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喆 / 护国战争后中华革命党基层成员的境遇——以旅沪革命党人遣散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以讨袁为旗号的革命活动顿失法理依据，让中华革命党进退维谷。上海曾是中华革命党指挥国内讨袁革命的中枢所在，护国战争结束后，大量生计无着的基层革命党人汇集于此，等待安置。财权两空的中华革命党不得不面对偿还革命债务和安置基层成员的窘迫局面。过往研究侧重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过程，而疏忽了革命结束之后艰难的善后工作。旅沪革命党人曲折的遣散过程，展示了革命的另一个面相，揭露了光环褪去之后的困顿和无奈。

中华革命党  护国战争  遣散  上海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一、孙中山解救基层革命骨干的努力

1915年2月，陈其美将东京中华革命党总务工作交给蒋介石，亲自潜回上海指挥各地讨袁军事。自此，上海成为国内革命活动的联络中枢。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次年建元洪宪。25日，蔡锷等在云南通电起兵，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中华革命党亦加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活动，以图尽早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潜伏的革命党人大量聚集于汉口、上海等地，经费则多募自海外华侨。1916年5月1日，孙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主持革命大局。然而袁世凯的自然死亡让中华革命党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此时，针对袁世凯发动的武装起义已经失去合法理由，但政权尚未得手，更缺乏可以妥善安置人数庞大的基层革命队伍的资源。

对于中华革命党的基层领导人物，孙中山的确予以了相当的关注。革命党人管鹏曾于辛亥时指挥起义军在颍州大破安徽布政使倪嗣冲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和居正一起加入重组的中华革命党，随即奉命回上海筹划举事，被倪嗣冲爪牙诬为盗魁入狱。经孙中山等设法营救，管鹏于1916年1月21日出狱而未被租界当局引渡。他于2月6日致函孙中山答谢救助，称知遇之恩不敢忘，今后当如何效命，请时时指示。孙中山遂任命管鹏为招抚使，联络云贵护国军。次年，他又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旋即被任命为安徽宣抚使，规划江淮起义方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于7月12日废止“惩办国贼条例”和“附乱自首特赦令”，宣布7月2日之前因政治犯罪被囚的犯人一律释放，但仍有部分革命党人被囚于狱中。8月7日，革命党人袁炯致函孙中山，称江西湖口起义失败后，曾与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一起被捕。其本人因黎元洪赦令获释，但蔡、熊二人仍在狱中，请孙中山电告江西督军李纯释放。孙中山收函后乃于12日致电李纯请释蔡世英等人，之后又于17日致电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释革命党人容景芳。15日、17日，李纯和王占元分别复电孙中山告知开释情况。24日，福建督军李厚基亦回电称已遵黎元洪令，释放所有政治犯。讨袁革命期间，南通革命党人张泽霖因函劝冯国璋独立被捕。张泽霖是陈其美的好友。陈其美生前称赞他“生有异秉……义气豪爽，临大节而不夺，有异于常者”。8月2日，林白水之妹林宗素致函孙中山表达仰慕之情，请求接见，并告以革命党人张泽霖遭囚，希望能电请冯国璋释放。孙中山乃于4日给冯国璋发电，请求开释张泽霖。革命党人秦毓鎏曾于辛亥时组织敢死队光复无锡、金匮两县，二次革命时又随黃兴赴南京任江苏讨袁军临时筹饷处处长。革命失败后被江苏都督程德全密令拿捕，继而判刑九年。孙中山于9月10日致函冯国璋请释。秦毓鎏乃于10月12日，即无锡光复日获释。孙中山究竟有多少次为营救被囚革命党人出面与当局周旋，已不得而知。这些基层革命党领袖的获释过程，有些较为顺利，有些则几经周折。还有一些人，当局拒绝释放，理由是他们不仅仅是政治犯，而且还涉及了刑事案件。例如江西督军李纯就孙中山所请，释放了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但亦告知熊光炜在鄱阳“威逼公团，勒索巨款，聚众骚扰且伤害人命”，已构成刑事犯罪，不能开释。

被释放的基层革命党领袖大多有功于辛亥革命，并在二次革命后潜伏内地活动，不幸因政治原因被捕。虽然袁世凯已死，但在北京及各地方政府看来，这些革命党的基层领袖是特赦的政治犯而非护国功臣，更不可能论功行赏。所以，释放是一回事，能否妥善安置则是另一回事。孙中山能安排任用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此外，还有大批基层党员，虽未入狱，但亦不可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也急需正常的职业来养家糊口。

