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闫作雷：从“群众科学”到“民科”: 新时期科幻的一个侧面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闫作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近年来，研究者将新时期初期(1978-83)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幻具有显而易见的过渡性质，就其中的科学观来说，它保留了1950-70年代的某些科学理念，当然也显出新征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时的科幻经常描写“民间科学爱好者”（以下简称“民科”）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而对此的争议为探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也连带出“群众科学”在新时期向“民间科学”转化的问题。

“群众科学”在1950-70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曾被大力倡导，历史转折时期虽继承了这一科学理念，但对科学的理解与定位已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失去了体制保障和政治支持，在新启蒙和科学专业化的语境中，那些被“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激发了科学热情的业余科研者，日渐向“民科”转化，其与“科学共同体”的对立，被建构为疯癫与文明的对立。“群众科学”的人口基数，加上“科学热”的氛围，使“民科”在新时期大量涌现。“民科”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一群体身上隐藏着一段社会主义的科学政治史。

一、新时期科幻中的“民科”形象

“民科”各国都有，但中国为甚。不过“民科”在当下中国也在式微，其主体经历过1950-70年代的群众科学运动或新时期初期的“科学热”，大部分年龄在50岁以上。1980年代之后，类似报道经常见诸媒体：某“民科”宣称攻克了世界级的数论猜想，或自称创建了某一“真理体系”，造出了永动机，等等。按照田松的定义：“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民科），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说来，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他还总结了“民科”的一些特征；出身底层，学历很低，“心理特征是偏执”，是“精神病人”；执迷研究，不顾家庭，听不进别人的反驳和建议，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1。除了“民科”还有“民哲”，2018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收到一千多篇“民哲”的投稿2。总之，“民科”（“民哲”）被认为是走火入魔的反科学怪物。

然而，新时期初期科幻小说中的“民科”形象却是正面的，科幻作者们为“民科”的遭遇鸣不平。当然，当时还没有“民科”这个说法，普遍采用的是业余科学研究者这个称呼，不过其行为表现与“民科”是相同的。科幻小说支持“民科”延续的是1970年代的科学理念，显示出独特的政治意味。这类小说在当时为数不少，它们为业余科学研究者辩护，质疑或反思科学、人才的评价标准，从中能明显看出1950-70年代的“群众科学”和新时期“科学热”的影子。

最有代表性的是叶永烈的“惊险科幻”《不翼而飞》（1981）3。这篇小说虽冠以科幻的名目，但讨论的却是科学的专业化、人才标准等问题。小说的开头是一桩离奇的失踪案：延吉市布尔哈通狗肉店女厨师林丽神秘失踪，亲属收到一封署名WS的来信及巨额汇款，信中说林丽因故暂离延吉一年，恳请照看其家人。全国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案件：贵州一个15岁男孩、广东一位数学家也是突然失踪，家人收到一封告知平安的信和一笔巨款。警官金明经过周密推理，侦破了此案：主犯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科学中心人才学研究所”所长王松教授，从犯是废品站工作人员兼考古学家谭天宏教授。王松是“人才学”专家，著有《论人才》《论人才与逆境》《世界人才史》等著作，他认为“自古雄才多磨难”，出身底层的小人物也能取得重大科学成就：出身底层的挪威数学家阿贝尔生前将重要论文寄给法国数学权威以供审查，但后者根本就没看，这篇论文直到阿贝尔去世才为人所知；盲文的发明者布莱尔出身于马鞍匠家庭，他发明的盲文同样一度无人问津，死后才被认可……鉴于“春天里也还有寒潮。即使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大人物’压制‘小人物’，还有种种习惯势力，‘雄才’仍旧‘多磨难’”的局面，王松制定了专门资助“陷入困境的科学幻想家”的“WS计划”，即让他们摆脱事务性工作，在他提供的舒适环境里安心科研。因担心“大人物”非难，这项计划只能秘密进行。这三人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林丽利用业余时间从理论上证明了“磁单极”的存在，成果却无处发表；那个15岁男孩“具有研究生的水平”，提出了与黑洞理论相对的“白洞”理论；而广州的数学家虽功成名就，但因身兼18种职务荒废了科研。

