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东亚汉籍的研究方法”学术沙龙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

“东亚汉籍的研究方法”学术沙龙

卞东波

删节版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29日。全文载于南京大学社科处编《南大人文社科》2012年第6期。

域外汉籍研究兴起二三十年来，基本上集中在对具体文献与典籍的研究上，鲜有方法论上的总结。所以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后，如何在理论与方法上探索域外汉籍研究的新路径，进一步提升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水平，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有鉴于此，国内惟一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于2012年5月6日假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召开题为“东亚汉籍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沙龙，邀集中日韩三国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讨论。这次学术沙龙共有来自日本大阪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晓庄学院以及南京大学，共18位学者与会并作发言，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到会致辞，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主持了沙龙并做了引言。

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2010年，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次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二辑，其中就有他撰写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一书。在当日的学术沙龙中，张伯伟教授以此作引言，首先说明了本次学术沙龙题旨的由来。从工具论的角度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研究应当有方法论的自觉。研究方法是特定研究对象的对应物，研究价值的大小高低，不仅取决于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客观依据，而且也取决于解决的途径是否符合问题本身的自然脉络。进入新世纪以来，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已有长足的发展，现在到了需要总结其研究方法的时候了。其次，如果域外汉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应当满足三方面的条件，即丰富的资料、特有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一批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为了逐步达到这个目标，也需要适时回顾和总结研究方法。第三，是立足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省。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这可以用《诗经》中“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来形容。而面对西方的挑战，东亚的知识人也将重点放在面对西洋文明的对话，忽略了东亚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必要以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为整体，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由于域外汉籍研究牵涉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艺术史等学科，所以处理的方法必须是综合的，调集一切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应是21世纪域外汉籍研究以及东亚古典学研究的有效途径。

域外汉籍作为方法在东亚文史研究中的运用

出席沙龙的不少学者皆从自身的研究出发来谈域外汉籍在东亚研究中的作用，以此来显示域外汉籍作为方法的重要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在发言《东亚汉籍与中国史研究》中，说明了域外汉籍在明清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抗倭战争，中文研究界尚未出现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著作，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至今依然模糊不清，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所存的关于这次战争的史料比较匮乏，而且甚至还有不少歪曲龃龉之处。如壬辰战争中的明朝经略杨镐，在明朝史料中是一个贪功冒饷的庸才，而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却是一位“再造藩邦”的名将。通过朝鲜汉籍的记述，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廓清历史疑云。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孙英刚副教授则以“五色大鸟”与“朔旦冬至”为例，展现了域外谶讳文献对中古史的研究的意义。谶讳之说在中古社会构建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貌似不经的文献在中国本土散佚严重，但非常难得的是，在日本还保存着《天地瑞祥志》、《五行大义》、《天文要录》等非常重要的唐代纬学著作，对于还原中古时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原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副教授在《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突破》的发言中，结合她本人多年从事的六朝江东士族文化研究以及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指出域外汉籍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突破。她举例说明，日藏汉籍《文选集注》中就保存了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六朝江东士人的著述，以经史之学为主，反映了江西士族以儒为本的学风。再如朝鲜本中国汉籍明人贺钦所著的《医闾先生集》中就包含了有关唐顺之学术经历的重要信息，对于认识明代古文学家唐顺之的文学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艺术学院蔡雁彬副教授，则以朱子《小学》为例说明，中国典籍东传及其在东亚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比较了中国典籍在东亚不同国家发挥的不同作用。

深入域外汉籍研究的不同路径

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是“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并无新旧之分，只有利钝之别，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深入域外汉籍研究是为本次沙龙的焦点之一。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金程宇副教授在《关于东亚汉籍研究中的外文史料——以日文史料为例》的发言中，特别指出应该努力开发与利用以朝鲜谚文、越南喃字、日本假名撰写的文献，这类史料大体可以分为原始资料与研究资料两大类。原始资料中的日本古文书、日文的训点资料，研究资料中的室町时代的日文“抄物”、江户时代的日文“头书”与“首书”以及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文译注书都对中国古典学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唯其用不同时代日语书写的，故目前中日学界除研究语言学者外重视者不多。对此他指出，外文史料的运用，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系陈波博士特别关注了日本《华夷变态》、《崎港商说》中保存的“唐船风说书”，即日本江户时代长崎唐通事对到日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一带消息的报告。他以风说书中李自成形象为例说明，信息如何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过程发生变异的，因而风说书中渗入了唐通事的意志、情感、好恶乃至想象。最后，他认为要进一步研究风说书，必须与中文史料对读，并与朝鲜使者的《燕行录》进行对比研究。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慈毅教授则介绍了琉球国汉文史料集《历代宝案》的成书与价值。《历代宝案》是琉球王国的一部外交文献集，收录了自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到清同治六年（1867），琉球王府与中国明清朝廷及周边国家之间来往的各种文件书信。《历代宝案》对于明清时期的东亚朝贡体制，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卞东波副教授在《关于撰写“域外汉籍善本书志”的设想》的发言中，提出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推进，从总体上观照域外汉籍，编纂世界范围内的“域外汉籍总目”也渐渐提上了学术日程。但这项工程过于浩大，可以先从撰写“域外汉籍善本书志”做起，将域外所存的珍稀的，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域外汉籍以书志的形式呈现出来，供东亚研究者参考。所谓书志，不是目录学，不是图书馆卡片的放大，不能仅有名书、作者、出版年代等信息；也不是版本学，不能仅介绍版本方面的信息。书志，应该包括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内容，最重要的内涵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旭强博士在发言《越南文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举隅》特别指出了越南历史及其文献的独特个性，越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前近代时期一直在域内与域外之间摇摆，其文献的书写品质与刊刻、流传状况不能与日韩汉籍相比。但是作为中国南方文化延展的越南以及非经典意义上的越南文献，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南北分层，以及传统的文献学研究都有诸多启发意义。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黎明博士在发言《关于汉文化圈、东亚以及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和困惑》中提出，方法应像点石成金的“指头”，能够为域外汉籍研究指出向上一路。他从自身研究出发，认为目前的域外汉籍多关注于古代的汉籍，而对近代的汉籍关注不够，如康有为的著作在朝鲜有多种翻刻本、节录本及翻译本，对朝鲜近代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这部分汉籍也应该加强研究。

