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政权鼎革，由帝制进入共和时代，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由臣民变为国民。以亲历者的见闻、言论、行事、感受、心境为视角，以其所写日记为主要依据，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新时代里找到立足存身之地，或力图借由时代变化而有所作为。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以免概念化解读、建构历史的偏颇。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而在亲历其事的人，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史事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各色人物如何经历革命的浴火，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

    三次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按住亲历者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曰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辛亥、民元为限，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曰记便是信史，中国曰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强行归纳；同时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曰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而能够留存下来又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周作人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1年的曰记传世，如张元济、沈家本、蔡元培、汪荣宝，甚至仅有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钱玄同。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只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几乎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不涉时事®。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肜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其当时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每年的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使用。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所记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了解较多的史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历史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方便。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适得其所。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各色人等，形形色色，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文所取社会身份，也不过是图个方便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则大谬不然。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1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要注意不能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掌握，则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

    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历史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转折时期则籍籍无名；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有名，与时政却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或占据时代舞台中央的明星要角，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有所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曰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进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

    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左右对于史事的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和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

    今人治学训练，少读书而多读甚至只读教科书，所著书多为史论，而非历史，或者说更多地是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可是，人们或许已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习惯于史论性的历史评价，虽然知道并且时时征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即使以求真为首务的史学，实际上天平也每每偏重于雄辩。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这一箴言本身在今日学界就显得相当灰色。近代以来学人好讲科学方法，只是所标举的归纳与演绎，本来不过是逻辑方法。在以西方为科学标准的背景下，或者说认定西方就是科学的观念主导下，逻辑方法才演化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鼓吹科学方法的学人又着重于前者，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史观先导的历史认识和表述。而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

改用阳历

    民国伊始，尚处于对峙状态的中国南北方分别改用阳历，只是开始实行的时间略有不同，光复的南方各省从1912年1月1日起即遵照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改用阳历，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省份，则是从旧历新正才改行阳历。

    历法关乎正统，晚清以来，又成为文明与否的指标。辛亥年草拟宪法之时，纂拟宪法协理大臣李家驹就以颁历为中国历史上大权之一，要求增入正文。而反清人士早就纷纷改用算法各异的黄帝纪年，以示与清王朝脱离关系。各省独立后，新政权也多采用黄帝纪年。1911年12月中旬，湖北军政府各部总稽查苏成章等呈请大都督通电各省，一律剪发不易服，并颁行新历。内务部遵批议复：原呈内称‘颁历尤属急务’一节，查尚寅之建，相因已非一世，骤更为难。该总稽查等所谓不为无见。属部业经开工刊印中华民国黄帝纪元新历，并仿照泰西各国月份牌式将西历附载”。“十月二十六日奉大都督批发各部总稽查处，请颁壬子年历书以新天下耳目。于是由印铸科长方作舟等刊印黄帝纪元壬子年历书，附戴【载】西历月份牌式，为习用阳历之预备，颁发各属一律通行。嗣因南京政府成立，始改用纯粹阳历焉。”12月31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开会，决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于次曰起实行。当曰，上海军政分府即电告各省：现奉孙大总统谕，中华民国采用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曰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要求转饬所属，出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遵照。

    本来清廷也有自1912年1月1日改用阳历的打算，1911年11月20日，资政院开会讨论剪发、改用阳历各案，议决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用阳历而不废年号。11月21日，恽毓鼎闻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极为不满，“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改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十月十七曰(12月7日）），清廷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可是此时清王朝已经焦头烂额，于此不急之务，无暇分心旁顾，结果不了了之。阳历新正这一天，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候人，光绪八年举人）记到：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辛亥十二月三十日，即1912年2月17日，坐上临时大总统大位的袁世凯发表布告：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从此，整个中国从法理上进入通用阳历的共和时代，确切意义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海内外青年学生

    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1886—1967，原名鼎元，又名继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的家乡县署奉令筹备过新历年，“谓之阳历‘中华民国元年'宣统辛亥总算终了，满清气数二百六十八年已灭亡矣。”如果所记不误，则在12月31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之前，湖北军政府已经做出了相同的决定。这与相关文献记载湖北军政府只是改用黄帝纪元，沿用阴历，附载西历为习用阳历之预备，在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用阳历后才随之改变的说法有些出入，应是最早依据阳历计算中华民国元年的新政权。当地的寒溪学堂为此扎彩新丽，元旦当天彩旗飘扬，“路人观者叹息，谓随洋人过年，行洋礼矣。”