  《不翼而飞》▲

在悬疑科幻的外衣下，小说核心是林丽夫妇和谭天宏的科研故事。林丽和她的丈夫崔华是狗肉店厨师，他们高中毕业后，因共同爱好电子学而结为夫妻。崔华沉迷于电子学，自学了《电子学》《磁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引论》等著作；林丽本来要报考大学物理系，“可是听说不少人看不起服务性行业工作，不愿当服务员、当厨师”，就主动放弃了考大学，要求分配到饭店工作。夫妻二人志趣相同，“下班后钻在他们的电子学里”，常常通宵达旦，“每夜只睡两三小时”，但不久崔华积劳成疾，患癌离世。崔华得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和林丽合写的一篇论文，不仅没能发表，还招来冷嘲热讽。夫妻二人呕心沥血完成的这篇论文名为《论磁单极》（即只一个南极或北极，磁单极据说有科学依据，但从小说提供的论文片段看，论文缺少数理逻辑，多是哲学思辨）。这篇署名“吉林省延吉市布尔哈通狗肉店崔华、林丽”的论文寄给了物理学权威费秋教授后就杳无音讯，崔华写信询问也无答复，后来他颇费周折打通了费秋的电话，没想到遭到讽刺挖苦：“你们的论文有一股刺鼻的膻味儿，实在不敢拜读。如果你要我看你们的论文，请你们不要在狗肉店当厨师，考到科学院当研究生！要知道，我是一个从来不吃狗肉的人，当然也就不会看狗肉店厨师写的论文！”费秋“门缝里瞧人”，不过让他们考研究生的建议还是中肯的，但夫妻二人挑战的就是这个专业化的等级秩序。夫妻二人的科学理念显然与新时期重视专家和科学专业化的语境不合。受此打击，崔华精神崩溃，抑郁而终。崔华去世后，林丽依然坚持研究电子学，直到被“WS计划”选中。

而林丽如何被选中，又引出谭天宏的故事。谭天宏在废品收购站工作，也是没念成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由于历史知识丰富，他在废品站发现了许多古物，其中古镜尤其多，他利用这些实物材料撰写了《中国古镜之研究》（署名“北京市废品公司谭天宏”），然后寄给了一位“考古学泰斗”，结果也是泥牛入海。半年后他在废品站居然拣到了自己的书稿。谭同样被气晕，但他不灰心，又将手稿誊写三份寄给了另外三名教授，而其中一位，也就是王松，看了论文并给予很高评价。在王松的指导下，谭天宏又撰写了一系列考古学论文，最后被“中国科学中心”授予教授职称，但为了方便做研究，他依然在废品站工作，在废品中又发现了很多文物以及被当成垃圾处理的论文，而这其中就有林丽夫妇的手稿。谭天华看到林丽夫妇的论文，联想到自己的遭遇，立刻请王松推荐出版，王松将论文再次寄给了费秋，只不过署名改为了复旦大学物理系某教授，没想到费秋很快给出审阅意见：此书极富创见，请有关部门尽快出版。科学界的“势利眼”让谭天宏愤怒不已，从此他就开始协助王松落实“WS计划”。

这不仅是一篇控诉科学权威压制“民科”的檄文，它还显示了诸多时代症候。小说中那些戏剧性事件是为了证明，小人物的科研成果也可能有巨大价值。当然，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值得商榷，其设想的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式也与今天完全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悬置。这篇小说表明，“文革”之后，科幻界、科学界、普通民众并没有就科学专业化达成完全的共识，1950-70年代的科学观念在此时期仍有延续，王松所坚持的卑贱者办大事、科学家大多出身低微等想法无不可以在此前时代找到相应表述。历史转折时期的过渡性质就在于，过去的遗产和未来的萌芽共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提高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同样强调“群众科学”的重要性。

科幻作家王晓达也写过一篇为“民科”辩护的科幻4。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所大学实验室的实验员，学历也不高，自称创立了“空气光学”，不断找人推荐发表他的成果。后来他找到小说中的“我”，一位记者，但这位记者像费秋一样，并不相信他的“科学理论”：“‘你们记者交际广，假如能帮我把这些著作推荐给权威们——，当然，我不希望得到首肯，但至少可以听些意见。’他显然陶醉在自己的‘空气光学’之中，脸上逐渐升起两朵红云，眼睛闪闪发光。我呢，听到这里，不仅没有被他的情绪感染，反而冷静了。心想：假如你还告诉我，已经发明了十种永动机，我也不会惊讶。自命不凡的‘伟大发明’我可没少见。对这些人，我倒往往怀有一种怜悯的心情。我曾不止一次接待过背着铺盖跋山涉水，啃着自带干粮来送交‘永动机’图纸资料的‘发明家’。现在，我面前这个什么‘空气光学科学家’，似乎也是这些‘发明家’的同类项。因此我用婉转的语言表示了坚决的态度。”这位“空气光学家”频受打击但并未消沉，后来成功制成了“空气光学剂”，可使太阳能得到更合理利用。在事实面前，这位记者幡然悔悟：“至少，以后再有人来找我谈‘发明’，甚至是幻想，我决不会再贸然把人家‘否’了。”这位“空气光学家”对“权威”打压“小人物”的业余科研十分不满。

