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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克尔凯郭尔的“作者伦理学”重新思考了作者对读者的责任，他认为写作中应该使用“欺骗”策略隐藏作者真实意图，让读者阐释作品，并突出作品的独立性。他采用假名、间接沟通、反讽等方式制造阅读障碍，拉开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这种写作方式体现了伦理学吊诡，作者通过“欺骗”教诲读者，而读者在对“欺骗”的反思中才能获得真理。他的作者伦理学旨在反对浪漫主义过度直白的情感表达和黑格尔理性的直接性，凸显读者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这种方法承袭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和耶稣布道的方式，对20世纪读者反映论和“作者死了”等观点影响巨大。

作者简介

尚景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外国文学研究。

“The Godly Deception”: Kierkegaard’s Ethics of Authorship  

Kierkegaard’s ethics of authorship has redefined the author’s responsibility to the reader. He believes that a strategy of deception should be employed to hide the author’s real intention, leaving the readers to interpret the work, and thus revealing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the work. He uses means like pseudonym, irony, indirect communication intentionally to distance the reader from the author, which establishes an ethical paradox that the author must enlighten the reader through deception, and the reader can only get access to truth through introspection of this deception. Kierkegarrd’s ethics of authorship contradicts the explicit emotional emission of Romanticism and the blunt express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ationality, highlighting the reader’s subjectivity and individuality. Kierkegarrd’s the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ways of Socrates’ “spirituak maieutics” and Jesus’ preaching, and has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20th century literary theories like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Shang Jingjian, is Postdoctor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with his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ry the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Email: jingjian0408@163.com

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rrd)被称为“诗人哲学家”，他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和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 受到勃兰兑斯、布鲁姆、厄普代克等人的推崇(Lippitt 550-552)。在写作中，他善用欺骗(deception)、假名(pseudonym)、间接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等方式将作者置于迷宫之中，显示了叙述中“复杂的欺骗”(Pattison 21)。他的写作方式隐含着伦理学悖论——作者必须通过“欺骗”的策略使读者获得真理，而读者只有通过“被欺骗”才能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聂珍钊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范围界定在文学作品、作者以及文学相关问题三个范畴内(12)，与以往只注重文学作品不同，将作者纳入到“伦理”中进行考察，彰显了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作者能否通过欺骗方式向读者传达思想？作者的欺骗是否有违伦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直接的教诲还是间接的引导？伯特霍尔德把“支配(governing)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规则”称为“作者伦理学”(Berthold, The Ethics of Authorship 3)，并将克尔凯郭尔对读者的“欺骗”、诱惑视为更高的伦理职责(Berthold, The Ethics of Authorship 24—25)。

克尔凯郭尔认为欺骗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核心问题：“欺骗是我沟通方式的本质”(Kierkegaard, Journals and Papers I: 653)，在《作为一个作者对我作品的观点》中，他详细论述了作者欺骗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虽然在手段上体现为欺骗读者，但在目的上却是启迪、“拯救”读者，所以他说：“千万不要让自己被‘欺骗’这个字眼欺骗，一个人可以是出于真理的目的去骗人——想一下苏格拉底——把人欺骗到真理中”(Kierkegaard, Journals and Papers I: 39)。通过解读克尔凯郭尔的作者伦理学可以看到，他的欺骗行为不但符合伦理学，达到“为读者”、“为他人”的要求，而且还有宗教救赎的特征，因而被称为“神圣的欺骗”①。

01

作为“欺骗”的作者伦理学

最能体现克尔凯郭尔欺骗手法的是他写作《非此即彼》时高超的叙事技巧，这部作品开启了“丹麦黄金时代”，成为丹麦继卢梭《忏悔录》之后又一次引起轰动的巨著，极大地影响了易卜生、卡夫卡等后人的创作。这部作品的构思、写作、发表等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布满了阅读陷阱，虽然此种做法在当时受到非议，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更加深入地思考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他认为作者对读者不是简单、直接的教诲，而应是通过“精神助产术”式间接的欺骗策略，引导读者成为主体。

