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学术史·重访与反思”专题 | 许晶：重新发现“儿童”：对武雅士与卢蕙馨经典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来源 |《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5期

作者 | 许晶，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附属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心理认知人类学。

内容提要: 人类学家武雅士与卢蕙馨1958—1960年在台北盆地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是欧美第一个关于汉人社会儿童与育儿的人类学研究，也是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以及跨文化儿童发展研究相遇的重要历史节点。该研究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理论融合以及混合方法论的经典产物，然而这批宝贵的田野资料在60年后才重见天日。笔者对这些资料的重新分析，既是在历史脉络和田野境遇中回味二位前辈理论生成之过程，又是面向当下跨学科视野，结合前沿理论与方法论，赋予历史资料以新的生命力的尝试。本文试图通过回顾经典田野资料、梳理学科历史，重新发现“儿童”：以“儿童打架”为案例，将分析焦点从“育儿”转向作为主体的“儿童”，从儿童视角再诠释所谓的“传统汉人家庭”，并回归人类学整体论的愿景，探讨合作与道德的起源、行为意义的阐释与人类学习等基础问题。

关键词：民族志；田野笔记；跨学科；儿童；家庭

一、引言：“武氏档案”的前世今生

     1958年8月，还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的武雅士（Arthur Wolf）来到台北盆地一个被称为下溪洲的说闽南语的汉人村庄，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帮助他收集整理田野笔记的除了妻子卢蕙馨（Margery Wolf），还有三位汉人研究助理。作为最早开展汉学人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武雅士第一次台湾之旅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为他在亲属制度、婚姻、宗教、生物与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学术贡献奠定了基础。卢蕙馨也因此转向人类学，她基于这次田野之旅而写作的民族志成为汉学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等领域的经典作品。对于大多数中国和海外人类学读者而言，武雅士和卢蕙馨的许多著作已耳熟能详，然而他们第一次田野调查的研究目的、对象和资料恐怕鲜为人知：武氏的博士论文旨在将20世纪50年代心理人类学里程碑式的“六文化研究”拓展到中国汉人社区，研究儿童与育儿。该研究结合人类学和心理学方法，遵照系统严谨的田野调查程序，采集了包括行为观察、结构式访谈、校园问卷、心理测试、村落人口资料等在内的丰富多样的信息，整理出了几千页的田野笔记。

     武氏夫妇的下溪洲田野调查是欧美学界第一个聚焦汉人儿童生活世界的人类学研究，在学科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这批田野资料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难以系统整理分析，再加上武雅士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童养媳和婚姻制度等新题目，研究重点由此转移。1960年田野调查结束后这批资料便长期搁置，这段研究也尘封于历史。幸运的是，这批田野资料在治学严谨的武雅士前辈手中保存完好。我在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的介绍和武雅士遗孀葛希芝（Hill Gates）教授的支持下接手了这份独一无二的“武氏档案”，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和书写。在人类学历史上，重读经典民族志的尝试不少，而重新分析初始田野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民族志的机会则不多：不像重读已经发表的民族志，由于武雅士与卢蕙馨未曾有机会对当年的下溪洲儿童与育儿研究予以系统地发表，我的重新阐释则成为这项研究结果的首次亮相。因此，我这个研究项目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属性，既是通过前人田野笔记展开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探索——儿童发展与道德习得，也是对民族志建构和人类学知识生产本身的元思考。

     何为田野？何谓田野笔记？人类学田野归根结底就是人与人互主观（intersubjective）的经验过程，而田野笔记，正如卢蕙馨所言，即“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微弱尝试”（M.Wolf,1990:354）。20世纪90代武雅士曾重访下溪洲，当年的村庄已经成为城市社区，当年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儿童。他询问这些成年人是否记得当年的研究，受访者谈笑间回忆道，他们记得“陈姐姐”（武雅士当年的研究助理）拿着小本本到处跟着他们跑（行为观察中做笔记）；记得研究者询问他们，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发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儿时发明的“嘀嘀嗒嗒”游戏，即模仿武雅士在老式打字机上拼命按手指的场景，这游戏就表示孩子们在“扮演人类学家”（play anthropologist）。卢蕙馨在她第一本民族志《林家》（The House of Lim）中也记录过类似细节：她和武雅士租住在林家（假名）的时候，林家年纪最小的男孩花了半小时在他们房间窗外用一堆杂物搭起台子，站在上面观察两位美国人究竟在作甚（M.Wolf,1968:96）。在60年前的田野，当人类学家研究儿童的时候，儿童也在研究人类学家。儿童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建构意义，如何习得价值，是许多人类学家视而不见却对人类学意义深远的问题。

     “我们都曾经是孩子”，整理“武氏档案”期间我时常想起《小王子》中的这句名言。一方面，我亲眼看到60年前用打字机敲出来、记录着200多名乡村儿童日常嬉闹情景的田野笔记，万分珍惜；另一方面，也为无法亲历当年田野而甚为遗憾。通过历史文本邂逅当年田野中各色人物之因缘际会、尝试与前辈人类学家交流、重新想象那个童年世界，我在前辈规范系统的田野之上构筑自己不同寻常的另类“田野”。过去四年，这些资料占据了我工作思考的重心，这趟“田野之旅”将当下与历史勾连，甚至模糊了生活与学术的边界：在翻阅下溪洲人童年故事的时候，我听见了自己孩子的声音，看到了自己成长的影子，甚至想象过我父母（同为50年代生人）的童年。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儿童发展的中国学者，我深信研究儿童认知发展对于理解社会、解码文化以及探索人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Xu,2017,2019；许晶，2021）。因此，我对经典田野资料的再阐释不仅是向前辈人类学家致敬，也旨在透过自己的视角、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60年后的学科和历史语境下重新发现“儿童”，从儿童视角诠释“汉人家庭”，并从“儿童”出发，借这可遇不可求的重访经典之旅，探讨民族志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展望人类学的跨学科前景。

