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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建林 张亮亮 | 教育教学中的互动何以影响大学生能力发展——院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奋进的 大学教育科学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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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育教学中的人际互动对学生能力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其影响机制和内在作用规律尚不清晰。基于H大学本科生就读经历2018年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与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影响大学生能力发展的机制与差异。结果表明: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均可以有效预测大学生能力发展,且生师互动的预测系数更高;院校归属感在两者对能力发展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且在生师互动的影响中效应更强。大学应提升教学效果,要注重巩固生师互动质量,拓展途径;引导生生互动方向,关注学生发展;增强学生院校归属感,让学生在互动式参与中实现能力发展。

  关键词:生师互动;生生互动;院校归属感;大学生能力发展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5.7%,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从国际上来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已不仅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增量投入,更多的要关注发生在教育场域中的学生就读经历、学习获得感和学习成果等。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一种共同的认识是,既往的学习经历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和学习成果。哈佛大学前校长Bok.D曾谈到,真正影响教育品质的事发生在大学课堂之中、在师生互动的教学情景中。从学生心理成长机制来看,学生能力发展、学习成果来源于教育教学中的社会互动所产生的认知冲突;在社会互动中,学生会产生更高的推理水平及学习水平。因此,深入研究教育教学中学生互动经历,探讨生师、生生互动与学生能力发展之间的规律,对于指导高等教育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大学生能力发展 

促进学生发展是大学的核心任务,一般来说,大学生发展是指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发生的积极变化,但专家学者们对大学生发展的认识存在差异。Byler等将“大学生发展”定义为学生在自我认同、心理健康与学业成就等方面获得的积极提升。Miller和Prince认为大学生发展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应对挑战能力的提升,更加主动和互助地胜任复杂的任务。杜瑞军等人对不同国际组织和国家的能力模型比较发现,各国往往尝试以核心能力为切入点探讨高校学生的发展。Chickering等人将大学生发展划分为7个维度,包括发展能力、管理情绪、从自治到与他人相互依存、建立自我认同、建立成熟的人际关系、建立生活哲学和目标、养成公正的品格等。Chickering等人的定义比较全面界定了大学生发展的内涵与维度,具有较大影响力。本研究基于此理论,选取“发展能力”和“建立成熟的人际关系”两个核心维度,作为衡量大学生学习与生活两方面能力发展的核心指标,即研究与认知能力、交流与交往能力。研究与认知能力作为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影响着学生的深度学习、学业成就和未来收入等;交流与交往能力作为非认知能力,对大学生学校适应和未来就业有着重要影响。

(二)生师、生生互动与大学生能力发展 

院校影响力模型理论关注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其中Astin的I-E-O模型影响最为深远,此模型将生师互动与同辈学习纳入院校环境的影响之中。Tinto的离校纵向模型将学生与环境的互动分为学术互动、社交互动、活动参与及大学社区融合等方面,他认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影响课上生师关系,且生师课下良好的交流会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程度;积极参加学生活动与合作学习的学生,相较于其他人会收获更多的朋友,课堂互动与同伴互助均会对学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Pascarella的学生发展综合因果模型中,社会性互动是影响学生学习和认知发展的五大因素之一,该模型强调环境互动对学生发展的间接影响。

针对两种互动影响大学生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也颇多。Franklin认为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均能够显著促进大学生认知能力发展。Lundberg的调查 结果显示,生师互动的作用更大。在一项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调查中,Bruce Sacerdote发现生生互动对大学生交流能力发展有显著影响。国内学 者也认为生师、生生互动对大学生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就影响差异而言有不同的看法。史静寰认为生生互动对大学生能力发展的预测作用更大,而在陆根书的研究中生师互动的效果更强。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积极的生师互动、生生互动能够有效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但在两种互动影响的差异大小上存在争论。

(三)院校归属感效应 

院校归属感是指学生感觉到自己是学校中的重要成员,被他人支持、关心、接受和尊重的一种情感。学生若感受到归属感,将更可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学习潜能。Finn设计了“认同-参与”模型解释学生与学校的疏离,“认同”与“参与”分别指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度和在校各项活动的参与程度。活动参与直接影响学生学业发展,认同度与归属感来源于学校支持(如生师、生生互动),且作用于活动参与,进而提升学生学业成就,相反,没有学校支持就会产生疏离感。Strayhorn提出大学生归属感假 说,即学生在大学期间与不同人和事物的接触中,会产生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归属感。就校内活动而言,发生于教室、实验室或校园中的不同活动对院校归属感形成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汪雅霜等人在调查中印证了生师、生生互动对归属感的积极影响,包克冰、王雨田分析了归属感的提升对学生心理成长、学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当前关于校园互动、院校归属感和学生发展三者间作用机制的研究依然较少。