克尔凯郭尔采用《一千零一夜》“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写作《非此即彼》，这种框架式结构和多视角方法在乔叟、菲尔丁、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中都出现过。书中克尔凯郭尔隐去真名，借用假名作者埃尔米塔(Victor Eremita)虚构书稿的来源，前言里埃尔米塔通过一个故事整合了各种文体、观点和思想：他在闲逛时无意中购买了一部旧家具，在上面发现了一个机关，用斧头劈开后中发现了很多手稿，其中杂乱的手稿被称为“审美著作”，整齐的则被称为“伦理著作”，他整理后以《非此即彼》的名字发表了出来。克尔凯郭尔称之为中国的“套盒游戏”，打开大的盒子还有小的盒子，一个作家说他作品的作者另有其人，而作品中的作者又说自己不是真正的作者：“这是小说家惯用的伎俩，我不反对这种做法，只要不使我左右为难便罢，因为看上去是一个作者还包含着另一个作者，就像中国套盒一样，一个套一个”(Kierkegaard, Either/Or 8-9)。

克尔凯郭尔的叙述策略不但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形式上。他首先声明自己和作品无关，借用假名埃尔米塔告诉读者，拉开自己和假名作者之间的距离；其次，埃尔米塔又说他只是个编辑者，作品的真正作者不得而知。比如对于其中的小说《诱惑者日记》，在克尔凯郭尔(真名)、埃尔米塔(假名，编辑者)、约翰尼斯(虚拟作者)之间形成了三重关系，作品成为作者的“影子的影子”，而克尔凯郭尔和读者之间也就相隔四重关系。其目的就是彻底斩断自己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日记中谈论《非此即彼》：“我特此收回此书，这是一个必要的欺骗〔……〕然而我无须收回此书，因为我从未宣称是它的作者”(Kierkegaard, Journals and Papers VI: 6374)。通过这种欺骗的方法，作者和作品完全剥离，作品独立地呈现出来，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为了使欺骗显得更加真实，克尔凯郭尔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也使用欺骗的策略。在交给编辑部的《非此即彼》手稿上，他根据不同的假名使用不同的笔迹撰写，而且秘密地交付给不为人知印刷厂出版。为了假装自己和《非此即彼》无关，在著作校样期间，他白天故意在大街和剧院游荡“整整十分钟”，然后匆忙回家偷偷地、“不知疲倦”地写作。当时的哥本哈根都认为他是个花花公子，整天无所事事，根本没有时间写出这样的作品，加上克尔凯郭尔多次否认这是他的作品，所以“克尔凯郭尔被认为是‘在各种报纸上高产、见多识广、机敏的作者’谢绝了‘不应得到的荣誉’，在文中拒绝被认为是‘在各种报纸上发表大量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才华横溢文章的作者’，并要求‘这些对自己好奇的好心人，不要认为我是那些负担不了自己名字的文章的作者’”(Kierkegaard, Either/Or xv)，当克尔凯郭尔知道读者真的把《非此即彼》当作是他在别人书桌中无意发现的论文集时，大呼“妙极了”。克尔凯郭尔的欺骗手法达到了目的，他通过类似炒作的方式激起大众对这部作品的强烈好奇，当时的报刊和评论将这本书称为“晴天霹雳”“巨怪”，很多读者、评论家都在猜测这部作品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以至于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公众事件，在丹麦引起了持久广泛地讨论。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欺骗方法可以淡化作者的主体地位，作者放下权威，将不同的思想观点平行置放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辨析思考。唯有如此，读者才能积极地介入到文本中，不被作者牵着鼻子走，只和作品打交道，并形成自己的观念。他说：“包括本篇文章的作者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没必要去费神考虑到底作者是谁。他们应该为不知道作者身份感到高兴，因为唯有如此读者才会只关注这本书，而不会被作者干扰分心”(Kierkegaard, Either/Or xvi)。他用欺骗在作者和读者间竖起屏障，阻断作者对文本的决定性作用，赋予了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导性，这是显然是作者对读者更高的职责。