二、六十年人类学分合

     重访经典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回溯历史，梳理知识谱系的发展、裂变与延续状况，追问人类学的根基是什么。在此意义上，武雅士、卢蕙馨的下溪洲研究及此后二人各自的学术旅程恰好反映了美国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交错与分合。需要澄清的是，“武氏档案”虽然归属于武雅士，是他的博士论文田野资料，本文却将武雅士与卢蕙馨二人并置，目的是不抹杀女性的贡献：用卢蕙馨自己的话来讲，当年她随丈夫居住下溪洲，实际角色是充当丈夫的助手，不仅和丈夫一起体验异域生活、了解当地文化，还在田野调查中扮演“文书”（scribe）的角色，每日负责把当地研究助理汇报的儿童行为观察等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转变为田野笔记(M.Wolf,1990)。

     根据武雅士自述，他是在康奈尔大学导师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的鼓励下研究中国社会的，夏普也是推动美国汉学人类学建立发展的重要人物。武雅士回忆道，在他就读研究生院之初，海外知名汉学人类学家仅有美国的许烺光(Francis L. K. Hsu)和英国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夏普虽因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而闻名，却怀有发展汉学人类学的愿望，并安排四名学生研究中国社会（以下人名按照田野时间先后次序排列）：施坚雅（G. W. Skinner）前往四川,葛博纳（Bernard Gallin）、武雅士和戴蒙特（Norma Diamond）去台湾（三人分别在台中、台北和台南地区）。武雅士因此成为第二位造访台湾地区的美国人类学家。60年研究生涯中，武雅士最为中国学者以及亚洲研究学者所熟知的可能是他早期的宗教研究，以1974年发表的论文《神、鬼与祖先》为代表。他在人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则是以童养媳和婚姻制度为题，探讨乱伦回避与禁忌、检验“韦斯特马克假说”（Westermarck hypothesis）的一系列著作（A. Wolf,1966,1968,1970,1995）。谈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宗教研究，武雅士曾解释道，他的毕生智识兴趣——可能受到哲学和心理学影响——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普遍人性；相比于形形色色的宗教表现，乱伦回避与禁忌这样的题目更能满足他的这一智识追求，他通过童养媳研究找到了人类行为有其普遍生物学基础的证据。武雅士的童养媳研究之所以在人类学界引起轰动并令他享誉国际，原因也在于他探索了人类学的根本问题：人是什么？生物与文化是什么关系？

     武雅士第一任妻子卢蕙馨的学术旨趣和轨迹则与他大相径庭。我总觉得卢蕙馨前辈是被人类学耽误的小说家：当年志在文学的她陪着先生进入人类学田野，却因为下溪洲之旅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卢蕙馨有关汉人社会性别和婚姻的研究在汉学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和女性人类学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她的第一本专著《林家》用引人入胜的文学写作风格记述了下溪洲最大的家庭——她和武雅士田野调查期间的房东家庭，该书早已成为美国人类学系的本科教材。她取材于下溪洲田野的第二本专著《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Women and Family in Rural Taiwan,1972）是将性别视角、女性视角引入人类学汉人家庭研究的经典作品，蜚声海内外，其中“子宫家庭”的概念更是影响至今并成为大众流行语。另外，她基于下溪洲田野经历所写的《三次述说的故事》（The Thrice-Told Tale）则是90年代民族志方法论讨论浪潮中的重要作品，该书用虚构小说、田野笔记、民族志文章三种不同的文本类型书写同一个田野案例。卢蕙馨在此书中反思了后现代主义“写文化”运动对于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影响，重新强调了民族志以及民族志研究者的权威。

     两位前辈在治学进路方面对比鲜明：武雅士关注人性的生物基础，侧重普遍性，在核心观点的方法以及论证上偏重假设检验和统计分析；卢蕙馨关注社会性别视角，侧重民族志叙述方法和文学技艺。如果非要用我们今天所知的“两种文化”这种框架来看待，前者偏科学，后者偏人文，他们的学术生涯也折射出北美人类学知识谱系以及认识论、方法论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即从倡导整体论到内部分支学科的割裂，“生物”与“文化”渐行渐远。例如，武雅士生前所在的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于1998年一分为二——生物人类学系与文化人类学系，他退休之前的教职头衔是“大卫和露西·帕卡德（David and Lucile Packard）人类生物学讲座教授”。他广受欢迎的课程是与生物学教授、心理学教授、生理学教授、生态学教授、古人类学教授、遗传学教授合开的人类生物学核心课程（陈叔倬，2015）。直至今日，武雅士的学术影响力也集中于生物/进化人类学：他的童养媳研究启发了进化科学家有关人类“亲属识别索引”（kinship detection index）的实验和理论化（Lieberman et al.,2007），而且他用以论证婚姻制度的人口学资料（日据时期台湾树林地区户籍信息）及其观点假设依然受到新一代进化人类学研究者的重视，甚至被重新分析。相比之下，今日文化人类学学生大都知晓卢蕙馨对于民族志写作和妇女研究的贡献，却不知武雅士关于乱伦回避与禁忌的研究意义何在。

