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皖系军阀的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北洋出身的段派军事将领，二是安福系和安福国会官僚政客集团，三是财政支柱新交通系。单宝认为，皖系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宗法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热衷于扩充军队和抢夺地盘”，“很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主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黄征等人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对皖系军阀的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而有关皖系军阀的专题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皖系军阀的形成。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异。有的认为袁世凯1916年“洪宪”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即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军事集团。有的认为1917至1918年的冯、段之争，虽然具有造成分裂的派系冲突趋势，但从冯、段之争的全过程看，这种斗争仍属北洋军队体系分裂前，主要头目之间为争夺体系内首领地位而形成的界限不甚分明、组织不甚严密有序的派别之争。直、皖分庭抗礼实际开始于曹锟、吴佩孚时代，而不是北洋军队体系内派别力量的组合的直、皖系之争。而莫建来则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以及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争斗三个方面，对皖系军阀的形成问题作了专门而较有深度的论述，揭示了皖系军阀的形成原因及其由胚胎而胎儿而脱胎成为军阀派系势力的形成过程。周俊旗还对皖系军阀控制中央集权的主客观原因和过程及其政权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皖系集团囊括了各种人才，控制了相当规模的军队和地盘，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以及皖系在争夺中央政权中的有利的客观形势，使得皖系军阀集团在控制中央政权的竞争中“捷足先登”。尽管皖系集团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限，“但北京政府毕竟以国家政权的面目出现，皖系因此可以享受中央政权的收入和国家政权的权威，影响中央政权的内外政策，使之对自己派系有利。皖系集团对外以国家法统的地位进行外交活动，争取了日本对自己的支持，对内找到各种借口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上优越于其他在野的派系。”

2.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皖系军阀是日本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使日本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特权，故而支持皖系也一直是日本从寺内内阁直至原敬内阁一贯的对华方针。章伯锋从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从事这一问题的 28 39838 28 11516 0 0 6087 0 0:00:06 0:00:01 0:00:05 6086究，于国家改革开放后陆续发表了《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等多篇颇有研究力度的论文，并于1988年推出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全面深入分析了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段、日关系，涉及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令人信服地指出：皖系军阀的统治，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皖系军阀不顾民生凋敝，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其庞大的军政费用支出，主要依赖新交通系所经手的对日借款。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成了段祺瑞以各种名目对日借款的抵押和担保，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他的前辈袁世凯，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此外，裴长洪还对日本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以及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派系斗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经济力量的变化，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变本加厉地扩张在华政治、经济势力，一改传统的以军事恫吓、外交讹诈为主的对华策略，而代之以政治拉拢、经济渗透为主的对华策略。西原借款正是这种策略转变的产物。”“在政治上，寺内内阁的策略是，通过以西原借款为中心的各种借款，支持亲日的皖系段祺瑞军阀势力，提供大量军费让段用于武力统一西南，并在北洋军阀内部制造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企图利用段祺瑞这个忠顺的政治工具，在中国排除其他非亲日的政治势力，从而达到在政治上单独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裴长洪还“就西原借款在日皖勾结中的这种作用，剖析1917-1918年前后中国军阀派系斗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密切联系。”

3.皖系军阀重要成员的活动。首先一个当然是地位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二号人物、皖系军阀头号人物段祺瑞。莫建来对段祺瑞在北洋建军时期的主要活动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认为就中国军制摆脱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而言，段祺瑞在督练北洋新军、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和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操法、兵书等三方面的“作用及其在北洋建军史上的地位，诚然应予肯定。但如就主要因军队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民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阢陧不安而言，段祺瑞也实难辞其咎”。此外，他还考察了皖系军阀与研究系政客相互利用的结盟关系。对于段祺瑞反袁称帝时的评价，丁贤俊认为，尽管段祺瑞的共和观与革命党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能冲破20年来与袁世凯结下的长僚关系和亲密私交，毅然反对“洪宪”帝制，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封建道德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李开弟则认为，段祺瑞与袁世凯的不合作，决非有“共和”的思想基础，不过是一个一贯为谋取私利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分子。对于张勋复辟事件中的段祺瑞，胡晓认为总体上是“功远大于过，其粉碎复辟、捍卫民国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和褒扬。”“其‘再造共和’的硕勋是当之无愧的。”但他“重掌北京政权后，针对南方阵营‘护法’旗帜下的北伐东进，出于维护北洋集团整体利益的考虑，对张勋复辟的善后处理是妥协的，不彻底的，对清室参与复辟的处置尤为姑息，这固然有现实政治和内外环境的因素，亦是其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等所决定的。”对段祺瑞执政时期所积极推行的参战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多简单地归结为“府院之争”，而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有论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是有理有利的”，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出于现实和长远经济、政治利益”考虑而作出的“唯一必要的选择”。

