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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有“政策风险”的书翻译十年,等待面市又是十年,最后500套售完即是绝版

先知书店 大卫工作室plus 2021-10-28



这套书翻译十年

等待出版又十年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


幕后英雄是孤独的,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姓名。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过去一年,疫情、美国大选等宏大叙事,几乎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在中国文化界、出版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出版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在睡梦中辞世,不少文化名人纷纷撰文悼念沈公。

 

然而,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同为出版人的青年作家、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黄孝阳先生,也于2020年12月28日去世,去世时仅仅47岁,不过,除了出版圈内人,这位青年才俊的英年早逝,并没有引发波澜。


究其根源,在出版这个古老的“产业链”上,站在镁光灯下的,永远都是畅销书作者、学者、思想家,而编辑、出版人这个角色,往往被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有人以为他们只是一群“挑错别字的”。即使很多读者把书读过很多遍,却从未关注过印在版权页、后勒口上的编辑、出版人到底是谁。


其实,很多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能够问世,出版人的作用,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相反,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优秀的出版人,是经典图书真正的幕后英雄。


 

▌出版人:优秀作家

不可或缺的“磨刀石”


如果说作家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优秀的出版人就是能够与不同领域专家对话,深谙不同专家价值的“杂家”。

 

如果把出版人看作产品经理,那么他最重要的产品就是书籍,而书籍源于作家,作家是本源。因此,在出版人要处理的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显然是和作家的关系。

 

不过,一般人以为,出版人和作家的关系最多是“伯乐与千里马”,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磨刀石与玉石”。一位优秀的出版人,首先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不断给作家以反馈,对于少数桀骜不驯的天才作家,甚至要用催、用逼、用苦口婆心,把他们那些扎人的毛刺儿修剪掉。让他们的行为模式,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至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能接受,这就要求出版人具备极强的耐性。

 

第二,出版人要把作家的价值,尤其是天才的价值,嵌入到正常的社会结构里,找到他们的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把作者的创造性变成产品的过程。这不仅考验出版人的专业能力,还考验打造产品的能力。

 

德国最知名的出版人西格弗里德·温塞德说:“出版人是评价稿件的第一伙伴,修改稿件的第一伙伴,以便让作家在内容和质量上达到他的最大潜能。他能给作家安全感,他必须经常鼓励作家完成一部刚起头的作品,创作新的作品,或者在失利、放弃、批评和溃败后从头再来。”

 


▌出版人,能引爆一个时代的潮流

 

每一代优秀的出版人,都必须思考以下两个重大命题:

 

●“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知识环境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什么样的书籍能够畅销,能为出版社带来利润,保障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

 

例如,如果是传统时代,过去圣贤的经典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环境;如果是不同文明大碰撞的时代,那异域的名著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环境;如果是知识大普及的时代,那么,各个学科的通识读物,或许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环境。

 

●“在时代的大潮中,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传世经典?”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必须同时思考这两个问题——既要紧跟潮流,又不能只是简单地接受潮流,当所谓的“潮流”有失体面时,要对其进行抵抗。一位优秀出版人的职能,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适应潮流,批判潮流。”

 

一家出版社不能仅仅靠一位作家或一本书,也不能依赖畅销书,今日的畅销书单,往往是明日的墓志铭,所以,即使就经济利益考虑,出版社也必须考虑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出版传世经典的作品。

 

出版史上,不乏一部作品、一套文集引爆一个时代潮流的案例。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范用、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还是《走向未来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都有改革年代的思想引领者。

 

对于一位优秀的出版人而言,出版传世经典的难度,要远大于出版能赚钱的畅销书,因为前者不仅要面对政策风险,还有显而易见的市场风险;不仅需要眼光、情怀和专业能力,更有时候还需要勇气和“公关”能力。

 