     “武氏档案”虽长久不为人知，但“六文化研究”项目则与人类学另一脉络紧密相关：“我来到台湾，是作为跨文化研究儿童行为的‘六文化研究’的第七个成员。”在人类学历史上，儿童发展与养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仅见证了文化-生物人类学的合合分分，更是人类学与心理学跨学科交流论辩的重要议题。儿童跨文化研究开先河者即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从萨摩亚女孩（Mead,1928）到马努斯儿童养育（Mead,1930/1975），再到新几内亚三个社区的育儿比较研究（Mead,1935/1963），以米德等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心理人类学前身——对儿童研究颇为重视，在高扬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并不否认人类共有的生物和心理基础（Bambi & Xu,forthcoming）。20世纪上半叶到中叶的人类学也积极与心理学对话，从理论到方法都既有借鉴又有批判。那时许多人类学者都会在民族志田野中加入心理测验，施坚雅在四川的研究（Skinner,2017）即是如此。50年代由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合作领导的“六文化研究”是儿童发展与育儿研究历史上的里程碑（Levine,2010），它是第一个大规模跨文化比较研究。该项目采用一套标准化方法训练了六个团队分别前往六个不同地区的村庄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在人口抽样基础上，结合系统的参与式观察、访谈以及心理学测验等多种方法，研究3～11岁儿童的养育行为。三位项目负责人中有一位是执教于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兰伯特（William Lambert），当时正在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武雅士对心理学也有兴趣，兰伯特是他的博士答辩委员会委员之一，并指导他把“六文化研究”的系统方法带入台湾田野。在武雅士开展田野调查之前，卢蕙馨曾经给兰伯特当过研究助理，负责对“六文化研究”的行为观察数据进行编码。这次田野调查，卢蕙馨也参与了资料收集和整理。

     之后二三十年里，“六文化研究”团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参与“六文化研究”的年轻人类学者也成长为心理人类学、儿童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但是随着文化人类学反心理甚至反科学的声音占据上风，儿童发展研究逐渐被边缘化，探究普遍性和多样性之张力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也遭到摒弃（Quinn,2005）。与之相对的是，近20年来随着生命科学与认知科学等的发展，人类学光谱的另一端——生物进化人类学则与发展心理学等领域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交叉融合，儿童发展研究成为探索人类行为、情感与思维起源等人性根本问题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Barrett,2020），文化与跨文化比较也日益受到认知科学的重视（Henrich,2020）：202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化人类学家克拉克·巴瑞特（Clark Barret）在认知科学理论前沿期刊《认知科学趋势》（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迈向关于人的认知科学》的文章，旨在重申跨文化比较的重要性。在他整理的2010—2020年间跨文化认知科学论文标题关键词分析图中，“儿童”一词频率最高。而作为跨文化儿童发展研究的历史里程碑，“六文化研究”也重新进入前沿研究者的视野，其精神遗产正在这波新的跨学科、跨文化、混合方法的儿童发展研究浪潮中得到传承（Amir & McAuliffe,2020）。面对如今演化-认知-社会科学合流的趋势，文化人类学与其隔阂却越来越深，令人不由感慨知识并非线性发展进步，学科内部分化与分裂对人类学未来的影响也令人担忧。

三、重访田野笔记：层叠历史与多重声音

     武雅士培养的第一批人类学博士生包括芮马丁（Emily Martin Ahern）、桑格瑞（Steven Sangren）、郝瑞、萧凤霞（Helen Siu）等，这些学生后来成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汉学人类学家。其中几位学者由武雅士介绍进入台湾地区做田野，田野点都在位于台北盆地的被称作海山的区域，下溪洲即是那个区域的村庄之一。我在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工作时认识了人类学系的郝瑞教授，也就是他给我介绍了武雅士生前留下的田野资料。武雅士晚年有一个计划就是回到学术生涯起点，整理博士论文田野资料并写作一部专著。整理这批资料并非易事，唯其如此更凸显了这批资料的学术和历史价值：武雅士的“第七个文化”研究不仅完成了“六文化研究”起初规划设计的所有调查，而且他收集到的资料比此前“六文化”中任何一个都更为丰富完备，原因是他的田野时间超过两年半，其间他扩大了样本量，扩展了研究内容，他聘请的研究助理也顺利融入了当地社区、跟孩子关系亲密，这对这个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武氏档案”田野资料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非常高，可谓是汉学人类学和心理人类学、儿童人类学等领域的稀世珍宝。该研究之系统完备也反映出武雅士的治学品格。2009年，他在“台北中研院”所做的演讲中回顾道：“像我这样在农场长大的人，必须有种固执……我去台湾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研究设计的所有任务，至今我依然为完成了这个研究计划而感到自豪。”他也提到了写作规划：“有一件事我感到内疚，并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做些什么，那就是我从未用这些材料发表……无论如何，今后我的一大任务就是把这些材料写出来。这个任务此刻比在当时更重要，因为我们无法穿越时光回到当年那样的台湾汉人村庄。”此后他着手资料分析和写作，然而2015年因癌症去世，只留下了未完成的书稿（包括目录及前两章引言初稿）。

     武雅士在未完成的书稿引言中曾感慨说：“如果我1960年代就写这本书，肯定是遵照‘六文化研究’的假设-检验范式。可是如今，我记忆中的村庄已经不复存在，我之前收集的材料也不可复制，我的写作意图则变成对历史图景尽可能忠实的呈现。”的确，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更何况当年的田野地点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武雅士曾经带领由郝瑞指导的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马丽娅·杜瑞亚（Maria Duryea）对下溪洲进行回访。该生本意是要复制武雅士原来的研究，调查该社区儿童的童年，但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下溪洲这个昔日农庄已然完成城市化进程，孩子们不再成群结队地在村头、河边、树下玩耍，而是纷纷住进了互相隔离的公寓当中，人类学家难以开展如同当年那样系统深入的儿童行为观察（Duryea,1998）。重新分析过去的田野资料，我理解了前辈的遗愿，尝试做到对“历史图景尽可能忠实的呈现”。然而，缺乏田野在场亲历，亦从未造访过20世纪中叶的台湾乡村，我何以重构一本关于下溪洲儿童的民族志？