对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原因，周俊旗认为一是“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长河上最博大的政治目标之一，二是当时皖系控制的中央政权生存的需要。在段祺瑞看来，南方有与北京政权对立的军政府，虽其势力在军事上弱于北方，但有相当的威胁力，加以南方六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段祺瑞如不能及时控制这些地区，将后患无穷。对于段祺瑞未能在直皖战争中取胜的原因，王华斌认为,段祺瑞在政治上的孤立和军事上的失误，是其速败的两个重要原因。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参战助直也是重要原因。另有学者认为安福系才是皖系失败的真正祸首。“安福系代表皖系集团站在政治舞台的前沿，与直系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了直皖两派之间的矛盾。同时安福系的罪恶行径又使得国人与直系集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皖系集团，从而加速了皖系败北的进程。”朱之江则认为“皖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固然在其“政治上的狂妄和反动，不过直接导致失败的则主要在于军事上的原因”。对于段祺瑞任职临时执政的主要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当时政坛各种势力各种矛盾冲突调和的结果，但杨德才不同意这种仅从外部看问题的观点，认为主要是段祺瑞自身努力的结果。他从三方面论述了段祺瑞出山前的一系列幕后活动，一是捐弃前嫌，拉拢张作霖结成奉皖联盟；二是运动孙中山，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三是想方设法策动冯玉祥倒直。

此外，还有学者对皖系军阀的二号人物徐树铮及其他重要成员展开研究。廖大伟、奚鹏彪撰文指出，“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刘兰昌就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举措与北洋政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陈长河对曲同丰的研究投入了较多精力，发表多篇论文，论述了曲同丰的生平、实业活动以及他在直皖战争中被俘的真相。此外，他还对皖系军阀干将吴光新在直皖战争中的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来新夏等人自1980年代初提出吴光新的籍贯为安徽合肥以后，学界对此深信不疑，但吴元康则确证其籍贯为江苏宿迁而非安徽合肥。与此同时，学界对倪嗣冲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苏全有指出：“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现代化范式制约下的相关研究，包括倪嗣冲主皖期间对安徽的治理、在近代实业上的投资和开发东北边区两个方面；二、史实重建趋向制约下的相关研究，涉及倪嗣冲与民初的政治军事、倪嗣冲纪念银币之争议、倪嗣冲在天津寓所之谜、倪嗣冲迁移蚌埠之谜四个方面。”当然，他也指出这一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资料方面“主要是有关倪嗣冲的墓志铭、家传资料、文电资料、军事经历资料的挖掘需要强化。”研究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者的地域局限；二、受传统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否定情结影响，评价缺乏客观性；三、研究内容有缺失，且缺乏横向的联系和比较。”

第四节  关于直系军阀的研究

冯国璋直系军阀是袁世凯死后逐渐发展壮大的另一北洋嫡系军阀，其对民国政局的影响主要在直皖战争以后的曹锟、吴佩孚时期。公孙訇的《直系军阀始末》（《河北文史资料》第22辑，1987年）、《冯国璋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吕伟俊、王德刚的《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潘荣、孙新、魏又行的《（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郑志廷、张秋山的《直系军阀史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述，对直系军阀的发展脉络作了大致介绍。其中《直系军阀史略》一书，揭示了直系军阀产生的历史渊源，还首次论述了保定军事学堂培养的历届学生在直系军阀形成中的重要地位，突出了直系军阀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并客观评述了直系军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较具学术价值。学界对直系军阀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战败的原因。郭剑林从政治、军事、战略战术、财政等方面比较了两次直奉战争，分析了两次战争双方胜负的原因。苏全有、孙宏云则着重分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郁慕湛认为，“直系的垮台，不仅仅是它当时面临着的种种困难，更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的思潮已开始影响到了军阀集团的内部，从而间接地冲击了军阀的统治。”实际说的是冯玉祥的前线倒戈、发动北京政变，使直系士气一蹶不振，迅速溃败。对于这种单纯的政治角度的分析，有研究者指出“冯玉祥北京政变，仅是直系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多行不义，不得人心，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军事上的内部分裂。”“由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原因，致使直系军阀以失败而告终。冯玉祥的前线倒戈和鲁晋军阀的落井下石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李军则认为“直系是在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反直力量的共同打击下而走向失败的”。“首先，直系内部争权夺利，引起了激烈的矛盾斗争和分化，导致了内部的分崩离析。”“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内部因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最终导致导盾斗争不断加深而出现分裂，大大削弱了直系自身的力量。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其内部已危机四伏，说明不待外力打击，直系军阀的衰亡也必成趋势。”“其次，财政危机和军队腐败也是造成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吴佩孚经营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就外部而言，“直系军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恶行径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直系成了国内最主要的敌人。”“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反直三角同盟的形成是促成直系失败的主要外在因素”。英美在华势力的受挫和日本对于奉系的支持，又“为奉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娄向哲、来新夏还指出“‘外债无源、内债难举’的财政崩溃的窘境”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一大重要原因”。

