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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1月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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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民国文人为什么如此有才?



民国文人为什么如此有才?


文:梁文道  编:木叶


最近不只有一个民国热潮,而且其实也早从十几年前开始,大家有一股民国知识分子热,也就是说很喜欢去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研究他们的传记。


为什么呢?我想这里面往往就包含着对我们现代的处境的一些不满,或者是一些疑问,所以想回头看一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样。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而在这个情况底下,很多人就发现,原来以前的大师都是民国人,至少是民国那时候过来的。


然后再对比今天就觉得哎呀,你看,今天真没有大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盼望要等一个大师出来。但那个大师到底写什么,我们觉得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是不是公认他是个大师。


比如说像今天我介绍的这本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下面有这么一个宣传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那么这句话我觉得就很妙,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是空前绝后?那么这两个人空前绝后,他们之后又没有大师了,这到底对我们造成什么困扰呢?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倒还不只是讲陈寅恪,而是包括傅斯年也把他包进去讲了,傅斯年我想对很多大陆的读书界的朋友来讲,稍微比较陌生一点。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傅斯年在台湾,过去大陆这边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右派,资本主义的走狗,躲到台湾那边去,跟着老蒋过去了,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陌生。所以我建议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不妨把焦点集中在有关傅斯年的部分上面来看。


至于作者岳南,其实也是成名作家,过去我曾经读过他写的这个讲考古的一本书《考古中国》,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教益,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考古史上面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实跟经历。他是写报告文学的这么一个作家,而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想办法,把陈寅恪、傅斯年两位史学大师做一个对比,拉起来谈。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那么厉害?


陈寅恪


然后再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性格是很不一样的,陈寅恪是很内向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傅斯年当然也是,但是傅斯年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这个对中国现代的史学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阵地。


同时性格上面,他跟陈寅恪越是相反,傅斯年矮矮胖胖,非常的火爆,非常的急躁,所以两个人看起来很不一样,但偏偏这本书就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因为认为他们是有关联的,也是好朋友,甚至有姻亲之关系在里面。


我们再看说回到大师的问题,这本书里面很容易给我一个印象,就是重复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年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那么得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呢?


比如说这里面他说,傅斯年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很红嘛,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北大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而他后来到了伦敦大学念书,他在伦敦大学是学什么?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

好,然后后来他又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后来他又到了柏林,跟陈寅恪一起在柏林当同学,这时候这里面就提到,说有一天晚上,毛子水、罗家伦、傅斯年吃饭的时候,看到傅斯年在看的书是什么?是地质学方面的书。


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傅斯年研究的是什么呢?是史学,他又跟了当年德国近代史学之父,也就是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潮流的兰克,跟他学史料学、学实证史学。那么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够先从自然科学学起,又去搞心理学、搞弗洛伊德,跟着研究地质学,最后落脚于史学呢?


我们再看原来当年这不奇怪,当年好像很多人都是干这样的事,例如说俞大维也在柏林念书,原来也是搞文史,后来变成研究军工、弹道技术,到了最后,甚至当了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


所以看到这样的片段,我们很容易有个感慨,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那么厉害呢?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人读这些书的时候,问这个为什么,与其说我们真想知道为什么,倒不如说这其实是一种慨叹。就是说,哎呀你看,人家就那么厉害,为什么呢?


我们并不是真正很想去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这样的时代为什么会出产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时代能不能复制?不能复制,我们应该客观地去研究它里面为什么应该复制一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复制,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而不是单纯说,哎呀,这个时代过去了,没有大师了。我觉得这么一种很感伤的一个态度,并不一定很适合我们去看待民国知识分子时这个问题。



▌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傅斯年


好,我们再回到后面讲到傅斯年,傅斯年晚年在台湾,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大学都曾经听过这个傅钟敲响,这个傅钟是每年12月20号他去世那一天,纪念他的时候就会敲的,那这个傅钟当然是纪念台大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晚年是到了台湾大学去当校长,跟了国民党跑到台湾去,这边就说到,当年傅斯年一上台,虽然只干了短短一年,影响就很大。


首先为了要改善当时台大的素质,他一来就炒掉了70个他认为不合格的教授,要求非常的严谨,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红色恐惧嘛,到处要抓共产党。


傅斯年是反共,但是傅斯年反对你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说学院或学生里面有共产党,要抓、要怎么样,于是,他就在报纸上面骂人,骂什么呢?


他说学校绝对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可以说他跟当年在“五四”时候的傅斯年一样,捍卫了这个学术自由、学院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


到了最后,他在一次会议里面,他就说,奖学金制度不应该废止,对于知识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我万分同情。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让他们有安定环境,才能够用心勤学。


说完这句话,他就当场气倒,因为当时是在跟别人争辩,结果他气倒之后,后来很快就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后来台大的学生还上街为他去游行,要去揪出把他活活气得病倒的那个人出来,闹的事件还非常大。


可见傅斯年在很多学生,在后来学者的心目中,虽然觉得他霸道,但是他到了最后没有辱没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令人惊叹,他们不只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学者,他们还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陈寅恪先生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文化符号,他的作品被一再翻版加印,他的家族故事和传奇经历也被一再传播,他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成为人们倒背如流的醒世箴言。


傅斯年则是一位学界斗士,他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功不可没。他去世后,陶希圣为之怆然:“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才发现,已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两位性格迥异的大师,他们所秉持的是共同的知识分子之人格,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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