     正如武雅士所言，他晚年重访自己学术生涯初始的田野笔记，分析策略和写作意图都发生了变化。卢蕙馨曾经撰文回顾台湾田野调查，也袒露她的研究观点和发现并不只是第一手田野经验自然产生的直接结果，而是多年以后带着女性主义的视角重访当年田野资料，重新回忆与理解田野故事，在新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将资料中细碎的田野线索组合拼接才形成的（M.Wolf,1990）。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民族志书写都是重新建构意义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田野资料本身就是多重语言转译和意义缠绕的产物，也交织着不同视角：田野笔记背后的整体问题意识最初来自武雅士和“六文化研究”团队，那些进入研究者视阈的儿童及其家人则是形塑这些文本的首要行动者。但在武雅士和儿童之间，还有一连串复杂的行动者和关系。武雅士作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每天对研究助理的数据采集工作进行详细指导；然而武雅士夫妇不会说闽南语，真正与当地儿童朝夕相处、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并采集大部分一手数据的则是几位讲闽南语（母语）的汉人研究助理，尤其是其中两位年轻的女孩。研究助理负责观察儿童，每天即时将孩子们的行为和言语（闽南语）用中文记录下来，然后用英文（有时也说普通话）汇报给卢蕙馨（有时武雅士也在场），她再用打字机记录下当天的英文笔记（有些笔记由武雅士记录）。无论是行为观察还是访谈，今天所见的历史情境与对话实际上都是当地研究助理所见证并转述翻译的，有些情境背后还追加了她们个人的意见或评论，之后再由卢蕙馨润色执笔；只有心理测试部分仍保存着中文资料，但这些资料也是由另一位研究助理录音整理的，其中也记录了研究助理的现场感受和评论。卢蕙馨在《中国田野笔记》（Chinanotes: Engendering Anthropology）一文中也承认田野笔记的多义性，介绍了下溪洲这批田野资料所蕴含的多种声音与视角，并如此畅想田野笔记的命运：“人类学家应当分享田野笔记吗？那样是不是只会越发增加追寻意义的复杂性？”她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M.Wolf,1990:353）。想象若干年后一位年轻的人类学者重访这些笔记，要理解彼时历史、政治和文本创作者的私人生活情境，不免会遇到诸多障碍；即便如此，田野笔记仍有其超越一时一地一人的更为长远的价值。

     我的重访经典之旅确实遇上了意义阐释的复杂挑战：我会忽略一些声音而放大另一些声音，会像所有信息传播交流过程那样出现谬误，会像所有历史重构过程那样遇到解不开的谜题，也会不可避免将自己的意识叠加进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学术感知力去重塑民族志的调性和风味。但这又是田野笔记生命力的体现，是民族志方法的核心：每一次重访，包括不同的人来重访，都是新旧历史的交汇与叠加，并通过民族志给旧文本赋予新的魅力；正如田野中研究者与所谓“研究对象”的相遇，也是不同个体及个体背后社会历史的交汇与叠加，而基于“第一人称”田野的民族志也是通过分析写作对已经发生的田野经验进行重现、再度叙述。总而言之，我的工作一方面有对两位前辈的承继：武雅士毕生致力于探索普遍人性，并运用系统严谨的科学方法做量化分析；卢蕙馨对民族志分析写作进行元思考，并关注女性与性别问题。另一方面，我的重新阐释也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征，某种程度上还映照出60后的学科发展。比较武雅士2015年2月（未完成）的书稿和我正在重构的民族志（Xu,forthcoming），二者差异鲜明。总体而言，我的分析和写作以儿童为中心，更确切地说，是凸显儿童的主体性：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视域里，以儿童丰富的社会认知为立足点和研究对象来反思所谓的“传统汉人家庭”，并在儿童社会认知这个框架下研究人类道德的学习与发展，以追问“基本人性”，同时探讨民族志之可能性。对于这些新的发展，我将从理论概念、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具体阐述。

四、重新发现“儿童”：

从“育儿”到关注作为“主体”的儿童

     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六文化研究”的领导者（如约翰·怀特、比亚特丽斯·怀特、欧文·柴尔德、威廉·兰伯特）还是初入台湾田野的武雅士、卢蕙馨，他们所接受的都是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理论。该理论范式将儿童行为看作应对外部刺激的反应，视奖励、惩罚为儿童社会化的核心机制，而不关注行为背后的心智，或者说将思维认知视作不用解释的黑匣子。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一场心理学、语言学与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交流掀起了研究人类思维及其过程的“认知革命”，也标志着认知科学的诞生（Miller,2003）。过去60年来认知科学迅速发展，思维心智的复杂机制成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关键。近20年来欧美学术界更是见证了发展心理学者与认知人类学者、进化科学研究者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儿童早期社会认知与道德发展的思潮，这恰好是我的学术训练背景。我在过去的研究中也试图将儿童认知引入汉学人类学的视野，以推动文化人类学参与这场跨学科对话（Xu,2019）。

     武雅士和卢蕙馨关于婚姻与家庭各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概念都与儿童和童年经历有关，但他们都没有对儿童的实际体验进行详细分析。武雅士认为，童养媳制度中生物与文化整合的关键机制就是童年共同居住经历——异性“亲属”（兄妹、姐弟，包括过继儿童）只有经历了童年共居，乱伦回避这一生物倾向才在成年期得以表达。然而武雅士论证的主要材料是人口学数据（童养媳过继年龄、婚姻类型和数量、生育率、离婚率等），没有对儿童共居的具体认知和情感经验做出假设。这方面的材料也无法弥补，因为海山地区（包括下溪洲在内的多个村庄）的童养媳制度已于日据时期式微。