    武昌起义前，朱峙三已经具有反清意识，并且参加过一些文字宣传工作，只是没有加入组织。起义前夕，朱峙三突发重病吐血，在病床上捱过两天，就于起事次日逃回家乡避难，同时养病。经过数月将息，病体逐渐复元，见局势渐趋平静，便动了上省找事做的念头，为此托过一些同学的关系。转眼到了1月下旬，朱峙三眼看消息沉寂，而同学好友纷纷上省，“欲往省谋事。盖腊月年关，百债待还，不胜忧郁，守株待兔不是办法。”于是剪去发辫，戴上西式便帽，父亲又为其“卜牙牌课云上吉，可就事，无危险。”（269:此为日记页码，下同）1912年1月27日，朱峙三终于和已经去辫的好友动身出发，走在街上，县里的相识者看到两人均无辫，惊异骇甚。朱峙三的发蒙塾师仍然劝其勿往省，“予以谋生要紧拒之。”（270)

    其时鄂省内陆航运，“自起义后，招商各大船往沪汉线者，均停班装兵，只有日、英轮船装客货往来如常，革命军尊重外交也。”朱峙三视为文明行为的同样情形，在郑孝胥和恽毓鼎看来则是表明革党不敢得罪外国的怯懦之举。与起义前相比，省城的“城郭犹是，但人民增多一二倍，长街行人拥挤不堪，与八月十五以前大异。新政府成立，谋事者不拘资格，商务又繁荣。噫丨此真新气象耶。”（270)同样景观，不同的人感觉印象却是截然相反。

    气象虽新，谋事却不容易。到处都是来省找事，的学生，有的已经来了月余，四处请托，尤其是找同学任官职有权力者，仍然不得要领。朱峙三原来想谋一知事位置，很难得到，退而求其次，愿作各县书记官兼审判。因为外县官吏发薪水，而省中官吏仅各支20元，一律平等。如果从政实在不行，则只好在报馆将就。

    这时的武昌流行语，见面问“在革”与否，“在革”系老同志，以前参加共进会者。以“满政”指清政府，“推倒”为倾覆之义，旧官吏为“满奴”或“官僚派”，还有“遭打击”、“讨论问题”等等新词汇。朱峙三因为“心中想做之事而未谋到，究竟不谋事回家欤？则又难与对人。”进退两难。谋不到事者，有的抱怨从前误信人言，“致今日与同学得志者不生关系”，有的懊悔“九月底未到省，失机会者甚。”因为连日访友毫无所获，朱峙三和一些境遇相同者已有归意（272)。

    恰在此时，朱峙三的同窗好友、早已“在革”、如今在民政部任职的张肖鹄为朱峙三谋到孝感、黄安两处书记官的位置。朱峙三权衡之下，选择同学任知事的黄安。书记官须负责审案，原定必须法政学堂毕业生，后改为通融，各学堂毕业生兼用，知事、书记官资格颇宽。薪水百串文，比在省城做政府及报馆事均为20元要好得多。而且省城位置变化大，往往一个职位半月即取消。另一位到处谋不到位置的熟人闻讯，随即前来求朱峙三带往黄安就一科员事（273)。

    朱峙三求职，虽然不无谋生的小算盘，却不乏更新的大志向。临行前友人问以到任前须拜访同乡会，朱认为“国体俱变，现在何必先访士绅。”况且“又兼司法，到县后不能与士绅接近，致滋物议。满清州县衙门弊太大，冤屈小民不知多少，其作恶士绅、光棍讼师亦负大半责任。委札下后，予即到任，不拜在省黄安同学也。”（274)希望改变讼师、刁绅、劣监与县署丁役勾结作恶的积习，开创政治清明的局面。