综上分析,就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而言,积极的生师、生生互动和院校归属感均有正向作用,同时院校归属感的形成受两种互动影响。但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稍显不足:其一,生师、生生互动影响大学生能力发展存在何种机制,院校归属感是否存在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检验;其二,生师、生生互动对能力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在哪些维度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以学生的院校归属感为中介效应,通过构建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对大学生能力发展影响的结构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机制和比较差异。具体概念方程模型如图1所示: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对学生能力发展有直接影响外,还通过院校归属感这一中介对学生能力发展产生间接影响。其中生师互动、生生互动为自变量,院校归属感为中介变量,大学生能力为因变量。综合现有研究结果与不足,本研究提出五个研究假设:假设一,积极的生师、生生互动对大学生发展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假设二,生师、生生互动对不同能力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生师互动对研究与认知能力的预测作用更大,生生互动对交流与交往能力预测作用更大;假设三,院校归属感在生师、生生互动影响大学生能力发展中起中介作用,影响路径为“生师、生生互动→院校归属感→大学生能力发展”;假设四,作为校内活动,不同互动类型对院校归属感的形成作用存在差异;假设五,院校归属感在不同互动类型影响学生发展中的中介作用也存在差异。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样本与测量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8年H大学本科生就读经历调查项目,调查对象为H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调查采用网络方式,共收回问卷4 798份,其中数据完整的有效问卷4 439份,有效率92.5%。问卷采用六点等级量表,生师、生生互动应答选项从“从不”到“频繁”分为六个等级,分别赋值1~6,院校归属感应答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6,大学生能力发展应答选项从“非常差”到“优秀”分别赋值1~6。对于大学生能力发展的测量,因为学生入学时采用同样的问卷调查了其能力水平,因此学生能力发展以入学到2018年两个时间点的能力增值作为度量指标。 

(二)问卷结构与信效度分析 

“本科生就读经历调查”项目包含较多调查内容,为确保研究变量测量的信效度,我们进行了两次信度检验和因子分析,第一次数据分析后删除了各组因子载荷低于0.4的观察项目,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各保留了四个题项,院校归属感、研究与认知能力和交流与交往能力各保留了三个题项。对保留题项再进行信度检验与因子分析,表1为问卷KMO检验和核心变量信度分析结果。KMO值为0.834,说明问卷题项的相关性较高,问卷结构较为合理。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各核心变量的一致性系数α值均高于0.7,量表信度符合测量学要求。

表2呈现了各核心变量的观察项目,同时呈现了第二次因子分析后各观察项目的因子载荷。从中可以看出所有项目的因子载荷介于0.408~0.898,绝大部分题项的因子载荷高于0.6,因子载荷较高。

(三)数据分析过程 

首先,对四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采用Mplus7.0完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生生互动、生师互动、院校归属感和大学生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院校归属感在两种互动对大学生能力发展中的中介效应。最后,运用SPSS22.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将研究与认知能力、交流与交往能力以及各项具体能力作为因变量,生师、生生互动作为自变量,探究生师、生生互动在不同能力中的影响差异。其中,研究与认知能力、交流与交往能力发展水平以及生师、生生互动的频繁程度分别用各组观察变量的平均值进行测度。

三、研究结果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生生互动、生师互动、大学生能力发展和院校归属感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生师互动频率明显高于生生互动,同时生生互动的个体差异性大于生师互动。其次,学生院校归属感较高,但不同学生的归属感存在较大差异。学生能力呈正向增长,增长幅度不大。对比来看,生师互动与能力发展、院校归属感的相关性均高于生生互动,四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