2．直系军阀与英美及其他列强的关系。章伯锋等人认为，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直皖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乃至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后，英美积极支持吴佩孚，甚至视吴为其在中国的合适代理人，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统治北京政府财政拮据，英美曾积极谋求对其贷款，日本则极力反对，清楚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是，郭剑林、苏全有认为“吴佩孚不是属英美派，不是英美代理人”。王甲成、王建华则认为历史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而铁案性地认定英、美是曹、吴集团的后台，也不能认为曹、吴不是亲英美派。”“整体而言，曹、吴集团以英、美为奥援，同时也有矛盾，并且由于英、美为商业化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侵华手段和日本不同，因而其与曹、吴的关系和日本对皖段、奉张的关系迥异，而呈现不明显的状态。”其实，英、美与曹、吴集团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英、美方面来说，经历了一个由寄予厚望积极支持曹、吴到失望而不愿支持的过程。从曹、吴方面来说，经历了一个乞求英、美援助大都没有成功的过程。”双方对彼此的选择以利益为导向，并不存在相对固化的特性。娄向哲指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衡量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政权关系的重要尺度之一，是列强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军阀政府以财政支持。”尽管英美等西方列强曾给直系政权一定的零星借款，“但更多的是与其他列强一起向直系政权勒索债务、进行经济压榨”。英美等列强与直系政权的确“作过一些军火生意”，但同样也大量“卖给直系的大敌奉系”，“其他列强，如法国、意大利，也是既售军火给直系，也售军火给奉系。”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美等国售军火给中国北洋各系军阀，在许多情况下是出于牟利意图，倾销其陈旧、剩余物资，其商业性质大大重于政治色彩。”“当然，像日本以大量军火支持张作霖，其军部免费武装奉系成旅军队，在战争关键时机供奉系以急需弹药等作法是不能以单纯牟利作生意去解释的。”尽管直系对于英美的真实态度有所察觉，但仍寄望于英美的援助，“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如同在直系政权财政窘迫之时并没有得到英美‘援助’一样，在决定直系命运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也没有从英美那里得到什么支持。”

3．曹锟及其相关活动。张洪祥、徐兴云、岳谦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岳谦厚、李庆刚、张玮《》（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张祥斌《（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周玉和、高乐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曹锟及其家族的史事。专题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曹锟贿选及其对“二七”罢工的态度。 郑志廷早在1982年就发表专文描述过曹锟贿选的过程。对于曹锟的执政，有学者提出应给以“客观积极的评价”。但侯强在对曹锟的“贿选宪法”进行专门研究后指出：“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确认和保护他们的利益，与其之前的各派军阀一样，又祭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旗号，照例进行了一些点缀性的法制变革。”曹锟政府所颁布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即“贿选宪法”，“是我国这一时期军阀文化精神的产物和集中体现。”它带有历史的双重效应，“一方面直系军阀的制宪活动是对《临时约法》的又一次背叛，以致‘贿选宪法’自公布之日起，即带上贿赂的阴影而备受非议；另一方面就‘贿选宪法’本身而言，其又综合体现了西方近代宪政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直系军阀政府，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其又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他希望不要将其所谓“正面效应”予以扩大化的理解。关于曹锟对“二七”罢工的态度，苏全有认为，镇压此次罢工的“责任应该由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来承担，其中，曹锟乃幕后幕前的总指挥”。