     卢蕙馨提出的“子宫家庭”概念直接来自1958—1960年的下溪洲田野，她的侧重点在于阐述女性如何通过形塑下一代的亲子关系，尤其是母子关系而在父权家庭中伸张自己的权力。然而重访田野资料的过程中，我却对亲子轴中与母亲相对的另一方——儿童的体验产生了兴趣：儿童在“子宫家庭”的形成和运转中也扮演了生动的角色。例如，在1959年9月9日的一篇观察笔记里，研究助理（名字缩写为MC）说某个母亲经常把她和她孩子“绑”在一起，和她丈夫作对。研究助理还听见这个母亲的大儿子说，要找到他爸爸和女朋友在城里的住处，拿棍子打碎她家的窗户，扔石头到她家屋顶，砸烂她家的窗户。卢蕙馨在关于田野笔记的文章里也提到，多年以后她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从儿童行为的诸多细节里看到了他们之间因家庭矛盾而产生的敌意，她才意识到汉人家庭在维持和谐的表面理念之下有多么大的纷争和压力（M.Wolf,1990:346）。可是，她在提出“子宫家庭”概念的名著《台湾农村的妇女和家庭》中却没有对童年期母子与父子关系之间的对张展开系统的分析，实在遗憾。

     重释“武氏档案”的意图之一就是在汉人家庭研究中重新发现“儿童”，这不仅意味着要将聚光灯对准田野笔记里这些被隐匿、被忽略的行动者，更需要理论视角的转变，尤其是要超越过去重在育儿的研究范式，转向作为主体的儿童。家庭以及家庭关系一直是海外汉学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但我们领域的经典研究很少聚焦儿童。在最近一篇人类学家对谈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石瑞（Charles Stafford）曾与哈佛大学的华琛（James Watson）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早期的村落民族志研究里，儿童随处可见——从日常点滴到仪式场合——他们却很少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Stafford,1995）。即便出现在人类学家笔下，譬如早期村落民族志在介绍村落社会生活的时候会有一章提及家庭生命周期或者教育，儿童也不是主要行动者，而是成年人养育的对象（object），是亲子关系中被动的一方而不是行动的主体(agent)。少有的几篇专门论述育儿的文章（美国的卢蕙馨和英国的华德英分别有相关论文）也是以“儿童训练”（child training）或者“儿童社会化”（child socialization）为棱镜，重点仍落在成年人的家庭和教育理念与策略上。该范式将儿童化约为被动角色，遮蔽了儿童自己的声音。这种思路一方面与前文所述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流行的行为主义范式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受到汉学研究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将“孝道”和纵向家庭关系（父子轴、母子轴）置于首位，将儿童视为中国道德教化和家庭伦理的承接器皿、视为伦理话语的投射对象，以建构出“纯真儿童”的原型意象（Xu,forthcoming）。我以儿童的主体性作为立足点，希望通过重构下溪洲儿童的民族志，给人类学的中国家庭研究、跨文化儿童道德发展研究以及中国童年史研究等议题带来新的思考。

     一个有趣的案例就是儿童打架（child fighting）。武雅士和卢蕙馨都提到，防止儿童打架是下溪洲父母育儿的重要任务，因为孩子间的冲突会影响到邻里关系，而邻里和睦则是当地生活的核心理念（M.Wolf,1978）。我对“武氏档案”中30多份标准化的“母亲访谈”做了系统分析，也发现下溪洲妈妈们教导儿童的规范是回避冲突、打架不要还手，年纪大的不能欺负年纪小的，打架被发现或被告状会遭严厉批评甚至体罚。不仅在下溪洲如此，同时期在台湾地区研究汉人村落的其他美国人类学家也注意到对于儿童打架，父母长辈会严加惩罚（Xu,forthcoming）。我也对70多份“儿童访谈”做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其中有几道题目是假设被同龄儿童欺负的场景，询问儿童会如何反应。3～12岁儿童的回答与妈妈们所教的大相径庭：他们的反应是以牙还牙、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叙述活灵活现，源自生活实践；他们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刺激-反应，其叙述还表现出对他人行为严重程度以及背后意向（intention）的敏感性（Xu,2020a）。当分析范围从访谈扩大到行为观察和心理测验等不同类型的资料以后，我发现儿童的交往实践以及情感意图与“儿童访谈”呈现出的情况相近，与母亲们的叙述和期待大为不同。观察资料表明，儿童冲突行为很常见，应对策略多样。男孩更多采取肢体攻击和骂脏话，而女孩也并不会逆来顺受，她们更多通过批评、告状、社会排斥甚至眼神等间接手段参与或者解决冲突。另外，大人的批评和体罚似乎也未能真正起到惩戒作用；相反，儿童会对大人的说教置之不理，与大人讨价还价、顶嘴，肢体反抗也随处可见。儿童玩耍嬉戏间会评论大人的惩罚是否公平，会为同伴打抱不平，甚至不经意间拾起“弱者的武器”，在娱乐中模仿戏谑大人。如下面的观察记录：

     我多次回味这则滑稽的观察材料，想象当时的情景：儿童如何将他们对权威等级的不满——一种混杂了恐惧、愤怒甚至轻蔑的复杂情绪——用幽默讽刺的形式表达出来（Xu,2022）。阅读这些儿童欢闹场景，我也体悟到文本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学术研究与真实生活的交织：有一天，我正在电脑上阅读一篇题为《惩罚：一个工具，多种用途》（Punishment: One Tool,Many Uses）的进化人类学研究论文，十来岁的儿子突然闯入我房间，一眼看见这标题，大喊一声：“你！你成天到晚就是想着怎么惩罚我，对吧？！哈哈！”儿子满脸鄙视的神情，与田野笔记里的孩子们异曲同工。

