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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启了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征程。2017年1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下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进一步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实施步骤。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首轮建设周期已经结束，第二轮建设名单即将发布。那么，首轮“双一流”建设的成效究竟如何？不可否认，无论是世界大学排名，还是建设高校的公开数据，首轮“双一流”建设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这种以量化指标和数量规模快速达成的“一流”水平，是否真的有助于我国科技发展“卡脖子”问题的解决以及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换言之，首轮“双一流”优势竞争学科是否与社会需求以及国家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相匹配？这无疑会对接下来“双一流”建设的努力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本研究从首轮“双一流”建设入围名单出发，通过首轮一流学科遴选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ESI全球表现）对入围的学科全球表现进行纵向比较，对首轮“双一流”优势竞争学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进行现状审视，并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方向。

二、现状审视：“双一流”学科建设优势

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反差现象

2017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结果显示，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共涉及一流建设学科465个（含自设学科44个），其中排名前3的一流建设学科分别为材料科学与工程（30个）、化学（25个）、生物学（16个）。从首轮我国高校入围ESI全球前1%和前1‰的结果看，化学分别有120个和20个，工程学分别有118个和15个，材料科学分别有92个和15个，这些领域可以说是我国高校目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领域。然而，这种结果也间接表明，首轮“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集中度较高，多聚集于理工科领域，涉及工程技术类的学科入选数量更多一些，而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却只有27个进入全球前1%，没有一个进入全球前1‰；物理学也只有34个进入全球前1%，3个进入全球前1‰。这样，就造成首轮“双一流”学科建设主要涉及领域为工程技术类，而基础学科较少。当然，我国工程技术领域本身就有很多前沿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基础学科薄弱，科技创新的发展后劲不足，原始创新潜力有限。由此也可以看出，“双一流”学科评价（遴选）的标准，或者说当下的“双一流”建设只是在将我们的传统优势进一步做大，而并没有涉及“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问题的解决，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原始创新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本就有限的“双一流”建设资源和经费，难以发挥实际效用。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增强，在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过程中，原有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已明显不利于原创性重大成果的出现。

单从2021年我国高校ESI进入全球前1%和前1‰的数据看，很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双一流”建设的成效斐然。仍以传统优势学科中的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工程学为例，无疑首轮“双一流”建设的实施，进一步增强了这些传统优势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化学进入全球前1%的高校增加到202个，进入前1‰的高校增加到31个；材料科学与工程进入全球前1%的高校增加到166个，进入前1‰的高校也增加到31个；工程学进入全球前1%的高校增加到225个，而进入前1‰的高校增加到41个。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见表1）。但是，这种情况也很清晰地反映出另一个侧面，即在数学、物理学、神经系统学与行为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综合交叉学科、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空间科学等基础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学术前沿领域，我们的原始创新和科技创新依然没有得到较大突破，科技创新的“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当下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跟随西方的步伐，模仿的成分大于创新的进程，原始创新性和处于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支撑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展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在我国技术较为成熟的光伏、高铁等领域，零部件进口比例在10%～25%之间，而在货船、智能手机、云服务、机器人等领域，零部件进口比例均超过了50%，其中技术较为薄弱的半导体、飞机等领域，80%以上的零部件需要从国外进口。世界银行的统计结果也显示，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17年的净知识产权约为4‰而言，中国的净知识产权长期处于负值区间，基本保持在-1.95‰左右。由此可见，首轮“双一流”建设的优势学科与社会需求尤其是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发展之间明显呈现极不相称的问题。

如果第二轮“双一流”学科评估依然采取首轮的方式，无疑会进一步扩大传统优势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将有限的资源（包括存量部分和增量部分）进一步集聚到这些学科领域。如此，就会使得“双一流”建设的资源配置呈现出“重工程技术而轻基础研究”的发展态势，而且这种态势会随着学科评价指挥棒的政策诱导而更加凸显，从而带来学科建设的马太效应。那么，是不是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学科领域就不重要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有着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传统学科，无疑对于提升我国“双一流”大学世界排名，夯实这些学科领域的前沿地位是有益的。但有益并不意味着关键。要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重视原始创新和交叉学科发展，而原始创新成果的诞生，单靠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工程技术类学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重心转移到基础研究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等学术前沿领域。只有不断增强基础研发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才能为取得核心技术突破和原始创新研究成果奠定基础，才能为我国迈向并始终保持在世界价值链的上游保驾护航。

三、原因探讨：传统优势学科评价与

科技创新发展之间存在张力关系

“双一流”学科建设优势与社会需求之间之所以会存在反差现象，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学科评价逻辑与科技创新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空间。也就是说，传统优势学科评估更加强调学者主导和同行评价，遵循的是学术逻辑；而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社会导向和需求导向，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然而，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并不会一直保持同向而行，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且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是常态。换言之，学科评估的强弱评比，并不能有效对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发展急需，二者之间经常存在不匹配、不相称的反差现象。