▌出版人,就是盗火者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社会与经济》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网络,其中最有价值的节点,被称为“结构洞”。简单而言就是,有一些人在社会网络中,认识一个圈层的人,也认识另外一个圈层的人,他有能力把这些人整合起来,成为这些族群交流的桥梁,这就是“结构洞”。

 

这么说或许过于抽象,具体而言,“结构洞”类似于互联网公司里的产品经理,他不见得会写代码,但他能听懂程序员在说什么,也看得懂市场部反馈回来的数字,也搞得懂用户的心理,还能领悟公司高层对这个项目的定位,产品经理就是一个“结构洞”,是“所有人的人话翻译家”。

 

最顶尖的出版人,就是“结构洞”的典型,他们对书籍的专业性有判断力,能和最优秀的作者、学者、译者对话,甚至说服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修改书稿;他们具备商业头脑,能和最有营销力的书商、书评人、行业媒体合作;他们还能搞定复杂的出版流程,能到一线去和设计师、印务不断打磨产品的细节、格调,不断死磕。

 

除此之外,优秀的出版人,还必须具备“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

 

企业家精神最主要是冒险精神——承担出版作品可能遭遇的政策风险,以及作品出版后的市场风险。——沈昌文先生在回忆录中,就自嘲自己当年的“检讨”写得最好。原因无他,因为三天两头就要写检讨。

 

企业家才能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能够有效配置各种资源——为了一部作品能够出版,不仅要协调出版社内部各部门关系,还要打通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作品出版后,要调动作者资源、媒体资源、渠道资源,进行宣传推广等。优秀的出版人,还要打造、管理一个品牌,甚至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

 

我们以刚刚说到的已故出版人黄孝阳出版《红轮》的故事为例。

 

◎《红轮》:十年翻译长跑,两位译者离世

 

1998年,出版人安春海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拿到了俄罗斯文学家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红轮》的中文出版权,并迅速组建了一个由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何茂正牵头,朱宝宸、武学善、夏广智等九人组成的翻译团队。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当时,《红轮》能否出版,以及出版后是否有市场,都是未知数。但是,翻译团队自己的兴趣和情怀,不计报酬地花了长达三年时间,完成了前三卷的翻译工作。翻译团队的胡真真回忆道:

 

“我们都是白天上班,晚上翻译,除了吃饭睡觉上班,其他时间都在翻译,每晚大概要忙到1点左右,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三年。”

  

刚开始翻译时,胡真真还不会用电脑,都是手写。“稿子大概有25公分厚。”后来又将这几十万字,一个个敲进电脑。

 

但是,当不同的译者将翻译稿交到何茂正手里时,新的难题来了:翻译追求的是“信达雅”,但对《红轮》这样一部涉及几百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迄今体量最大,兼有文学性、史学性、思想性,被作者索尔仁尼琴定义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到底应该以什么面貌呈现给中国读者?

 

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何茂正先生最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用了两年多时间,以匠人精神完成了《红轮》前三卷的统稿工作——小到一个人名、地名的译法,以及全书所用汉字的统一,大到理解索翁文字背后的思想。

 

如果说《红轮》的翻译工作漫长、艰难却又热火朝天,那么,接下来的出版之路,更加漫长、艰难,且又一次次的将当初的热血冷却。

 

“翻译了十年,等待出版又十年,希望一次次落空,我们的另一个翻译武学善因病住院,在病中他写俄文,说俄文,唱俄文,似乎都已经把中文给忘了。”

 

在等待出版的10年间,有两位译者——武学善和夏广智相继离世,没能亲眼看到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红轮》出版。当年点灯熬油的年轻译者也已经退休赋闲,引进这套书的出版人安春海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无果,他自称“怀抱和氏璧”,而10年不遇。

 

◎没有出版人黄孝阳,《红轮》可能只是一堆积满灰尘的稿件

 

2009年,某次私下聚会中,学者秦晖向出版人黄孝阳力荐《红轮》,他说:“如果说《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

 

黄孝阳以出版人特有的专业能力,看到了《红轮》的价值,以企业家的行动力,迅速找到了《红轮》翻译团队的何茂正,获得了出版权。

 

书的版权拿到了,但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下,同样的问题摆在他面前:


(1)苏俄题材的作品,出版有没有政策风险?