     “儿童打架”案例反映出教育理念、育儿话语与儿童实践之间的张力，这是童年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的基础问题（Xu,2014,2022），引导我们考察儿童在道德习得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第一，儿童从叙述到实践都与行为主义理论预测大相径庭，显示出认知的丰富性。在从“六文化研究”到如今认知科学大发展的70年间，心智再也不是可以被忽略的黑匣子，而是阐释行为的出发点。各种实验研究证明，儿童不仅会阐释行为本身，还会用“心智主义”(mentalistic)的框架去阐释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例如，他们在评判行为的道德意涵时会考虑行动者是否故意为之；哪怕“打架”这样看起来信息单一的行为，在他们眼里也有丰富意义，因为行为互动不仅仅是肢体接触或者语言交流本身，更是互动双方推测彼此心理意图的过程。

     第二，有关汉人家庭的主流人类学研究重点在于育儿，在儿童打架这个例子中，母亲的育儿理念与策略（比如惩罚）也是基于典型的行为主义视角。如果我们关注儿童主体性，则会聚焦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惩罚无效？我从儿童心智出发，借鉴道德心理学的新观点，将惩罚行为看作一个交流过程（Sarin et al.,2021），细究儿童在被惩罚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儿童在惩罚中究竟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信号，或者说学到了什么。例如，村里几位母亲提到了“气”这个概念，即惩罚孩子是出于一股气。那些被惩罚的孩子感受到的也许不是惧怕，或者不单是惧怕，还有不满、委屈甚至愤怒。孩子会推测母亲的意图，也会评价母亲的惩罚是否正当。这些心理过程都会影响儿童后续的行为决策。这样的道理看似简单，却也提醒我们，人类学家对成年人行为的阐释不能忽略行动者的心理，同样的，儿童也是有感受、推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

     第三，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研究儿童主体性不只是分析抽象的个体认知机制，更要关注儿童如何建构基于具体社会情境的知识和情性。仍以儿童打架为例，武雅士未完成书稿的一个主题就是统计产生攻击行为的儿童的年龄、性别特征，及其与教养方式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心理学阐释框架。仔细阅读儿童心理测试资料，即儿童面对玩偶或者图画讲故事的记录，我发现暴力是他们叙述的重要主题，而且儿童对暴力的具体想象反映出他们对历史现实的理解。例如，谈到流氓（闽南语“鲈鳗”），他们说：“打架的男孩将来会变成流氓”“我听妈妈说街上的流氓是用刀砍的”。这些情节并非空穴来风，下溪洲出“鲈鳗”，武雅士夫妇租住的林家就出过威震一方的“鲈鳗”头目。儿童有关暴力攻击的知识来自多种渠道，或是观察亲历，或是刻意偷听，或是不经意间听见大人谈论，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丰富。

     第四，当我们把目光从育儿、亲子关系转向儿童自身，特别是儿童同伴互动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近年来，发展心理学与进化人类学开始强调“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对于文化传播与变迁的意义（Lew-Levy et al.,2023)。另一方面，从汉人家庭的人类学研究到中国童年史研究，我们对于道德教化的理解都侧重于亲子纵轴，而忽略了横轴，即儿童的同伴世界。在此基础之上，重访“武氏档案”、发现儿童主体性的途径之一就是关注“同伴学习”在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习得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下溪洲的孩子们的很多时间是与同伴群体一起度过的：我将一千多份儿童自然观察资料中的人口学信息提取出来并进行社会网分析，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自然观察记录里没有一个成年人在场，哪怕只是旁观者。孩子们一起嬉戏、干农活、照顾幼小弟妹或是帮做家务，而同伴互动是分析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面向。上文引用的那则行为观察案例为此提供了生动例证：同伴们一起玩耍，模仿戏谑平时妈妈如何训诫和管教孩子。这个场景反映了同伴对于被管教这件事情有共识，这种对大人管教的戏谑态度以相似的体验为基础，这样的共识正是儿童互相交流学习的结果，儿童自身的信念可能与大人教导的规范（如要听话、要顺从）背道而驰。“武氏档案”中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这启发研究者要关注儿童的生活世界，而不要仅仅停留在关于儿童的话语表征上。

     第五，在下溪洲，兄弟姐妹是同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学人类学对于传统汉人社会亲属制度和家庭关系的研究重视亲子轴（父子和母子）和夫妻轴，却忽略了兄弟姐妹关系，这一点在关于童年和育儿的研究中更为明显。针对当代中国人童年经历的人类学研究，也因为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影响而忽略了对兄弟姐妹关系的探讨。兄弟姐妹关系对于儿童社会交往、道德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很重要，因此成为我对武雅士田野资料再分析的重点之一：从认识自我到与他人相处，从冲突到一致对外，从在父母面前争宠、告状到面对其他孩子时团结互助，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伴随着下溪洲儿童的成长历程，也展现了儿童心智情感的丰富面向（Xu,2022）。

     第六，儿童打架这个主题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性别社会化”。卢蕙馨根据下溪洲田野调查撰写的《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是汉学人类学性别研究的经典民族志，描绘了下溪洲女性应对父权制的各种生存策略。该书也提及了女童的生存境况，却仅限于寥寥几笔田野观察“快照”，或是对“重男轻女”思想的概括，几乎没有关注女童的内心世界和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同为汉人家庭中长大的女儿，我则好奇女童自身的经验与视角。我对儿童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女孩在面临冲突之时远非逆来顺受，较之男孩她们更少以拳脚攻击的方式来回应冲突，而是运用多种间接策略，例如告状、批评、白眼相向。女童面对父母长辈的批评也并非一味被动顺从，她们中间不乏犀利倔强的“铁嘴钢牙”（来自长辈的形容）。

