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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长城清修庙,谁更高明?

俞炜华 文史之友 2022-11-01

节选自 俞炜华《徘徊在经济与历史之间》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各诸侯国修建长城开始,直到明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曾修建长城。


一些从草原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如北魏、辽、金等,也在其统治中原期间修建长城,以防止在草原上其他民族入侵其所控制的中原地区。可见,修建长城是农耕民族防止草原民族侵略和骚扰的一种常用方法。


那么,修建长城是不是一种理性行为呢?



一、修建长城的成本和收益

农耕民族修建长城等防御性工事是为了增加草原民族掠夺农耕民族财富的难度,减少农游牧民族的掠夺的预期收入。


在修建长城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只有攻陷长城才能进入中原农耕区进行掠夺。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攻破长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长城的修建“迫对手屯兵高墙坚壁之下,攻坚步战,弃长就短,从而有效的遏制游牧民族的入侵”。


与此相对应,农耕民族的军队可以依托长城作为防守的据点,发挥自身资源、财富、技术和人口方面的优势,增加击败草原民族军队的概率。

当我们考虑修建长城的成本的时候,对长城的负面评价就层出不穷。


王莽将领严尤认为:“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当我们在思考长城的战略价值时,不能仅考虑修建长城的巨额成本,还应该同时考虑在不修建长城的情况下,为达到修建长城条件下的防御效果,农耕民族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具体而言,在没有修建长城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农耕民族即使不主动出击,也需要设置一支数目庞大的常备军于边疆。这支常备军的人数要远大于修建长城情况下达到同样防守效果所需的人数。因为在没有长城作为依托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军队的流动性和马上作战能力成为农耕民族军队最大的威胁。

如宋代就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而缺乏修建长城的地理条件,从而导致防守的高成本,100多万的常备军耗费了历史上最富朝代近80%的财富


“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宋代曾经在北方边疆地区通过修建塘泊、广开水田、增种榆林、柳林以希望替代长城的功能,但这毕竟没有办法抵挡辽金的铁骑。


因此,虽然修建长城耗费了农耕民族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其仍然是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入侵和骚扰的众多方式中成本最低的方式。


二、长城的对内功能

在人们的常识中,修建长城的目的是阻碍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修建长城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划定农耕民族所能统治的最大土地范围,防止农业人口进入草原,维护其对内统治。


图片来源:可视化星球


修建的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自我选择边界的结果。在长城修建的初期,草原民族并没有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真正威胁,至少不是最大威胁。是农耕民族基于理性权衡的自我封闭造就了农耕和草原的对立和冲突。


农耕民族的自我封闭是一个理性行为。在边界确定以后,农耕民族不光要限制草原民族进入农耕区,也要防止农耕地区的居民进入草原。


“因此,长城可以说是国家要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


三、明修长城清修庙?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修建长城的朝代,满清为什么不修建长城呢?


康熙帝自豪的认为,修建长城并不能消除边患,巩固国防的根本“在于修德安民”。修建和防守长城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通过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之防备北方边疆,较长城更为坚固。葛剑雄的评价认为,康熙这种政策较修建长城更优。


盛洪则用“明修长城清修庙”来评价明清之间对草原民族的政策差异。他认为明代用技术(长城)抵挡不了外患,而清朝则通过制度(修建“外八庙”,即宗教的、结盟的制度安排)解决了边患问题。


图片来源:可视化星球


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满清草原政策的成功之处。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是介于臣属和盟友之间,满清对中原的统治其实是满蒙联合统治。


对在入关前就已经统治蒙古草原的满清统治者而言,其对于游牧民族军事的优缺点有很深的认识,因此,也设计出一系列的制度来防止草原游牧民族的反抗。


但在这里仍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或和占领农耕区北部例子,这些草原的民族同样具有如何控制草原的知识,但这些草原民族除了蒙元外,无一例外的在得到农耕区不久,就失去了对草原地区的控制,并被后起的草原部落所灭。如辽被金所灭,金则被蒙古所灭。


第二、在历史上,并不乏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后修建长城的先例。如在“五胡乱华”时期,统一华北地区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同样通过修建长城的方式来对抗来自草原的柔然的入侵。


第三、满清统治草原的不少政策,如分而治之等其实明代也曾经使用过。满清控制草原进而不需要修建长城的真正原因是军事技术的变迁,即热武器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



热武器的应用改变了军事的相对效能,降低了从农民向士兵转化过程中的训练成本。以前,为了能和草原部落对抗,农耕区不得不训练大量军队,尤其是骑兵,且其军队战斗力与草原民族的军队相比,仍处于绝对的下风,农耕区的财富优势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军事优势,农耕民族也不得不通过修建长城的方式来防止草原民族的掠夺。


热武器的出现使得两民族的相对战斗力发生逆转。农耕区的财富和技术优势开始转化为军事优势,进攻草原和控制草原的成本得到了下降。


“为什么十六世纪后期游牧人们不再对定居人民使用权威了?正因为定居人民已经用炮兵对抗他们”。热武器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大幅度降低了农耕民族主动出击和控制草原的成本,加上“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安排,使得农耕区在满清时最终摆脱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并实现了对游牧区的有效控制。


长城作为一种防守工具也在此时失去了其在军事上的价值。


因此,长城是在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减少游牧民族入侵和骚扰的方案。长城战略价值的丧失与约束条件(气候、内乱和热武器等)的变化密切相关,但这并不能否认长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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