作者之所以要隐藏自己的思想，是因为在作者、内心情感、外在世界三者之间存在着屏障。克尔凯郭尔认为，作者无法直接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内在的情感要以相反的方式呈现在作品中：“何谓诗人？一个不幸的人，他内心愁肠寸断，但口中将弥漫的哀息和哭泣化为美妙的音乐，而他的嘴唇却是被如此构造：在叹息和哭泣涌过的时候，这声音听起来像美妙的音乐”(Kierkegaard, Either/Or 19)；不但如此，作者也无法表现真实的世界，只能描绘真实世界背后的虚拟世界：“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背后，在背景之后遥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在剧院中看见的真正舞台背后的舞台与真实舞台之间的关系。透过高挂的薄纱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薄纱世界，它更轻，更虚无缥缈”(Kierkegaard, Either/Or 306)。由于作品既不能直接袒露真情实感，也不能反映真实世界，作者的创作就必定具有“欺骗”的性质，所以作者的任务并不是如何表达自己，而是如何让自己“受折磨的灵魂”发出音乐般的声音，将虚幻的假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此可见，克尔凯郭尔作者伦理学中的欺骗是必要的手段，“就是这样深奥的思想家，在他的著作中误解和欺骗是一个核心的观念”(Berthold, “Kierkegaard's Seductions” 1045)，但这种“欺骗”并不是要把读者引入歧途，克尔凯郭尔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这种担心，如果读者因为自己的欺骗误入迷途是不可原谅的(Kierkegaard, Either/Or 308)。他一再提示自己的作品中有“隐藏的信息”，读者必须越过欺骗看到他的真实想法，在《非此即彼》前言里，他提示某些读者要注意作品中“埋在心灵深处悲喜交集的秘密”，他要帮助把读者的小船“推离岸边”(Kierkegaard, Either/Or 14)；在《恐惧与战栗》里，他再三告诫读者自己用心良苦：“在婴儿断奶时，母亲染黑她的乳房”(2-5)。母亲通过染黑乳房的方式，欺骗婴儿脱离自己，作者之于读者也是如此，只有读者从作者那里“断奶”，才能真正从作品中得到属于自己的营养。所以，克尔凯郭尔的欺骗对于读者非常重要，而他欺骗的手法则主要体现在假名写作中。

02

假名：“欺骗”的手法

假名写作在文学史中屡见不鲜，作者通常出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或个人的原因，隐匿真字，使用假名进行创作，荷马、莎士比亚和《圣经》的很多作者等都涉及这个问题。假名写作会形成“期待视野”，吸引读者去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更多真相，进而去探究作者的意图、道德诉求等。和真名写作相比，假名写作促使“我们疑问它对作者意味着什么，它在书中的作用，对作者的影响是什么，作者和作品传达的宗教和道德的实质是什么”(Lippitt 191)。克尔凯郭尔非常清楚这种方法可以让读者陷入到迷茫之中：“我同时代的人不能掌握我写作的意图，这足够使人变蠢”(Kierkegaard, Journals and Papers  VII:5905)。但这种“变蠢”不是为了愚弄读者，而是让他们在“辩证的”反思中进入作品，努力地探求作者的真实想法。

克尔凯郭尔的假名写作源自苏格拉底和耶稣引导门徒的方式。苏格拉底虽然没有使用假名，但他不停地变幻自己的视角，从而显示不同的声音和诸多的立场；耶稣在《新约》中有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人子等多个称呼，他布道的时候并不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施令者，更多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发表观点。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和耶稣不把真理直接传向听众，也不强迫门徒必须服从，而是通过各种声音展示多面的义理，这样可以让读者和受众自由地选择。克尔凯郭尔假名就仿效了苏格拉底和耶稣多重身份传播真理的方式，并广泛地运用到后期的“宗教阶段”写作中。

他写作中的假名表达了三种类型的思想：唐璜式“为自我”的审美人生，阿伽门农式“为他人”的伦理人生，亚伯拉罕式“为上帝”的信仰人生。其中每一个假名都代表一种观点，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他并不凌驾于作品中诸多思想之上，甚至在作品面前他只是个“局外人”，克尔凯郭尔说：“在假名作品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的”(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626)，如此以来，他将不同的声音汇聚到一起，形成复调和对话，各种独立的意识并行不悖。这些假名体现了克尔凯郭尔主张——任何观点和思想都具有时效性和单面性，作者不可能拥有永恒普遍的真理，只能借助假名传达某一种观念。他在假名作品中不树立作品的权威，不囿于自我的独断，所以才形成了很多“非此非彼”、相互矛盾的深刻解读。