     综上，尽管“育儿”在中国伦理思想脉络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历史记载中，“儿童”却常常限于话语层面与精英阶层中，而且史料文脉所突出的大多是“孝道”、顺从这样的价值取向，或者“纯真儿童”这样的伦理话语（Xu,2020b）。“武氏档案”这种关于乡村孩童日常生活的精细记录，在中国童年史文献里十分少见，关注道德教化之暗面的研究（如儿童打架）更为缺乏(Xu,2020a)。这些田野资料呈现出来的场景与史料文脉所突出的“纯真儿童”意象大相径庭：不管是模仿戏谑大人，还是与大人顶嘴叫板或者阳奉阴违，我们看到了各色各样不“听话”、不顺从、有个体意志的孩子，这些场景也挑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想象。汉人社会家庭关系和道德规范的变迁是近几十年汉学人类学重点关注的议题，重新发现60年前下溪洲儿童的生活世界是否可以开启一扇新的窗，启发我们反思变迁的起点、反思何为“传统汉人家庭”？

五、重新发现“儿童”：

社会认知、意义建构与知识生产

     以儿童的主体性为立足点重访“武氏档案”，意图不仅在于在经验和概念层面为家庭、教育、道德伦理等具体研究问题做出贡献，还在于从这批珍贵田野材料出发，探讨民族志认识论和人类学方法论问题。早在20年前，认知人类学家劳伦斯·赫希菲尔德（Lawrence Hirschfeld）曾在《美国人类学家》期刊上撰文批评主流人类学对儿童的忽略，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学家忽略了儿童最擅长的两种能力——习得文化规则和创造新文化的能力（Hirschfeld,2002）。这种能力归根结底就是人类社会性的基础——社会认知，即理解和处理社会信息的机制，而所谓“道德”习得，反映的正是这种个体认知机制与人类群体合作规则互相影响的过程。近20年来，生物进化人类学日益重视儿童认知，并与发展心理学展开广泛合作，而在文化人类学这一方，儿童研究依然处于边缘地带。儿童是田野研究中最不受重视的“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以儿童为“对话者”（interlocutors）的确有诸多不便，他们不按常理出牌、常给研究者带来尴尬，儿童与成年人之间也有种种隔阂和结构性的不平等（Allerton,2016）。但民族志的本质不就是人与人在各种结构限制和情境形塑之下依然希望达致某种程度的理解吗？套用现在流行的“本体论”概念，人类学者应该努力在更深层次重新发现“儿童”：儿童的社会认知，包括他们对社会规则、交往对象的意图和情感、在语言沟通情境等方面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正是人类得以交流互动、建构意义的前提，亦即民族志认识论的基础。

     上文提到，在人类学家研究儿童的同时，儿童也在研究人类学家。我对“武氏档案”的重新诠释，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结合田野笔记、口述历史等资料，将民族志成品中通常隐而未见的田野际遇和关系脉络，以及我重访经典过程中的风险、挑战和机遇呈现出来。田野过程最为精彩却未能在武雅士和卢蕙馨作品中呈现的就是以儿童为主体的互主观故事：儿童与本地研究助理（中介）以及美国人类学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渗透在田野日常中的关系影响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彼此的生活体验，也形塑了我所能看见的田野笔记。从儿童视角来理解这些关系尤为有趣，且具有双重意义，既展现出儿童丰富的社会认知，又帮助我解开了谜题、解读出田野笔记的丰富意涵。

     小村子里突然来了外国人，对孩子们而言肯定是件稀奇事。武雅士夫妇不会说闽南语，儿童上小学才开始学“国语”，人类学家与调查对象的语言沟通存在障碍；当地儿童很少跟武雅士夫妇直接互动，但忍不住默默观察。田野笔记的点点滴滴都透露出孩子们对村子里两位美国人既好奇又惧怕的心理，他们背地里时常用当地俗语“阿兜仔”（闽南语对“老外”的贬义称呼，意为“尖勾鼻子”）嘲笑武氏夫妇甚至戏弄同伴，玩耍的时候会突然吓唬对方“阿兜仔来啦！”与之相对的是，孩子们与武雅士的两名女性研究助理关系亲密：她们不是本村人，但都生长于台湾，闽南语是她们的母语。孩子们管那位天天对着他们做观察的十几岁女孩叫“陈姐姐”——陈姐姐人缘极佳，全村上下都喜欢她；另一位二十出头、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孩参与了其他研究资料的收集，孩子们称她为“马老师”，跟她关系也很好。这两位女孩，尤其是“陈姐姐”，不仅是收集观察资料的主力，而且成了儿童成长故事里的重要角色。第三位研究助理是在读大学生黄介山，他在暑假和平时周末到下溪洲帮忙整理资料。阅读田野笔记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儿童在做心理测验的时候显得格外紧张，录音的文字稿里经常出现省略号、儿童断断续续的回答，而且文稿末尾研究人员的备注记录里也多次提到儿童不自然甚至害怕的态度，这个测验显然不像是“陈姐姐”或者“马老师”做的。我反复思索原因，直到联系上黄介山先生才揭开谜底，原来当年是他给孩子们做的心理测验。据黄老先生回忆，测验是在武雅士房东家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很多小孩有点害怕武雅士，黄先生得拿糖哄他们进房间；黄先生也不像两位女性研究助理那样跟孩子那么熟络，小孩子紧张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儿童与研究者的关系如何影响田野数据呢？让我们再回到“儿童打架”案例。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田野研究本身给儿童带来了色彩多样的社会情境，田野资料的内容与形式方法密切相关：（1）“儿童访谈”由“陈姐姐”负责，儿童面对与他们关系亲近的人，用母语在放松的情境下交谈，他们心无芥蒂说出“以牙还牙”的答案，譬如“用拳头打回去”；（2）校园问卷由武雅士在黄介山陪同下收集，其中同样设计了有关打架的问题，儿童却给出了符合父母期待和教育规范的答案——“挨打的时候不打回去”。这一方面显示出他们对所谓的“正确答案”了然于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研究情境的态度：戒严时期儿童在学校课堂只能讲“国语”，讲闽南语会被严惩；武雅士来到班级跟他们讲“国语”，让他们做问卷，他们对这位外国研究者颇有距离感。田野资料——更确切地说——儿童对研究者提问的回应透露出他们对社会关系，语言情境，谈话对象身份、性格及意向性（intentionality）等多方面的敏感觉知。这种互主观的意义建构和阐释方式恰恰是民族志研究的独到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儿童是天然的民族志研究者。人类学对儿童的轻视，只能说暴露了成年人自己的无知。

