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阅读者的力量——2020年编辑出版学青年学者阅读书单
方卿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出版科学》主编
2020 年，本刊推出的“阅读中的青年学者”编辑出版学阅读书单，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出版科学微信公众号数据显示，《阅读中的青年学者 ：2019 年编辑出版学阅读书单》一文的阅读量荣登本刊当年全部文章的首位。这表明大家对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阅读问题的关注。
学者的阅读，不仅具有全民阅读的普遍价值，而且还有其特殊意义。如果说全民阅读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以及公众文化素养的提升，那么，学者阅读的意义则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文化的建构价值。学者的阅读情况，能够部分反映其文化生产的价值取向。因此，关注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阅读，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一定意义上讲，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它关乎个人的兴趣爱好，甚至更多，具有私密性。我们关注青年学者阅读，聚焦的不是阅读行为与阅读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青年学者的群体阅读倾向。这是关乎学科发展的大问题，具有社会性。因此，大家对“阅读书单”的关注，如果能将焦点集中于整个青年群体，而不是单一“阅读人”，就能更好地领会我们的这一策划意图。本期书单收录的 18 本书，是编辑出版学领域 18 位青年才俊各自阅读过的代表性学术著作。看过书单，我有这样几点感受与大家分享。其一，大家对方法和方法论的关注和重视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个人以为，出版学的不成熟，主要不是体现为学科知识体系的不完备，关键问题是学科方法论的不成熟。丛挺、王一鸣、肖超和李武分别推荐的马修 • 萨尔加尼克的《计算社会学 ：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托马斯 •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柯安哲的《科学史新论 ：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和金伯莉 • 纽恩多夫的《内容分析方法导论》等都是社会科学学科中有影响的方法论著作或具有方法论价值的著作，对处于“前学科”时期的出版学学科建设具有很好的方法或范式意义。这种“超出想象”是一件令人欣喜之事。其二，大家对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视与我的认知或期待存在一定落差。基于纸质媒体的出版业，在现代技术背景下必将涅槃重生。如何重新定义出版、重构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理应成为出版学青年学者关注的重点。与出版相关的技术著作非常多，值得出版学青年学者阅读的也不少。然而，书单中，对于现代技术的关注似嫌不足。其三，青年学者阅读主题的发散性，既反映了出版学良好的学科兼容性，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出版学学科学术成果的贫乏。兼容性是学科健康发展的需要，书单中体现的阅读发散性，显然是有利于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然而，学科存在的关键还是学科自身的核心知识体系。书单中，出版学自己的东西似嫌不足，别人的东西相对较多。当前，正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的关键时期，我更期待有更多的出版学著作进入将来的书单之中。
排序说明：
1. 中文书籍（含译者）、外文原版书籍；
2. 书名音序排序。
以下是详细介绍
01
《八次危机》
阅读人 张弛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博士、讲师
著者 ：温铁军等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 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温铁军老师在《八次危机》这本书中详细解析了这八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当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教训。
温铁军老师主要的分析思想是 “成本转嫁论”，即发达国家把每次经济危机都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从而达到缓解本国矛盾的目的。可是，发展中国家一旦爆发危机，只能由自己承担，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发展陷阱”。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可以归因于有某种条件对内转嫁成本。而中国有一个特色，即城乡二元结构。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工业就能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得以维持；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导致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此书将八次危机分为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1978—1997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内源性危机， 以及1997年、2008年的两次输入型危机。
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分别是1958—1960年，1968—1970年，1974—1976年，原因分别是外国支援撤出及还债压力，“三线建设”及还清外债的压力，1972年国家大规模进口欧美设备及服务与国家承担能力之间的差距。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是以城市向乡村转移知识青年为解决方案，事实上确实对危机的化解发挥了作用。
1978—1997年的三次内源性危机分别是1979—1980年，1989—1990年，1993—1994年，原因分别是1970年代外债连续增加带来的赤字压力、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洋跃进”；乡村工业和经济快速的增长导致货币超发，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引爆潜在的制度成本；在加快货币化改革和放开资本市场进程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经济过热造成的过高对外债务。这三次危机的化解，也同样通过向乡村转移化解，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化解方式不一样。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分税制后向地方“甩包袱”等。
1997年、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则是由于随着中国经济愈来愈融入世界经济体，尤其是对外贸经济的依赖越来越大，世界经济出现的问题影响到中国经济，因此这两次属于输入型危机。2008年这次危机，由于国家自进入21世纪以来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有效建成了“县域经济体”这一“防护池”，有力助推了国家对输入型危机的化解。
读此书有助于深化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史，对当下和未来会有新的看法和思考。
02
《版权的本质 ：保护使用者权利的法律》
阅读人 刘玲武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讲师、硕士生导师
著者：[美] 莱曼 • 雷 • 帕特森
[美] 斯坦利 •W. 林德伯格