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他精心设计了近三十个假名(Watkin 401—408)展示自己多种思想，仅在《非此即彼》中，他至少设计了5个假名作者：埃尔米塔(手稿发现者，编者)、A(审美者，上部作者)、约翰尼斯(审美者，上部《诱惑者日记》作者)、B威廉法官(伦理者，下部作者)、威廉法官的朋友(伦理者，下部《最后的话》作者)。卡莱尔认为这些假名超越一般意义的笔名(pen-names)，他说：“这些假名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背景，他们的文学特征远大于笔名的意义”(Carlisle 33)，因为笔名体现的是作家爱好，其中有随意性和情景性，而假名则更多经过缜密设计，作者将假名与自己的每一种思想相关联，这样才能达到意义的最大化。比如他给《诱惑者日记》的作者命名为约翰尼斯(Johannes)，这个名字在意大利叫乔万尼(Giovanni)，在西班牙称为璜(Juan)，两个名字有着共同的拉丁文(Ioannes，Iohannes)来源，是不同语言中的相同称呼。通过这个假名，克尔凯郭尔将约翰尼斯的精神之恋与唐·璜的肉体诱惑巧妙地联系起来，阐发对灵/肉、爱/性、审美/伦理等问题的见解。所以麦基认为这些假名并不是克尔凯郭尔在故弄玄虚，更不是为了逃避责任，假名不但可以保持作者和读者的距离，同时也对读者形成自己的观点起到保护作用：

克尔凯郭尔式的假名(Kierkegaardian pseudonym)是一个角色(persona)，是作者为了艺术目的创造的虚构人物，而不是一个——只是用来保护作者身份免遭公众的威胁或者发难的虚构名字——笔名(nom de plume)〔……〕他的意图不是让自己神秘而是保持距离，通过拒绝回应自己的作品，他将读者和自己分离开，这样可以保护读者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Mackey 247)

克尔凯郭尔使用假名欺骗读者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他要阻止读者将作品看成“权威知识”(authoritative knowledge)，否则他就与传统的作者无异，所以他多次强调说：“我没有权威，只是个诗人”(Kierkegaard, Journals and Papers VI :6947)；其次，假名可以将作者和作品分开，作者可以自由地表达不同的观点，而无须整合成一种思想；最后，假名是可以展示了人生的各种可能，再现了生存的种种境遇，因此他罗列自己的观点，却不进行价值上的取舍(Watts 65—66)，而是把选择和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这样他的作品表达的思想不再是“普遍的”形而上概念，不再将读者视为笼统的对象，而是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担负起不同的责任。

克尔凯郭尔将阅读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区分了其中的各个要素。他认为在文学场域中有客体、作者、读者和信息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和艾布拉姆斯提到的“世界、作品、作者和读者”(5—6)四坐标极为相似，他将创作中的诸要素平等地展示出来，为诠释学和读者中心论等提供了理论支持。克尔凯郭尔认为作者、作品和表达的思想应该分离，至少应该保持足够的距离：“作者的缺席就意味着拉开距离”(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252)，如此以来，作者主体性以及文本中心论就被假名解构了，正如罗杰•普尔认为的那样，“克尔凯郭尔在文本之后书写文本，他的目标不是陈述真理，不是澄清问题，不是提出确定的学说，也不是为了提供直接使用的意义”(Poole 13)，克尔凯郭尔的假名方式消解了作者的主导地位，暗合了20世纪的解构思想。

在假名写作中，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双重反思”(Kierkegaard, Training in Christianity 132)的关系。思想找到了能准确表达它的假名，假名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思想，这是第一重反思；假名作品罗列出多种观点，读者可以通过自身的需要选择某一假名作品中的观点，这种观点反过来又增强了读者的思想，这是第二重反思。读者面对假名作品就如同参与了“苏格拉底式讨论”(Socratic seminar)，读者通过与作者相互“对话”来理解——而非记忆——其中的含义，并建构自己的认知审美、思想体系。这个过程中，读者不盲从作者，也不随意曲解作者，而是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

因此，假名就意味着对读者的负责，每一个假名都有对应的意义，都在明确某种责任或者义务，德里达看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假名与责任(responsibility)的关系：