以域外汉籍为载体的综合研究

“综合性”也体现了本次沙龙的特点，即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框架下，以域外汉籍为载体，打破学科的壁垒，对东亚学术史上诸多问题进行多学科的观照。韩国学者中国海洋大学郑墡谟副教授的《北宋使行与“小中华”意识的成立》对朝鲜历史上的“小中华”意识进行了溯源，将其追溯到北宋，而北宋时的“小中华”意识不同于明清之际具有夷夏之别意识形态色彩的“小中华”意识，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文化的荣耀。此种意识的产生就与1071年，高丽与北宋邦交的恢复有关；特别与高丽使臣朴寅亮在汉文化上的博学通识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合山林太郎教授在发言《在日本的江户汉诗研究史——以日本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为论述中心》回顾了日本战后对江户时代汉诗研究的情况，特别着力介绍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最后又提到，研究日本汉诗，不能忽视中国这个“他者”的存在，必须放在“东亚文艺共和国”的框架下，结合清朝和日本以及朝鲜和日本之间文学文化交流史来丰富现有的日本江户汉诗史研究。他最后提出，有必要在中国及东亚汉文学研究中对现有日本文学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定义；同时对汉诗文在日本的特有现象的评价，如“训读”，从东亚的角度对日本汉文学进行思考。

韩国学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琴知雅副教授也谈了她在域外汉籍研究中努力的方向，包括中朝典籍交流史，清代的“神韵说”在朝鲜时代的流传的样态，以及她协助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教授编纂《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的情况。她最后提到，她今年夏天将出版一部韩国典籍流传于中国的目录学著作，无疑对朝鲜典籍西渐研究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石立善教授在题为《从日本到敦煌——日本古钞本儒家经典研究方法之反思》的发言指出，现在一些经学研究者在点校经学著作中，不懂古代钞本的通例，在解读日本所存中国经学古钞本时，产生了很多错误的理解。他认为要进一步推动日本古钞本研究，要寄希望于全面影印工作的展开，综合性提要的撰写，以及综合性及各经校录研究的编纂，所以需要经学研究者与小学研究者的介入，并结合敦煌出土写卷作比较与互证的研究。

南京大学文学院俞士玲教授以朝鲜时代女性作家金锦园所写的《湖东西洛记》为例，探讨了东亚汉文学史上的山水与汉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的问题。金锦园33岁写成的《湖东西洛记》是对她14岁的游历的追忆，也是东亚汉文学史上最长的一篇山水游记。这次金锦园少女时期的远足，不但是山水之旅，更是文学之旅与心灵之旅。独特的书写方式，使《湖东西洛记》这篇文本很有中国《红楼梦》的韵味。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陈彝秋副教授发言对明初朝鲜半岛奉使南京的路线进行了考述。她先考证了明初朝鲜使者出使南京时的三条路线，即纯水路的路线，海陆结合的路线以及放弃海路的奉使路线。朝鲜使者路线的变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明代的时局有很大的关系。最后，她又论述了朝贡路线的变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童岭博士在《百济在南北朝隋唐汉籍史上之地位——从公元372年东晋“内臣化”册封说起》勾勒了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在中古时代汉籍流传史上重要地位。百济早在南北朝时从就南朝梁陈等国输入了汉籍，对本国的制度与文化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百济又是大陆汉籍传播到日本的推手，对日本文明演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亚古典学的再出发

本次沙龙持续了四个小时，各位学者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大家的热烈讨论，无不昭示了域外汉籍研究在21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将大有作为，也必将成为本世纪的学术热点；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以及作为方法的域外汉籍研究将成为东亚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助推剂，也是东亚古典学研究再出发的起点。沙龙结束之际，张伯伟教授又饶有兴味地讲起美国著名导演卡梅隆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讲的一段话：“当我在机房剪辑电影的时候，在电脑屏幕旁边总是放一把剃刀，如果这部电影搞砸了，就用剃刀自行了断。”张教授对这段话加以引申说，我们从事学术研究也应像卡梅隆一样具有冒险意识，而不能贪图安全。只有不畏艰险地大胆开拓，才能取得巨大的学术收获，并将学术事业推向前进。域外汉籍研究正是这样一项充满了挑战和风险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