译者 ：郑 重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从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安妮法》颁布时算起，版权制度目前已有 310 年的历史，在这 310 年的发展中，版权制度已经从一个普通且单纯的国内私法制度演变成国际性法律制度，并成为整个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90 年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颁布后，历经三次修订，前后仅仅用了 30 年的时间便使我国的版权保护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如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于版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争议。从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历经 10 年时间便可管窥一二。即使在有悠久版权历史的英美法系，版权的基本原理也甚少被提及或系统阐述。甚至连版权最基本的问题—版权的本质—是一种自然法上的作者的专有权还是社会赋予的优先法定垄断，也仍然存在争议。帕特森和林德伯格认为，只有将版权视为赋予的有限法定垄断，其规范性才能多于专有性，才能成为健全完整版权法的基础。
传统理论认为，版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作者的私有权利。本书作者基于简单但本质的洞见，即版权法必须协调社会中三个群体的利益 ：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提出授予作者权利只是版权功能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激励作者创作，促进知识的创新和传播，从而增进社会福利。正如《安妮法》将版权视为贸易规则并且创设了公有领域，作者率先指出版权的宪法基础和公有领域的至关重要性，尤其是从使用者角度重新解读版权法，充实了版权研究中对使用者及其使用行为的研究，也将对国内研究版权使用者的权利有所启发与借鉴，丰富国内版权研究的视角。本书语言简洁、明晰，翻译精练、准确，有较强的可读性，因此郑重推荐，盼共赏析。03
《重访灰色地带 ：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阅读人 吴赟
著者：刘海龙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推荐语Recommendation
《重访灰色地带 ：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在 2015 年出版的一部传播学术思想史研究著作。这本书是近年来传播学术史、传播研究史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学术精品，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敏锐的学术眼光及可贵的学术反思精神，新近荣获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之青年成果奖。我因为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对出版研究的学术史、概念史关注较多，也作了一些探讨，刘海龙教授著作中的洞见让我深受启发，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传播学科的历史不到百年，由于长期受到学科正当性赤字的困扰，其研究史常被各种神话（如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笼罩。以往的传播理论教材中关于传播研究历史的阐述基本千篇一律，但看似连续的线性发展历程中有太多缺失的链条。该书从那些被有意收编或无意误读的“灰色地带”入手，对传播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研究文献爬罗剔抉，结合新发现的材料和语境，重新解读传播学经典文本，以颠覆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的霸权，寻找新的视角，解放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书中所谓“灰色地带”，作者意指“传播学术思想史中那些连续中的断裂之处和断裂中的连续之处”。作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写传播学术思想史，在对哈罗德 • 拉斯维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关之父”伯内斯、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批判学派在中国早期“传播学”引进中的“失 踪”、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等问题的研究上，均推翻了目前的定论。该书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 20 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其要旨当是检视、反思中国的传播研究。
刘海龙教授认为，作为一个贴近意识形态的舶来学科，中国传播学的经验在诸社会科学中并不特殊，对传播学术史的反思也可为中国当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在出版研究和教育界对于提升学科地位汲汲以求的当下，这本书对于出版学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如，该书第五章聚焦《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对中国传播研究的早期源流与历史经验进行探寻 ；第九章《寻找听众 ：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以“创造性的互动叙事”方式讲述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作为一个深受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影响的新兴学术领域，出版研究或许也应该关注上述层面，寻找和细读经典文本，更多地提出有影响力的独立议题，着力解决学术研究“传”与“受”的问题。
04
《哈耶克舌战凯恩斯：思想的巅峰对决》
阅读人 许洁
著者：［德］托马 • 霍伯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凯恩斯和哈耶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经济学家。前者是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后者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上超越经济范畴的人物，对这两位伟大学者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认识和梳理，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认知途径。有趣的是，凯恩斯和哈耶克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西方社会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两位巨匠之间进行过 20 世纪“最豪华”的经济学论战。而且他们都是逻辑大师和语言大师，不论是往来书信还是公开演讲辩论，犀利的词锋、缜密的推理、针锋相对的观点引发了学界乃至政界、商界和普通公众的广泛讨论。时至今日，这场大战一直在延续，学术上，两人的弟子乃至以两人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谁也无法说服谁 ；经济生活和政治场域中，全球范围内支持和反对国家干预的两股力量斗争从未停止。今天，阅读与重温两位学术巨人的经济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我们认识当前全球复杂的经济与政治现象，比如经济危机、反全球化、英国脱欧、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我国经济发展“双循环”等有着重大作用。