    其时湖北军政府仍然沿用清廷的札文体式，知事也监理司法，不过司法部已在筹备各县审判厅，一旦成立，知事和书记官即专理行政。朱峙三痛恨清朝衙门积弊，为司法所累者多，决心一一改革，“存吾二十年来善心耳”（275)。赴任前朱峙三回家探望，并到程师家，其师母“闻予近状甚喜，谓汝父从前恨张之洞，今日必感激张公培材，汝得有今曰做官位置矣。可贺！可贺！”朱峙三一笑而已(276)。回乡期间，熟人前来请托谋事者甚多，债主们亦不催还本利。朱峙三和家人都视为苦尽甘来。

新历2月底，朱峙三到任。黄安小县，县署官吏新旧参半，本地外籍均有，不少人是旅省同乡有势力者的亲戚。上任不久，朱峙三便开始清理旧卷、案例、批牍，择要阅之，因为书生初作官，且兼理民刑讼案，与知事平分责任，而各县一律禁止延请刑名幕友办理司法案件，署中无刑幕夫子。朱峙三一面向懂得公事的旧人请教，一面细心体察诉状、批判及旧卷，掌握旧曰刑名的办法，即开始审案。黄安民风好讼，“而歇家尤恶，皆赖两造人久住城中，贪图伙食、旅费调解人多，原被告多因讼倾家者。”新知事履任，力除积弊。“因黄安旅省同乡有权势者，如张国恩、董必武、王书华诸人，主张拘讼棍，杜绝好讼之风。”每案一堂即结，不使拖累，乡民因省钱而感恩不浅，衙役、讼棍均恨无财可诈，无乡愚可欺。朱峙三父临行前不断嘱咐他“令人民无讼乃良吏也”，朱峙三决心以公门为修行处，“满清衙门积弊大，今为民国，不可使黄安有冤民也。”（285)

不过，朱峙三对于前清的事物并非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排斥，“清例，公署人员、刑、钱幕友不与本地绅耆接谈”（294)。他延续成例，拒绝士绅说官司，来访者凡涉及讼事，立即看茶送客，并且赞道：“此制度系前清例，甚好，可拒说官司者”。稍后黄安成立临时参议会，议员中有好几位的子侄与朱峙三同学，一般交谈无须回避，若是司法说情，则仍然婉拒。同时又赞赏北京政府通令停止刑讯为善政(286)，孙中山总统令开放置户堕民、禁止贩卖猪仔、保护华侨，皆仁政也（289)。

    黄安“前清一案官吏拖延不理，往往有拖半年、一年以上，命案则拖至三年以上犹未结，真所谓讼累也。”（294)朱峙三和县知事于无端小事快刀斩乱麻地审结，命案则反复勘验。经过整顿清理，很快就没有积案。讼风渐息，老讼师无事可做。朱峙三虽然并非素习公事者，又是大病初愈，却丝毫不敢懈怠。他认为，“学问无他，顾在人为，若果振起精神，遇事研究，不因循，不畏难，无人而不得焉，何事不可为之。”（300)所以经常调阅研究民刑案卷。“予为审判官，办理司法小心万分，恐民有冤屈，损阴德也。从前恨衙门积弊深，况予住县城内，尤深悉我县衙门积习。今日司谳权在手，可以时时积善修行，凛遵父训，时时未忘修德。”（306)

    司法进步不能仅仅取决于朱峙三个人的自觉作用，新政权在短期内还进行了制度性变革。4月中旬，黄安成立临时参议会。5月下旬，开始筹备司法独立事宜，“署右之典史署已照审判厅例，修补改造为高柜台式样。”（301)并将司法行政卷宗分别。6月，司法厅成立，黄安初级审检厅接管司法事务，县署的行政事务相应减少。7月，各县书记官制度确定改为秘书。根据内务、财政两司改定各县经费表，黄安为中县，知事薪俸240串，书记60串，职员伙食公算，每天160文，特别小县每月行政费800串以内。到11月初，朱峙三记到：此半月司法有地检厅，行政事减少。立法事大，三权分立之基，基于此矣。”（325)在县政府的主持下，黄安还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在辖下各区筹备和实施了众议院选举事宜，并且加紧筹办正式上级下级自治局，限期20余日完成。

