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 刘艳伟 |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摘要: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界出于对新式教育形式的反思，开始探讨书院这一传统教育形式。此后，书院研究连绵不断。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书院研 究走过了七十年，其间虽经曲折，但学者们在书院文献整理、书院史、书院制度研究、书院与文化研究等方 面，依然取得了较多成果。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书院研究推陈 出新，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从整体上来看，书院研究依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 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拓展研究视野，增强问题意识，以推进书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书院；书院研究；书院史；书院制度；书院文化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萌芽、肇始于唐代，定型、兴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最终在清末因改制而退出历史舞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书院虽历经曲折，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则一直呈不断发展、壮大之势。到清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总数达4 300余所，遍及全国城乡。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荒陬边陲，都有书院。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书院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书院还越出国界，传入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与文化传播的窗口。

1901年，光绪帝颁布废书院诏令。此后，虽然书院精神的某些侧面仍然存续于近现代教育体制之中，甚至还出现了以书院命名的一些文化、教育、学术机构，但书院作为整体已经在制度层面退出了历史舞台。

早在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对书院改制的反思及对书院制度的借鉴，学者们对书院的研究也渐次展开。1923年12月，胡适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一文，1924年2月，又发表《书院制史略》一文，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这两篇论文对书院由唐代到清代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追溯，阐述了书院制度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并从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两个方面对书院的精神进行了总结。以此为滥觞，书院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众多学者对书院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已发表有关中国书院研究的论文超过3000篇，出版专著100多部，可谓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前三十年，受时代氛围的影响，书院在国内被视为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形象相当负面，书院研究也趋于沉寂，海外也少有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大量积累、发掘书院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在研究内容、方法、范式上推陈出新，取得了丰硕成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书院文献的整理、书院史研究、书院制度研究、书院与文化研究四个方面，对七十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作一大致梳理。

一、书院文献的整理

学者们对史学与史料之间关系的理解或有不同，但对史料在史学研究中根本地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对史料的充分掌握，是研究开展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书院文献的整理逐渐受到关注。在书院文献的影印方面，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书院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收录书院志、书院课艺、章程、语录等文献111种，影响最大。近两年来，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已出版两辑，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一辑收录书院文献125种，第二辑收录134种，是近几十年来书院文献整理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在书院文献的专题汇编方面，20世纪末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利用最为广泛。其后，邓洪波又整理出《中国书院章程》（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版）等书院文献。在书院文献的点校方面，自1995年以来，学者们点校的书院志共计20余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书院文献的整理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书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书院史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关注书院发展的历史，并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书院作为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成为批判的对象，因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难得一见。“文革”结束之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学界思想进一步解放，在80、90年代形成了书院史研究的高潮，为后续的研究打开了局面。本文从书院史的通论性研究、断代书院史研究与区域书院史研究三个方面加以梳理。

（一）通论性研究

从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不少学者反思“文革”，拨乱反正，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他们将目光投向书院，试图呈现书院的历史面貌。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就产生了几部很有影响的书院史通论性研究著作，其中1981年出版了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两部著作。同一年，海峡对岸出版了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一书。故此，1981年堪称书院史研究的丰收之年。这也反映出当时学界对书院这一主题的关注与重视。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一书在详细辨析书院涵义、归纳书院特点的基础之上，对宋至清书院的建置、传授学术内容及方法的演变作了梳理，并对书院的学风进行了总结。该书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结合不同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来讨论书院的演变，将学术史与书院历史结合了起来，这对后来的书院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对书院在各代的发展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讨论，总体内容较为简略，唯对书院在教学上的特点概括甚详，反映出其对现实教育的关怀。而《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是张正藩之前发表论文的选辑，第一至五章探讨唐代至清代书院之起源、规制、演变及其影响，较成系统。其后六章分别探讨宋初四大书院、明末东林书院、中国古代书院的特点、书院讲学与学术关系等专题。其中，第十一章“中国书院制度对韩国的影响”是较早探讨中国书院与东亚其它国家书院关系的文章。

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三部通论性书院著作在不少地方借鉴了民国时期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两部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方法、范围甚至相关结论方面，它们都表现出对民国时期书院研究的吸收与继承。当然，这三部著作也取得了不少突破与创新，如对书院官学化、中国书院制度对其它国家的影响等内容的探讨，拓展了书院研究的内容。