  王晓达  ▲

这种不满在新时期之初的科学界也有体现。钱学森尽管也批评某些业余科研者杜撰的“虚无缥缈的理论”，但总体上较为包容，他将可能培育未来科学萌芽的理论、学说称为“潜科学”，在他的建议下，《潜科学》创刊。该刊的发刊词与王松的观点如出一辙：“由于一时鉴别不清而受压制、被埋没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史上更是不胜枚举。……具有相同信息的科学思想，从一个无名氏的嘴里说出来，总没有从一个权威口中说出来的社会影响来得大，因而被埋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潜科学》宣称将秉持科学无禁区、科学无偶像的原则，对“无名氏和科学权威”一视同仁，专发那些“权威们尚未承认的”科学论文5。

然而，尽管科幻小说和极个别刊物支持业余科研者，科学界主流其实对之持否定和排斥态度。于光远主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就曾刊文告诫“青年业余投稿者”：不要再投用自创术语搭建庞大体系、用哲学思辨研究尖端科学问题的文章6。这些业余科研者，后来的“民科”，随着历史转轨期的逝去，形象越来越负面，他们固执可笑，无知无畏，他们的胡言乱语是没有被启蒙话语收编的非理性谵妄。新时期科学封神与“民科”成魔是同一过程，不对挑战“科学共同体”的“民科”进行批判就不能凸显科学的权威。然而在当代中国，“民科”这个“文明”时代的“疯子”，“现代”世界的“变态”，身上却携带着一段隐而不彰的历史，它穿越时空再次将科技政治问题推向前台，它的前史是“群众科学”。

二、“群众科学”及新时期初期的科学观

从以上小说可知，“民科”涉及科学与技术两方面。相对来说，前者是“民科”的主要类型，后者因与生产应用联系在一起，严格说来，如果不是痴迷于永动机之类的“发明”，“民科”色彩较为淡薄。今天的“民间发明家”，因现实生产需要，发明一台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工（比如央视十台的《我爱发明》中的那些机器），这正是技术发明的本真状态；或制造出低版本的、早已存在的机器设备（比如潜水器、飞行器等），虽不具有技术革新和科学突破的意义，但也不能说是“民科”。所以这里所谓“民科”，主要指科学（理论）“民科”和技术空想的“民科”，他们皆联系着1950-70年代的“群众科学”。

“群众科学”的理念起源于延安时期的“科学大众化”与“自然科学运动”，但大规模实践始于“大跃进”时期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7。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土科学”、“土专家”受到重视，土洋并列，二者都是中国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进行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土”标示出技术发明与革新者的身份，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登上技术革新的舞台。“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被认为是古今中外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8。所谓“卑贱者最聪明”，不仅是给小人物打气，振奋敢想敢做的精神，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人民知识化，使其摆脱异化劳动的宿命，成为有文化的无产阶级，以此缩小脑体差别，为直接管理国家做准备。“群众科学”也被认为有助于提升科技工作者的政治认同，保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属性。1960年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技术发明与革新要实行工人群众、专业技术人员与领导干部三结合）原则充分体现了这一设想，并在“文革”时期得到完全实行。“三结合”方案并非没有问题，但它确实激发了劳动群众的科学创造精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科研方式也取得了很多科学成果9。