    不过，朱峙三对于这样的变革似乎没有感到太多的欣喜，该县临时参议会举出的正副议长分别为前清的举人秀才，与地方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尤其正议长为人糊涂，因为想要通过知事安插私人被拒，与知事结怨，在议会散布蜚语，并借故控告到省，力图排挤而去。而黄安绅商学各界则设法挽留，形成知事怕议会，议会怕地方各界与之为难的连环套。正如其父所谓“知事难做，各县绅权太重，卑劣者参入议会，贤者难安其位”322)。一些官绅甚至摇身变成党派首领。由于议会的控告及在省同乡的倾轧，本来还想有所作为的知事自知位置难保，心灰意冷，甩手不干，一应政务均由朱峙三代理。县署职员的行事，再现前清衙门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令朱峙三看得既生气且慨叹。而新设地检厅官员为法政学堂毕业初次做官的学生，不熟司法和人情世故，所批判每为士绅讽刺，拖延甚久，不能结案。于是朱峙三慨叹“司法独立，于人民添讼累而已”（316—317)。

    朱峙三因知事被排挤去职，改换新人，又风闻文官法没有书记官一职，加之病体尚未彻底复元，公事劳顿，萌生去意。只是因为亲友们都不赞成其去政界谋学界的打算，才勉强维持。到了11月下旬，众议院初选投票结束。临近阳历新年，为了表示革新庆祝，朱峙三主张贴新联，并且亲自撰写两联：正朔初颁，看五色旌旗，民国重增新气象。舆情上达，对双泉明镜，高深不似旧堂廉。”“数声啼鸟送春来，欣逢黍谷阳回，居陋廨芜斋，官吏廉如双鉴水。一国政纲随途转，窃愿邾城多士，趁棚中彪炳，文明高挹五云山。”（333)这既是朱峙三本人的心境写照，又是他对共和新时代的殷切期望。

    朱峙三虽然倾向革命，赞成共和，却没有政治正确的偏见。他认为黄兴倡导的国民捐害人不浅，而彭楚藩烈士之父当街掌掴审检厅官员，为无理取闹，不识时务。省上发交该县旗人200名安置，也能适得其所，没有卖做婢女者。虽然大张旗鼓地过了新历年，可是旧历年关，百姓和职员仍照旧例，即由腊月十九至正月十九，县官封印，不理民刑案件。“旧俗二千余年，此不易改变者也。”（336)依据公布的大总统令，书记官大约改为科长，朱峙三已在谋求退路。延至民二8月，终于辞职而去。

    在任期间，朱峙三自觉最可称道者还是司法。清代政治之恶，于司法黑幕体现最为突出，孙中山为此一再撰文揭露抨击，并且作为必须推翻满清统治的重要理据。朱峙三后来记到：安邑多土豪，俗好讼，地主视贫雇农为奴隶，稍不顺意，以一白稟遣报告送县署。知县准其案，责佃户或拘押以顺地主意。闻其习已二百余年矣。予到任后，与知事傅君力反此恶习。来诉者，当堂袒佃户，或轻罚。于报告则面斥而训之，命寄语地主勿欺贫户。阅月余，乡里大哗，而贫困者得所伸，多有感予断案公允者。予闻而心喜。嗣安邑知予以贫士青年为吏，家无恒产，恶富豪而故为矫枉者。私心更喜之。两月以后，遣报告送佃请惩者绝迹。”（279)此言多少有些后来的时代印记，当时主要还是从扫除旧制积弊的角度着眼，矫正民风好讼之习。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叶绍钧（1894一1988,后名圣陶，字秉臣，江苏苏州人）阳历1月1日照常到校上课，有同学说中华民国已经改用阳历，“众未信，电话询民政长，果然。则今日元旦也，年假之期当于是数日前矣。以未及知，故未及放，而习惯上有所未便，故知之亦不即放年假。特元旦则必须假，遂放假。”叶绍钧的日记，从也这一天起改用阳历。新年新国新气象，处置罪犯由杀头改为枪毙；剪发去辫者日多，学生家长也纷纷将辫子剪去；同学们为了与校长合影留别，不愿着虏廷服饰，决定改穿西装，没有的只好到处找亲友借；书肆出售孙中山总统的肖像，印制精美；一般人事事节省，易服与时尚者改穿皮鞋，旧式鞋业价格大跌；民国的第一个元宵，同学们集资庆祝，张灯结彩放炮，提灯游行，炮竹声中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该校监督袁希洛是同盟会员，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参事和江苏省代表，正忙于议订宪法，短期回校。他反对宪法赋予总统种种特权，以防同胞永远受无量之亏，又不赞成擅长文字的某君为内阁总