二、基层革命党人安置方案的筹划

护国战争期间，中华革命党人的基层队伍主要由海外华侨和内地革命党人组成。由北美华侨组成的敢死先锋队效命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中。1916年7月，孙中山派许崇智和蒋介石前往山东调查东北军的情况，指示“能维持则维持，不能维持则解散”。8月13日，经过三周的调查之后，二人回电称，居正名为总司令，实权操于陈中孚之手，其部扰民殊甚，草菅人命，根据先前得到的指示，建议解散东北军。虽然北京政府有意收编华侨敢死先锋队，但华侨们仍按照孙中山的意愿，以创办实业为名南下上海。9月28日，孙中山在康脑脱路徐园设宴款待南下华侨。30日，中华革命党又专门为华侨举办了欢迎大会，孙中山也应邀参加并发表了讲话。此时孙中山其实并无资源帮助他们创办实业。远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交通部长马杰端也担心华侨的命运。10月3 日，他致函孙中山，请设法解决加属华侨生计问题，或资遣回故里，或发给川资使返加拿大，或使入校学习，但求衣食有赖，免落为流离之民。少数华侨返回美洲，个别请求回原籍入校学习，也有来华时忘记领取回头纸（再次入境的凭证）的希望能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最后，多数革命归侨集中到无锡，由当地政府拨地垦荒。

相比区区几百人的革命归侨，数量庞大的国内基层革命党人的出路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讨袁革命期间，陈其美在上海秘密活动，联络各地举事。1916年初，聚集沪上的革命党人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据2月24日《申报》消息，上海已聚集革命党人八千，每月需六万数千元维持，经费由孙中山在海外募捐，拟趁机响应云南起义。25日，《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称已有“红胡子”会匪两千，受革命党人教唆，乘汽船来沪，聚集于租界中预备起事。外交部接政府令，切实保障外人机构安全，并向码头加派警力，但未得领事团同意。又报陈其美在无锡或常州一带活动，部众预备以无锡为经营江苏之基地。自云南事发以来，革命党人群聚上海，月耗六万元，由孙中山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将起事响应云南护国军。次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也刊登了同样的消息。报章传闻未必全部属实，但不论报出的数字多少，都说明沪上华洋两界已对革命党人聚集待命的情况表示担忧。

袁世凯死后，各地革命活动停止，更多的基层革命党人开始向上海汇集。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通商口岸，也是中华革命党国内指挥中枢之所在。而且，孙中山本人也已于5月1日回到上海。因此，留沪等待安置，是绝大部分基层革命党人最自然的选择。就如何安置基层革命党人，孙中山于8月11日致电黎元洪，对革命烈士遗属颠沛流离表示伤感，并告知陈其美旧部虽已令遣散，可大多流落上海，无依无靠。此外，各地政治犯虽已申令释放，但其中穷困者亦来沪谋生，希望黎元洪对上述三个群体予以救济。次日，黎元洪复电，告知计划将安置方案提交国务会议统筹。

孙中山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并未提供解决办法。革命党人何海鸣曾在黃兴因战事失利绝望离开南京后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继孙中山之后，他向段祺瑞提出了三条更为具体的建议。其一，资助遣散手续应以党员本人为单位，而不能以党魁所辖各部为单位，因为各党魁的部属并不固定，如听任党魁自由呈请包办，“必至有要胁之嫌而生厚薄偏私之弊”，最终政府很可能耗费巨款却不能惠及所有党员。倘若发生误会，后果不堪设想。其二，最好由政府派人召集各党魁协商调查党员人数，不分畛域。查明各党魁部下党员来历后应统一记录并登报公示，以免遗漏，然后听候政府安排，防止党魁营私舞弊。其三，安置党员时，政府应关注其生计问题而不是用巨款救一时之困。与此同时，众议员张传保也提出了安置办法，认为革命党人约可分为两派，即军人及其他行业人员。属于军界者，既然有军事知识和经验，似可根据才能大小，派入各军任用。其他行业人员，则可用移民戍边之法，每人给以边地若干，任其招工垦殖。至于开边所需巨款，可由政府派员向海外华侨及内地殷商募集，或发行国内公债票若干，专为垦殖边地之用。何海鸣的遣散方案可谓考虑周到，虽然手续较为繁复，但可以避免党魁营私和革命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遣散过程中解除了党员和各领袖之间的隶属与依附关系，削弱了领袖的影响力，实际上对北京政府有利。张传保提出的办法也可以迅速解决安置问题，因为很难有其他行业能够吸收数量如此巨大的劳动力，但也可能造成党员依然聚而不散的局面。