1994年，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该书是书院研究中集大成的著作。全书分五编、二十二章，主要介绍唐至清时期的书院历史、书院教育、书院与学术等内容。该书采取宏观概览与具体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在论述每一时代的书院时，先以总论阐明该时代书院发展的特点及书院与科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而后以大量篇幅论述著名学者创办兴建书院、书院讲学活动、学术群体的书院活动等内容。与80年代的三部通论性著作相比，该书取材丰富，不但在呈现书院制度方面更为详尽细致，而且，该书关注书院在不同时期的教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疏漏，颇具启发意义。此外，该书延续了《中国书院史话》的风格，将书院的历史与学术学派的发展、变迁相结合，深刻影响了后来书院与学术关系的研究方式。

邓洪波所著《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是书院研究中另一部重要著作。邓氏长期从事书院研究，积累了大量素材，在广泛收集史料、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唐至清各个时期书院的特点、功能形态、数量及区域分布都作了细致的分析，在呈现书院的整体规模、分布特点及不同时期书院的特色方面，远较前述几部著作详尽，分析也相当细致，在论述中屡有新见。如果说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更多呈现的是书院历史的纵深剖面，邓著则为读者呈现了不同时期书院的波澜壮阔图景。

总体而言，这些通论性著作各有侧重，也各具特色。有的抛开了民国时期以资料汇编呈现书院历史的形式，将史料融汇于论述之中，梳理书院历史发展的脉络；有的不再停留于呈现不同时段书院规模变化的大势，而是试图深入探讨书院与教育、政治、学术等的联系，呈现历史演变的复杂过程。这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大大推进了书院研究的发展。

（二）断代书院史与区域书院史

宋代是书院兴盛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书院形态、士人创办书院的理念以及书院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书院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一书，在吸收并反思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观察南宋朱熹等人倡导的私学理想如何具体落实为士人的书院活动，以及形成后的书院制度又如何决定了教育理念的方向，揭示出宋代教育重心由官学向书院转变的过程。陈雯怡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上，都取得了很大突破。

元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关注元代不同时期书院政策之演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重点探究了元代书院官学化的问题。徐梓认为：“元朝政府对创建书院报批手续的严格控制，层层审核；把书院完全纳入统一的学制体系，从行政管理（委派山长）和经济基础（拨置学田）两方面入手，强化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现职官员以一级政府的身份，参与书院创建；这三个方面，是元代书院官学化的最典型体现。”元初的书院政策较为积极，其后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通过严格审批程序、委派山长、拨置学田以及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等形式，加强对书院管理、控制，致使书院“官学化”。这一问题，后来也为台湾学者陈雯怡所关注。陈雯怡在《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收入《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一文中，重点探讨了书院官学化的问题。她将书院置入元代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儒户政策、理学的正统化），分析了书院在其时的特质，以及在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既造成了元代书院的兴盛，也显现出书院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化，这一现象，“应当放在大蒙古国以来以崇祀孔子作为儒学象征的脉络中理解”，可见朝廷是将书院作为儒士出路的安排渠道，并不控制书院发展。

时代愈是靠后，文献存留越多，学术研究越是精细专门，书院研究也是如此。学者围绕明、清两代某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众多，但综合性研究反而薄弱。在国内，有关这一时期书院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白氏之前著有《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曾于1995年由天津大学出版，后经修订，改名为《明清书院研究》。该书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记载，以数量统计的方式呈现明清两代书院发展的大势，并对各省的情况作了统计。该书对清代书院发展趋势的梳理尤为详细，可谓一部“清代书院兴衰史”。外国学者对明清书院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兴趣，且成果众多。日本学者大久保英子《明清书院の研究》（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一书，分明清书院概观、书院的地域分布、明代书院与庶民阶层的兴起、清代书院与商人、戊戌变法与书院五个专题探讨明清时期的书院，着重揭示明代书院教育的平民化以及明、清商人与书院的关系两个问题。该书以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关注书院与社会的关系，其研究方法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也为后来学者树立了典范。美国学者约翰·麦斯基尔（John Meskill）著有《明代书院散论》（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该书主要探讨明代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中的地位、明初期的书院、明代书院的复兴、明前期书院的建造与活动、改革中的书院等内容。书中所论及的议题，有些是国内学者早已关注过的，诸如书院与佛教之关系、地方官员在书院兴建与维持中的地位等；有些则是较新的课题，例如对书院中祭祀孔子使用画像的探讨。此书在美国学界颇有影响，《美国历史评论》称赞该书是“领域的奠基之作（Foundation）”。将此书与白新良先生的著作对读，可以看到中外学者在书院研究方法与视角、材料的选取与解读方面的差异。