这个假名保持沉默，它表达了保持的沉默。像所有的假名一样，它似乎注定坚守真正作为父名(patronym)名字——作品父亲的名字，实际上是作品父亲的名字——的秘密。这个假名，是克尔凯郭尔使用的众多假名中的一个，它提示我们这是一个沉思，它连接秘密的问题和由名字、签名引起的责任。人们常常认为责任源自以某人之名签名和动作。对责任进行负责的思考，提前对假名、借名和同名发生时，名字在构成上发生的任何变化都感兴趣。有时候人们通过一个秘密的名字来使自己名字叫起来或者显得更为真实有效，这个名字是自己起的或者是假装自己给自己起的，这个假名比起公众所知的父母命名的名字所具有的合法性更具有命名意义。(Derrida 58)

按照德里达的解读，克尔凯郭尔要为每一部假名作品负责，进而为每一部假名作品的特定读者负责，所以他的假名比真名具有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克尔凯郭尔通过假名方式反思了作者-读者、写作-阅读之间的单向性和直接性，力图恢复苏格拉底时代“间接沟通”的传统，从而更深入地影响读者。

03

“欺骗”与“间接沟通”

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对时代和大众的职责，以及作家的“天职”(《克尔凯郭尔日记选》188—194)，但他并不直接教化读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他直言“只是一个读者”。这与克尔凯郭尔所处的时代有着直接的关系，19世纪中期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浪漫主义者认为人不应理性地存在着，而应“诗意地栖居”，这种观点导致了情感表达泛滥过度，并将作者的天才和主观能动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同时期黑格尔的哲学观念又大行其道，它追求普遍性，强调公众和群体的意义，个体、存在和激情都淹没在宏大的历史中。克尔凯郭尔认为既要反对前者的直接性，又要彰显被后者忽视的个体性，他使用间接沟通的方式是为了客观地展示作家的思想，剔除创作中过多的私人情感，从而校正浪漫主义思潮中的弊端。

与间接沟通相反是直接沟通的方式，在直接沟通中，作者居高临下地掌握作品的思想，直接输出观点和立场，读者追求的是阅读中的共性和认同，屈从于作者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同一性，从而形成巨大的公众幻象。克尔凯郭尔反对人们用理性的直接方式对文艺进行理解，这种方式割裂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遗忘了存在、体验和情感等因素，是一种“分裂”的状态。而在间接沟通中，作者面对的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个体，每一次阅读都是读者在与作者交流，作者、读者和世界相互融合并产生关联，从而形成一个审美体验式的整体。通过这种方式，作者与读者、传达者与接受者、主体与客体变成了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95)。

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是最早的间接沟通，他通过这种方法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引导人们去思考生活，追求真善美，因此被称为伦理哲学。克尔凯郭尔取法苏格拉底，早在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中，他就开始研习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著，擅长在对话中佯装无知循循善诱，他从不直接告诉追随者真理是什么，而是用反讽的间接方式让人自己找到真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的行为完全符合了间接沟通，反讽是对“直接性”的扬弃，用否定的方式认识真理：“它不是直接把握的对象，在精神意义上与此相应的是对实质性的直接性的否定”(《论反讽概念》170)。正如苏格拉底自喻为牛虻刺激希腊一样，克尔凯郭尔面对着颓废的时代，他要用间接沟通的方法避免大众随波逐流，阻止读者蜕变为“群氓”(crowd)，将他们从巨大的幻象(monstrous illusion)中拯救出来(Perkins 295)。所以，间接沟通方法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很有必要，克尔凯郭尔通过这种方法真正地肩负起了对19世纪丹麦民众的教育责任，特别是在晚期的“宗教阶段”，他所有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国民教育展开。

间接沟通突出作品在阅读中的地位，让读者的目光聚焦在作品上，只有作者降为“缺席者”，文本才能真正凸显出来，他说：“间接沟通可由重复沟通的艺术产生出来，这种艺术把自己和交流者都降为无关紧要的人(nobody)和纯粹客观的东西，这样就把在本质对立的东西持续地统一到整体中”(Kierkegaard, Training in Christianity 132)。通过这种方法，读者不能找到作者的真实意图，最后只能转而关注作品本身，作品变成立体多元的叙述空间，生成文本自我嬉戏的迷宫，并随读者的解读一直处在“生成”乃至“延异”中，从而为“文本中心论”提供了最早的思想来源。 