上海地方当局对安置问题也非常重视。毕竟大批无业革命党人流落沪滨，倘若善后不周以致酿成事变，恐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官、商两界积极筹议解决方案，并制定出资遣方案十三条，由上海护军署参谋长赵联璜、知县沈韫石、商界领袖虞洽卿及朱葆三于8月29日邀请革命党人领袖会商。但各派首领因事未到的颇多，而与会领袖们对此十三条方案也一致反对，且不接受“资遣”二字。经过讨论，双方达成三项协定：首先，解散工作由各部首领负责，自定妥实办法。其次，之前在军政警学各界任职或有专业特长的党员，由各部首领开列名单请政府分配职位。在国内或国外学校肄业的学生，可各回本校继续学业。再者，中央政府应电令各省优加保护革命党人，解散离沪时各部首领为部下开具凭证作为接受保护的依据。可见，旅沪革命党领袖或者反对解散，或者在解散过程中及解散之后依然希望保持领袖和党员的关系。如此，将来一旦有事，各领袖振臂一呼，仍可迅速召集旧部。

9月5日，在法租界谭人凤宅，革命党各部首领继续集会讨论善后办法，韩恢、吴忠信、胡聘臣、詹大悲等出席，黃兴、柏文蔚派代表参加。谭人凤主张有团体隶属关系的革命党人由各部领袖造册上报，无团体的归善后维持会办理。经各方协定，设立资送事务所，组织人员审查党员身份。孙中山委托吴忠信办理中华革命党人遣散事务，并开列部下领袖名单29人，交护军使杨善德备查。11日于西门外设立了临时机关，定名为“办理沪上党人善后事务所”，拟定善后章程二十余条（其中简章七条，其余为审查委员会和善后事务所细则），由杨善德派所长赵联璜送报冯国璋批准。革命党一方公推柏文蔚、韩恢、詹大悲、吴忠信、李征五、龚振鹏、张孟介、彭养光八人组成审查委员会，待章程公布后即刻着手审查党员资格。根据韩恢等人的报告，当时估计旅沪革命党人约8千左右，需款至少40万。但连债票在内，中央政府只允拨20万，上海商会筹集5万。剩下15万革命党方面希望中央政府设法解决，赵联璜表示不易操办，须由杨善德报冯国璋转呈北京政府批复。审查要求公布后，遣散工作逐步展开。旅沪革命党人纷纷持单，列具姓名、籍贯、年龄和履历四项，亲自送往善后事务所以供审查。至16日，审查委员会已收到名册一百三十余份，于是规定每份名册至少须经四人认定，审查盖章之后方可作为领款凭据。就领款人资格的认定而言，如系革命党人，自然符合条件。如非党内同志，倘若在各地讨袁举义过程中有功的，也可予以认定。然而，随着善后工作的展开，各种纷扰也接踵而来。

三、一波三折的遣散经过

审核资格、募集钱款和分发到位是遣散工作的三大关键。善后事务所设立之时，已是1916年的秋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党人衣食无着，急需在入冬之前妥善安置，留给遣散工作的时间并不宽裕。

审核工作展开不久，审查委员会已应接不暇。一方面，资助回籍的方案原本只针对旅沪革命党人。但外地人士未完全理解政策，纷纷来沪预备造册领款。而各部领袖也不时派人送上名册，请盖印介绍。于是善后事务所不得不发布通告，声明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章程第七条，即“无所属之各党人应附入各部首领范围内办理，或由各部著名党首加给介绍信，径赴事务所接洽”。至9月17日下午5点收册截止之时，已收名册五百二十四份，而投送之人仍络绎不绝。另一方面，试图冒用革命党人身份骗取遣散费用的也大有人在。对此，事务所的解决办法是根据知名度推断，其理由是凡为国事奔走的革命党人“无不有党派之可寻，或隶属何人，或曾居某部，寻源溯流，历历可数”，即便有个别独树一帜的人士，“则姓名事迹断无不为著名党首之所深悉者”。对于姓名无人知晓，也没有重要领袖介绍的，一律不予接纳。由于审查委员会中八人分别来自苏、浙、皖、鄂等长江流域省份，不熟悉旅沪闽、粵革命党人情况，于是孙中山又指派许崇智到善后事务所协助审查。至10月2日，各省旅沪革命党人的资格审查工作基本完成。

