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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邓公初入社会:给领导当秘书

文史之友 2022-11-01
53年后,邓公依然清楚的记得:


自己在“八七会议”上睡过的地铺。


让我们回到1927年,

23岁的邓公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初入社会,看他如何穿越纷乱复杂的环境……


莫斯科中山大学



那一年的就业形势不只是严峻了,毕竟邓公学的专业太过特殊:革命。这是组织最困难的时期,可能还没有之一。


蒋大佬背叛了同盟,在上海搞清洗,杀了很多人,此后的几个月里,各地都在围剿邓公的同志。


6月一个月,仅湖南一省就杀了一万多人。


快速崛起的组织其时已算是“独角兽”了,但因为没有军队这个核心竞争力,被蒋大佬硬生生杀成“中小企业”。


也算是一段奇遇,邓公在莫斯科和蒋大佬的接班人——蒋经国是同学,两人经常一起玩,同属一个共青团小组,邓公是组长。


没想到他回国一两个月,两个组织就反目成仇。


邓公运气比较好,先投在冯玉祥麾下,只是和其他200多位同志一起被“礼送出境”,没有受到伤害。


回忆起短暂的第一份工作,邓公印象最深的是西安的牛肉泡馍。


他去武汉的中央报到,给领导当起了秘书,这活儿不好干,领导的脾气很重要。


中央秘书听起来很厉害,其时组织已经风雨飘摇,借南京蒋大佬和武汉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在武汉还有喘息的机会,但这口气眼看也要危险了。


因为大领导陈独秀。


有一次会议是陈独秀亲自主持的,讨论河南问题,他说了一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


最尴尬的是邓公,会开完要给河南省委下一个文件,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让初来乍到的邓公一头雾水,吭哧吭哧写了300多字。


把文件给中央秘书长邓中夏看,他也很为难:太简单了吧。


好在邓中夏比较大度,对年轻干部也宽容:


下次再写长点儿。


邓小平手记“八七会议记录”原稿


陈独秀是学者大师,写作水平自然不必说了,主席也自言陈的文章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这种压迫感确实是年轻人很难承受的。


陈独秀的问题是家长作风,电视剧《觉醒年代》对此有很生动的表达,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痛苦,何况后来的同志们。


这位老派精英极度热爱创新,思维和行为方式却非常传统,因为他的独断专行和战略错误,整个组织面临崩溃的风险。


长江后浪推前浪,风云过后,由他启蒙的年轻一代,就要取而代之了。


这恰好发生在邓公的秘书生涯刚开始的这段时期,组织核心的格局发生了剧变。
不然只能写300字、不善言辞的邓公,自是难入陈独秀的法眼,前途也就没那么令人振奋了。


一生很长,一时很短,再难的环境里,也可能有机遇隐藏其中,还是要乐观。


7月中旬,陈独秀在中央已经“不视事”。邓公的领导,也换成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周总理。


不到一个月后,邓公接了个“大活儿”,八七会议。


这是一次中央紧急会议,讨论的是要不要搞武装起义、建立军队——“枪杆里出政权”的大事。


因此与会人员要分批“潜入”会场,开一天会就赶紧走,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油画《八七会议》,左下角的那个铺位,应该是邓公的


8月的武汉热浪滚滚,防守严密的会场窗帘都不能拉起来,搞会务工作的邓公最先一个进,最后一个出,在里面吃喝拉撒守了6天。


53年以后,邓公去武汉参观会址,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会上睡过的地铺。


邓公也在这次会议上打了个翻身仗,文章写得特别长,现存所有有关这次重要会议的记录,都出自他的手笔。


3万多字。


好领导是能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的。12月中央回迁上海——蒋大佬杀掉第一个同志的地方,邓公也从秘书换成了秘书长。




时间久远,回忆像是自己会选择。邓公后来提起这段秘书生涯,有些直说“不记得了”,有些却像昨天刚发生的那样清楚。


1991年,他在上海过年,朱同志陪他四处逛逛、考察市容,他突然兴致勃勃地说起当年的细节:


为什么有条路叫福熙路呢?因为这里曾是法租界,福熙是一位法国将军。


其实他在上海,满打满算只工作了一年多,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


逛街。


重建中央是一个秘密的又很切实的工作,非常适合善于做实事且注重细节的邓公。


他几乎跑遍上海的大街小巷,选定各部门的驻地,每一个住所都要四通八达,用不同的生意和人员做好伪装。


各省通过秘密交通线的信息、人员、财物汇聚到上海,再散落到可能随时变化的各个驻地,交叉协同处理,再返回来处。


这是个看上去挺有“去中心化”特征的系统,但它的核心秘密,包括知名度非常高的周总理住在哪儿,只掌握在邓公手里。


1928~1931年中央政治局驻地:
上海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


实际上,他和周总理夫妇住在一座房子里,此时领导对他的信任,几乎是无可取代的。


看似简单的事做到高处,就非常重要了。实事做得好,说话也有力道。


有次开会时,李立三主张要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他这套理论曾让井冈山上的主席苦不堪言,并无基层工作经验的邓公当场表示反对:


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


当时跟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黄介然,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小平同志的特点是(会上)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


做到后来,邓公这位大秘已经独当一面了,中央及各地的同志有事汇报,大事找周总理,技术和事务性的工作,由邓公直接处理。


邓公的性格是两面的,年轻时更是如此,工作严肃认真、谨言慎行,生活中爱说爱笑,很好相处,这也是秘书的必备素质吧。


“诙谐得很。”


当时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记得这一点,多年以后仍然如此,一和老同事们凑在一起,邓公有说有笑,很放得开,像是变了一个人。



若非如此,在上海如何追得到发妻,“少有的漂亮”的张锡瑗?


地下工作的危险,并不会因为邓公的谨慎而变少,他也曾遇到两次生死一线。


一次是刚和罗亦农接完头,前脚刚出门,后脚巡捕就闯进去逮捕了罗,后来罗被敌人枪毙了。


另一次更危险,巡捕摸到了他和周总理的家,邓公自己出门办事,潜伏在巡捕房里的中央特科内线没法提前通知他撤离。


邓公回来一敲门,内线还在里面,和其他扑空的巡捕一起蹲守,故意应了一声示警,邓公一听声音不对,抬腿就走,前后不过半分钟,捡了一条命。


以后半年的时间,他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靠近。


1929年初,邓公要去广西下基层锻炼,搞武装起义,秘书生涯也就结束了。


从初入职场、社会的年轻人,发展到“大区经理”,邓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此进入残酷的战场,往后的日子也会更艰苦。


在建国前的20多年的工作中,有两件事连邓公自己也有些惊奇: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是运气太好,还是性格决定命运?说不好。一个人的经历和成长,总是通过基因、性格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来塑造的。


就邓公而言,他对性格和人品格外看重。一个靠谱的人,大概率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协作,交到更多的朋友,获得领导的重视。


邓公服务过的第一位领导陈独秀,后来别人提起他,大多是讲功过是非,邓公对他的评价很特别,突出强调:


“(他)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虽然陈独秀犯过严重的错误,为人太过强势不好相处,但邓公对他的性格和人品,是非常佩服的。


抗战时期,沉寂的陈独秀又成了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派戴笠登门拜访,主席也委托周总理请他去延安重返组织。


陈独秀不站队,连周总理送来的100银元都不收。好友胡适特别邀请他到美国写回忆录,他也拒绝了。


此时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资助,63岁溘然长逝。


1953年主席考察安徽,问起陈独秀,嘱咐当地政府,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都是革命烈士,理应优待。自此他还健在的小儿子陈松年,按月得30元补助。


1981年,邓公关照安徽省委,把这位老领导的墓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从此一代大师又回到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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