农业领域，土洋结合，涌现出大批生物治虫、育种土专家，他们与将科研搬到生产一线的农业科学家一起探索“科学种田”的方法。值得一说的是，“文革”时期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与“群众科学”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发动群众寻找到的野生稻及“四级农科网”，杂交水稻的研究与推广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宣传凸显的也是集体科研的力量，并没有突出袁隆平的个人作用，袁隆平家喻户晓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10。医药学领域，屠呦呦参加的“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更是社会主义科研大协作的典范。工业领域，工人参加工业设计和技术革新，比如有研究者注意到的“文革”时期“赤脚电工”参与电子计算机生产11。当然，“文革”后期关于“三结合”技术革新的报道，有不少夸大成分12。但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群众科学”运动对民众科学素质的提升作用。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

探讨了中国农业科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  ▲

但“群众科学”不可避免会造成对基础科学的忽视，基础理论研究被认为脱离生产。数学研究也要服务生产13，如华罗庚在全国推广优选法，这是有历史合理性的，但将技术突破和科学创新归因于“两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多少显得牵强附会14，这种情况在“文革”后期较为普遍，上海的“文革”支持者甚至用哲学批判科学，比如批判相对论15（这一点为“民科”所继承）。从批判者引证的材料看，当时科学界对哲学能不能干涉自然科学研究的争论异常激烈，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及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展开的争论表明，科技领域确实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16。

需要说明的是，“群众科学”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仍被重点强调。这次大会的基调是：科学研究要坚持专业队伍与群众队伍相结合，发挥专业队伍的骨干作用（这是新变化），同时“大搞科学实验群众运动”17。不过，不同讲话还是有不同侧重点。华国锋着重强调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及科技的政治属性：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科技支持，但“决不能认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仅仅是科学技术部门的事情，决不能只靠科研机关和大学的少数人去办”，要进行“科学实验群众运动”，政治与业务一起抓、既拉车又看路，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奠定基础。华国锋甚至继承了“文革”理念中消灭官僚制的激进设想，在他这里，生产关系（制度安排）优先于生产力（科技）18，科技不是中立化的生产力，不是加固技术官僚制的推手19。大寨、大庆、航天界代表及湖南省委书记等，强调的都是“三结合”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重要性20。

  四个现代化建设 ▲

邓小平虽然也提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但重点是厘清两点认识：第一，科技是生产力，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群众路线就是“认真听取专家意见”。第二，红专问题。“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就是红的重要表现，就是红与专的统一”，政治觉悟体现在科学成就与工作伦理当中21。这些新讲法不能简单以“去政治化”否定之，邓小平的务实之处在于，他始终有一个外部世界的参照，即中国走了另类科技发展道路，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这个事实比任何政治高调都有说服力。在他看来，只有科学作为生产力、以“专”衡量“红”才能避免政治教条成为经院哲学，才能更好地与外部“世界”的“现代”逻辑接轨，走出一条开放包容的现代性道路。中国科学院院长李昌及陈景润、周培源的发言与邓小平的思路更为接近，都侧重在科学专业化上22。

即使有这些差异，科学大会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还是引发了全民性的科学热潮。不过，“群众科学”尽管被强调，但确保其能够实行的体制保障和政治支持基本已不复存在，“三结合”很快被终止，群众即便有想法也没了结合对象和试验条件。工人要认同社会分工,坚守岗位，技术革新是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事。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界完成了与“群众”的切割，用专业门槛围筑了领地，名之曰“科学共同体”23。“群众科学”的路被堵死，开始向“民科”转化：第一，“科学实验运动”有着庞大群众基础，这些被点燃了科学热情、又被孤立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民众在新时期只能由“实”向“虚”，转而进行貌似可以一人完成的科学理论研究；第二，1950-70年代的学理论运动，特别是“文革”后期用哲学批判科学的思路，为渴望取得颠覆性成就的业余科研者提供了一个路径，这解释了为何“民科”的论文是哲学思辨式的，而不是数理逻辑和实证，当然，为了显示科学色彩，自创术语和公式也是一大特色；第三，“民科”的精神底色与陈景润的故事大有关系24，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陈景润在六平方米小屋夜以继日演算的场景深入人心，他作为献身数学、不为名利的纯粹科学人形象，给“民科”以巨大精神鼓舞，真正的“民科”都是以陈景润为榜样的理想主义者。