理。考虑到“毕业后势难求学，不求学则必有所事事，方可免惰民之诮，更求免冻馁之忧”，该校几位同学联名写信给袁希洛谋职（79)。他们的想法是：“世界进化全赖工商，人生职业舍此莫属，我侪他日之职业，将于是选择矣。如云政治等界，为服务之事业，讵人生之至乐，并非可终身居者，于意殊无当焉。然吾侪实业专门之学曾未问津，虽求学之时曰非缺，而求学之能力已殚，则得一正当之职业以立身而处世，且难乎其难矣，亦微可怜也。”（82)

    恰在彷徨之际，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在留园召开成立大会，王伯祥、顾颉刚、叶绍钧等相约赴会，来人有六七百之众，会上素抱社会主义的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发表演说，讲述社会主义的起源、进行方法、各国社会党状况，认为社会主义可将宗教家所谓人生最完美幸福的理想天堂的极乐世界，实现于现实；主张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消除贫富贵贱的阶级，提倡社会教育和工商实业，同胞的程度齐而经济裕，达到绝对平等自由。英国社会党最发达，而瑞士社会主义为模范，美、俄、法等国信奉者日多。至于东方，日本的社会主义难以发达，有待于中华，中国适合于社会主义。“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晰，不愧为此主义之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80—81)随后，三人正式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苏州该党党员达200余人。与顾颉刚相比，叶绍钧参与该党活动的热情较低，且对党人陈义过高，不能为—般劳动者所接受有所担忧，又对吸收党员过滥有所不满，不过他对社会主义则充满信心，认为社会主义惟我之力，可以发展于现世界，以至于消灭宗教（90-91)。

    叶绍钧等人向南京政界谋职事，袁希洛颇不赞成，一则无位置，再则希望他们在地方任事，不行则小学教师亦可。1月28日，该校举行毕业仪式，袁希洛演讲，谓“经营缔造弥困苦艰难，而一国中之操大势趋向之权者，实在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中等社会矣，可不勉之。”（88)叶绍钧等人面向现实，改求小学教师位置，经多方努力，终于得到言子庙初小教员之职。虽然志不在此，也可以作为一种历练。而且胡先生告以小学教育可由学生转移其家庭，并为其他家庭所仿效，“其责洵非轻浅也”（94)。

    个人前途之外，叶绍钧继续关注时局，他坚决反对优待清室，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则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94一95)恰好这时社会党也对议和之事颇有意见，专门开会讨论，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96)。

    叶绍钧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用心良苦，“而孰知南人之心有大不服袁世凯者乎？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堕其术中，又复莫之奈何，乃多方运动，使之任总统之职。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丨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丨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丨更可恶者则为参政院，选举而可预先约通，则何必选举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则改面易目，居然民国议员，可鄙丨于此一思，令热心人长灰心之念”（97)。

    2月18日，社会党举行党员大会，在上海办《社会日报》的刘铁民发表演说，“言袁世凯之必不能为吾民造福，而苟就今日之大势以遽已，则所谓共和非真共和，第二次革命在指顾间耳。”（98)语至痛切，与会者百余人皆鼓掌不止。该党议决反对袁世凯为总统的进行办法，分别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一为直接表明反对之意，一为请设法挽救。叶绍钧认为发电肯定无效，“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再则运动军队及全国同胞以解散现今之参议院，更由全国人民公举议员以举定大总统。”如果参议院另举不适当者为总统，第二次革命仍然在所难免（98—99)。

社会党定期举办演讲会，讲题包括遗产归公、教育平等、融化种界等，形式生动活泼，内容理真而辞显，反应强烈，效果显著。可惜好景不常，不久，社会党苏州支部主任干事陈翼龙辞职，前往南京就友人所与位置，顾颉刚等人深切挽留，陈告以此行欲集巨款，访密友，结秘密团体，一旦成功，必常来苏州（103)。陈翼龙去后，苏州社会党虽然照样活动，只是会场上已无精彩可言。