那么，研究出版学，也需要读凯恩斯和哈耶克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我们理解出版学研究，绝不能局限于出版物（无论是数字形态还是纸质形态）的编辑—加工—发行，而应该从文化产品生产的角度将其置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宏观背景下考量。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既有精神属性，又有物质属性，其物质属性的一面，要求我们从一般产品市场供给和需求层面考虑文化产品的生产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那么在发展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当中，国家干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如何协调、共同促进文化生产的繁荣和文化消费的兴旺？这些具体问题，只就事论事看出版产业和出版研究是解决不了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托马斯 • 霍伯对这两位伟大学者的现代经济学思想进行了清晰的历史性考察，向读者展示了凯恩斯是如何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将重点放在政府监管上的，以及哈耶克对肇始于中央计划的专制主义的谨慎与忧虑。作为非经济专业的经济史读本，这本书兼具通俗性和专业性。但如果想真正理解两位伟大的学者及其经济思想，还推荐大家进一步阅读《凯恩斯传》和 《哈耶克传》。
05
《计算社会学：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
阅读人 丛挺
著者：[美] 马修 • 萨尔加尼克
（Matthew J. Salganik）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年
近几年，随着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日益加深，围绕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SS）等相关主题的著作已不下百种。然而，在同样的主题下，作品却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有的着眼于微观，执著于教读者如何进行具体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可视化 ；有的则放眼宏观，用大篇幅强调范式革命，长于概念梳理，而疏于具体的实现路径。如此来看，对计算社会科学来说，提供具有一定抽象度但不乏方向指引的整合性框架变得迫在眉睫了。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 • 萨尔加尼克所著的《计算社会学 ：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正是这一目标下的产物，它是写给“想研究更多数据科学的社会科学家”和“想研究更多社会科学的数据科学家”的一本入门读物。正如作者提到的，“这本书不会教你如何使用现有的推特应用程序接口（API），相反，它会教你如何受益于大数据”。该书围绕 4 种广泛的研究方法展开，即观察行为、提问、开展实验以及进行大规模协作。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将模拟时代的社会科学方法与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方法加以整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我们所知的，许多计算机背景的数据科学家往往对于问卷调查等传统研究方法不屑一顾，强调问卷调查在样本代表性和数据获取方式（自我报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严肃的社会学家同样会因为看到不少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所得出平庸结论的文章，而对所谓的大数据研究倍感失望。对此，作者给出的答案很明确，不是抽象地比较两者孰优孰劣，而是从研究设计出发，去优化彼此，实现两者之间的强有力合作。譬如，作者在书中举的例子，同样是问卷调查，如果研究者加入智能手机和传感器设备，可以在一天内与被调查者进行多次交流，同时将问卷信息和地理信息相结合，获得更详细且高频的测量数据。此外，作者还从边际成本的角度衡量了在线实验研究的价值与可行性。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抽象的主题。在提到数字时代的两种社会研究风格时，作者分别用马塞尔 • 杜尚的《泉》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来表达，前者指代现成品艺术作品，即某些大数据资源原先是由公司或政府所创建，被巧妙地重新配置后加以研究 ；后者指代非现成品艺术品，即从特定问题出发，使用数字化工具创建出回答该问题所需的数据。作者最看重的恰恰是将“现成品”与“非现成品”结合的研究，将以研究为中心的数据采集方法转变为以参与者为中心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内容编排非常友好，作者没有选择将大量的数学公式和算法放在正文中，而是以参考文献的方式放在书末，为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探索提供指引。最后，回到出版学研究领域，当前正处在出版学申报一级学科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此都高度关切。我们当然乐见学科的繁荣，但无论结果怎样，如何在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经验的基础上，融合出版领域的基本科学问题，夯实本学科内部的方法论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06
《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阅读人 胡程立
著者：何予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推荐语Recommendation
中国学人对于书籍和书文化有着深深的情怀。中国古代历史上，无论庙堂还是民间，人们都把书籍放在至高无上的神圣位置。中国传统的“书史”研究大多围绕典籍、权威、主流文化来进行，重考据和分析，主张“精英学术”。与中国传统“书史”研究迥然不同的是，何予明《家园与天下 ：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带入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核心议题 ：书籍的阅读转向“日常行为实践”，成为最常见的行为习惯。本书既展现西方书籍史研究宏通的眼光，又体现了见微知著的视角，读起来生动、有趣、接地气，更像是一本明代文化生活史。
本书以《四库全书总目》中清代官学对明书《异域图志》的批评开篇，提醒读者重新审视明代书籍的价值。除去序言和结语，本书一共 4 章，每一章选取一部书或一类书为代表，通过这些书籍本身提供的线索，来还原它们的生产和使用场景。本书选取的图籍是当时的“稗贩之书”，都不是中国传统书史意义上的典籍，然而在当时传播与流行非常广泛，塑造了明代人们看待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方法。本书提到的书籍的读者，都不是苦行僧式的学者，而是见过世面、掌握社会新风尚的都市中人。本书给人最大的启发在于新材料和新角度的发掘。第一章从一本游戏集成《博笑珠玑》开始明书历程，搜罗各种酒令、谜语、笑话等杂文，为我们揭开中晚明畅销书世界的一角，可从中捕捉明代刻本商业化的世界。第二章由一部书扩展到一类书—戏曲杂书，这是一种在传统类目中分量轻微的图书类型，而本书将它们重新放置在成就了它们的当时的市场机制和读者期待视野中考察，从戏曲杂书和同时期的相关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人对时代潮流的执著、追赶与创造。第三章集中讨论明代雕版印刷品的流通与复制运作，探讨雕版印刷术技术层面的创新意义，从中可以感知明代雕版印刷业强大的文化生产力。雕版印刷术使得读者有可能通过阅读生活，将个人居家生活同天下相连接，正所谓书的标题“家园与天下”题眼所在。第四章考察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出版物《臝虫录》，此书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近世中国对异域世界及其居民的描绘、理解、想象的具体过程。何予明《家园与天下 ：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一书发掘并重新审视了明代图书流行的图景，通过对这些图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过程的回溯，重新阐释了明代书籍在明人阅读生活中的作用，对明代文献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07
《科学革命的结构》
阅读人 王一鸣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博士、讲师