在20世纪80、90年代书院研究热潮影响之下，书院研究向地方扩展，区域书院史研究蔚为大观。其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吴洪成、刘园园《河北书院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这些著作涵盖历史时期区域的书院盛衰情形、数量规模、管理制度、学术倾向等方面的内容，呈现了区域书院历史的整体状况。与民国时期的书院研究相比，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材料使用上，还是在观点的突破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一些地方的书院，因其在区域乃至全国的影响，材料存留丰富，学者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不凡的研究成就。如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立斌《鹅湖书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版）等，这类研究多是在梳理各书院历史的基础之上，探讨其制度，发掘其在不同时期与主流学术的关系，对某一书院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情形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

三、书院制度研究

民国时期的学者出于对当时新式教育的反思，关注中国传统教育，希望从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促进了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在现实关怀的引导之下，他们对书院教学、管理、藏书、讲学等活动的研究热情尤高。书院制度研究是书院研究的重要部分。至20世纪80、90年代，受书院研究的热潮影响，学者们重新探讨了这一主题，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一些通论性的书院史著作，虽然其研究重点在于历史时期书院的整体状况，但对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等内容也有所涉及。如前文提及的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一书，其主要探讨了书院的历代发展情况，但也涉及了书院学规、讲会制度、书院祭祀等内容。这与民国时期学者所著通论性书院史重在叙述书院发展变化的风格很不一样，表现出更为全面的研究视野。

90年代以后，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开始出现一批有影响的著作。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是关于书院制度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对书院的类型、等级、职事类别、藏书、刻书、经费及管理、教育特点、考试制度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论，大大推进了书院制度研究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同是对“书院制度”的表述，民国时期的学者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涵盖书院全部的历史，与官学制度相并列。这一时期有关“书院制度”的论著，其主体内容也是书院的历史，间及书院的活动。八十年代以后，在学术话语中，“书院制度”的所指发生变化，学者们多将书院的运作形式、书院活动视为书院制度，与书院兴衰的历史分别开来。这一变化的本身即反映出新时期书院研究的深入、细化。讲学历来被研究者视为书院的重要教学活动，无论是前述通论性著作还是断代书院史，都有大量篇幅介绍书院讲学，将讲学、讲会理所当然地视为书院的重要活动。陈时龙《明代中晚期的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明代中后期讲学运动有十分细致的研究。作者从纷繁的史料中为读者梳理出明代中晚期讲学活动的脉络，并归纳了明代讲学运动的特点及讲学运动的变化趋势。陈时龙认为，讲会并非书院的内部教学活动，它更像是一种社会活动。这就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书院讲学”“书院讲会”这些议题。王崇峻《明代书院讲学的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书院讲学为线索，围绕明代三次禁毁书院，梳理了书院讲学的起源，明代书院讲学的兴起，以及讲学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明代书院讲学的研究成果甚多，如李国钧《中国书院史》、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等，但王氏利用甚少，这影响了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有关书院藏书、刻书的研究，有肖东发、赵连稳《中国书院藏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赵连稳、朱耀廷《中国古代的学校、书院及其刻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两部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肖东发、赵连稳对书院藏书的历史、藏书来源、藏书的管理与利用、藏书特点以及书院藏书的意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学界论及书院藏书者，大致不出上述这几部分内容。书中对16个省份的36所书院的藏书情形作了大致梳理，也值得参考。《中国古代的学校、书院及其刻书研究》一书，第八至十一章论及五代、两宋、元、明、清前期的书院刻书活动，是笔者所见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少有的对历代书院刻书活动的较长时段梳理成果。祭祀是书院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民国时期学者对书院祭祀关注甚少。近三十年来，学者对书院祭祀的功能、意义多有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生云龙《中国古代书院学礼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对书院祭祀探讨甚多。该书将书院日常的祭祀活动与会讲礼仪统归入学礼，梳理了唐代至清代的书院学礼、学仪；归纳了书院学礼、学仪的特点；分析了书院学礼中的学理；并对书院学礼在书院教学活动中的意义及其文化价值作了探讨。肖永明、唐亚阳曾论及书院祭祀在确立、增强士人对儒家道德伦常观念的认同，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以及书院在社会教化方面的功能。其后，蒋建国对肖、唐两人的研究做了补充，他在《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古代书院祭祀的社会空间》一文中，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分析书院祭祀活动的社会意义，揭示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功能。