4．吴佩孚及其洛派军阀集团。有关吴佩孚的传记，出版有蒋自强等人的《吴佩孚》（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章君毂的《吴佩孚传》（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郭剑林的《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等40多部。其中章君毂一书详尽介绍了吴佩孚的一生，在全面叙述吴佩孚的生活轨迹和行状思想的同时，重点介绍了吴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围绕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是研究、了解吴佩孚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著作。而郭剑林一书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吴佩孚跌宕起伏的一生。

有关吴佩孚的专题论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郭剑林认为吴佩孚这时的言行，“对于达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两大目标和促进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及深入发展，起到了‘助推力’的作用。”谭融认为，吴作为一个封建军阀，虽与皖系军阀之间存在权力之争，本人也具有个人野心，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军阀。对于五四运动之前吴佩孚提出“救国同盟条件”军事密约，离湘北上，由北洋军悍将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举动，谢本书认为吴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2）吴佩孚开府洛阳时期的活动。林全民从军队构成、地盘、财政和官僚群四个方面考察了吴佩孚洛派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郭剑林、苏全有分析了吴佩孚开府洛阳时期的幕府、练兵和外交活动，认为其“网络人才，致力练兵，颇多可资借鉴之处。至于他在对外关系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则不失为一爱国军人。但他在此期间反对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镇压二七罢工，则是其历史上一个不能宽恕的历史污点和反动罪责。”王甲成等人对曹、吴集团的形成以及该集团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曹、吴集团的崛起，使北洋军阀正式分化和决裂”。“曹、吴大肆搜刮、滥使武力，连年的内战不仅使自身处于财政破产、武力政策处处碰壁的境地，也使国家人民遭殃，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来新夏则认为吴佩孚在开府洛阳时期扶植亲信，遥控中央，操纵政局等举措，是为了实现“武力统一”的梦想，但由于“那时他的军事实力还未能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而且还有在北洋军阀集团中鼎足而立的奉系势力在障碍着他实现梦想。”因此，失败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蒋自强的研究反映了吴佩孚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关于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山再起的问题，宋镜明厘清了吴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的过程。郑志廷、李凤伟从外部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吴佩孚制造“二七”血案的原因，认为血案的发生，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有关，“但促使吴佩孚屠杀罢工工人的根本因素，还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直接危害了他的军饷的主要经济来源。”（3）吴佩孚1927年入川后的活动。王安平、刘丽敏发表《吴佩孚晚年寓居四川始末》（《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一文，认为吴佩孚“是三次川乱的导火线和催化剂”，对四川政局产生深远影响。（4）吴佩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郭剑林、王红梅认为，吴佩孚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和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以对祖国、对人民的‘忠义’二字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要谛，“抵制住日敌的各种威逼利诱，始终坚持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拒当汉奸傀儡，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的。”另有学者对吴佩孚拒当汉奸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一是由于他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二是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运动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对吴佩孚的忠告、劝诫，使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入汉奸之门；三是由于日本和吴佩孚双方在其出山条件上存在的矛盾和差距。（5）吴佩孚的死因。大多认为吴佩孚之死是日本人所为。梁荣春进而指出：吴本是日本中意的对象，最后所以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他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但苏全有提出相左的看法，他认为吴佩孚并非日本人所杀，而是因病而亡，并认为无论是否为日本所杀，都不影响他拒当汉奸的晚节。

5．冯玉祥及其评价。有关冯玉祥的传记，出版有王华岑等人的《冯玉祥将军传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郭绪印等人的《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冯醒仁等人的《冯玉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余华心的《传奇将军冯玉祥》（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刘敬忠的《》（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传华的《民主斗士——冯玉祥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等10余部。其中大多以冯玉祥《我的生活》之类的自述为主要依据，唯有刘敬忠所著一书对《我的生活》的记述有所辨析，较具学术价值。

学界对冯玉祥一生的评价，总体而言，趋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但对其思想转变过程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分歧。高德福等人认为，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冯政治思想的转折点，他开始由一位军阀营垒中的爱国将领转变为革命将领。而刘敬忠则认为，“北京政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并未完全跳出军阀的范畴，直到1926年4-8月南口大战时，在中共的帮助教育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仅仅维护本派系利益发展为以国民革命为目的。刘曼容更是认为直到这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才是“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王宗华等人在《国民军史》一书中指出，1926年上半年冯玉祥国民军攻占天津以后对直、奉军阀的“主和”活动，是政治上“动摇”及“妥协”的表现，但又认为主要还是分化敌人的“策略”。林凤升、吕书额则认为，“自1926年初至南口大战前，国民军对直奉两系军阀的主和活动，不管是假意和奉以争取时间，还是真心联直抗奉以保存实力，都是其企图能留在北洋军阀集团内的努力，都是其军阀本质的体现。”对于冯玉祥和曹锟贿选的关系，研究者看法不一，多数人沿袭冯玉祥《我的生活》之说，认定他对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不满”的。刘敬忠则比较客观，认为“不能简单地得出‘是’与‘否’的结论。实际情况是，他部分地卷入了这件政治丑闻，而又没有支持具体的‘贿选’”。