就个人事业而言，拥抱民国的叶绍钧并不顺利，困于经济，他不能从事最心向往之的办报，初小教员的位置也受到解职旧教员的排斥。得知王伯祥家债台高筑，常常早出晚归，以避债主讨债，叶绍钧不禁悲人人快乐的黄金世界，只能悬诸理想(117)。自己的教书生涯也不轻松，辛苦，惟恐误人子弟。不过，这些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从革命变动中获益不少，社会主义之外，叶绍钧和顾颉刚等人常常谈论无政府主义、俭奢之心以及孔孟之道。叶绍钧觉得无政府主义无甚高妙之学说，尚俭与尚奢，随环境而变化。顾颉刚则指孔子之言为专制帝王之脚本，用以锢民奴心，以固帝制，孟子所谓王道、治民，与孔子相同。“夫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王道？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理治？视君王天子则若高出乎人类之中者，而其余同胞则悉处于被动之地位。若此学说有可尊之价值乎？且如为孔立庙，春秋祭祀，直是奴隶其心志，其害甚于迷信宗教矣。(105)这番“蔑侮圣教”的小子狂言，可见其后来疑古，确有反对孔孟之道为帝制服务的渊源。

    辛亥年就读于清华学堂的吴宓（1894—1978，字雨僧、雨生，陕西泾阳人）后来自称：宓当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至若陈君衍表兄(之硕）之奔赴南京，参加新政府，并非热心革命（其对革命及新政府，批评尤深刻），而因必须积极活动(时年二十五），为全家老幼谋生计也。”虽然是当事人的自述，也有不尽不实之处。确切而言，吴宓虽然不愿意社会政治动荡，却痛恨专制，而且随着革命爆发后政局的变化，越来越不满于清朝尤其是满人的所作所为。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惶恐、愤懑、焦虑和内心挣扎之后，他终于和同学一起南下上海，投奔在《民立报》临时兼职的父亲。

    1912年1月22曰，避居上海的吴宓到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报名。其父与于右任等关系密切，在《民立报》寄宿，兼助校对。由于父亲的关系，吴宓常到《民立报》社，每曰看《民立报》。其时蔡元培等人发起进德会，吴宓看过章程，觉得主张合于自己的宗旨，且实行不难，很想加入为乙部特别会员。虽然最终未能列名其中，还是愿意破除嗜好，养成习性。他在电车上见有华人脑后犹垂长辫者，同乘西人执其辫问道：“此物何名？其人答曰：此物中国名之曰辫发。西人笑曰：中国人素无是物，焉得有是名乎？其人下惭，迨车停即下，趋理发店剪去其辫。事亦足解颐也。”

    考取圣约翰后，三月开学，吴宓前往住校。该校虽然收费最贵、英文程度最高吴宓开始还担心自己英文浅薄，力有不及。谁知各种科学并不完备，课程又多是学过的，相当浅薄。只有英文和世界史值得学习。管理则多舍本逐末，星期曰亦不许外出，而每日必须祈祷，令人难堪。诸多不满之下，吴宓萌生回到清华复读的念头。只要清华重开，“则余等必弃此而归就彼矣。”（一，206)

    由于怀有异心成见，吴宓眼中圣约翰的不好日益增多，如体操和记过的规则多不合理，学生动辄被司事记名报告监督记过，甚至一次有记十过、二十过者，而学生尚不知情。被记过者于每周六施罚禁闭，每过半小时，年幼者还受笞楚。“以余观于此校，殊不见佳，功课既如是，而管理尤无规则，惟严责以礼拜、体操二事，他则置而不问。寝室、讲堂任意唬呶纷扰，毫无顾忌。且每夕各室中，胡琴、二弦与戏曲之音以及笛箫等类诸处并作，而管理人则不措意，且若望其技之精者。惟积此种种之恶因，而此校之名誉则甲其群，而所出之学生英文颇深，吾实不知其何由而至是也。”（一，206)其间显然有中外教育理念与习惯差异的作用。