四、书院文化研究

书院既是教育组织，也是学术研究机构。千年来的发展历史，赋予了书院深厚的文化内涵。20世纪80年代，很多学者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思“文革”，开始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受此思潮影响，书院文化研究趋于兴盛。这一时期成果不断涌现，学者们除了对书院自身历史及书院制度进行研究外，还试图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中，研究书院与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书院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关系。

（一）书院与学术、学派

书院与学术、学派的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吴万居著有《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该书主要是对宋代书院历史、教育精神、教育宗旨以及书院与经学、理学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王建梁所著《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苏州紫阳书院、徽州紫阳书院、扬州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广州菊坡精舍为例，探讨了清代汉学主要学派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东塾学派著名学者执教书院后对学派产生的影响，以及学派兴盛后对书院的影响，以此揭示汉学与书院的互动关系；尔后对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历史进行梳理，认为它们开创了书院与汉学互动的制度化阶段；最后探讨了诂经精舍、学海堂影响之下汉学书院的发展状况，试图以此呈现书院对清代汉学发展的巨大作用。

书院与学术、学派关系的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是书院研究与地方学术、学派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兴起。因区域在范围上相对狭小，资料更为集中，以及地方政府对发掘地方文化资源的鼓励，不少学者将书院史置于区域文化的框架之中。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重点梳理了湖南书院与理学的历史，认为湖南在北宋时期有了书院创建，尔后有了理学传播的基础，并于南宋初年完成了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形成了以书院为基地的学派。该书提出的“理学与书院一体化”观点，在书院研究中较有影响。

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将姚江书院归入浙东学术史的脉络之中，对姚江书院主要学人的学术旨趣及其对书院发展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其中对姚江书院殿军邵廷采的讨论尤详。书院是一地文化的中心，对地方学术、文化都有诸多影响。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书院在江浙文学发展中的推助之功、学术传播之用以及文士群体形成之力，都有精彩的论述。李晓宇的博士学位论文《尊经·疑古·趋新：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及其学术嬗变研究》（四川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对成都尊经书院的学术变迁有深入的探讨。与传统书院研究将书院与学术径直对接不同，他将尊经书院学术变化的历史置于清末特殊的时代之中，探究书院不同学术流派、风格的山长对书院学风的影响及其在书院中的冲突，梳理尊经书院三大学术派别（成均派、南皮派、湘绮派）各自的特点、治学主张、学术倾向以及他们间的相互关联与分歧，并对尊经学术走向分裂瓦解的过程作了细致分析。

（二）书院与文化

20世纪80年代，国内形成了“文化热”的浪潮，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发掘书院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探究书院的文化价值。丁钢、刘琪《中国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探讨了传统文化对书院形成的影响、书院对儒家文化发展传播的推进作用、中西文化交织下的书院变革等问题，对书院与佛道的关系、书院与西学的关系论述相当详细。在书院与文化关系研究方面，该书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同是对书院与文化的探讨，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更多关注书院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作者视书院为私学，从家族文化、乡土文化重视教育的视角理解书院之兴起，虽与学界对书院起源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提供了思考此问题的另一角度；第二章论及书院的山林文化，对书院选址由山林转向城市的探讨，颇具启发意义。

书院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组织，对书院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为应有之义。自20世纪末，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兴起，在研究对象上，它更多地关注观念、认同、心态等内容，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个人、组织机构、群体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从更多角度、纵深地呈现历史发展的细部。这一研究范式同样被应用到了书院史研究之中。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反思前人有关书院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具体探讨书院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书院发展的社会动力、书院与宋元时期的理学及明代阳明心学之间互相结合与相互促进、书院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及文化内涵、书院对地域文化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该书在对书院与学术关系的探讨中，揭示出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内在逻辑，突破了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径直将书院史与学术史对接起来的书写模式，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呈现书院的特质及其功能、历史地位，推动了书院研究的继续深入。

同样是运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麦哲维在《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围绕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考察不同身份背景的广东士人（寓居广东的士人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土著）对成为新的文化重地的学海堂的态度之差异，揭示出参与学海堂活动的流寓广东的士人如何借助学海堂这一学术机构，建构本地人身份，提升自己的地位。书中对鸦片战争后学海堂运作状况的探讨，更是其他与学堂有关的研究者较少关注的。麦哲维将学海堂的研究由书院史、学术史的领域扩展至社会文化史，为书院研究选题的扩充与深化开启了新思路。