6．孙传芳及其对江浙的经营。仅孙氏传记就有吕伟俊、王德刚的《》（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易、潘荣的《》（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德骞的《1997年版）、王晓华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邵维国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杰的《版）等多部。经盛鸿对孙传芳与浙奉战争及其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傅幼玲认为“孙传芳在经营江浙期间，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安抚民众、推行民治的政治经济措施，既安定了社会秩序，又对本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裨益。但作为封建军阀，孙传芳思想保守僵化，自私狭隘，又缺乏军事远见和谋略，故难免出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而，更难抵挡北伐军锐利的攻势，其苦心经营年余的江浙地盘也最终尽数失去。”王晓华则认为 “孙传芳代表了腐朽、反动、没落的北洋军阀的利益，所谓‘保境安民’，实质上是实行封建割据，对抗中国的统一和大革命的洪流。因此，在北伐军的英勇打击下，其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7．王占元、萧耀南对湖北的统治。孔祥征对王占元督鄂七年的种种暴行和湖北民众的驱王运动进行了研究。对王占元被驱一事，学界存在两种认识倾向，一种认为“从表面看，这一事件是各方势力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所引起的。以往的研究者也因此将驱王运动纳入湘鄂、川鄂战争中去考察，单从军阀混战的角度去分析，忽视了驱王运动的根本力量，使自己认识局限在暴政者的角逐与私争之中。”另一种则“不正视驱王运动的本身，而注重于‘自治’这个口号，将湖北以驱王为目标的‘鄂人治鄂’，同湖南、浙江等地的‘自治’运动完全相提并论，说成是一次‘西化’活动。”李崇义认为以上两种认识皆失之偏颇，他高度评价湖北驱王运动，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战胜军阀的案例，“不能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军阀为保全地方实力的混战，也不能视为是仿效西方‘联邦自治’的‘西化’运动。而是湖北各阶级联盟与军阀势力的一次抗争，结果赶走了王占元，打击了吴佩孚。驱王运动是中国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朱丹、田子渝比较充分地揭露了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统治及对当地经济的搜刮。此外，倪忠文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湖北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比较系统论述了北洋军阀对湖北的统治。还有学者对统治湖北的萧耀南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单宝：《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

丁长清：《1917-1918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河北学刊》1994年第2期。

莫建来：《论皖系军阀的形成》，《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周俊旗：《试论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原因及其政权的特点》，《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对华策略》，《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

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皖系军阀与研究系关系探析》，《上海杜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1期。

丁贤俊：《论段祺瑞三定共和》，《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

胡晓：《段祺瑞与张勋复辟》，《江淮论坛》2003年第7期。蔡胜也在其文章中支持胡晓的段祺瑞并不支持张勋复辟的看法。蔡胜《段祺瑞与张勋复辟关系再探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第6期。

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吕茂兵：《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争鸣》1991年第1期。

周俊旗：《试论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历史教学》1989年第12期。

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张绪忠：《直皖战争皖系败北原因新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利学版）2004年第3期。

朱之江：《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的军事原因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杨德才：《1924年段祺瑞出山的主要原因》，《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

廖大伟、奚鹏彪：《徐树铮与皖系军阀的兴衰》，《史林》1994年第1期。

刘兰昌：《徐树铮西北筹边与军阀的派系政治》，《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陈长河曾发表一系列关于曲同丰的研究文章，如《曲同丰的实业活动》，《民国春秋》2000年第3期；《皖系干将曲同丰》，《民国春秋》2001年第5期；《皖系干将曲同丰是怎样被俘的》；《直皖战争中的曲同丰》，《历史教学》1984年第11期。

陈长河：《直皖战争期间的皖系骨干吴光新》，《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吴元康：《皖系骨干吴光新籍贯考》，《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苏全有、何亚丽：《对倪嗣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郭剑林：《两次直奉战争之比较》，《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苏全有、孙宏云：《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