就款项来源问题，最初传闻北京政府已拨付20万，其中八厘公债票15万，现洋5万，不足部分再由上海商会筹集。但根据名册，旅沪革命党人有2万之众，大大超过了之前的估计。由于僧多粥少，分发工作困难重重。事务所审查完毕后，名册还需送交政府当局复核。此时，一些贫苦的革命党人已经迫不及待。有田次壎者致函孙中山，称曾任步兵第七十七团团长及第三师一等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匿居山谷。当年四月来沪联络同志，谋划起义。袁世凯死后，计划中止，现正静候资遣。请嘱吴忠信于事务所内先支出若干，以免同人饿病而死。各部首领也多次致函事务所，希望能早日拨款。于是事务所不得不在审查结束后开会讨论办法，打算在现有款项内先分发若干应急。但事务所本身并无财源，名册上报政府一周后，拨款之事仍杳无信息。10月9日下午，旅沪革命党人各部首领在法租界集会商议办法，决定敦促政府和商会早日完成审核并拨付善款。三日后，开始有激进分子散播传单，扬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革命党人公推代表阚钧、王建芳等向审查委员会提出质问，维持局面愈发困难。14日，代表们又联名致函商董虞洽卿，提出中央拨款15万元不够分配，并威胁如果再拖延发款，则表明政府毫无诚意，倘若“群情激昂，如水决堤，不可阻遏，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诚恐发生意外，谁尸其咎”。虞洽卿立即回复，承认代表们所提要求合理，许诺当夜便亲往南京见冯国璋，请求设法维持，并表示只要能做到的，无不尽心竭力。柏文蔚也登报声明并致函杨善德，诉说革命党人因迟迟未领善款而聚众茲闹，善后事务所别有用心，嫁祸于审查委员会，以致众人前来追问，其势汹汹。为自证清白，柏文蔚表示他本人为讨袁革命所负债务“全数牺牲，分文不取”，请杨善德将此意转达事务所。聚众革命党人据说人数过千，韩恢当时外出，柏文蔚见来者人多，遂由后门乘车离宅。随后巡捕房赶到，拘捕五人。了解情况后，巡捕房担心人多滋事，于是先释放三人，暂押二人，并告以租界章程规定不准聚众滋扰。17日，事务所宣布21日至23日为发款日期，并将告示分别刊登于《新闻报》、《中华新报》和《申报》等报纸上。此次共计审查各党部名册616份，需善款21万元，各方领袖所报革命债务为18万元。由于中央最初只拨款10万，遂电请再加7万。已核拨的10万不日即可到位，追加款项待北京政府批准后即刻下拨。就如何分配拨款，经共同商议，各方领袖的债务先一律撤除不计，现有款项将分三日发放。审查委员会中各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称自己为讨袁革命所欠债务不要求政府偿还，以示大公无私。善后事务所各项程序完结，定于18日解散，款项发放时，南京督军署、省长署、淞沪警察厅、上海地方审判厅、检察厅等机构都会派员会同审查委员会对发款过程进行监督。警察厅还将派稽查和引导人员到场维持秩序。

看到通告后，旅沪革命党人自然不会感到满意。他们认为当局缺乏诚意，追问为何上海绅商允筹的款项没有下文？9月12日，审查委员会各领袖在中秋之际借款发放的两万元是否包含在17万元解散款中？之后又有1万8千元续借款之说是否属实？同时众人又抱怨17万元拨款太少，每人所得不仅不够路费，连沿途住宿吃饭都成问题。虞洽卿不得不再次承诺召集各领袖开会商议解决办法。除了抗议之外，旅沪革命党人还派遣代表至孙中山处陈述苦情，请求出面维持。孙中山想必也清楚，此时如果答应出面，不利于正在交涉当中的革命债务问题。如果不能为旅沪革命党人争取到更多拨款，既得罪政府，又不见好于同志。其实早在9月，便有古姓革命党人来函陈报苦况，请求催促事务所和审查委员会加紧办理。孙中山批示：“不复，存。”可见，他早已决定不插手善后事务。10月20日，孙中山与代表们谈话，表示不会干涉善后事宜，称此次善后工作，虽由自己发起，但既由政府办理，自己便不能再行干涉，甚望各党员早日领款。至于致函杨善德暂缓发款一事，万难答允。若商会肯筹集款项，他自然乐意予以承认，但他并不要求商会发款。孙中山虽不愿出面，不过依然有人借他之名抵制领款。例如，有人以旅沪各省党人事务所名义发布通告，称孙中山愿出面维持，希望革命党人能坚持到底，并扬言“如有少数不经全体通过，有意破坏，单独领款者，即属吾党败类，公共罪人。吾辈约合同志齐集于斜桥一带，遇有携册领款者，毋论何省党人，一概截留，提充公费可也”。