教育评价“评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社会“用什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出台实施，对于改善学科评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从当前主流的六大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为U.S.News、QS、THE、CUSR、ARWU和RCCSE）来看，无一例外，他们均表现出明显的“重科研、重论文”的学术导向。“双一流”优势学科的诞生，实际上就是这种学术导向下评价的必然结果。在现有的学科评价指挥棒下，学科评价被科研评价、获奖和论文影响力替代，实际上成为衡量学科实力的主要指标，而且在学者主导的同行评议中，最简单的操作方式就是看论文数量和引用率。由此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双一流”优势学科的确立，是学术权力在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就很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学者在进行同行评价时，更多的关注点会聚焦于科研成果的学术成分和学理成分，即学术维度，而并不会过多地考虑外部的需求如何，包括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需求和区域社会发展急需等。此外，加之学科评估和学科排名的钳制，大学领导人为了短期的政绩，迎合评估指标，就不得不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即通过数量、规模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而非完全依靠传统优势和社会需求）来确定哪些学科可以成为优先发展领域，由此就会带来一些优势传统学科会被更加容易出成果的学科领域挤压，更多的大学会采取优先发展那些具有显示度的学科领域（尤其是应用研究领域），而不得不舍弃那些基础研究领域和新兴学科领域，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难以将学科建设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有效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导致学科资源向应用学科和应用研究领域集聚。尽管这种变化趋势符合当下知识生产由模式1到模式2的转型特征，即由纯基础研究的波尔象限转向巴斯德象限（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和爱迪生象限（产业化的应用研究），但在这种短期功利性和实用性的发展理念主导下，单纯的应用研究是不能解决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需求的，而必须走向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走跨学科、多学科乃至超学科的发展之路。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随后，《总体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改进学科评估……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制定‘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引导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可见，在“双一流”建设要为国家科技强国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的大趋势下，纯粹的学科逻辑下的学科评价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那么，我们当下需要做的是，“双一流”学科评估必须改变这种完全坚持学术逻辑而罔顾社会需求逻辑的传统弊端，思考如何在学科评价中，将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相结合，将更多的基础学科和战略新兴学科纳入“双一流”建设范围。可行的思路是：一方面，继续保持存量部分的传统优势和国际竞争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增量部分的政策倾斜，加大对基础研究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扶持力度，为应用学科的发展提供源动力，激发应用学科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当然，无论是主流学科评价的学科导向，还是基础学科和新型交叉学科的社会需求导向，其本质上涉及的是评价导向与评价标准的设置问题。要想将学科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充分结合起来，就不能按照单一逻辑来进行学科评价，而应根据不同类型学科的特点，来确定不同的评价导向与方式，建立不同的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导向、评价方式、评价方法，从而更有效地发挥评价指挥棒的积极效应，最大程度规避评价指挥棒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逻辑转向：“双一流”学科评价改革

应按照学术与社会需求的导向以及学

科特点、服务面向进行分类评价

学科评价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统一。学科评价不仅要为“双一流”建设服务，还应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双一流”建设。如此，方能实现学科评价与“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同向而行。

按照学科评价模式，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因其活动类型和研究规律不同，因而其涉及的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也有所区别（见表2）。基础学科领域的纯基础研究以学者、同行的评价为主，坚持的是学科逻辑，强调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思想性和知识贡献度，以定性评价为主。而具有战略性和前沿性的交叉学科领域和新兴学科，则更加注重学者、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评价，融合定性评价和量化评价。工程技术类学科的应用研究以社会、市场、政府的评价为主，坚持的是社会需求逻辑，注重研究成果的标准化、指标化和转化率，以量化评价为主。

我国“双一流”建设中的所谓“优势学科”与国家战略、科技进步及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现象，其中的原因既有学科评价标准单一（以量化为主）的问题，又有外部环境（大学排名）的诱使和影响，还有评价参与主体不够多元的限制。要想缩小并逐步解决这种反差现象，就需要根据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不同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为科研人员营造既有相同的又有不同的科研生态环境和分类评价方式。

在评价标准上，应根据不同学科类型和研究形态确定分类评价标准，实现学科导向、需求导向与应用导向的统一。对于基础学科的评价而言，就要改变以往只靠同行、学者的学科评价逻辑，而应该融入社会需求逻辑，因为在基础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只有“1”没有“0”，基础研究需要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而且领跑是关键。对于这种需求，“双一流”建设必须回应，而且必须在基础研究上有所突破。不同于一般学科尤其是基础学科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应用学科、交叉学科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应按照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的特点而进行。交叉学科要求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来对待学术评价，应该根据问题和学术成果来组织跨学科的评价专家队伍。前沿学科体现了知识与学科的前瞻性，应该允许探索式研究，鼓励创新，不歧视失败者。需要注意的是，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和评价，并不是多门学科知识的简单拼凑与堆积，而应基于社会重大问题、社会需求导向从学科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中形成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机制。事实上，以学科交叉融合为表征的知识生产已经成为新知识生产的重要源泉和基本范式，对于科技创新的突破以及现实复杂问题、棘手问题的有效解决，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是难以实现的。研究表明，20世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交叉研究的比例从36.23%上升为47.37%，各门学科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用学科的评价应该注重社会效益，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旨归，并能为政府等公共机构或公益类部门提供决策服务和政策支撑。

