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至城市[1-3]。限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和自身经济状况等因素，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无法将子女带到务工地[4]。他们将子女留在农村，让其他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代为照料[5]，由此产生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2005—2013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242万，总数接近6103万，占中国儿童总数的22%[6]。

因为长期与父母分离，留守儿童无法得到很好的家庭监护，其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威胁[7]。尤其是处于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初中阶段是人生心理和生理成长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是由儿童到青年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青少年的自我意识逐步增强，但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不足，自我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经常体验到各种矛盾，如主观愿望与社会规范的矛盾、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闭锁性与要求交往的矛盾、自傲与自卑的矛盾等[8-9]。这些矛盾使初中生情绪情感发展极不稳定，如果负性情绪情感没有得到及时疏导和调控，就容易引发各种问题情绪或问题行为，如焦虑、抑郁、打架、自杀等[10]。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初中生更敏感和脆弱，更需要父母的引导和理解[11-12]。因而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将更加复杂。

对于父母外出务工如何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这一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心理维度进行考量，得到了相异的结论。一些文献认为，父母外出务工会对子女心理健康带来显著负面影响，尤其是父母双亲外出务工和母亲外出务工。比如，王谊发现双亲外出、母亲外出的初中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13]。周宗奎等发现，父母都外出打工、单亲外出打工与父母都在家这三类儿童在社交焦虑和孤独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方面，父母都在家的孩子显著好于单亲及双亲外出打工的孩子，而单亲外出打工的孩子又显著好于双亲外出打工的孩子[14]。也有文献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影响，如安莉娟和冯江平发现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及父母均外出三种外出务工类型及不同的外出务工时间均对子女的心理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15]。邬志辉和李静美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情感依赖、交往能力和自我效能三个心理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16]。类似地，任强和唐启明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抑郁、自尊等九个心理健康维度影响很小[17]。

虽然当前很多研究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也从多个维度比较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的心理健康差异，但这些研究主要是简单的横截面分析[18-19]。对于父母外出如何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还需要一定的计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纵观国内外文献，鲜有研究克服内生性问题分析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徐[H. Xu]和 谢[Y. Xie]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分析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参见Xu, H. & Xie, Y. [2015]. The causal effect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 Chin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jcv009. http://doi.org/10.1093/esr/jcv009）。因为存在家庭背景等无法观测的因素，这些因素既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关，又与父母是否外出有关，这些因素会导致截面分析估计出的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偏误[20-21]。虽然随机干预试验是影响评估的“黄金准则”，但限于伦理和可操作性，研究者无法对父母外出与否进行随机干预。

鉴于当下研究在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的结论不一致、研究方法不足，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分析法克服内生性问题排除观察期内干预组（父母外出的学生）和对照组（父母未外出的学生）的共同趋势，从而得出干预（父母外出）的净效应，以探究解决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有效机制。本文科学地评估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的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和2014年在陕西省榆林市所做的抽样调查。2012年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首先从榆林市12个县区中选取人均收入水平（参考区县政府提供的年人均收入）最低的8个县区为样本县区。再根据8个样本县区教育局提供的县区内所有170所初中学校信息筛选出90所学校。由于研究主要关注农村学校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所以排除了在市区和县城所在地的12所学校。同时，由于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人数较少的学校有被合并或关闭的风险，所以排除了学生人数少于90人的学校，以减少后期额外的样本流失。最后，笔者从通过筛选条件的90所学校中，随机选取了38所样本学校。2012年共收集3750名学生的信息，其中3621名学生通过心理健康诊断测试说谎量表的检验（心理健康诊断测试说谎量表的详细解释见下文心理健康状况衡量部分），去除2014年调研时因请假、转学或者辍学而丢失的样本，同时去除2014年未通过心理健康诊断测试说谎量表检验的学生，最终的样本为3486名学生，平均每个学校有7年级学生44名、8年级学生48名。笔者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对这些学生进行数学成绩测试（数学测试题目来源于中国国家课程标准）、心理健康诊断测试以及问卷调查。

学生问卷包括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成员信息和父母外出状况。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是否寄宿等。学生家庭成员信息主要包括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对于留守儿童的界定，仍存在诸多分歧[22-23]。有人认为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长期由父母单方或其他长辈抚养的儿童[24-26]；也有人认为只有父母均在外务工的儿童才属于留守儿童[27-29]。本文采用第一种观点，将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务工(即至少一方长期外出)的儿童定义为留守儿童（考虑到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包含了父母双方均外出、仅父亲外出和仅母亲外出三种情况，本文结果部分也以脚注的形式报告了父母双方均外出、仅父亲外出和仅母亲外出对其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留守儿童的留守时间长度也是见仁见智，王秋香和欧阳晨[30]提出了“半年以上”的标准。全国妇联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在对留守儿童的数量进行统计时，均采用“半年以上”的标准。张利洪和刘洲则认为根据我国中小学生四个月为一学期的时间特点，在界定留守儿童时，留守时间可界定为四个月以上[31]。叶敬忠等采用了四个月以上的标准[32]。本文考虑到四个月为一学期的特点，将父母外出四个月以上的儿童定义为留守儿童（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并未统计父母外出务工六个月以上的留守儿童的特征和比例）。