  《哥德巴赫猜想》▲

科幻作家刘兴诗批评部分科幻小说，“把科学家与群众对立起来，一些作品的科学家似乎与现实生活绝缘，和群众完全隔离。也有把科学研究过于神秘化，几乎完全排斥了工农兵的倾向”25。但更多科幻作品抗议“群众科学”的废弃,表达了对将工人排除出技术革新队伍做法的不满。一篇小说写一位工人想进行自动化革新，却遭到车间主任严厉批评：“工人的本分是好好干活，你不要异想天开，搞技术革新，我们厂里有的是技术员、工程师，你没必要操这份心。”作者的态度很明确，“不可忽视工人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力”，青年工人的技术革新应该大力提倡。26但现实中对专业化和工作伦理的强调，迫使这些有想法的工人只能选择业余时间闭门造车，单打独斗。不是他想当“民科”，而是环境使然。所以,不少科幻中的“科学研究”是“民科”式的，主人公通常在家庭作坊那样的简陋条件下取得重大科学突破。一位生物学家在农村的住所创建了“时间表遗传学”27，一对夫妻发明的“用信息传递物体”的装置是在家里完成的28,一个学生物的青年与他的农村妻子,在乡下家里建了一个“十平方米的小实验室”，最终发明了一种新药29,金涛《月光岛》中的“生命复原素”,是主人公在几平方米的灯塔中研制的30。条件简陋，知识不足，但恒心和毅力可以创造奇迹。还有一篇小说写一名女大学生要嫁给没考上大学的卡车司机，遭到父亲反对，女大学生给出的理由是：“他一直在搞各种各样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这难道逊于一个大学生吗？”她的父亲认为这位卡车司机知识太少，“虚张声势”，但女主人公坚信科学研究靠的是“坚强的意志、火热的心”。31

  《月光岛》▲

这样的科研方式，当然引发科学界的批评：“有的（科幻小说）描写的不是科学工作者的实际生活，也没有那样的实验场所，凭借某一科学家非凡的天才竟然独立创造出二十一世纪或更往后的伟大发明。然而科学界谁都明白，时至今日，早已不是一百年前某一个天才人物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冥思苦想，或凭几只瓶瓶罐罐一点简单设备，便可以作出发明创造的时代了，现在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有的发明甚至要倾全国之力，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参加，日夜奋斗若干年，才能取得成果。”32现代科学研究是专业团队集体攻关，离不开先进实验室和巨额资金投入，“民科”当然被排斥在这个体制之外，故只能涌向只需一个人、一支笔的数论等领域，或干脆自创“真理体系”。但“民科”作为“群众科学”的历史剩余物，其存在本身，是对新时期科学理念的抵抗，是对平等政治的呼唤。

三、疯癫与文明：“民科”的命运

随着新时期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科技越来越与世界接轨，专利制度被不断论证并于1984年正式在中国确立33，科技开始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并入生产过程；工人从主体再次沦为客体，他们只需好好拉车，不需要为政治看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企业对利润的追求被认为是科技创新的一大动力，以政治热情驱动的“群众科学”在理性化现实面前失去了合理性。如前所述，从“现代”科学的视角看去，依靠工人、农民等个体进行科学创造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观察非常准确：爱迪生是技术工人与科学家之间的过渡。爱迪生本人像一个技术工人，但雇佣科学家为职员：“他的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工业研究实验室，把发明事业变成了生意经。……发明已经不再意味着工厂工人偶尔有之的洞察力了，它变成了一批胜任其事的科学家进行细致而广泛的研究的成果。”34技术尚且如此，科学就更不用说了，不会给“民科”留下任何空间。

