桂生的女生好了起来，很快两人便同行同宿，后者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并为其承担文秘工作。
为此刘清扬和孙荪荃都同张申府几次大闹，此事对后者的打击尤大，后来孙嫁给了谭平山。后来他又将董桂生介绍给另一位学生为妻，自己则回到刘清扬身边，为此董亦感到极度的伤心。
而对于刘清扬而言，这种精神和情感的折磨直到40年代末期，才真正结束。
不合时宜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即将结束，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此时，张申府却在储安平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他表示说，“也许有人认为，现在有一方打得正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或许会转移他们的斗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这绝非看到一般人民生活实况的说话。”
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
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
文中称，“正当此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空前胜利，使反动的蒋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张申府竟发出如此荒谬绝伦的呼吁，不知是何居心？他既如此背叛人民甘心为虎作伥，清扬故特向本盟总部诸同志及全国民主人士声明：从今后，不但在公的方面，与张申府完全脱离合作，并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断绝二十七年来的夫妇关系。”
张申府晚年回忆，他一生最后悔的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亲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就是发表了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他后来为自己辩解说，其实他在早些时候就写了这篇文章，但到1948年10月23日才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了《观察》上。这时，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共产党已经从呼吁国共和平转变到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说，因为当时自己在北京教书，不知道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结果文章就变得不合时宜了。
然而，无论如何，一步是天堂，一步则是地狱。
晚年岁月
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申府去了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据他的女儿张燕妮回忆，父亲当时任图书馆的参考部主任，主要负责选书，采集古籍，充实馆藏。同时因为他掌握英法德多国文字，还负责引进外文典籍。
张燕妮是他第四任夫人关素文所生，是张申府最小的女儿。
1957年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之后在那十年中，虽然也经常受到批斗，但并没有像位高权重的刘清扬那样被投入监狱，这主要是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庇护。
十年后期，张申府除了被批斗，仍坚持为图书馆选书。他走遍了北京的旧书店，看到图书馆没有的书就随手记下。张燕妮回忆起那个时候家里的情景，说父亲的工资一扣再扣，母亲也没有工作，但父亲还是会把大部分的工资用来买书，每天下班一回家，就会钻进书房里读书，直到深夜。
“到了晚年，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父亲更是深居简出，思索不断，变得更加豁达，甚至还培养了一些其他生活兴趣，比如春天种种向日葵和玉米，秋天和朋友们共享丰收的果实，这也许是他能够长寿的原因吧。”
1986年7月，张申府逝世，享年93岁。《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至于他曾是党的第三号人物这事，没有人提起，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被封存在历史的深处。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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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却一生摇摆在国共两党之间，人称“和平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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