10月21日为发款开始之日。上海军警在西门斜桥至高昌庙一带设卡巡逻。领款人行至隘口时上报姓名，即由士兵护送至领款处。到达后，领款人先到核对处报名，核查名册无误后填写单据，再凭单据至发款处领款。领得款项后，办事人员会告知中央财政的困难状况，劝道领款人员早日离沪。领款手续完成后，士兵再将领款人护送至隘口。如遇领款数额较多的人员，则护送至法租界边界。租界内，领款人秩序井然，并无意外发生。但护送士兵返回后，领款人的安全仍受威胁。当日，革命党人中无系统归属者百数十人在华法交界之卢家湾附近等候领款人员经过。湖北人叶怀卿与山东人孙纵橫、夏之时、吴忠烈等领款返回，行至该处即遭为难。吴忠烈被殴受伤，此外尚有同行者一人被戳受伤跌入河浜。叶、吴领款一千余元，孙、夏领款八百余元被一并抢去。巡捕房闻讯立即前往弹压，当场拘获数人，余者逃散。被拘之人自称是得到孙中山承认的代表。另有湘籍革命党人皮资生于是日上午领款百余元后行至华法交接处时遭殴打抢劫。皮被殴伤后入院治疗，家属向巡捕房报案。巡捕房一方面派人分途维持治安，一方面遣员至霞飞路各省党人事务所调查，发现浙江籍革命党人许百齐等正在核算从各处抢来的银元。许当即被逮捕，随后凡是贴有某省党人代表事务所的地方，巡捕房均派人入驻监察。下午，又在江苏党人事务所抓捕四人。鉴于发款首日抢劫现象严重，第二天去领款的各部领袖大多选择乘坐汽车往返。第三日发放的多为小额款项，加上军警戒备森严，所以没有发生打劫现象。当日下午六时停止发款，尚有名册七十余号未来办理领款手续，其中二十余号有函申请缓领。整个领款过程由杨善德向国务院详细汇报。24日，督军署所派监督人员返回南京。未领款项暂存上海护军使署，定于10月28日再继续发放半天。各省革命党人因所领款项不足开支，前往各部领袖处滋闹，以至于领袖们纷纷躲避，不敢露面。坚决抵制领款的激进分子并未达到目的，只好典当衣物，或者向友人借贷，自行解散。安徽、湖南等地的旅沪革命党人代表公开声明放弃所得善款，以补助同志。浙江代表则声称许百齐被捕，实属误会。湖南革命党人代表柳杰因携名册领款后潜逃而遭通缉。未领款者，不到28日便纷纷聚集护军使署踊跃申请补领。

善后工作自发起到结束，历时两月有余。在当时交通和资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两万余亟待拨款遣散的革命党人，这实际上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虽然审查委员会努力排查，但仍不免有冒名骗领善款者。10月20日，中华革命党甘肃支部长张宗海致函《申报》，申明在沪贫苦革命党人所推荐的七省代表中，甘肃代表杨松林的身份系假冒。审查和发款过程中，也有真党员被怀疑假冒的情况。11月16日，潘必昌致函孙中山，谓赴津谋事未遂返沪，往领善款，办事员指其党员证疑似假冒，必要发证人梁纬舟前往证实，而梁尚在日本，故请设法证明清白，以助维持生计。1916年10月底，已经领款的革命党人纷纷离沪。少部分因路途遥远，所领款项不足开支，继续滞留上海。浙江、湖北及甘肃等地的旅沪革命党人代表继续为争取更多补助向商会施压。此时上海的气温已渐寒凉，在孙中山无法出面维持、高层领袖多主张妥协的情况下，大部分基层旅沪革命党人只能选择领款回乡。