（三）书院与科举

科举制度的形成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教育组织之一的书院自然不能脱离科举的制约。对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学者多能识其大概。无论是通论性的著作，还是断代书院史、区域书院史的研究，都认为书院受科举影响，却少有人细心求证。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是这一研究专题最为重要的成果。他通过广泛搜集史料，揭示出宋至清不同时期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并利用统计学中的相关性分析，较为直观地呈现出书院与科举关系的紧密程度，较有新意。此外，在探讨书院与科举关系的同时，该著亦将官学的发展规模、办学质量纳入考察范围，对官学、书院、科举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这种宏观视野在书院研究中尤为难得。

五、结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书院研究虽然经历了曲折，有过三十年的停滞阶段，但总体而言，取得的进步仍然相当巨大。无论是基础文献的整理，还是基本史实的呈现，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回顾、审视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

（一）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引入方面

自民国时期的书院研究开始，通过计量统计来呈现历史时期书院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即被不少学者利用。直到20世纪后半期，依旧有不少学者在书院研究中使用这一方法。计量统计在呈现较长时段的书院发展情况之时，颇为简捷直观，但在推进深层次的研究方面，则力不从心。而在书院与学术的关系方面，早期的学者多将书院发展与不同时代的主流学术径直对接起来，从程朱学到阳明学，再到考据学，将书院与学术的历史书写成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史。这种研究方式先入为主地将历史演变的曲折、复杂过程简化为直线式的发展，其结论很可能偏离历史真实。因此，研究方法的陈旧与理论分析工具的缺乏，是制约书院研究的一个瓶颈。

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等）传入中国开始，国内的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理论方法因为在原因解释、现象分析、研究范式之形成、视角转换等方面具有的特殊功用，迅速被历史学及其它人文学科所接受，跨学科的研究方兴未艾。但遗憾的是，这些新的理论方法在书院研究中利用甚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学理论由于在现象解释、动因分析等方面的长处，正可以为解决书院研究中面临的研究方法陈旧、分析工具缺乏等问题提供助益。而且，新的理论方法的运用，也有望对书院与社会互动、书院与文化传播等新旧热点问题的研究，以及理解书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功用，起到推进作用。

（二）研究视野的拓展方面

书院与教育、思想文化、地方社会等关系密切，在研究书院历史之时，理应将之置于各自具体的历史脉络之中。但就七十年来的书院研究而言，不少学者是将书院作为教育组织，将其局限在教育史中，探讨其在历史时期的教育特点、功能，而对书院教育属性之外的其它方面的性质关注不够。这种局限不利于发掘书院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发挥的作用，更难以揭示书院原本复杂的历史面相，大大影响了书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实际上，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同时是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把握书院的特色、地位、功能与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书院教育机构的一面，仅仅视书院为教育组织，而应该放宽视野，转换视角，探讨书院的其它面相：可以视书院为一历史范畴，探究不同时期其内涵、外延的嬗变，展现书院概念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将书院作为地方社会场域中的一极，探讨其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也可以视书院为聚合地方士人、代表地方文化的公共空间，揭示其在地方意识塑造、地方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等等。历史研究需要宏阔的视野，拔除障目之叶，则能更真实地窥探历史的真相。

（三）问题意识的增强方面

审视七十年来的书院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是另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前期的学者因基本史实尚未理清，他们的研究重在揭示书院的特征、呈现书院发展的大势，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后来者再重复类似的工作，则明显不够。理想中的学术研究，其出发点应是针对未能得到正确认识或者完全认识的问题而来，应以问题为导向。但在实际研究中，不少书院史论著只是停留在描述性的层次上，缺乏对现象的分析与解释，亦不能与历史中重要的问题相关联，呈现出自说自话的现象。这样的“成果”自然难以推进、深化既有的研究。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研究者，以书院为切入点，自觉将书院置入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发展的脉络中，关注书院与文化传承、学术传播、社会变迁等产生的关联；深入探讨书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式，避免仅仅满足于一般书院历史的呈现或者表面上的系统化，尝试通过书院这一切入点，呈现丰富、立体的历史过程。如此，当可以促进书院研究的发展，推进学术的进步。

作者：肖永明 刘艳伟　

作者简介：肖永明（1968-），男，湖南武冈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书院文化研究；长沙。刘艳伟，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南充。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3期  P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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