“民科”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被科学界隔离，更在公共舆论和纯文学作品中被贬为怪物，“民科”与“科学共同体”的对立日渐被叙述为疯癫与文明的对立。1980年初，民刊《今天》刊载了一篇名为《永动机患者》的小说35。小说中的“永动机患者”是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只读过两年书，但在1958年鼓励“卑贱者”搞技术革新的日子里迷上了永动机，自学了村里所能找到的物理教材。小说这样评价他这个源于“大跃进”时期的执念：“完全是一个农民！他的骨骼、皮肤、肌肉、外貌，都是农民的样子，这二十年来他却想致力于科学，痴迷了什么永动机，这种痴迷的念头，是在痴迷的时代种进了他的脑子里去的。”在新启蒙的视野里，农民“致力于科学”大约是不正常年代的痴心妄想。小说并未涉及他从“大跃进”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经历，而是呈现他在新时期的遭遇：为了到北京找科学家看图纸，花光了所有积蓄，老婆生病也不管，然而并没有科学家理会这个疯子。他不气馁，又一次站在了一位力学教授上课的教室门口，但力学教授对他的图纸不屑一顾：“别浪费别人的，还有你的时间了，我已经跟你说过，能量守恒，你知不知道这个定律？永动机是不能造出来的，这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的起码常识。”这位农民当然不懂能量守恒，被打击得失魂落魄。力学教授将其视为“科学的敌人”：“同学们，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上帝，那就是科学，对于这种代表愚昧落后的反科学势力，我们终生的使命就是向他们作斗争，毫不动摇，毫不留情，这就是科学这个上帝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谁做得好，谁就能进入科学的天堂。”面对教授的激昂话语，小说中的“我”发出一丝质疑：“教授说科学是上帝，那么人呢？科学的殿堂，难道只有衣冠楚楚的学者的位置？”出于同情，“我”帮“永动机患者”看了图纸，指出其中的错误，劝他回归正常生活。力学教授批评农民不懂能量守恒当然没错，这位农民也确实是在浪费时间，但正是这些“正确”培养了启蒙的傲慢，它抹除了“卑微者”试图文化翻身、掌握科学，让科技解放劳动者而不是剥夺劳动者的抗争史。这位农民，二十年前（1958）被告知“卑贱者最聪明”，十年前（1968）被当作技术革新的主体，现在（1978）又有了新身份——“科学的敌人”。但他之所以成为“敌人”，与科技工作者从与民众结合走向与之隔离难道没有关系吗？

30年后，作家阿乙根据周国平一篇记叙与“民哲”交往的文章36创作了小说《先知》。主人公是典型的“民哲”（“民哲”与“民科”具有共性），他写给社科院袁博士的自荐信被当作垃圾处理，小说主体就是这封信——新世纪的“狂人日记”。这位“民哲”认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就是“与时间对砍”，“杀时间”这种行为贯穿生命与历史始终，并设想人类会因对抗“时间”而团结在一起，过上一种刻板的规定化生活。他自信自己的学说将“颠覆整个哲学体系”，并反击周遭的嘲讽，“疯掉的不是我，而是他们”，他要拆掉疯癫与文明之间的栅栏，“我和您唯一的区别是：您考上了大学，硕博连读，而我中途辍学，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困厄不堪而您为什么一直广受尊重的原因，同样的事业在您那里称其为神圣，在我这里却变成别人嘲讽的玩意”。但他还是在“人类学泰斗”家里遭到羞辱：“他在研究我杂乱的头发、灰暗的衣服和拘谨的坐姿，而不是比我生命还重要的稿子。我颤抖着站起来，指着稿件说：‘你不认为这几句是真理吗？’可是他表现得像是被打搅了午休的狮子，粗暴地回击道：‘你真要我说实话吗？你要的话，我就告诉你，我还没见过比这更空洞、更操蛋、更不知所云的真理了。’我羞愤难当，急欲离开，错乱中却拉开他家卫生间的门，他又过来拍我的肩膀，说：‘门在那边。就和你的人生一样，你进错了房间。’我进错了房间，作为一个初中肄业生，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事无求的农民，不应该来吵着他们。”他“不务正业”，整日思考哲学问题，俨然已是别人眼中的怪物，但他不甘心臣服于由“那垂直的建筑、冰冷的门卫、先进的电脑以及来去自如的编辑、教授”构成的“森严的秩序”：“开国元帅陈毅不是专注于读书而将糍粑蘸着墨汁吃了吗？数学家陈景润不是专注于思考1+1而撞树上了吗？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都快要被砍头了，还在说：‘让我算完这道题。’我想我也如此。”他也承认自己是井底之蛙，得到的训练太少，“我费尽千辛万苦研究来的理论说不定别人早已研究过。……我们那里曾有一位工厂青年，他凭借自己的悟性推证出几何原理，去学院宣告时，教授们拿出初中课本告诉他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推证出，他五雷轰顶，羞而自杀，我想我真可以和他做一对鬼哥们了。”但他最终还是坚信，“学历高低和真理没有关系——正是无畏比城府先带来创见；疯癫与否和真理也没有关系”。

