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60多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经历了一些曲折。在头一个长达30年的岁月里，少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几乎没有问世什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直到1970年代末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才终于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成果累累的大发展时期。但是，这些成果的取得，并不意味着北洋军阀史研究已经完美无缺，可以继续按部就班沿着这一现成轨迹走下去，毋须再作任何改进了。事实上，为更好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也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主要是：

1．模仿有余，创新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北洋军阀史研究有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出北洋军阀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充分肯定北洋军阀在实现中国近代化方面的所起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无论军阀们怎样思考，他们是无法改变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步潮流的。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依然打着‘民主’、‘共和’、‘自由’、‘地方自治’等具资产阶级性质的招牌，并在一定区域内实施一些现代化实验，并力图把这此措施推向全国。代表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广东的陈炯明、山西的阎锡山等，他们在教育、工商、军事、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为此，这位学者认为：“军阀割据时期与封建专制时代相比，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因素增多了，开放性与现代性也增多了，政府的现代行为也增多了。从这个角度看，军阀政治相对于封建专制政治是一种进步。它是从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特殊过渡形式。”

为什么这时会有这么多学者趋向于研究北洋军阀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呢？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内部的，改革开放后断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确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有所谓现实的需要；二是外部的，即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美国兰比尔沃拉不是说过吗？军阀割据“没有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工业得到什么发展，但是它没有阻止向城市化发展的倾向，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发展。商业和工业继续扩大，中小学和大学数量增加，杂志和报纸数量激增……本世纪头3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350%……中国越来越多地进口原棉、机械、煤油、纸、电话和电报设备以及科学仪器。这反映出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倾向……工业尽管受到军阀的干扰，从1912年到1929年的年增长速度，仍然达到13.8%。”不是也有不少西方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向内地学者提供过众多依据这一理论和方法解读北洋军阀史的著述吗？不少学者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及实践，自以为这就是“创新”了。

诚然，科学是无国界的，为提高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水平，借鉴一些有助于正确解读包括北洋军阀史在内的中国历史的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是必须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必须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有自己的创造，不能只知一味模仿。简单的模仿，不是创新。模仿得再维妙维肖，也只是膺品，不能登大雅之堂。何况不少学者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记述某一北洋军阀派系或个人的所谓“近代化”思想、政策等表面现象，并未对其何以产生这些思想、何以出台这些政策、这些思想和政策在其全部思想和政策中占多大比重、实践效果如何、与其对“近代化”的破坏相比较孰重孰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有学者为突出北洋军阀的这种“贡献”，干脆回避其对中国“近代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彰显其正面性。还有学者在评述北洋军阀的军事、政治活动时，也是完全照搬海外学者对军阀政治的分析理论与框架，认为北洋军阀的“纷争和割据是在认同一个国家的原则下进行的。认同国家的思想既有历史传统力量的引学，又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激发”。着力强调北洋军阀的军事、政治活动对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而对其为一己私利争战不已的图谋则不置一词。这样的研究，纯属东施效颦，与创新风马牛不相及，对推进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作用有限。

2．重复之作，屡见不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选题重复。以袁世凯研究为例，自1980年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出版以后，又先后出版过为数众多的相同选题的著作。李宗一相当重视史料发掘工作，所著《袁世凯传》一书可谓是一部以丰富史料记述袁世凯一生的开山之作。但是，此后出版的同类著作，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大同小异，既没有什么新史料，也没有什么新的看法。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的重复之作，却还有书评盛赞其论叙如何周详，刻画如何入微。又如，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在国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实事求是地对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问题进行过一些新的探索，提出过一些新的看法。从此，这一选题便成了北洋军阀史研究者的热门选题，乃至迄今仍有不少学者不厌其烦地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却少有不同，无非是学界已耳熟能详的那句老话：某人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不宜随意否定。当然，历史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同一选题的研究必然会伴随着时代的进程永远延续下去。我们无须也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但是，如果这种同一选题的研究，不能对前人的研究有所深化，有所创新，那就只能说是学术研究所不取的低水平的重复了。