著者：托马斯 • 库恩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
1962 年，美国歌手鲍勃 • 迪伦创作歌曲《大雨将至》，以隐喻的方式预示着生活在“冷战”和核威胁之下的人们对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渴望。同年本书问世，作者托马斯 • 库恩以简练晓畅的文字宣告一场“科学革命”将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现代科学领域发生，并引起人们世界观的变革。五十多年来，《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启蒙着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思考科学的本质、科学交流的发生方式、科学革命的演进模式等基本问题，成为科学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可以说，当今从事科研和学术研究的人们，不经这场科学革命的洗礼，便不能算入得现代科学的殿堂。
库恩在书中创造了一系列含义隽永（因其隽永而被广泛引用乃至滥用）的新名词，诸如“范式转换”“常规科学”“学术共同体”“不可通约性”等，并简明扼要地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 ：（1）首先由某一科学领域的共同体成员按照公认的信念、范例和模式形成一门常规科学 ；（2）随着环境、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变化，一些新的对象、事实与既有的理论、模式相违背，“反常”就出现了 ；（3）当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就爆发了，随之引发科学的革命 ；（4）科学革命使得危机得以平息，并创造新的理论、范例和模式，由此产生新的常规科学。由是观之，出版学尚处于“前科学时期”，尚未形成稳定的范式，尚不满足常规科学得以成立的两大条件 ：（1）“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即秉持着公认的学术信念、知识体系和认知的共同体 ；（2）“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即学科的元问题、元理论、元方法。但出版学又经常面临常规科学所面临的反常和危机问题 ：在新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出版学的基础理论越来越不能解释新兴的各种出版现象 ；出版学科内部面临向内和向外两股张力的博弈，“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所能彼此交流的内容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呈现出学理的和产业的两种逻辑的冲突，“对出版业该怎么做的兴趣超越了回答出版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的兴趣”。出版学及其学人需要一场科学革命的洗礼。08
《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
阅读人肖超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著者：[德] 薛凤，[美] 柯安哲
译者：吴秀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是一本由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和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柯安哲合作编撰的论文集。编撰这本论文集的目的在于扭转由市场驱动促成的科学史译著出版现状。为了保证论文集的学术质量，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和科学史学会牵头成立了论文集编选委员会。编选委员会将提议候选论文的任务“众包”给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领域的学者，邀请学者在线投票推荐论文，确保入选论文在出版时间、国别、作者等方面的多样性。最终，通过编选委员会评审，1990年至2015年间发表的12篇论文从78篇入围论文中脱颖而出，呈现在读者面前。
虽说这是一本科学史论文集，但12篇论文中的5篇都和出版学科有着紧密联系。《知识公开：16 世纪采矿与冶金著作中的理想及其语境》从16世纪的采矿业和作者署名、《矿山小书》和《试金小书》的作者和受众、后繁荣时期关于试金的著作与作者等方面展开论述。历史学家帕梅拉·朗在文中指出：16世纪撰写采矿与冶金方面著作的作者群体，对知识公开这一观念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和哲学教授瑞夫·内茨在《注述文本：古典晚期与数学史》一文中阐述了古典晚期与中世纪数学注述性文本的9种典型特征：“纵向繁缛”、“横向繁缛”、标准化、分类、体系化、概述、精确性、一致性、旁征博引，认为后来阅读者的评注文本改变了数学。《1550—1700 年间应对信息过剩的阅读策略》的作者是著名书籍史家，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安·布莱尔。出版学界对她的专著《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应该不陌生，该书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史译丛》之一。在入选论文集的这篇文章中，安·布莱尔提到：在16-18世纪，学者采取分块阅读、做缩写笔记、剪裁和粘贴、研读辅助类书籍或“工具书类”书籍等方式来应对书籍数量庞大这一状况。《论集体作者》一文聚焦科学论文集体署名现象。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伽里森在文中对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等研究团队的作者署名管理方案做了个案分析，认为：实验性质的知识无法归于单一中心，获取知识活动本身存在着无法消解的不稳定性。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詹姆斯·西科德在《知识在流转》中指出：科学史学者需要采用多样化的叙事框架，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沟通形式。具体而言，科学史学者应该围绕知识的流动、翻译和传承过程来展开研究，不仅关注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互动，也要重视对受众、读者、知识传输方式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及的5篇文章外，本书中的其他文章对出版学跨学科研究也有启发价值。《拥有“库鲁”：医学科学与生物殖民主义交换》即是科学史跨学科研究的经典范例。该文融入人类学、后殖民研究和科学史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以“库鲁”病患者为出发点来考察全球科学研究中的“礼物交换”、价值创造和商品流通。2020年，出版学界和业界专家纷纷撰文，呼吁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辑出版类学术期刊开设出版学学科建设专栏，组约学界业界专家稿件，为出版学学科建设添砖加瓦。《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一书正好为出版学科提供了新的视角。在阅读本书后，笔者有以下两点思考。（1）作为一门狭义的社会科学学科，出版学应注重与自然科学的互动。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伯纳德•科恩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隐喻、类比和同源三种互动类型。其中，隐喻蕴含价值的转移，类比蕴含功能的相似，同源蕴含形态或结构的统一。一直以来，社会科学家尝试以类比、同源和隐喻等方式来应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比如，经济学家热衷于模仿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模型，社会学家将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者，通过效法自然科学研究确证了所采用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获得自身学科的合法地位。近年来，出版学界尝试在研究中融入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据笔者所见，生态学是出版学研究者运用较多的自然科学理论视角。