  阿乙  ▲

如果说阿乙的小说让“民哲”发出了质疑“森严秩序”的声音，那么韩少功2013年出版的《日夜书》则从政治高度批判这个等级结构及其背后的市场规则和知识产权制度。至此，历史走过了它的正反合的旅程。《日夜书》中的这位二流子发明家叫贺亦民，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文革”期间进入街办工厂当工人，靠着强大的动手能力和一本《农村电工手册》（客观地说，当时的《农村电工手册》《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普及性小册子，在提升劳动人民的科学素质方面居功甚伟），成长为一名优秀电工。后来，“贺电工受厂部推荐去工人技术大学读书。当时很多高级技工都出自这种学校”。贺亦民正是受益于“文革”期间培养工人技术员的“七二一大学”制度。他读不懂英文课本，“却能在网上猜英文，猜德文，跟踪世界最新技术”，除了电工，他还精通其他十个工种，“技术见识极为古怪和狂野”。依靠这种野路子，他在1980年代之后成为拥有60多项发明专利的“技术魔怪”。他认为现代科学分科太细，博士读成了“窄士”，“书读得太好了”，反而不容易有技术发明。《日夜书》让贺亦民在新时期经历了各种折腾，最后重新认同社会主义技术政治的遗产：敢想敢做，自力更生，为国为民。但他的科技观念已与现实不合。他为国企油田攻克了一项世界级难题，油田项目组却迟迟不肯验收，他们想利用这个革新申课题、评院士、捞资本。最后，被激怒的“贺疯子”以“叫板微软、英特尔以及一切市场规则的IT好汉”——开放源代码的Linux为榜样，将自己所有的技术发明资料全部在网上公开，与知识产权彻底决裂，“他终于成了中国的林纳斯，一颗共产主义的技术炸弹”。

韩少功是当代中国少有的严肃思考技术政治的作家，尽管他对贺亦民的技术能力有一些夸大，使之具有过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民科”色彩，但并不影响这个人物的批判性。贺亦民来自历史深处，在新时代再次流露出其作为一名共和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他与油田项目组的博士、教授们思想情感格格不入，却能与油田工人们打成一片。在工人眼里，贺亦民不是魔怪，而是“机器王”、“发明帝”，他们在他身上看到工人阶级的尊严和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每天每日工作忙，嘿！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这首“几如出土文物”的歌曲是工人们献给这位“发明哥”的。韩少功是把贺亦民当成工人——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来塑造的，他借这个人物表达的想法非常深刻。然而，现实中能有几个贺亦民呢？贺亦民的神性来自他的抵抗。科学如果不掌握在人民手里而是掌握在资本手里，那它一定会加固资本的统治，这是马克思早就批判了的。“共产主义的技术炸弹”要炸毁的就是这个。

  《日夜书》▲

疯癫与文明的对立建基于深受新启蒙思潮影响的病理学话语，但“民科”现象绝不是病理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既然是社会学问题就不应归咎于“人格缺陷”，而应在社会层面给出解决方法。“民科”的出路或许在于：由“虚”向“实”。从那些充斥着独断论的自然哲学和所谓“真理体系”中走出来，暂停钻研数论“猜想”、建构大一统理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将才智用于生产实践，普通劳动者依然可以在仍需自动化革新的工农业领域大有作为。这是央视《我爱发明》的思路，这个节目提供了一条既认可科学的专业秩序又能打破疯癫与文明对立的务实路径，节目里的那些发明者再次彰显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实践能力。

结语

新时期科幻小说对“民科”的支持态度，显示了历史连续性。这些科幻秉持的科学理念，与新时期的科学专业化趋势相悖，但却带出了1950-70年代的“群众科学”及历史转折时期的“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的历史，为探讨科技政治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群众科学”在新时期向“民间科学”转化。作为历史的剩余物，社会主义的特殊遗产，“民科”身上潜藏着一则科技政治的故事。那些建构“民科”疯癫形象的叙事，无视其身上的政治能量，拒绝回望历史、反思科学资本化的现状。“民科”、“民哲”痴迷科学、哲学，可以看成他们文化上的自我保护行为，他们的存在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重新想象一种基于平等政治的“群众科学”、“大众哲学”是否可能？

可怕的并不是科学的专业化，这是不可逆的现代性铁律；科学的重要地位，无法撼动，也不应该被撼动。可怕的是，在启蒙话语挟持下，它对科技政治属性的排斥，对疯癫与文明话语中权力关系的遮蔽。它看不到，那些土里土气、盲目偏执、走火入魔的“民科”，曾被寄托过成为有文化的无产阶级、走出新路改造世界的厚望。他们的名字叫“劳动人民”。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术团队引领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