二是研究思路和结论的雷同。此类事例不少，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如有关皖系军阀与研究系的关系问题，早在1992年就有学者刊发专文讨论过，并指出：“皖系军阀与研究系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携手结盟。段皖对研究系利其虚声以点缀北洋门面，实较其他崇奉武力的军阀技高一筹；研究系欲借武夫之力以求在内阁中名‘段’实‘梁’，实现政党政治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二者又分道扬镳。研究系在遭摒弃后对段皖大肆攻讦，这虽加速了军阀衰亡的进程，但对北洋之时频繁的政争和南北长期对立，又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这一切展示了一幕近代军阀政治的历史活剧。”可是，事隔六七年之后，竟又有人刊文大讲护国战争之后梁启超与“段皖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携手结盟，皖系对研究系利用其虚声以点缀北洋门面；研究系欲借武夫之力以求改造国会，实现其政党政治的理想。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二者又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拥段到反段的活动，对当时的政局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近代中国再次导演了一幕联系军阀实现其宪政理想的历史话剧。”后者除了将前者标题中的“研究系”改为“梁启超”及两者前后顺序颠倒一下之外，其研究思路和结论，甚至结论部分的文字皆与前者并无甚不同。又如，关于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过程，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刊文提出，张学良东北易帜经历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等“四个步骤”。且不论此文的研究思路和结论是否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年之后竟在学术刊物上出现了一篇研究思路和结论与此完全一致的论作，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该文竟在标题上特地标明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新释”。再如，2003年即已有学者刊文指出：“近代以来封建社会的王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是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军阀政治经历了滋生、雏形和最后形成三个阶段，具有四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重，控制政治；一是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三是个人及政治角色之间不受法律制度约束；四是中央权威弱化，军阀割据混战。”可是，到了2008年却又有人以“学界对军阀政治的讨论多集中于军事和政治，而对传统三维社会的裂变与军阀政治的关系以及军阀政治的特点阐述相对较少”为由，再次发表专文讨论这一问题，而其结论却几乎完全照搬前者的论断，所不同的仅仅是将前者归纳的军阀政治特征，由四个虚化成大同小异的七个而已：“一是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二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三是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四是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五是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六是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七是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可见，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思路和结论的雷同并不是个别现象。

三是重复发表。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重复发表，并非指那些应不同主题要求而收录在不同论文集中的同题论文，而主要是指当下各种学术报刊发表的论文（姑且不论其是否篇篇皆称得上是“论文”）。稍为留心一下当下的学术报刊，便不难发现存在这么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同一篇论文，今天以作者甲的名义发表，明天又以作者乙的名义发表；二是一篇论文发表后，多年后又原封不动地以原作者的名义再次出现在另一报刊上；三是多年后再次出现在另一报刊上的论文，标题固然有所变化，但内容却照旧；四是一篇论文同时发表于多个刊物上。何以同一篇论文会以不同作者的名义发表于不同的学术报刊，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当事人这样做是怎么想的，目的何在，外人难以猜测，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然而，不管当事人怎样想，无论问题出在哪里，这种现象总不能说是好现象，因为它既浪费了大量报刊资源，也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和期望，实际是一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3．引用史料，很少甚至不辨真伪。北洋军阀史的史料蕴藏极为丰富，除了北洋军阀自身留下的档案文献，当时各类报刊对北洋军阀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外，还留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当时各方人士记述出版的大批北洋军阀史事著述。如汪克明编撰的《直皖直奉大战实记》（上海和平书局），张一麐编辑的《直皖战史》（上海和平书局），吴下琴鹤仙馆编辑、南都天禄旧主校正的《吴佩孚讨逆演义》（上海民强书局），濑江浊物的《吴佩孚正传》（上海中央国史编辑社），广文编辑所编辑的《吴佩孚全传》（上海世界书局），《中国之华盛顿——吴佩孚政史》（上海民强书局），戎马书生编辑的《直奉战争记》（北京文蔚书局），《直奉大战史》（上海竞智图书馆编印），王小隐的《直奉大秘密》（上海中国第一书局），上海宏文图书馆编印《直奉大战记》（上海公平书局），上海竞智图书馆编印的《吴佩孚大战奉军史》，中外新闻社编辑的《吴佩孚全史》（上海世界书局），无聊子编辑的《现代之吴佩孚》（上海共和书局）、《第二次奉直大战记》（上海共和书局），南海胤子的《安福祸国记》（北京神州国光社），梁河间的《直皖战争全史》（上海和平书局），信史编辑社编辑发行的《段祺瑞秘史》，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著者自刊），中央新闻社编辑印行的《徐树铮秘史》，张一麐的《直皖秘史》（上海世界书局），费保彦的《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冯玉祥的《冯玉祥自传》(1929 年抄本)及《我的生活》（华英书局版），等等。