从父母外出状况的变化趋势看，2012—2014年，样本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四个月以上的比例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父母至少一人外出的留守儿童比例从 15.4% 减少至 9.8%。样本地区在2012—2014年间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减少这一现象，与陕西省榆林市的就业政策以及榆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政府加大了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力度，鼓励农民积极创业，引导农民就地或就近转移，以节约劳务成本[33]。另一方面，陕北能源重工业基地的建成加快了榆林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而这一过程又吸纳了大量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本地大量农民可以就地转移，减少远距离的长期外出务工。

考虑到样本地区存在农民工返乡的事实，本文进一步考察父母外出务工返乡的情况。2012 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学生总人数是537人，其中 31.3%的学生的父母在2014年转为在家居住， 46.6%仍是至少一方长期在外务工，剩余的少量样本，在2014年转为短期外出务工。样本地区有大量的学生父母由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为在家居住，这为进一步分析父母由外出务工转为在家居住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了可行性。

此外，关于父母短期外出务工（指外出务工时间低于四个月），整体来看，父母短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高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从父母至少一方短期外出务工来看， 2012年父母至少一方短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为 18.6%，父母至少一方长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为15.4%；2014年父母至少一方短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为15.4%，父母至少一方长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9.8%。总体上，2012年和2014年的数据都显示父母短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大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的学生比例。下文将分别分析父母长期和短期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文使用“心理健康诊断测试”（Mental Health Test, MHT）评价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诊断测试”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周步成根据日本铃木清等人编制的“不安倾向诊断测验”修订而成的[34]。该量表具备较好的信效度。总量表折半信度为0.91，各分量表折半信度为0.84~0.88，总量表与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67~0.86。信度指标表明该量表信度较好，具有稳定性与一致性（根据本研究基线调查数据，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各分量表信度多在0.6以上，仅过敏倾向略低为0.57）。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相关系数多在0.70以上，最低为0.52，各分量表之间相关系数低于0.4。效度测量指标表明该量表效度较好，具有内部一致性，各分量表区分度也较好（根据本研究基线调查数据，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相关系数为0.58~0.73，各分量表相关系数多在0.45以下，学习焦虑与对人焦虑相关系数、身体症状与冲动倾向相关系数略高，分别为0.54和0.52）。该量表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学龄儿童心理健康的测量[35]。

该测试共有100个“是”或“否”的选择问题，根据每道问题的回答评分，选“是”得1分，选“否”得0分。这100个测试题可分为两部分：说谎量表和内容量表。说谎量表由10个问题构成。说谎量表得分高的人往往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成绩而作假，因此结果不可信。本研究将说谎量表高于7分的问卷作废。除去说谎量表后的测试题目共包含8个分内容量表，分别是：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8个分内容量表的总分表示个人焦虑的一般倾向，总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总内容量表得分大于等于65，说明该生情绪状况总体不良，焦虑程度较高；分内容量表得分大于等于8，说明该生在这一心理维度存在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专业指导）。2012年共回收有效问卷3750份，排除2012年未通过说谎量表检验的问卷后，有效问卷3621份，有效率为96.6%，2014年共回收问卷3568份，排除2014年未通过说谎量表检验的问卷后，有效问卷是3486份，有效率为97.7%。

描述分析发现，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诊断测试标准化分数的均值从2012年的-0.08到2014年的-0.09，并没有明显变化（t值为-0.27，在Stata 13中运用esize的命令计算得出效应量[Effect Size]为-0.01标准差）。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一直在家居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会随时间出现明显变化。因此，当父母外出务工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很可能与父母的外出有关。接下来，本文利用截面数据比较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与父母均未外出的非留守儿童之间在MHT标准化分数上的差异（见表3），MHT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水平越差。结果发现，2012年，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MHT标准化分数显著高0.12（效应量[Effect Size]为0.12标准差）；2014年，留守儿童的MHT标准化分数同样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效应量[Effect Size]为0.23标准差）。简单地归纳，都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但仅通过简单的描述性分析不能推断，留守儿童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是由父母外出引起的，因为简单的横截面分析无法避免父母外出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1.  计量模型