作为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生态位有空间生态位、功能生态位和多维超体积生态位三种解释，通常指物种在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一些学者将生态位理论引入出版学研究，阐释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的关系，论述出版要素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也有学者以微生态学视角来探讨社区实体书店业态创新，运用组织生态学来解读大众期刊的盛衰。另有学者引入基于脑电数据与生理反馈的神经信息学来分析用户生理反应与认知行为机制。笔者认为，在出版研究中以类比和隐喻等方式引入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是值得鼓励的。（2）出版学研究需要研究视角的转换。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范式”这一概念。他认为，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就是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它们存在于教科书、课堂演讲和实验中。方卿教授在《关于出版学“学科范式”的思考》一文中界定了出版学学科范式的学理基础和内容构成，指出我国出版学科尚处于“前科学”阶段，出版学科现阶段的任务是努力建构体系化的学科范式。作为一门常规科学，科学史学科需要范式更新和视角转换。然而，对于尚在建构学科范式的出版学，研究视角的转换也是重点。作为出版学的相关学科，新闻传播学在研究视角上的转换值得出版学科借鉴。近年来，媒介考古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人类学、媒介地理学等理论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新报刊史、数字劳工、城市传播、身体、情感与记忆等形成了新的研究问题。出版学科也应学习其他学科研究视角转换的思路，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问题。
09
《内容分析方法导论
（原书第 2 版）
》
阅读人 李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教授
著者：[美] 金伯莉 • 纽恩多夫
译者：李 武，等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推荐语Recommendation
我推荐的图书是我本人带着研究生团队翻译的《内容分析方法导论（原书第 2 版）》。之所以推荐这本图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与我对出版学学科发展的思考有关。提升出版学的学科地位是众多出版学研究者的心愿，大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为此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我看来，出版学是探究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学问。虽然来自人文和技术的视角不可或缺，但更应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出版学的相关议题。因此，提升出版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意识是很有必要的。在 2020 年由《中国出版》杂志社和“期刊强国”共同策划的“大咖谈学术”专题中，我专门强调了掌握研究方法对于从事出版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种经典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非常适合被用来开展出版学相关议题的研究工作。
其次，与本书本身的质量和风格密切相关。本书的作者纽恩多夫教授长期从事内容分析法教学工作，并以编码员、项目主管、项目顾问或学术导师的身份参与了至少 150 个内容分析项目，对该方法的操作流程和所能实现的目标了然于心。作为作者多年从事内容分析法教学和研究的结晶，本书不仅详细介绍了讯息单元与抽样、变量选取、效度检验和信度分析等技术性内容，而且全面地分析了该方法在数字互动时代的发展问题和在各种情境中的应用情况。总体而言，该书非常注重方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兼顾指南的学术性和实操性、融合最新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情境。
当我向自己的学生推荐这本书时，除了提及上述诸多优点之外，肯定会强调作者对内容分析法整合路径的系统阐述。尽管传统的内容分析有时也能获取或处理非讯息方面的数据（如用户在网络上留下的“行为痕迹”），但它通常只能用于描述讯息本身的特征或最多揭示不同讯息特征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理解人类的讯息传播行为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借助内容分析整合模式，研究者可以将通过内容分析获取的讯息数据和通过其他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和日志分析）获取的有关信源或信宿的数据进行系统整合和有机关联。在我看来，当我们试图思考内容分析法在新技术时代的发展前景的时候，倡导内容分析的整合路径远比探讨完善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更为重要。因此，我非常欣赏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以及所提供的“真知灼见”。
10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
阅读人 欧阳敏
著者：[法]布尔迪厄，[法]夏蒂埃
译者 ：马胜利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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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应法国文化电台《名人直白》栏目之邀，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尔迪厄（1930—2002）与著名历史学家罗杰 • 夏蒂埃（1945—）进行了 5 次对话，以夏蒂埃提问和插话、布尔迪厄作答的形式进行。20 多年后的 2010 年，法国阿高纳（Agone）出版社决定将上述系列对话整理成册并集结出版。2012 年，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笔者所荐之书。
布尔迪厄是当代社会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夏蒂埃则是国际声望卓著的年鉴学派的第四代旗手，两人均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经由此书，读者诸君可以聆听两位当代顶级学者之间的智慧交锋。该书收录的 5 场对话分别以《社会学家的职业》《幻觉与知识》《结构与个人》《惯习与场域》，以及《马奈、福楼拜和米什莱》为题，它们涉及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掩卷沉思，笔者有如下体会。
“个人如何将世界的结构内在化并将其变为指导实践的等级模式”，这是布尔迪厄学术生涯中探讨的核心问题。为解决此一问题，布尔迪厄找到了答案—惯习（habitus），它指的是人们的一套行为倾向系统。惯习的概念表达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即社会“主体”不等于瞬间精神。具体而言，只了解诱发因素还不足以使我们懂得某人会做什么，在核心层面上还有一种倾向系统，即处于潜在状态并会根据状况而展现的东西。个体有其成长的历史，他是个人经历和环境教育的产物，他也是集体历史的产物。思想类别、知性格类别、感知模式、价值体系等等，这些都属于归并社会结构的结果。
在布尔迪厄看来，将人类世界的本质视为结构是错误的，错误之处在于这类观点有客观唯心主义之嫌，就如同柏拉图将人们观念中的“床”而非木匠制作的“床”视为本质。布尔迪厄认为人类世界的本质乃是人的实践，因此，他的著作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正如他在《世界的苦难》中所说 ：“我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
