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建勛 || “中西文化”欄目主持人語

一般認為佛教在兩漢期間正式傳入中國，其標誌之一即為始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68）、迄今已被亞洲和歐美眾多國家的佛門公尊為“祖庭”和“釋源”的洛陽白馬寺；而基督教傳入中國則始自唐貞觀九年（635），其重要標誌則為今被譽為“中國基督宗教之昆侖”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條主要線索，如果說佛教已經在中國產生了水銀瀉地般的廣泛影響，且佛教中國化已經是得到了充分展開的歷史命題；對標佛教，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者無法迴避由此而來的兩個挑戰：基督教（尤其是1840年之前的基督教）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產生了哪些實質性影響？基督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路徑及其本土化形式何以可能？有鑑於此，筆者嘗試以“基督教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影響及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題，邀請有關學者就以上思考進行回應與探討。

朱東華的《景風東扇及其文化效應》，經由景教碑、景教文獻、神學與經學以及禮儀實踐等維度的展開，坐實“景教堪稱是基督宗教中國化的典型案例和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這一論斷。近年來部分入華景教遺存文獻、文物的新發現，與其所要努力接續的“景教的使徒統緒”、“景教的學統源流”一起，成為“基督教的影響與基督教的中國化”兩個命題隱秘而基礎的部分。

紀建勛的《“神父的新裝”抑或“耶穌基督的中國面孔”——利瑪竇形象文化史研究的是與非》關注到了2011～2012年間發生在明清天主教入華史研究領域的一樁公案：圍繞着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與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穌會士（1552-1610）》“兩個人兩部書”之間的分歧及其論爭，辨析此事件背後潛隱的深層意義。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筆者欽佩宋黎明勇於爭鳴商榷的做法，認為其批評精神對於營造健康的學術生態大有裨益。透視“神父的新裝”，“東坡巾”所表徵的民間與“紫禁城”所象徵的官方作為利瑪竇形象文化史的兩個路向，兩者合力構建出完整、多維的利瑪竇形象嬗變史，學界固然不應執於一端；另外，“兩個人兩部書”事件還啟發我們反思中西交流史研究與觀察中國社會宗教的特徵，預示着利瑪竇形象文化史研究的轉向與我國宗教文化史研究的廣闊空間。

李華偉的《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歷程與路徑：以“三自宣言”為中心》以吳耀宗自1949年參與新政協籌備會和首屆全國人民政協會議開始的活動為主線，釐清《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也即《三自宣言》產生的前因後果，凸顯從三自革新運動到三自愛國運動的轉變，揭示出基督教神學中國化的制度保障與神學中國化探索的新基點、新成就。

正如佛教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影響及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能割裂同一問題之兩面，基督教中國化命題可以經由貫通整部中國基督教史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