    按照吴宓的描述，其在校一天的作息大致是：“每晨余不敢待至六点五十分，恐迟不及备，于是六点过后即起，往盥漱毕而整理床铺，旋即于七时赴操场体操。七时半，复由操场赴聚集所祈祷。八时，则由彼处赴食堂早餐。餐毕即上课，直至十二时复往午餐。餐毕又往上课。四时课毕，则又往体操。五时始毕。而六时半又往晚餐。八时，又往聚集所夜课。九时始归，急寝。九时半即熄灯矣。星期日虽无祈祷上课等事，然每日两次礼拜，合计至三小时之久。又道学课一小时，故惟礼拜六日下午尚觉空闲而已。”（一，207)于是吴宓发现“种种不适意之点，即同学相待情形，亦觉远不如清华，又遑论宏道耶？且此校风俗殊坏，学生之间有种种之界限：正馆卑视备馆，旧生侮辱新生，初来此者每觉有种种难受之事。”吴宓即被人戏称为“糊涂men”（吴宓学名吴曼陀，其姑丈醉中误写成吴陀曼）。加上同学都是南人，仅他一位北人，更形孤立，“觉此中设施，去取皆好恶与人殊”（一，207—208)。

听说该校入教则免交学费，吴宓开始打算无论如何应从备馆毕业，所以一度想入教。后来证实要入教一年半以后才能减费，且不能以此为由入教，只好作罢论。他参加了名为“扪虱谈虎社”的辩论会，为名誉赞成员，亦觉无趣。“余在此终日不读书，而殊觉忙碌过于清华时，祈祷也，体操也，以及其他事项，终日奔走，未能修学，未能读书，未能为疚。”（一，214)他甚至痛骂同学，认为北人强于南人。尤其厌恶教会学堂日复一日的祈祷功课。“吾不知西人号称文明，乃为此愚钝痴朦之举，而必使学生辈费其最有价值之光阴随作跪拜，是诚何心哉！”（一，243)进而慨叹国家教育不发达，不得不忍受种种束缚。

对于新生共和制度，吴宓似乎也不大满意，陕西光复后为会党所控制，野蛮暴虐，在他是一大恨事；丁义华演说提及改良风俗，国民进于道德，共和才有前途；而卜济舫的文章有学校断无共和之说，吴宓赞为今日之箴砭。遽改阳历造成一些困扰，吴宓也很有意见。因为清华迟迟没有重开的消息，吴宓还考虑改考天津唐山路矿学堂。恰在此时，清华即将重开的报道见诸报端，吴宓决心暑期后前往。

其实圣约翰的程度风气并非不佳，作文题目和辩论主题有迁都、女子参政、借款、平息兵变等时政内容，受课之文则有“吴烈士传赞及吴烈士遗诗”。只是吴宓抱有成见，诸事不顺心意。4月底，他写了诗词各一，抒发其对于时政和自己身世的感伤：

    《摸鱼儿•暮春感怀寄仲候》

    更几番血风腥雨，秋来冬去春暮。江山破碎不胜愁，忍听流莺啼树。君试戏，画梁间，燕啄新泥巢已构。伤心共谁诉？叹国社阽危，民生创劫，今朝犹咋故。

    平生事，凄凉不堪重语。十年诗书空误。青山海角哭歧路，知伊飘零何底？回首处，更何人，肝胆情怀同此意。相怜吾子，同丽句伤春，潜心修学，日来身健否？

    《和欧阳穀贻君感怀作原韵》

    入世无端历几霜，忽惊浩劫到红羊。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高坐唐衢空恸哭，穷途阮籍自疏狂，野塘花落春归尽，乡思海还添雁一行。（一，243—244)

    诗词表达了吴宓对于革命引发社会动荡，民众遭受创痛牺牲却并未换来美好生活的遗憾和不满。

    5月，经过与父亲、学校的几番反复协商交涉，吴宓终于从圣约翰退学，如愿以偿地北上清华复读。可是清华的生活仍然不能令吴宓满意，考试成绩位列全班末尾，吴宓自觉可耻；参与同学组织的智育励进会和进德文社，两个组织又意见不合，发生冲突，令其觉得任事之难；校中宿舍四处漏雨，他痛恨承建的德国工程师和当局枉费巨资。大概吴宓也察觉到自己牢骚太多，承认“余之日记所记，皆可愤可怒之事。人之览余日记者，将不胜其愤怒矣。然是乃所谓沧海之一束，不足见世事之大也。”(—,251)