在该书中，布尔迪厄以生动活泼的方式阐述了他对于“惯习”“场域”等术语的理解，这对于笔者从事的出版史研究大有助益。出版史领域与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存在着“结构 - 能动性”矛盾，无论是偏向于出版结构的研究，还是偏向于出版人能动性的研究，抑或是尝试中间道路的研究，研究的旨趣都应该是“实践”。笔者将这种旨趣的研究称为“实践的出版史学”。其主要有三个维度 ：（1）从现实的出版场域中发现自己的出版史研究课题，此即出版史研究的现实问题意识 ；（2）以现实的出版场域中人的实践经验，去帮助理解历史上的出版人的活动，而非仅仅依靠史料、日记等文献 ；（3）将出版史场域中的各种文本进行古今对比，从而形成某种或可称之为“文献民族志”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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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阅读人郭晶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著者：钱存训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
此书原以英文写作，1962 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译为中文、日文和韩文等，并多次增订，备受学术界关注，成为图书史和出版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滋养了一代代学人，至今不衰。本人在教学中推荐专业名著、为读书会推荐必读书目时，均将此书列为首选。
钱先生毕生潜心书海，在东西学术文化交流、图书史、印刷史研究等领域驰名海内外，先后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院长、英国李约瑟东亚科技史研究所研究员，与同时期诸多重要学者交流频繁。此书一经出版，即获学术界关注及盛誉。考古学家李学勤做序，认为自王国维先生 1912 年完成《简牍检署考》以后，众多学者追随探索，但“将有关书籍历史文物众多方面综括贯通，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我认为惟有钱存训先生的这部名著”。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评价，“从此书的性质和规模来看，显然是卡特的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此书附录四摘录了29 段海内外研究者对于《书于竹帛》的评介，可见其影响力及生命力。
此书曾以不同的书名和版本在海内外发行，本人推荐的版本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 1 月 版。此书推荐理由如下。
一是《书于竹帛》填补了印刷发明前中国图书史研究的空白，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字载体的价值及其演进的社会及文化因素，从甲骨、金文、陶器、石刻、竹简、木牍、缣帛和纸卷的起源、内容、记载方式和编排制度等方面，分析其发展、演变和更迭关系，开拓了中国图书史研究的框架，后学的延续研究均据此展开。二是除了填补空白的开山之功，此书对于诸如纸张西来说、书写材料的类别、中国文字的演化、中国文字书写的顺序等具体而专门的问题，提出重要创见，为相关学科学者所倚重 ；在结构上亦能将各个问题凝成一体，深入浅出，是学术写作的绝佳范例。基于此，本人认为此书提升了图书史、出版史研究领域的关注度及学术地位。三是此书依据的资料，有考古发掘报告、古物及影本或拓本，同时关注前人既有文献成果，互弥不足，在讨论书写材料时辅以实物图版，对于训诂学上的解释也多有观照，这为后续图书史、出版史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史料观。四是在新媒体崛起、文字及信息载体层出不穷的当下，新旧媒体如何发展、更迭、融合，新媒体的研究框架和范式应为何。或许，我们可以从《书于竹帛》的历史叙述和研究框架中去寻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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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阅读人 邓香莲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著者：费孝通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乡土中国》是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创作的一部关于中国农村的社会学经典名著。费老一生著述丰硕，其中《乡土中国》是学界公认的反映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该书来源于作者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当时作者应《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家 族》《男女有别》《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等14 篇文章，《乡土中国》便由这些文章辑录而成。
在该书中，费孝通先生以事实再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原貌。他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长大，代代相传的社会习俗指导着他们的行为，而文字下乡的困难在于乡土社会的人们没有用文字帮助他们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治愚的根本在于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变化。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富于伸缩性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其主轴是父子传承，于是以同姓为主、异姓为辅的家族便成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因而，乡土社会是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在大量实证调研的基础之上，费孝通先生进而提出，中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需要经历三个方面的变迁 ：其一，是从身份社会的基础—血缘结合转变到契约社会的基础—地缘结合，此乃社会史上的一大转变 ；其二，是在维持长老权力的前提下，乡土社会的治理逐渐注入新的内容，从而导致名与实之间的分离 ；其三，是乡土社会的人们从靠欲望行事到根据需要运用知识去计划社会生活，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乡土中国》对农耕文化下的中国基层社会做了深入、细致的解构，语言流畅，浅显易懂，作者以点带面地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阐释和分析，生动呈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风貌，对于今天的我们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在深入学习四史的过程中，《乡土中国》不失为一部综合性的、有趣而生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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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语言》
阅读人于文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著者：[俄] 列夫 • 马诺维奇
（Lev Manovich）
译者 ：车 琳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推荐语Recommendation
尽管网购图书时常遭遇“名”不副实，对作者和内容一无所知，我还是“冒险”买下此书，仅仅因为《新媒体的语言》这个书名。我们能感受和把握的现实是“语言”建构的现实，新媒体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呈现和建构着人类的新现实与新世界，这也是新媒体之于出版研究最本质的意义。还好，这本书没有令我失望，名副其实地成为我所阅读的年度新版图书中最值得记录的一本。