(二)模型拟合结果 

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模型拟合结果如下:X²为2008.702,自由度为113,X²/ df为17.8,绝对拟合指标RMSEA为0.061,相对拟合指标CFI和TLI分别为0.927和0.912,SRMR为0.054,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生师、生生互动和院校归属感均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能力发展,三者对能力发展的方差解释能力达到45%左右,假设一成立。其中生师互动(β=0.182,P<0.001)和生生互动(β=0.162,P<0.001)的预测作用均高于院校归属感(β=0.100,P<0.001),两种互动类型在预测作用上虽有差异,但差异值不大。就生师互动、生生互动对归属感的影响来看,生师互动明显高于生生互动(β=0.328,P<0.001;β=0.143,P<0.001),假设四成立,说明不同互动类型对院校归属感的形成具有差异,且生师互动效果更大。

(三)院校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院校归属感在生师、生生互动与大学生能力发展间的中介效应如表4所示。生师、生生互动对大学生能力发展的总效应分别为0.215和0.176,说明生师与生生互动越频繁,大学生能力提升越大。生师、生生互动到大学生能力发展的链式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21,0.045]和[0.009,0.022],区间不包括0,表明该模型的中介效应显著,说明本研究的假设三成立。对比分析来看,归属感在生师互动对大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中中介效应明显高于生生互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33和 0.014,其中,在生师互动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的15.3%,假设五成立,说明院校归属感在不同互动类型对能力发展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具有差异,生师互动中的中介效应更强。

(四)各项能力的回归分析 

运用SPSS22.0对大学生各项能力分别做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生师互动与生生互动对大学生各项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 

分析发现,生师与生生互动对大学生各项能力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虽然两者作用有大小差异,但均是有效的预测指标。比较来看,不论是研究与认知能力,还是交流与交往能力,生师互动的解释作用均大于生生互动,β值分别为0.179和0.124(P<0.01)、0.193和0.119(P<0.01),结果不能验证假设二:生师互动对研究与认知能力作用更大,生生互动对交流与交往能力作用更强。就六项具体能力来看,与总体预测结果相同,两者均是正向预测的有效指标,比较来看,生师互动预测的系数值更高。在演示能力上,两种互动的预测作用差异最大,β值为0.190和0.106(P<0.01)。理解国际观点能力次之,β值为0.128和0.072(P<0.01)。在设计、执行和评价研究能力的预测上差异最小,β值分别为0.154和0.126(P<0.01)。

四、讨论与结论 

(一)生师、生生互动对大学生能力发展具有显著影响,院校归属感具有显著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作为行为投入的生师、生生互动与作为情感投入的院校归属感均是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的正向因素,总的方差解释能力约为45%。三者对学生发展的正向作用是学界的共识,多位学者就其影响机制作出解释:Tinto认为良好的生师、生生互动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人际交往,进而促进学生发展;Finn的“认同-参与”理论也强调归属感通过提升学生参与度,影响学生的发展。不同于以往学者以“学生参与度”为中介作用的研究,本研究分析发现,院校归属感在生师、生生互动影响学生能力发展中存在中介效应。从现实来看,高校学生主要接触的人群多是任课教师和同学,与教师、同学的互动是其归属感的主要来源。依据Taifel和Turner的理论来看,当个人对某一社群产生归属感时,会对该社群作出积极评价,同时更加积极地看待自己所属的社群,因而在社群中获得良好结果。学生在生师、生生互动的行为投入中获得能力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学校社群积极的认同感,进而,更多的积极评价与情感投入促进能力的提升,因此院校归属感是互动活动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中介因素。整体来看,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清晰地解释了四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即生师、生生互动对大学生能力发展有直接影响,还通过院校归属感对大学生能力发展产生间接影响。这与既有研究呈现较大不同。

(二)相较于生生互动,生师互动对大学生院校归属感的影响效应更大 

生师互动与生生互动对院校归属感提升效果的差异一直存在争议。本研究结果显示,生师互动对大学生院校归属感的提升明显高于生生互动。Strayhorn的归属感理论指出,不同校园活动对归属感的提升程度取决于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的学校支持程度。这可用于解释生师互动与生生互动对院校归属感影响的差异。具体分析来看,学习中的生生互动强调自主学习,课外活动中的生生互动注重自我管理,学校的支持作用不甚明显。以生生互动较多的社团活动为例,学校在为社团发展提供环境支持的同时,往往会对其活动场地、时间、形式严格审批管理,导致学生感受到的支持大大降低。而生师互动明显不同:一方面,教师是学校办学水平和层次的主要体现,学生对教师的认同会直接产生对学校的归属。另一方面,生师互动的“场域”为教室、实验室和学术项目等,是学校提供条件支持的直接表现。因此,师生互动场域涉及更多学校支持,其对院校归属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三)就大学生能力发展的促进效果而言,生师互动的作用也较生生互动更大 