简单的横截面分析无法控制不易观测的个体层面特征（如个人能力），而这些特征可能既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又影响父母外出务工与否，此时根据“父母是否长期外出务工”的回归系数推断出的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偏误。倍差分析法通过差分掉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共同趋势，进而有效地消除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的影响。

本文根据调查搜集的面板数据，利用倍差分析法将学生分为控制组和干预组： 2012年和2014年父母均在家居住的学生为对照组；2012年父母均在家居住，但2014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的学生为干预组。 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在2012年和2014年心理健康测试得分的变化，差分掉观察期内两组心理健康变化的共同趋势，从而得出干预变量（即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36]。即先求出干预组在2012年和2014年心理健康诊断测试得分的差异（A-B），对照组在2012年和2014年心理诊断测试得分的差异（C-D），然后再求出两个差异之间的差异[（A-B）-（C-D）]，求得的倍差就是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上述原理，本文使用的模型1如下：

ΔMHTi=β0+β1MIGi+ε        （1）

其中，i表示第i个学生，ΔMHTi=MHTevalutioni-MHTbaselinei 表示第i个学生从2012到2014年间心理健康诊断测试标准化分数的变化；MIGi是指父母由2012年的在家居住转变为2014年的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若是，则MIGi =1；若父母均一直在家，则MIGi=0），此处的β1是留守儿童MHT标准化分数从2012至2014的变化减掉非留守儿童MHT标准化分数从2012至2014的变化的差值，β1是本文关心的系数，它可以反映出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导致的留守儿童MHT标准化分数的变化。

为了控制学生个人初始的心理健康状况对MHT标准化分数的变化的影响，在模型2中加入了学生2012年的心理健康诊断测试的标准化分数。此外，为了控制会影响MHT标准化分数变化的学生个人特征和父母特征，进一步引入模型3进行估计，可以通过比较这些模型的估计结果来检验稳健性。模型2、模型3具体表述为：

ΔMHTi=β0+β1MIGi+β2MHTbasei+ε    （2）

ΔMHTi=β0+β1MIGi+β2MHTbasei+β3Xi+ε    （3）

其中，MHTbasei指学生在2012年的心理健康诊断测试的标准化分数，Xi指包括学生个人特征和父母个人特征在内的控制变量。

2.  模型估计结果

接下来，本文考察了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表4的结果表明，加入了2012年心理健康诊断测试的标准化分数作为控制变量的模型2，以及同时加入2012年心理健康诊断测试的标准化分数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模型3都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女生的心理健康诊断测试的标准化分数增加程度大于男生，即女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程度大于男生，这与姬成伟等[37]的研究一致。由于模型3具有更高的拟合度，因此在下面的分析讨论主要基于模型3的结果。

表4的结果清楚地表明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会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也采用了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这一问题，结果也表明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会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实际上包含了三种外出情况：父母均外出、仅父亲外出和仅母亲外出。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同样的倍差分析法分别考察了三种外出类型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仅母亲外出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其余两种外出类型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与邬志辉和李静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描述性分析所得结果较为相似。参见邬志辉，李静美：《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在控制了2012年心理健康诊断测试的标准化分数的模型2和模型3中，外出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所以，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会使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诊断测试分数显著上升，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现有文献也对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一方面，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留守儿童不易得到父母的关心和情感关爱，甚至遭到同学或长辈的欺负、虐待等，这将导致留守儿童心理扭曲[38]；另一方面，当留守儿童意识到父母外出务工非常辛苦是为了使自己生活更好一点，会承受更大的内心压力[39-40]。

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会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恶化，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父母由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为在家居住能否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父母外出务工时间为四个月以下时，父母的外出对其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1.  计量模型

从上述研究发现，整体上看，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会给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那么，如果2012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但2014年转为父母均在家居住（父母由2012年的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为2014年的在家居住的学生人数为168人，占2012年留守儿童[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总数[537人]的31.3%），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能否得到改善？

本文同样采用倍差分析法以克服内生性问题，以2012年和2014年均是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的学生为对照组，以2012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但2014年父母均在家居住的学生为干预组。通过比较两组在2012和2014年心理健康诊断测试分数的变化，差分掉观察期内干预组和对照组心理健康变化的共同趋势，从而得出干预变量（父母返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模型如下：

ΔMHTi=β0+β1MIGbacki+ε     （4）

ΔMHTi=β0+β1MIGbacki+β2MHTbasei+ε    （5）

ΔMHTi=β0+β1MIGbacki+β2MHTbasei+β3Xi+ε   （6）

MIGbacki=1 表示在 2012 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在 2014 年父母都在家，MIGbacki=0 表示在 2012 年和 2014 年父母都是至少有一方在外务工。系数 β1 可以反映相对于父母一直都是至少有一方在外务工的学生，那些父母由至少一方在外务工转为都在家居住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 