然而“新书”只是对于中文世界而言，在英语等十多个语种的世界里，这本 2001 年初版的“新媒体”论著早已位列经典。虽然书中的观点形成于没有智能手机、宽带和移动互联网的年代，但阅读起来不仅毫无过时感，还不得不感慨书中预言的趋势在过去的 20 年间都一一成真。这种“预言书”变成“历史书”的阅读体验与《数字化生存》《第三次浪潮》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是一位媒体理论学者，同时也是最早运用计算机数字特效的程序员暨艺术家之一。这种独特的研究与工作经历，使这本书既充满惊人的想象力，又将文艺理论、美学和符号学与计算机技术恰当地结合。
作者的背景问题是新媒体环境下文本的结构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并如何产生审美。为此，作者首先将新媒体置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媒体文化史框架中，揭示了新媒体在技术与过往及现有文化形式的来龙去脉，进而通过对数字影像、人机交互、超媒体、电子游戏、合成动画、远程呈现、虚拟世界的全面考察，展示了计算机成为媒体的合成者和操控者之后，新媒体如何通过交互界面、选择、合成、远程操控来创造现实的幻象、与观众交互，以及呈现时间和空间。特别是新技术背景下数据库逻辑与叙事逻辑的冲突、融合及其新的美学可能性，论述得尤为精彩。作者的理论不仅为理解新媒体提供参考，而且能够为创新实践提供框架。虽然全书最后落脚于电影理论，但对所有类型的新媒体研究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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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阅读人
田常清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著者：[美] 新闻自由委员会
译者：展 江，王 征，王 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 年
众所周知，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是人们关心并且经常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尤其自历经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媒体到底该如何权衡它们二者，如何充分发挥自身职责与作用呢？在读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书后，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即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 • 哈钦斯和 12 位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大学里的一流学者组成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又名哈钦斯委员会）在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前提下几易其稿完成该书。它系统阐述了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与修正，可以说是新闻批评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基础。它开篇即大胆提出了“新闻自由处于危险当中”的论题，对其中的原因展开深入剖析，明确新闻自由的要求以及困扰新闻媒介的诸多问题，并首次提出全新的传媒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提倡自由而负责的传媒，主张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媒体对社会有责任提供确实和重要的消息，启迪公众，以使公众人人都有接触和正当使用媒体的权利，实现自我管理与政府监督。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作者们的严谨、审慎以及专业，更看到了传媒行业进行道德、民主和自律方面改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至今，作为社会责任理论的开山之作，该书仍对世界各国传媒业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于理想传媒的设想，更多是一种方向性的媒介规范，没有深入到更加细致具体的操作层面，且观点的提出缺乏充分的文献佐证与系统论证。而我国由于社会制度、具体国情和现实情况不同，应合理借鉴国外的经验与相关理论，力求用科学合理的办法协调媒体与国家、媒体与社会、媒体与公众的关系。尤其在面对当前融媒体时代传播实践活动中日益涌现出的复杂现象和种种问题时，社会更是迫切需要自由而负责的媒体来解围，我们要深刻意识到的是，身为传媒人，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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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
阅读人 秦洁雯
暨南大学文学院
博士
著者：方汉奇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 ：1981 年
《中国近代报刊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系统阐述近代中国报刊史的专著，史料丰富，是方汉奇先生积几十年之功做读书卡片，于 1978年夏到 1981 年历时三年时间完成。该书全面系统地、全景式地呈现了 1815 年到 1915 年百年间的中国报刊史，是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中国新闻通史。
该著作史料丰富，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考证。涉及具体内容论必有据，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使人能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堪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做普及与先行工作。该著作以时间为主线，按照新闻报刊事业发展不同时期的主题进行发展阶段划分，开创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该著作打破了此前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粗线条描述，整体叙述细腻而全面，细致且有条理地梳理了中国近代报刊在各个时段的报刊发展历程、发展状况、发展特色以及重大的报刊改革、著名的报人掌故等，使读者能深入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报刊业发展的特点和重要细节。该著作较为强调报刊的阶级性及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似乎有失偏颇，但我们有必要认识到 ：一定的客观存在必然是发生在一定时代背景之下的，甚至需要将其纳入政治背景之中。史类著作既刻着时代的烙印，也存有其时代局限性。该著作出版于改革开放后不久的 1981 年，即便作者长期前行钻研，但受限于当时的大环境，难免有待修饰和增补。同时，现代研究并不排除阶级分析，在中国革命史的历史分析框架下，探讨媒体自身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才是对新闻传播自身规律的尊重。时至今日，该著作仍不失为新闻传播类研究者必读的经典著作。16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
阅读人 王鹏涛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著者：周黎安出版社：格致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7 年
推荐语Recommendation
在给博士生讲授《技术创新应用与出版转型》这门课时，我一直在搜寻合适的参考书籍，除了大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管理方面的文献之外，我还关注到政府规制与市场改革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著。2020 年之所以会精读《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周黎安著，格致出版社，2017 年），既与我阅读视野的调整拓宽有关，也是我长期关注周黎安教授相关成果的必然选择。