    其时吴宓兴趣甚广，旁骛甚多，分心学业，他也有所反省：“诗文之研究、古书之披阅、著述之执笔以及国事、家事之感想，下及信札之往复、琐事之料理，又凡一切无谓之思虑，皆所谓魔障也，其对于西文之研究皆具莫大之阻力。余之魔障甚深，学之不进，良有以也。欲学之进也，须力去魔障，而后可以专心研究。余虽知其事之有益，勉力以试为之，然实病未能也。”一，251)看了《市声》，投身工业之志油然而生；耳闻目睹种种野蛮纷争的现象，则愤恨不已；又与同学汤用肜合写小说《崆峒片羽录》。

    暑假开学临近，吴宓因为年来荒废，学无寸进，决心下学期静心用功，以求英文进步。并自定了熟习功课、屏除无益思想力求快乐、注意身体卫生、有暇杂阅英文书不为他事等四条力行之事。由帝制而共和，似乎没有改变吴宓既定的人生轨道，也没有为他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提供多少便利帮助。

    进入民国，对于身处异国的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不无影响，虽然他的留学生活并无多少改变，可是作为共和国民毕竟与皇朝臣民不可同曰而语。他批评“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认为耶教“持天下一家之说，尊帝为父而不尊崇当日之国家，亦罗马衰亡之一原因也”。面对欧美对民国的政局社情民意的普遍误解，他多了几分为中国辩护的自觉。1912年10月10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一，162)他曾投稿给纽约TheOutlook，论中国女子参政权，旁及选举限制。又对有人演说亚洲的日本、中国、印度三国风俗毫无真知灼见，徒具皮相感到不满，拟作《中国社会风俗真诠》一书，“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言之得失，此亦为祖国辩护之事，”并且列出篇目，其中第十即最后一篇为“新中国”（一，164—165)。后来有Mrs.F.E.Bates(培茨夫人）演说女子选举权，亦引中国为口实，胡适还作书投报，以辨其非（一，178)。

    保尔•S•莱茵斯（Paul.S.Reinsch，即芮恩施）所著“IntellectualandPoliticalCurrentsintheFarEast”《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中有一长篇论中国廿年以来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看后，认为“于实在情形，了如指掌。美国人著书论吾国者，未有及此书之真知灼见者也。”特意将其中人名年月讹误之处指正，作书寄与著者（一，165)。他还注意到为中国革命事效力不少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e)的死讯，惋惜这位曾为孙中山军事参谋的军人死于民国告成之日（一，177)。

    对于同样专文论述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梁启超，胡适更许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丨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获悉梁启超归国受到京津人士的欢迎，“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一，180)。这时的胡适，俨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且所持民族主义与认识世界大势并行不悖。

    11月，曾在中国海关长期任职的J.0.P.Bland(布兰德）从伦敦来到美国到处演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于是胡适作书寄往《纽约时报》，加以指正。稍后布兰德到胡适所在城市演说“TheUnrestofChina”（《中国的动荡》），胡适亲临现场听完，“起立质问其人何故反对美人之承认吾民国。彼言列强不能承认民国，以吾民国未为吾民所承认也。吾又问其人何所见而云吾民未尝承认吾民国乎？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尝作此语也。予告以君适作此语，何忽忘之？彼言实未作此语，吾自误会其意耳。实则此言人人皆闻之，不惟吾国学生之在座者皆闻之，而美国人在座者，事后告我亦谓皆闻之。其遁辞可笑也。”（一，184—185)11月22日，由于“连日以Bland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市与纽约均有书来议进行之方，抑制之策。今日吾国学生会开特别会议事，余建议举一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一，185)后来纽约《独立报》（TheIndependent)载文论承认民国事，“甚厚我”（一，190)。

    此外，胡适还注意到辛亥鼎革一段历史的史料与研究，他在任鸿隽处读到《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一，187一188)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详查，至少王锡肜《抑斋自述》所记与此有异。

作者：桑兵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编辑：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