     人类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不可切割，就如何在田野中建构意义、阐释田野经验和生成知识而言，重访“武氏档案”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我缺乏一手田野经历，只能倚靠片段式的田野笔记做二手分析，这在人类学研究中并不常见。但这个困难也促使我另辟蹊径，利用60年前并不存在甚至也不可想象的方法技术，结合民族志“近读”与机器学习“远读”来重释文本。必须指出的是，运用这些新方法得益于武雅士前辈科学严谨的治学风格以及“六文化研究”本身的系统设计：在保存下来的“武氏档案”里，所有研究对象都有独特的编号和人口学信息，所有事件观察也都有精确的人物/地点和时间信息。我们团队首先用OCR技术把我在武雅士住所扫描的原始田野笔记转录成可读文档；同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技术方法，对这批资料做两个方向的整理分析：以研究对象为单位对儿童与其同伴及家长互动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以儿童行为观察事件为单位进行成规模的“文本挖掘”（text-mining）分析。多种方法视角交汇下，我将那些从当事人连续田野经验中抽离出来的碎片式观察语句文本转换成互相关联的矢量空间；虽未曾与当年的儿童谋面，却逐渐把他们从索引系统下的数字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并将那些抽象标号“还原”到他们日常社会交往的复杂网络图景中。

     开展这些工作原本只是希望从方法论出发，延续我在民族志基础上摸索多元方法的可能性（Xu,2019），也是为顺应汉学界“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和认知科学“以文本为数据”（text as data）的新趋势。出于对儿童认知的关注，我在这场实践中还衍生了认识论意义上的思考：人类如何构建社会知识、解释社会情境意义，从而做出相应预测反应？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有何关系？我与数据科学家合作、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来编码儿童观察文本，发现计算机虽然能高效识别儿童行为的诸多情境，如合作、冲突，在遇到小儿真真假假的玩乐游戏（pretend play）之时，却难辨冲突之假与合作之真。前沿算法在阐释社会意义方面输给了儿童，回到人类学整体论的视野来看，更凸显出了研究儿童的价值：人类儿童是全宇宙进化出来的最强学习者，目前风靡全球的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本质上还是基于大数据的统计，与人类儿童这样只需要少量数据输入就能高效学习的智能仍有质的区别，机器在习得道德规则、解读社会信息等方面与儿童智能相比还有很远距离。儿童认知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学习对象，也是考察人类文化习得与传播的独特窗口（Gopnik,2017；Tomasello,2019）。因此，从认识论层面来看，人类学家不仅要向儿童学习，更要像儿童那样去学习(learn from and like a child)。这也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领域学者对话，共同追问“人是什么”。

六、结语

     60年前，武雅士和卢蕙馨的下溪洲田野调查是人类学与心理学跨学科相融的产物，也是学科历史的重要节点，见证了人类学内部多个分支学科的交汇与碰撞。本文以“重新发现‘儿童’”为题，记述了我分析诠释经典田野笔记的历程、挑战和收获；同时基于儿童社会认知这个视角，对人类学理论概念、方法论和认识论等层面展开了新的思考。武雅士晚年如此陈述他对人类学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的目标是要排除所有合理怀疑来证明一种基本人性。”如今人类学知识日益碎片化，花哨话术你方去罢我登场，而生物-进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之间的鸿沟尤其难以弥合。此时重访武雅士研究，于我而言，探求未来出路的关键词就是“基本人性”。

     当然，随着学科发展和时代变迁，何谓“基本人性”以及用什么方式研究“基本人性”，不同的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差异。对比武雅士前辈的原初研究和我对田野笔记的重新解读，我们的理论视野、分析立足点和方法论都不一样。武雅士毕生致力于追求多样文化现象背后的普遍生物性，他晚年重访下溪洲田野资料，在未完成的书稿引言中提到自己对儿童行为的理解，坦陈自己的理论意识已经从早年投身田野时的行为主义框架转变成先天论，认为儿童行为主要受到先天倾向影响，他的兴趣也在于分析儿童的先天知识（inborn knowledge）。然而，从我所接受的理论训练来看，不管是“刺激-反应”的环境塑造模式，还是先天知识论，都否定了儿童的主体性。认知人类学的前沿思想提倡超越这种先天/后天的二分模式：“在任何一个领域试图提及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区别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孤立、不变、不与其他因素发生交互影响的‘先天’与‘后天’”（博耶，2023:34），唯有超越这种二分才能理解儿童心智发展。生命体是与其特定环境进行信息交互的开放系统，心智就是人类与环境交互信息的重要中介。心智与社会环境交互信息的规律就是“基本人性”，儿童发展则为探索这些规律提供了独特窗口。认知科学实证研究已经发现了儿童丰富的社会道德认知（socio-moral cognition），本文强调作为主体的儿童，就是建立在这种新的共识基础之上。儿童究竟如何习得关乎社会运行与道德准则的知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与其说解答问题，本文主旨更在于抛出问题，面向未来。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编辑：枯野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