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习班邀请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John Breuilly、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Sheri Berman、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Damon Mayrl、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杨光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任剑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砚菲、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宋念申、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的张杨、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应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严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冯仕政等各位教授、老师。老师们依次为讲习班的学员们带来了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秩序、治理、认同，以及实践中的共产主义，族群、民族与民族主义等方面主题的讲授，可谓精彩纷呈。

以上老师以及前几届讲习班积累的良好口碑，吸引了前后共百余人，除了经过审核的正式学员，还有不少同学乃至老师临时加入到课堂中，着实让人感受到学习热情。整间教室座无虚席，会议场地边角供休息用的沙发上也坐满了人。

谈到讲习班的授课内容，这次讲习班最让我感受深刻的便是“知易行难”四个字。

严格上来说，这次讲习班并不是在“授课”，而是在“交流”。每位老师都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来将自己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完整地展示在讲习班上。于我而言，这与拜读作品时产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讲授当中，老师们不断提及自己在演绎和操作中艰难的思考过程，遇到的各类困难，我沿着老师思考的脉络行进，看着经过压缩的整个思考过程，体会老师们那种“绞尽脑汁”的艰难过程，乐于老师们研究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趣事和灵光一现，看到了“活的研究”。

更有趣的是提问环节，不仅学员纷纷举手发言，老师们也有几分“技痒”而互相辩驳，这就让讲习班不仅仅展示了各位学者老师研究的成果，而且更可贵地，展现出老师们思考、辩驳的过程，展现出思维的碰撞。同时也再一次告诉我，这些精彩的研究背后蕴含着大量艰难的思考和努力。

我也体会到“知易行难”四个字的意味——老师们的研究，没有跳跃的语言，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讲授，此谓“知易”；但这一步步思索得来的最终成果，背后是完备的逻辑，是一步步的尝试和错误得来的结果，此谓“行难”。

要让讲习班顺利举办以及收到良好的效果，离不开完备的后勤支持。政治社会学讲习班到第七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议程手册、学员胸卡制作精良，会场供水充足，在茶歇时还有不少茶水点心可供食用，国外学者授课过程中同声传译的使用，为讲习班提供了硬件上的保障，这也是学员看得见的部分。而专人负责会场空调温度调节、提问环节话筒的衔接，课前课后志愿者的引导，以及大量随机应变事件中主办方的处理，为讲习班体验的提升提供了软件的保障，这一部分可能被忽视。但完备的后勤支持的确是除开老师精彩纷呈的演讲之外，带来学员体验提升的重要因素。作为一名讲习班志愿者，我感谢学员对工作的配合和支持；但作为一名“蹭课”学员，我更感谢与我共同工作的，那些不时出现在茶歇间、门口、电梯间，拿着话筒、站在空调下感受温度的其他志愿者们。

高质量的讲习班吸引了不少学生慕名前来，在优先满足正式学员需求和不影响讲习班秩序和授课质量的情况下，主办方尽可能地满足了临时学员的旁听需求。但这次讲习班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听众络绎不绝，另一方面，个别通过审核获得了正式学员资格甚至是讲习班提供的奖学金（免费提供住宿的形式）资格的学员，在开始的当天却突然表示“有事”不能来，有的干脆连原因都不作说明，潇洒留下未领取的胸牌。

“优秀”学员的任性让我这种只能通过当志愿者卖力来蹭课的人十分感慨。当获得了有限资源，这不仅仅意味着权利，还有对远道而来的老师和出钱出力的主办方负责的义务。作为一名志愿者同时是学员，最大的感受便是希望老师们百忙之中的三天授课、志愿者们的辛勤工作可以被珍惜。权利也好义务也罢，这种不会有几次的机会，还是要多多珍惜。

图片来源于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