10月28日停止发放善款之后，孙中山依然陆续收到贫苦革命党人的求助函。11月，李绍莲来函，自述早年革命经历，谓曾在广东警界任职，辛亥时至南京投军，参加过二次革命。本拟3月赴粵投军，不料南下后旧疾大作，未能如愿。时下冬风渐紧，衣被单薄，祈求救助。又有詹斌来函，称曾任江阴要塞司令，于4月15日宣布独立，因寡不敌众，败逃沪上。于是不得不变卖所有，北上山东投军。未料东北军亦遭解散。此前上海当局办理党人善后事务时，又因错过了受理期限，只得漂泊沪江，请求收纳以效力。12月2日，曾任浙江严州司令的金维系来函，称旧部困于沪上，请助生活费及川资。5日，杨汉魂来函报告革命经过并请予济助。杨自称1914年由美国返回，至东京谒见孙中山后归国“组织民党，一片坚心”。之后又参加广东方面的革命活动，“讵料解组而归，经济困乏”，特恳请代筹银三百圆，以救燃眉之急。11日，邬骏等来函，称呈请拨发川资未蒙批准，至今仍滞留上海，度日如年，请给旅费及数日衣食。25日，胡春浦来函，自述革命经历，谓早年曾随李燮和办事，后又追随陈其美。袁氏当国后不得不隐匿法租界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并垫付联络运动周边城邑军警之费用。又称自办革命以来三载，丝毫未用公家经费，以致倾家荡产，一家六口嗷嗷待哺，请求设法救济。此外还有一些时间大体可以推断为年末的信件。例如有朱震寰来函，称虽身为女子，未敢以柔弱之躯弃国民天职，数年来投身革命，奔走呼号。然此次革命党人造册资遣，其因为女子而受歧视，请予以援助。还有黃竞白来函，称为解散部下同志，以致负债过多，请设法接济。再有随同蒋介石等起义攻占江阴炮台并在兵败后被追究全责的郑守祥也上书自辩，并请拨发救济。纷至沓来的求助信，说明善后工作难以覆盖全面。在财权两空的情况下，孙中山也无力应对。

四、结语

1916年6月，讨袁之役以袁世凯自然死亡为结局草草收场，让中华革命党进退两难。由于讨伐的对象是袁世凯个人，因此武装革命的理由也随着袁的死亡而丧失。但中华革命党并未掌握政权，也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善后问题。不论是偿还革命债务还是安置革命党人，都需要大量金钱和社会资源。对于几乎没有实际控制区域的孙中山而言，除了和政府协商外，别无他法。

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大量革命党人聚集此地等待安置，给城市管理和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不仅上海政商各界非常重视遣散问题，沪上各报也密切关注此事，因此留下了大量关于遣散过程的新闻报道。在政府看来，参与讨袁活动的革命党人是特赦的政治犯和防范对象而非护国功臣，安置方式仅限于收编、垦荒和遣散。基层革命党人大多没有什么特别技能，无法大量被政府收编任用，绝大部分只能参与垦荒或者领款回乡。

孙中山虽是善后工作的发起人，但此时各项事务千头万绪，令其应接不暇。如果在善后问题中卷入太深，难免被各种要求所裹挟，进而影响正在和政府交涉的其他事项的进展。因此，他应对求助的办法也只有不予答复或告知无能为力。自1916年11月起，源于进步党的研究系开始利用旗下报刊就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拨款偿还其拖欠海外华侨的革命债务一事大做文章。孙中山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基层革命党人的需求。12月5日就杨汉魂的求助信，他批复道：“无能为力，并着不必来见。”11日，他又就一封求助函的批复道：“现在此间财尽援绝，而海外华侨又迫还债，正在困途，无由接济，乞为谅之。”这或许是他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

旅沪基层革命党人的善后问题以资遣回籍的方式处理而非按何海鸣的提议侧重解决生计，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都希望赶紧将这些人送出上海，早早了事。中央和地方均无统一的规划和部署，更无彻底解决问题的远见和能力。革命党人领款后陆续离沪，上海官商各界也松了一口气。但基层革命党人依然生计无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革命志士的英勇壮举被永载史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但革命之后，领袖的窘迫处境与普通革命党人走投无路的惨状则极少受到关注。中华革命党仅以讨袁为旗帜，以至自缚手脚，在袁世凯暴病身死之后丧失了继续斗争的理据。旅沪革命党人的遣散过程，展示了革命的另一个面相，揭露了光环褪去之后的困顿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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