在评价主体上，改变传统主要依靠学者、同行评议的学科导向的评价方式，拓展学科评价主体，实现学术、政府、社会等主体相结合的多元评价。在“双一流”学科评价中，既要发挥学术评价的积极作用，又要融入行政评价和社会评价，实现同行评价、政府评价与社会评价的融合。对于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评价，仅仅用学者同行评议进行的学科评价，只会让传统优势学科的评价优势越突显，而更多的基础学科和战略新兴学科是很难在“双一流”评比中突围的。在很大程度上，知识的增量实际上多存在于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领域，因此必须改变传统学科导向的评价，在坚持学者同行评价的基础上，辅之以行政评价和社会评价，即通过社会需求导向来确定需要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并以行政评价的倾斜性政策，以增量部分将那些排名不那么靠前但有发展潜力的基础学科纳入建设名单，使“双一流”学科建设的竞争优势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需求同向而行。

在评价方式上，应根据不同学科类型特征，探索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综合性评价。不同学科的评价方式应当有所侧重、区别。实际上，关于评价方式到底是以定量为主还是以定性为主，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争议，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是总体趋势。例如，2014年《莱顿宣言》提出合理利用期刊评价指标的原则，也强调量化评价需要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指出基于指标的量化评估是辅助性的，而基于同行专家评价的质性评估是主导性的；量化评估应该支撑专家的评价，而不是取代它；量化指标可以降低同行评价中的偏见并促进更为深入的评价。具体到“双一流”学科评价改革中，就是要探索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综合性评价机制。比如，对于基础学科的评价，就不能完全依赖定量评价，而应通过学者同行的定性评价，结合科技发展前沿，对战略性和前沿性的学科发展进行研判，使真正“卡脖子”的问题与关键技术领域得到关注和支持。对于基础学科的排名、ESI全球表现、论文数量、前沿论文、影响因子等外在的数据指标而言，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只能将其作为一个参考，而不能唯这些数量、规模和指标。也即是说，“双一流”优势学科的评价与遴选，必须跳出单纯依靠学科排名的传统思维惯性，将定量数据处理、定性评价、院校自我评价以及第三方评价结果结合起来，超越以定量指标为主要依托的技术理性评价范式。

五、优化路径：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

优化，构筑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

在中国语境下，学科不仅是高校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一种载体和制度安排，即学科与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在“双一流”学科遴选和评比中，只有被遴选为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才能被社会“高看一眼”，进入发展的“快轨道”，才能拥有更多的经费投入、招生指标和社会地位；反之，则会被“冷落”，成为边缘学科甚至会面临被裁撤的风险。然而，从首轮“双一流”优势学科的遴选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反差现象可以看出，过于强调学术主导下的学科评价方式是很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为此，《“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强调坚持“需求导向，聚焦服务贡献”的原则，要求建设高校主动将优势学科与区域及行业产业发展需求相融合，通过学科特色发展建成一流。

在“双一流”建设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只有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应，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科建设的社会服务贡献度。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原理，在资源给定的基础上，要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围绕存量调整的难度较大，而围绕增量调整则相对容易。具体到“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调整上，就是首轮入选的优势学科存量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接下来“双一流”动态调整的部分是有限的，即资源的增加幅度是有限的，增设的建设高校和入围的优势学科也是有限的。因此，“双一流”学科评价改革必须在增量上下功夫，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优化。

然而，这种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优化的有效推进，只靠学者、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还需借助国家和政府强大的宏观调控力量来引导。亦即，国家应借助对“双一流”建设进行动态调整的契机，以需求导向为原则，通过资助政策的倾斜和引导，改变以往只将建设资源全都投放于既有优势学科领域的做法，转而把“双一流”建设资源的增量部分更多地投向基础研究、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让更多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相关联的学科领域得到支持和关注，从而实现“双一流”优势学科结构的优化。

“双一流”建设高校也应转变学科发展思路，改变以往以学科排名为主的单一遴选方式，在夯实优势学科的基础上，通过超前布局基础研究、战略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不断增加优势学科的数量，调整学科结构发展生态，让不同类型的学科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并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科发展的社会贡献度。具体而言，建设高校应以学科为基础，根据办学传统、学科优势以及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和支撑区域及行业产业发展，积极围绕学科特色做文章，通过学科的特色化发展和交叉融合发展，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融入区域发展急需及行业产业发展需求、为人民谋福祉以及为党和国家培养治国理政人才为原则，进一步提升优势学科服务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进而提升优势学科的建设质量及其国际竞争力，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和方向建成世界一流。

一言以蔽之，学科世界排名的不断提升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所遴选的“双一流”优势学科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主动服务国家发展需求，其建设成效就是不合格的，其排名的靠前最多也只是一种指标意义上的一流，而不能实现真正的一流。相反，在“双一流”建设规模和资源总量的限制下，只有坚持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优化的原则，才能将学科评价的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结合起来，让基础学科、应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等不同类型的学科领域都得到关注和支持，实现学科间的均衡发展，并在相互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互帮互助、互予养分和共同进步，进而构筑结构更为优化的“双一流”优势学科发展生态，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学科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略）

大学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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