郁慕湛：《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的政治因素》，《河北学刊》1987年第2期。

王贵安：《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原因之管见》，《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李军：《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的财政破产及其倾覆》，《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来新夏：《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前言》（1912-1928）第1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郭剑林、苏全有：《吴佩孚是英美代理人吗?》，《河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王甲成、王建华：《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馄、吴佩孚集团》，《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郑志廷：《试谈曹锟贿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张欣：《从曹锟的执政活动看军阀政治的时代性》，《台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侯强：《曹锟“贿选宪法”及其价值评价》，《重庆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苏全有：《曹锟与二七大罢工》，《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郭剑林：《》，《学术月刊》1985年第11期。

谭融：《》，《天津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林全民：《洛派军阀官僚集团的形成》，《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洛派军阀官僚集团的反动统治》，《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郭剑林、苏全有：《洛阳时期的吴佩孚评析》，《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王甲成、王建华：《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来新夏：《论吴佩孚开府洛阳》，《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郑志廷、李凤伟：《试论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的背景》，《历史教学》2003年第8期。

王安平、刘丽敏：《吴佩孚晚年寓居四川始末》，《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郭剑林：《吴佩孚与抗日战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王红梅：《论抗战时期的吴佩孚》，《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张洪光：《吴佩孚未做汉奸原因浅论》，《沧桑》2006年第5期。

安国：《日寇诱降与吴佩孚之死》，《文史精华》1997年第2期；苗体君：《日本人是如何害死吴佩孚的》，《文史春秋》2003年第2期。上述看法与郭剑林所著《吴佩孚大传》（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持一致。

梁荣春：《“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学术论坛》1984年第2期。这一看法与吴根梁的观点：吴拒当汉奸保晚节（《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相左。

苏全有：《吴佩孚死因之谜》，《世纪》2003年第9期。

高德福：《冯玉祥与国民军》，《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熊建华：《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海振忠：《从基督将军到三民主义信徒——冯玉祥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转变》，《北方论丛》1989年第1期。

刘敬忠：《冯玉祥与南口大战》，《历史教学》1984年第3期。

刘曼容：《试论冯玉祥由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林凤升、吕书额：《试析国民军对直奉两系军阀的主和活动 (1926年初到南口大战前)》，《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刘敬忠：《冯玉祥与曹银贿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经盛鸿：《孙传芳与浙奉战争》，《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傅幼玲：《孙传芳经营江浙论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王晓华：《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失败原因初探》，《浙江学刊》1988年第6期。

孔祥征：《王占元督鄂与驱王运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李崇义：《王占元督郑与驱王运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朱丹、田子渝：《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经济搜刮》，《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12期。

田子渝：《军阀肖耀南论略》，《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沈煌秋：《萧耀南别传》，《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4辑。

刘迎红：《奉系军阀关内扩张简析》，《求是学刊》1991年第5期。

张伟：《试论奉系军阀的特点》，《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胡玉海：《论奉系军阀》，《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与探索》1980年第2期；白胡甫：《张作霖传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4期。

何应会：《试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陈崇桥、胡玉海：《张作霖与日本》，《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第41页。

胡玉海：《论奉系军阀》，《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

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左世元：《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

莫建来：《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学术月刊》1989年第3期。

刘迎红：《奉系军阀关内扩张简析》，《求是学刊》1991年第5期。

吕健：《试析奉系军阀军事力量迅速膨胀的原因》，《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高乐才、刘彬：《奉系军阀与东北海军的创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许超英：《东北空车发展史略》，《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王德朋、华正伟：《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构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姚会元：《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中国钱币》2002年第4期。

董昕：《奉系时期东三省币制节略》，《东北史地》2004年第7期。

胡学源：《奉系政治舞台的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

陈紫微：《社会交往与奉系军阀成长及消亡》，《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

常江：《实用实利的奉系职业教育》，《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陈崇桥：《关于张作霖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

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王海晨：《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徐玲：《从町野回忆录看张作霖之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潘喜廷：《张作霖在辽西的发迹》，《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陈崇桥：《奉系军阀与知识分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万家星：《为郭松龄辩》，《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毛履平：《论郭松龄事变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高红霞《郭松龄倒戈失败剖析》，《学术月刊》，1987年第12期。

刘敬忠：《试析玛玉祥与郭松龄反奉的失败》，《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周利成：《褚玉璞在天津罪行纪略》，《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