这些著述均为当时人甚至当事人的记述，与其他各类史料一样自然是今天研究北洋军阀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但由于其编著者的身份、地位不同，它们所记述的史事却并不完全相同，不但详略不一，还有你记我不记，甚至你否定我肯定的完全对立的记载。如吴下琴鹤仙馆编辑、南都天禄旧主校正的《吴佩孚讨逆演义》就是为吴佩孚“背书”的，濑江浊物的《吴佩孚正传》也对吴佩孚多有溢美之词，上海民强书局出版的《中国之华盛顿——吴佩孚政史》更从书名上便让人一目了然看到了它的极端捧吴立场，而倾向于皖系军阀的一些著述则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对于北洋军阀史研究者来说，史料蕴藏丰富固然是件好事，但也由此带来了一个更加繁难的史料辨伪任务。倘若对这些因立场、认识不同而记载各异的史料不加分析，明辨是非，确定真伪，仅仅以言之有据，拒绝杜撰，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取所需，各执所见为满足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向读者贡献真正体现客观、公正价值观的真实的北洋军阀史研究论著的。诚如来新夏所说：“当时派系对立，为了制造舆论声气，相互攻讦低毁，时有发生。通电声讨，洋洋洒洒，对己则正义在我，对人则非义在彼，危言耸听，攻及人身，吴佩孚的通电，大多类此。而以‘秘史’、‘丑史’、‘祸国史’等等为题的小册子更多敌意宣传。设以此种资料为据，往往与历史实际有异，甚至并非实有其事。”

可是，综观当今的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虽然成果无数，不说论文，光以“北洋军阀史”之类命名的专著及相关人物传记就难以统计出个准确的数字；但若细察内容，则似乎大多数都基本上是在前人著述基础上加减而成的，除了多了些“与时俱进”的新概念外，少有事实上的差别。举两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一是吴佩孚的，有人发表了一篇《吴佩孚——一个被认为更有希望统治中国的军阀》（《文史天地》2010年第1期）的文章，其实这只是一篇未对史料进行任何辨析，也未对吴佩孚一生作综合研究，仅仅依据预设观点东拼西凑一些可为其“增光”的史料而成的普通文章。但却得到了好评，有人在同期杂志上发表读后感，自称 “第一次对吴佩孚其人其事获得了一个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印象。也可以说，重新读到和认识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吴佩孚。”第二个例子是冯玉祥的。1960年代以后，有关冯玉详的论著层出无穷，光传记就有10余部之多。由于这些传记在纪事方面大多没有对史料进行必要的去伪存真的辨析，而是直接采用冯玉祥《我的生活》之类著述中的记载，因而常常出现一些与史实有出入甚至完全相悖的记述。可见，不少北洋军阀史研究者的史料辨伪意识似乎还是比较淡薄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刘敬忠就曾撰写《》（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冯玉祥《我的生活》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一定的辨析和考证，为后人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基础。就此而言，刘敬忠此书可说是在北洋军阀史领域，进行了一次实不多见的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尝试。