2.  模型估计结果

父母由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为双亲都在家居住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由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至双方都在家居住并不能带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明显提升（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父母由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至双方都在家居住并不能使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明显提升）。表5的模型3加入了学生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从模型3可以看出，相对于父母一直至少一方在外务工的学生，父母由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为双方均在家居住的学生的心理健康诊断测试标准化分数降低了0.13，但降低幅度并不显著，即父母由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至父母都在家居住的情况使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并不显著。模型1和模型2的分析与模型3所得结果一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初中生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得初中生更加敏感和脆弱，更加需要父母的引导和理解，因而父母的外出和关爱的缺失，对其心理造成的伤害更大，父母返乡后留守儿童恶化的心理健康状况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

1.  计量模型

上述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会给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当父母由至少一方长期外出务工转为父母都在家居住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并未明显改善。为继续探究如何解决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接下来分析父母外出务工时间四个月以下的情况，考察该种外出对子女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

本文同样采用倍差分析法克服内生性问题。以2012年和2014年父母双方均在家的学生为对照组，以2012年父母都在家、但2014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四个月以下的学生为干预组。通过比较两组在2012和2014年心理健康诊断测试分数的变化，差分掉观察期内干预组和对照组心理健康变化的共同趋势，从而得出干预变量（父母低于四个月的外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模型如下：

ΔMHTi=β0+β1MIG_2i+ε      （7）

ΔMHTi=β0+β1MIG_ 2i+β2MHTbasei+ε     （8）

ΔMHTi=β0+β1MIG_2i+β2MHTbasei+β3Xi+ε     （9）

变量MIG_2i=1表示在2012年父母都在家、2014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四个月以下，MIG_2i=0表示2012年和2014年父母都在家（2012年和2014年父母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下的学生比例见表2）。系数β1反映相对于父母双亲都在家的学生，父母至少一方在外务工四个月以下的学生MHT标准化分数的变化，即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下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2.  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四个月以下的外出对应的三个回归模型的系数都为正，但t值都较小，说明相对于父母一直都在家居住的学生，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下的学生的心理健康诊断测试标准化分数变化更大一些，心理健康状况更差一些，但这种变化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父母短期的外出务工不会对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带来显著负面影响（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父母短期外出会使得其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略差于父母一直在家居住的学生，但影响并不显著）。外出务工时间较短往往意味着父母是在本省或本市等较近的地方务工，经常返乡不至于使子女对其产生陌生感。

近年来，随着农村留守儿童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2年和2014年在陕西省榆林市随机抽样收集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运用倍差分析法，考察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由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移至在家居住后是否会改善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父母外出务工时间缩减为四个月以下能否减少父母的外出对其子女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果表明，父母至少一方长期的外出务工会给留守在农村的子女心理健康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往往远离农村老家，与留守子女见面机会较少，沟通频率较低，往往不能为留守子女提供及时的心理和生活上的帮助，对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父母由至少一方长期外出务工至父母都返乡居住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并不能得以改善。父母的长期外出一定程度上隔断了其与子女的感情联系，但对于正处于心理过渡阶段的初中生，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其更加敏感和脆弱，更加需要父母的引导和理解，而此时父母的外出和关爱的缺失，对其心理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父母返乡后，留守儿童恶化的心理健康状况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相对于那些父母一直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的留守儿童，父母由外出务工四个月以上转为父母都在家居住的儿童的心理健康在短期内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此外，父母至少一方短期的外出务工则不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短期的外出务工通常是在本省或本市等较近的地方务工，因而父母短期的外出不会严重降低父母与子女的沟通频率。当父母外出务工时间为四个月以下时，并不会使其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否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自身的成长，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父母至少一方长期外出会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恶化，父母长期外出务工返乡后不能显著地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而父母短期外出务工则不会对其子女的心理健康带来显著负面影响。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采取措施使父母进行短期就近务工。政府部门应当实施相应的政策让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在当地就业，包括扩大招商引资、鼓励当地居民创业、发展乡镇企业等[41-42]。另一方面是采取措施使农民工子女能够在父母务工地求学。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逐步弱化城乡在教育、住房、就业等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上的差异，减少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务工地求学面临的教育制度障碍和经济制度障碍。具体的教育制度障碍包括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设置的各种手续门槛和费用门槛[43]以及高中教材的地域差异、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规定等[44]。具体经济制度障碍包括农民工无法享受保障房制度，加之其有限的经济能力，他们往往只能居住在单身宿舍或简陋的一居室，不适合儿童随迁[45]，经济制度障碍还包括歧视性的用工制度，这往往使农民工合法的经济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降低其负担随迁子女生活成本的可能性[46]。

（责任编辑    范皑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