周黎安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系主任，长期从事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跟随。周黎安教授的研究影响力辐射至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我经常向学生推荐他那篇被引超过 7000 次的经典论文—《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一书从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治理的视角出发，揭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依赖的财经条件和制度基础，给出了一种新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书中提出的“行政发包制”和“政治锦标赛”等概念，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被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并采用。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建立的理论框架来自于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在反复调研过程中，建构了原创性概念和解释系统，这些成果又迅速扩散到多个学科，为其他领域提供了重要启示。这本书的价值相信大家读一读就会获得跟我一样的体会。之所以“不务正业”地推荐一本跟出版传媒无关的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科研教学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出版传媒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更多地重视对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的判断。以我的理解，周教授的成果之所以能跨越多个学科引发影响，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他关注的问题非常重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在经济改革成功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具体机制到底是什么，其他解释的缺陷何在，这才是作者探索和研究的出发点。这种敢于钓学术大鱼的价值取向，才是我辈青年学者最值得借鉴的地方。17
Books in the Digial Age（《数字时代的图书》)
阅读人陈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者：John B. Thompson
（[英] 约翰 • B. 汤普森）
出版社：Polity Press
出版时间 ：2005 年
人与书的相遇其实与人与人的相知类似，是一场机缘。还记得 2005 年的冬天，遇到了这本漂洋过海来中国出售版权的《数字时代的图书》 （Books in the Digtal Age）。因为给博士生授课之故，近日又重新阅读一次原著。当年在黑漆漆的核桃林，和每一个英文单词对话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因与此书结缘，2012 年受到作者剑桥大学约翰 • 汤普森（John Thompson）教授推荐，来到剑桥访学开展相关研究。文如其人，此书展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深度，构建了数字出版研究的基本范式。
与以往出版学著作不尽相同的是，本书的研究缘起和每部分的论述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作为社会学系教授，同时又是Polity 出版社社长，作者发现其实以读书为业的教授们对书业知之甚少，于是其研究从媒介延伸至出版。在探索出版业之前，作者开拓性地借鉴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并受罗伯特 • 达恩顿书业研究影响，使出版学研究的面向更为严谨。书中将概念化的出版业根据不同的特点和动力划分成不同领域，进而针对数字化的影响，提炼三大主要出版领域 ：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对于出版学术研究启蒙而言，本书的思考具有导引之效 ：读万卷书打好理论基础，行万里路善于观察窗外的世界注重实践。
书中分为四大板块，分别是出版业、学术出版领域、高等教育出版领域和数字革命。作者开篇用问题启发式的论述方式阐述数字时代图书之前世今生 ：作为经济和文化实践的出版、出版领域的社会结构、1980 年以来出版领域，用出版公司、出版周期、出版产业链、出版经济等业界学人司空见惯的产业现象对所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梳理。正文第二第三板块将学术出版领域和高等教育出版领域进行深入分析，压力下、转变中及十字路口的学术出版，英美教育出版领域的形成、分化以及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第四板块的出版业数字革命，正是在这不同领域具体变化的基础上发生的，其中关于图书生命周期的重塑、按需出版和数字资产管理，时隔 15 年仍具有前瞻意义。
名为《数字时代的图书》，实则是用数字化视角去探究整个出版业变革。近年来出版业所经历的数字化浪潮，数字化引领的科技革命成为这变革的主要动因。这一变革有可能会像印刷术发明一样影响深远。此书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底，通过论述、调研和深度访谈，全面展现了出版业资源逐步集中、市场渠道结构变化、出版公司全球化和新科技影响的风貌。值得称道的是，原著中的多层级目录、68 个图表列表和书末详尽索引，均值得每一位出版学人深入阅读和领会。
当再次阅读到书中的数字仓储模式、学术文集模式和谷登堡计划、历史电子书项目，想起这十余年来国际各出版集团的数字化探索和实践，不得不钦佩作者关于数字化的预判和规律之探寻，其实这也正是印证了汤普森教授对出版研究的定位 ：作为一名出版研究者，与出版业若即若离，既靠近又保持一定的思考距离，这正是出版学人的意义所在。这本论述书业发展变化之书，同时还具有交叉学科视野，可谓出版学研究之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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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解读法律 ：法律文本的解释》）
阅读人 阮开欣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晨光学者
著者：Antonin Scalia（[美] 安东尼 • 斯卡利亚），Bryan A. Garner（[美] 布莱恩 • A. 加纳）
出版社：West（西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 年
法学之所以可以称为一门科学，其独特之处在于法解释学方法。美国最高法院已故大法官安东尼 • 斯卡利亚和法学权威学者布莱恩 • A. 加纳合著的《解读法律 : 法律文本的解释》是一本关于法律解释学的权威著作。该著作的两位作者都是文本主义者（textualist），他们主张对于制定法含义的探寻应尊重法律文本初始所具有的含义，排斥目的主义和结果主义所导致的司法恣意。文义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起点，优先于其他法律解释论点的运用，这是法律解释的一般原则。虽然文本主义不一定能减除法官对于法律文本解释的所有疑惑或顾虑，但文本主义可以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利于法治的尊严。斯卡里亚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对于美国法院的法律解释具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解读法律 : 法律文本的解释》囊括了多达70 个法律解释规则，该书对于每个解释规则都给出了美国法院在判决意见中进行运用的实例，展现了美国司法制度及其法律传统的博大精深。法律解释方法是法律人发挥法律技能的重要工具，该书的阅读对于每个法律人都将受益匪浅，受益的主体尤其是法律学者、法官、律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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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苏 珊
审 核| 杨丹丹 胡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