4．个案研究盛行，整体研究严重缺失。改革开放以来的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个案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研究者已不再专注于政权争夺和军事混战这一主体领域和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扩大到了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城市、乡村、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等研究领域和种种具体的个案问题，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认识上的变化。这一变化为我们更加完整和深入地了解与认识这段历史的全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一种进步。不过，倘若细察其中实况，似乎也不是毫无可议之处。如，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政治、军事领域的研究日趋萎缩。又如，随着具体个案研究的的盛行，宏观研究几无人问津。再如，研究的问题愈来愈具体，愈来愈细化，而引出的结论却大得可观，动辄曰北洋军阀为什么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甚至认为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经济的相对繁荣，主要是由两方面力量推动完成的，一部分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积极参与，另一部分则是在朝在野的北洋军阀政客的投入。北洋军阀时期思想如何“宽松”，言论如何“自由”，等等。

的确，对历史研究而言，多角度多侧面地扩大研究领域，将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考察清楚是必须的，非此不能对历史作出较为符合或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不是说远眺高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吗？不是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吗？不是说廓清历史细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吗？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认识问题的方法。但是，凡事总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历史问题更是如此，不管它们有少个角度，多少个侧面，有多么具体，多么细小，从来就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不将他们联系起来作整体的综合研究，仅仅研究个别领域，个别问题，个别细节，是难以揭示历史真相和本质的。就此所得出的结论，在这个领域，这个问题，这个细节的范围内，可能是正确的，能成立的，但就整体而言，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不能成立的。以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为例，仅仅依据其某种经济思想和政策，或在某一经济建设中的某种作为，而不对其向列强出卖了多少实际权益、所发动的军阀战争给中国近代化造成了多大破坏和损失等等问题作比较研究，就断定其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多大贡献，显然是失之片面的。可见，光有孤立的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是不够的，唯有同时进行综合的整体性研究，才能求得历史的真解，否则就只能是瞎子摸象，虽然摸清了大象的各个部位，却仍然不知大象究竟像什么。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罗志田等有识之士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以致迄今仍无明显改变而已。

那么，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长此以往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杨天宏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缺失系统性研究所说的一段话，应该说同样适用于北洋军阀史研究。他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些年来日渐兴起的以‘解构’为特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无关系。近年来，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充斥盛行，对一切事物都要下一番‘解构’的功夫。‘解构主义’将结构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对以追求整体性或系统性为特征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挑战。这一‘主义’对历史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蔑视权威及已经建构的学术秩序，且因解析法的精密应用导致研究局部的细致深入，缺陷在于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无形化’，即导致研究客体整体形态的支离破碎，以至消失。而一旦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形态上消失，‘解构’则成了类似庖丁解牛的操作技巧表演，虽于牛的肌肤腠理掌握精确，达到出神入化、杀百牛不折一刃的神奇境地，却留下了‘未见全牛’的遗憾。历史研究若被做成只分解‘牛’的内在结构，不探究‘牛’的身体面貌，系统性完备周至的原则也就随之落空。这些年来，学术专著做得越来越精深细密，而通史性的著作却越来越缺少综合性与系统性，究其原因，与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偏执有直接关系。”杨天宏指出，“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却因此而统统丢失。”

总之，人类历史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应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待科学，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要想继续推进北洋军阀史研究大步前进，就必须对以上各方面的问题有所改进，将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底。

李岱恩：《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民初军阀割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兰比尔沃拉著、廖七一等译：《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 182页。

莫建来：《皖系军阀与研究系关系探析》，《上海杜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1期。 

潘日波：《梁启超与皖系军阀关系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丛广玉：《张学良“东北易帜”辨析》，《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曾业英：《论1928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又见曾业英著《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436页。

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胡玉海：《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特征》，《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

袁文伟：《近代三维社会变迁与军阀政治的崛起》，《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

在冯玉祥的回忆录中，经由冯氏旧部余华心整理的《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远不如《我的生活》受到出版者和读者的重视，无论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玉祥自传》（2002年版），还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冯玉祥自传》（2006年版），其中有关冯氏1930年前的经历均采自于《我的生活》。

来新夏：《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

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