(2)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巨著,出版后到底有没有市场?


正是这两个难题,让这部巨著的出版整整拖了十年。

 

显然,要破解这两个难题,仅有专业能力、洞察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经济学家熊彼特说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才能”。


在出版风险方面,黄孝阳不仅有承担风险的勇气,更有化解风险的智慧。当时的出版社社长,在听完黄孝阳的分析后,甚至说:“赔本也要出。”


几经周折,《红轮》终于得以转正,拿到了书号,黄孝阳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书虽然出版了,但还有第二个问题需要回答——怎么才能卖掉?

 

在一定程度上,图书市场也奉行“渠道为王”的法则。因此,优秀的发行渠道、销售渠道,往往决定一部作品的命运。《红轮》出版后,黄孝阳成功说服了当时销售能力非常强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在线上直销《红轮》,彻底解决了销售渠道的问题。同时,黄孝阳利用自己的作者资源和影响力,推广《红轮》。

 

2010年6月,《红轮》第一卷出版,获南方周末阅读盛典“十大好书奖”。这套在外人看来不可能出版的书,即使出版了也不可能盈利的书,在出版人黄孝阳的运作下,实现了盈利!

 

优秀的出版人,不仅需要情怀,还需要同时具备三种能力:专业能力、对时代与人性的洞察力,以及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红轮》从翻译到出版,如果没有以何茂正为首的翻译团队的执著,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如果没有出版人黄孝阳,《红轮》可能只是堆在译者书房角落里一堆积满灰尘的稿件。

 

如此多的人不计回报的付出,或许仅仅是因为索尔仁尼琴那句“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要重。”有业内人士称,《红轮》的问世,是20世纪的奇迹,而《红轮》中文版的出版,则是21世纪的奇迹。

 

然而,奇迹不会总是发生,16卷的《红轮》在出完前三卷后,后续的出版又一次搁置了,而且更加遥遥无期。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造就奇迹的出版人黄孝阳先生,也在2020年12月28日不幸英年早逝。到今天,即便已经出版的《红轮》前三卷,也已经所剩无几。


 

人们常说“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情。”如今,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袭,出版行业也迎来了“大洗牌时代”,传统出版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出版人”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越来越多的优秀出版人,用新技术、新思维,对传统出版业进行了渐进式的“革命”,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品牌和出版人。

 

例如,理想国-刘瑞琳,后浪-吴兴元,汉唐阳光-尚红科、三辉-严博非,甲骨文-董风云,等等。而曾经与“理想国”齐名的另一品牌“新民说”创始人范新,2019年又创办了“一页”品牌,并以“始于一页,抵达世界”作为出版理念,2020年上半年就推出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等重磅作品……

 

有人说,未来将是人工智能时代,实物产品的生产将越来越多的交给机器人。人类唯一的、最有价值的生产活动,是精神产品的生产。那么,出版人——这一古老而鲜为人知的群体,这些无数经典的幕后英雄们,不是要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一定被时代推到台前。

 

是经典,就不应该被埋没。为此,先知书店经多方努力争取,集齐了出版人黄孝阳倾注心血的出版之作《红轮》(全三卷),现在仅剩最后500套。

 

●“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本书“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比史记更重要,更直接。因为,它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而我们依然生活他的延长线上。

 

●题材特殊: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类似《红轮》这样深刻的书,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已经越来越少。

 

●经典稀缺:《红轮》中文版共出版三卷、16册,但因为目前已经绝版,网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残卷,并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元。


 

先知书店联合出版社,经多方努力争取,集齐目前中文最全《红轮》版本(全三卷、16册版),只剩最后不到500套。识别下图二维码,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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