本研究中,不论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还是多元回归模型中各项具体能力的影响分析,生师互动的影响效果均高于生生互动。就直接影响的差异来看,生师互动效果更强,这与国内学者陆根书的研究一致,他也认为可能是由于国内学生在能力发展上更多的依赖老师指导。就间接影响的差异来看,一方面,上述提到的生师互动对院校归属感的提升效果更强,学习情感投入更多,进而对能力发展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从国内学者赵必华的观点来看,生师互动使学生感受到了学校的关心与爱护,产生依恋和归属感,归属感又使学生信守了为学校增光添彩的承诺,进而在能力发展上取得良好成效。生生互动与学校对学生的承诺关联较低,因而归属感在生生互动影响学生发展中的中介效应低于生师互动。就各项具体能力而言,生师互动的影响也强于生生互动。其中,两者对演示能力影响的差异最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集中于课堂,而课堂中学生回答问题或学习成果汇报等互动,均是提升学生演示能力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学生在与教师的交流中,往往会谨慎的组织语言确保准确表达,间接培养了学生的演示能力。在领导能力上,生师、生生互动的影响差异较小,可能是教师对学生领导能力的培养侧重于认知指导,而生生互动往往会促进学生领导实践能力的发展,两者均是有效促进领导能力发展的途径。

五、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拓展生师互动途径、提升生师互动质量本研究多方面分析表明,生师互动对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提升生师互动质量、拓展生师互动途径是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课堂教学互动是当前高校师生交流与互动的主要途径,教学互动质量取决于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方式、互动频率、互动深度等因素。当前,我国大学多采取走班授课模式,使得生师互动主要以课堂教学互动为主,互动机会有限,特别是本科教学,加强生师互动存在较大“增长空间”。一方面,大学应加强制度建设让学生走近教师,广泛开展本科生导师制,打造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教师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大学完善服务支持体系让教师走近学生,发展教师指导社团制度、走访宿舍制度等。从国际经验来看,提升师生互动质量、拓展互动途径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要求获诺贝尔奖的教师给一年级新生上课,深化师生互动质量;美国特拉华大学开发师生互动系统——Canvas或Sakai,以此促进生师交流与互动,进而促进学生发展。

(二)以学生发展为着力点,提升生生互动品质 

从实际来看,大学生活中生生互动广泛存在。但研究显示,其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作用较小,由此可见当前高校的生生互动存在“量”足而“质”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良好的生生互动并未有效促进学生发展,如课内外的小组合作活动中,总有学生游离于互动之外。另一方面,不良的生生互动阻碍了学生发展,如大学生宿舍集体通宵打游戏等不良互动。因此,提“质”的关键在于互动中要真正做到关注学生发展。教师要善于引导课堂上的生生互动,以课程学习与学生发展为导向,确保学生积极有效参与。学校既要开展有效的学生活动吸引学生,同时要注重采用有效措施正向引导生生互动,避免不良发展倾向。学生则要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同伴互动与合作学习,课下严格要求自己,在积极的生生互动中实现共同发展。

(三)在互动式参与中增强学生的院校归属感 

本研究发现,院校归属感是生师、生生互动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要中介途径,在互动式参与中培养学生的归属感,应是促进大学生发展的有效途径。学生在生师互动中的参与感来源于教师对其关注度,因此教师要树立“以生为本”意识,在教学上注重学生成才,生活上注重学生成长。生生互动对院校归属感的提升需要发挥学生自治组织的作用,包括班级、社团和学生会等。自治组织要为学校代言,展示学校为学生发展所做的努力,解释学生对学校工作的疑惑,促进学生对学校的理解。此外,史静寰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校园环境支持度是学生对学校满意度最大的影响因素。因此,增强归属感也要加强学生与学校、职工的互动。学生参与到校园环境建设,为发展建言献策;提升职工育人意识,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学校文化具有育人性特征,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亦是增强院校归属感的可行之径。 

(本文数据来源于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校本研究中心,感谢徐丹,刘声涛等老师在本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支持与帮助!)




作者:袁建林  张亮亮

作者简介:袁建林(1983-),男,湖南邵阳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省教育质量评价研究基地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张亮亮,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长沙。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4期 P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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