同样，在间接沟通中读者的地位也被凸显出来。伯特霍尔德认为克尔凯郭尔的这种写作方法意味着“作者死了”，而且影响了巴特、拉康等人对此观点的理论(Berthold, The Ethics of Authorship 12,134)。在传统文学理论中，“作者中心论”是重要的批评范式，直到20世纪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兴起，人们才开始正式关注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误读”、“抵制机制”等能动性。克尔凯郭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包括这篇文章作者在内的大部分人，认为不值得去劳心费力关注谁是作者。因为读者只把眼睛盯到那本书上，也没有被作者的特性所困扰吸引，以至于为他们不知道作者的身份而高兴”(Kierkegaard, Either/Or vix)。所以克尔凯郭尔将自己和传统作者做了区分，他和作品之间由“父子”关系变成了平等的“编撰者”和“抄写者”关系，罗兰·巴特看到了这种从近代到现代变迁的过程：“作者被认为筹划书籍，也就是说他在书籍之前存在，他为书籍而思考、而忍受、而活着；他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父与子的先后关系。相反，现代抄写者却与其文本同时出现；他不以任何方式具有先于或超出于其写作的某个人，他仅仅是其书籍作其谓语的一个主语”(298)。由此可见，通过间接沟通的方法，作者创作的权威让渡给了读者的解读，从而促进了“读者中心论”的批评形式。

吕贝克认为克尔凯郭尔的间接沟通不是语义学，而是语用学的方法，在作品中表现为大量地使用“沉默、反讽、幽默、隐喻、诗体等‘间接’方式”(Lübcke 32)，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庄子和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从庄子的“言意之辩”和柏拉图《斐德诺篇》中关于“发明文字”故事可以看到，他们都怀疑了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认为语言是不完美的媒介，有限的语言不能直接表达出无限的思想，这样就需要采用寓言、反讽、卮言等方法。所以“间接沟通”的方式同样也是在克服语言的有限性：“语言表达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交流必须使用另一种方式，而放弃直接的语言表达〔……〕克尔凯郭尔讨论了语言对思想内容不完全解释的可能性，以及不能用语言描述来充分表达的关系”(Lübcke 69)。克尔凯郭尔的这种方式试图弥补语言的不足，从而与德里达的后现代语言观有了直接的联系。

在间接沟通中，克尔凯郭尔要求读者都要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盲从于公众。特别是在后期作品中，他让每一个读者都要像亚伯拉罕燔祭以撒时那样，“孤独地”直面上帝和存在，他“使用间接沟通，来引诱‘他预期的俘虏’处于这个点——让他这个迄今为止生活在幻想之中的人独自存在于上帝面前。这样克尔凯郭尔的间接沟通就不是简单地是基督教作家的策略，而是一个完全绝对地要求‘伦理沟通是无条件的’间接伦理沟通”(Berthold, “Kierkegaard’s Seductions” 1047)。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尔凯郭尔通过间接沟通向所有读者提出要求——敢于成为独立的读者，敢于独自面对上帝，敢于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不但是对伦理的要求，更是对信仰的要求。

作者伦理学乃是“研究作者对读者责任的各种界定”(Berthold, The Ethics of Authorship 7)，也是作者对社会、历史和时代的伦理责任。虽然克尔凯郭尔采用了“欺骗”的方式，使用假名“愚弄”读者，但目的是赋予读者自由的权力，让读者成为独立的个体，并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思想，真正体现了“为读者”的职责。克尔凯郭尔“欺骗”的作者伦理学重新思考作者对读者责任的呈现方式，扩大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内涵，这种思想前承苏格拉底，后启德里达、巴特等人，为20世纪文学观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Hannay 3)。

注解

【Note】

① 关于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中“神圣的欺骗”有很多的文献，其中有专门章节论述的有哈茨霍恩（M. Holmes Hartshorne, Kierkegaard: Godly Deceiver〔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维洛斯(David Keith Willows, “Divine Knowledge and the Education of Humanity: A Kierkegaardian Perspective on the Question of How Truth is Learned,” Diss. of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9)和斯托姆（D. Anthony Storm, “Kierkegaard's Authorial Method,” 10 May 2016, <http://sorenkierkegaard.org/kierkegaard-authorial-method.html>）等人。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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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  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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