 1    田松：《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6、10页。

 2   《世界哲学大会成了“奇葩大会”？扒一扒鄙视链底层的“民哲”》，参见搜狐网“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8月20日。

 3   收入叶永烈：《不翼而飞》，群众出版社，1982年。

 4   王晓达：《捕风捉影》，《科学文艺》1982年第5期。

 5   《潜科学》编辑部：《“潜科学”的诞生》，《潜科学》1980年第1期。

 6   唐度：《创造热情与科学精神——致青年业余投稿者》，《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6期。

 7   目前“群众科学”的研究概况，可参看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8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9   “文革”时期,科学在各领域的实践情况，可参看Chunjuan Nancy Wei and DarryI E. Brock,eds., 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Lexington Books, 2013.

10  关于“文革”时期土洋结合的“科学种田”运动、“群众科学”在农业领域的实践，可参看：Sigrid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11  “群众科学”在电子计算机领域的运作及其彰显的“技术政治”问题，可参看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12  这些报道文章，如赵传功：《万匹机的诞生》（造船工人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关”，造出了万匹柴油机），《自然辩证法》1974年第3期；宋志清：《喜看沃土育新苗》（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在农业生产中搞出了许多“使那些‘专家’、‘权威’们目瞪口呆的发明创造”），《自然辩证法》1975年第1期；《访“龙”记——上海几家工厂改造老设备实现生产连续化、自动化见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群众性技术改造运动的蓬勃发展”，工厂依靠群众，土法上马，“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水平的自动线和流水线”，破除了“电子神秘论”），《自然辩证法》1975年第2期；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人写作组：《大型电站转子是怎么攻下来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学大批促大干，运用辩证法，奋战两年，连克四关，攻下了大型电站转子的质量关”），《自然辩证法》1975年第2期。

13  谷超豪：《“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体会》，《自然辩证法》1974年第2期；苏步青：《数学理论研究的宽广道路》，《自然辩证法》1976年第1期。

14  蔡祖泉：《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我们发展新能源》，《自然辩证法》1976年第1期；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固氮酶组：《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攀高峰》，《自然辩证法》1976年第2期。

15  罗嘉昌等：《相对论批判》，《自然辩证法》1975年第2期。

16  赵前：《“提”的什么“纲”？——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自然辩证法》1976年第2期。

17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977年9月18日），《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

18  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的重新思考，可参看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吴子枫译，《文景》2013年第1、2期合刊。

19  华国锋：《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1978年3月24日），《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第17-18页。

20  贾承让（大寨大队代表）：《为革命种田 用科学种田》；闵豫（大庆油田总地质师）：《坚持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加速攀登石油科学技术新高峰》；孙家栋：《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引着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刘夫生（湖南省委书记）：《华主席率领我们大搞科学实验》，参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

21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

22  李昌：《坚决把中国科学院整顿好，尽快把科学研究搞上去》；陈景润：《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参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

23  曾经对立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最终在新时期联合了起来，消除了依托群众运动、危及科层秩序的躁动势力，“红色工程师”群体在此过程中崛起。可参见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  《哥德巴赫猜想》的传播对“民科”的“催化”作用，参见杨慧：《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与“民科”》，《科普研究》2008年第5期。

25  刘兴诗：《科幻小说的时弊》，《科普创作》1982年第1期。

26  傅光平（新都机械厂工人）：《淘金》，《科学文艺》1983年第6期。

27  迟方：《卜》，《智慧树》1981年第3期。

28  佘柏森：《意外收获》，《智慧树》1983年第5期。

29  万焕奎：《探索的代价》，《科学文艺》1982年第1期。

30  金涛：《月光岛》，《科学时代》1980年第1-2期。

31  倪既新：《聚音喇叭》，《科学时代》1983年第3期。

32  马识途：《科学文艺创作一议》，《科学文艺》1982年第3期。

33  段瑞林：《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专利制度》，《发明与专利》1981年第1期；赵石英：《实行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创造》，《发明与专利》1981年第3期；王家福、夏叔华：《一定要尽快制定专利制度》，《发明与专利》1983年第2期。

34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8-99页。

35  晨漠：《永动机患者》，《今天》1980年第1期。

36   周国平：《哲学家或中蛊者——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收于《社会学家茶座》第五辑，张立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责编：碳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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