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算之后出现的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成为千禧年运动的主角，在这些运动中，我们发现，不止是贫困的农民，封建社会的所有可怜人都参与了运动：妓女、被开除的牧师、城市和农村的日工（N.Cohn 1970）。千禧年信徒在历史舞台上短暂地出现过，留下的痕迹并不多，他们讲述了一个短暂的反抗故事，一个因为贫穷和随十字军东征而来的神职人员的煽动性说教而变得残暴的农民的故事。然而，他们起义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已经超越了庄园的范围，并被全面变革的渴望所推动。毫不奇怪，千禧年主义的兴起伴随着预言和末日（apocalyptic）异象的传播，它们宣布世界末日和即将到来的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不是需要等待的、或多或少遥不可及的未来愿景，而是许多现在活着的人可以积极参与的、即将发生的事件”（Hilton 1973: 223）。

千禧年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224至1225年在佛兰德斯（Flanders）出现的伪鲍德温（the Pseudo Baldwin）所引发的运动。这个人是隐士，他声称自己是1204年在君士坦丁堡被杀的颇受爱戴的鲍德温九世。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他承诺了一个新世界，这激起了一场内战，其中弗拉芒（Flemish）纺织业工人成为他最热烈的支持者（Nicholas 1992: 155）。这些穷人（织工、漂洗工）集结在他身边，大概是相信他会给他们带来金银财宝和全面的社会改革（Volpe 1922: 298-9）。与之相似的运动还有牧羊人十字军（Pastoreaux）*：1251年左右，农民和城市工人席卷了法国北部，他们焚烧和抢劫富人的房屋，要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15】；以及发源于意大利翁布里亚（Umbria）的鞭笞派（Flagellants）**运动，于1260年在数个国家蔓延，根据修道院院长约阿希姆·达·弗洛拉（Joachim da Flora）的预言，这一天应该是世界末日（Russell 1972a: 137）。*译注： 牧羊人十字军（The Shepherds’ Crusade of 1251， Croisade des pastoureaux de 1251），是一场发生于法国北部的群众性十字军运动，旨在营救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被俘的路易九世。**译注：鞭笞派（Flagellants），为了惩戒或修行而在忏悔仪式中自我鞭笞的教派。最早于1259年兴起于意大利中部的佩鲁贾（Perugia），源于当时的一场饥荒，此后蔓延至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14世纪欧洲黑死病大流行时信徒迅速增加，1349年在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北欧和中欧都自发出现了鞭笞派团体。最初教会容忍鞭笞派，但随着运动的迅速蔓延，又将其指认为异端。

然而，最能显示中世纪无产者对封建关系的具体替代方案的探索及其对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的抵制的，不是千禧年运动，而是流行的异端（heresy）。

异端和千禧年主义经常被当作同一事物，尽管难以对二者做出准确区分，但这两场运动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黑死病流行期间的鞭笞派教徒队伍。

千禧年运动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结构或章程。通常是一起特定事件或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激发了这些运动，但它们一旦遇到武力镇压就会崩溃。相比之下，异端运动是一种旨在创建新社会的自觉尝试。主要的异端教派有社会规划，同时也重新解释了宗教传统，而且从他们发展成员、传播思想乃至自我防卫的角度来看，他们都组织良好。毫不奇怪，这一运动尽管受到了极端的迫害，但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天，人们对许多异端教派——纯洁派（Cathars）、瓦勒度派（Waldenses）、里昂穷人兄弟会（The Poor of Lyon）、灵修派（Spirituals）、使徒兄弟会（Apostolics）*——知之甚少，这些教派在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Flanders）和德国的“下层阶级”中盛行了三个多世纪，无疑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反对运动（Werner 1974；Lambert 1977）。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受到了教会的残忍迫害，教会拼命地抹去了他们教义的每一个痕迹。十字军东征——如针对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s）的东征【16】——是针对异端分子的，因为他们被要求从“不信仰者”（infidels）手中解放圣地（the Holy Land）。成千上万的异端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根除他们的存在，教皇创建了国家镇压史上最蛮横的机构之一：宗教裁判所（the Holy Inquisition）（Vauchez 1990: 162-70）。【17】*译注：纯洁派（Cathars），12～13世纪活动于南欧（特别是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异端教派，该名称源自希腊语καθαροί（katharoi，纯洁）。纯洁派起源于巴尔干半岛，于1145年传入法国南部的阿尔比（Albi）城，因此又称阿尔比派（Albigenses，法语Albigeois）。受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影响，主张善恶二元论或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反对教阶制度，拒绝圣礼。其组织架构扁平化，允许女性担任圣职，因而吸引了众多女性参与。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上被宣布为异端。此后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曾屡次试图同化而不得，于1209年发动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镇压，战争持续了二十年（1209～1229年），大量纯洁派信徒被屠杀或宗教裁判所处决，至14世纪末期，该派逐渐消失。瓦勒度派（Waldenses），12～13世纪兴起于法国南部的异端教派，最初以“里昂穷人”（Poor Men of Lyon）闻名，强调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根本，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图像崇拜、临终忏悔、弥撒等传统，否认教宗权威，认为人人皆可传扬福音和讲解《圣经》。1184年维罗纳会议上其信徒被逐出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上派被正式判决为异端。里昂穷人兄弟会（The Poor of Lyon，法语Pauvres de Lyon，全称fraternité des Pauvres de Lyon），瓦勒度在里昂地区追随者的组织，在伦巴第地区也有类似的组织（Poor of Lombardy）。灵修派（Spirituals），方济各会（Franciscans）的一个激进派别，又称为守规派（Fraticelli），坚守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1182-1226）创会时规定的苦行和清贫原则，反对教会权威和官方神学，希望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圣方济各的理想。使徒兄弟会（Apostolics, Apostolic Brethren），13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北部帕尔马地区由杰拉德·悉加列利（Gerard Segarelli，1240～1300）创建的异端教派，主张解放农奴、人人平等、财产共有。悉加列利于1300年被教会判处火刑，其精神为多尔奇诺派所继承。

尽管如此，在诸多相关论述中，正如查尔斯·H.莱亚（Charles H. Lea）在他研究迫害异端的里程碑式史书中所表明，即使根据我们现存的有限记录，我们也可以对异端的活动和信条，以及异端的抵抗在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描绘出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卷（Lea 1888）。

虽然受到商人和十字军战士传播到欧洲的东方宗教的影响，但流行的异端与其说是对正统教义的偏离，不如说是渴望将社会生活彻底民主化的一种抗争运动。【18】异端相当于中世纪无产者的“解放神学”。它为人们对精神重生（renewal）和社会正义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呼吁更高的真理来挑战教会和世俗权威。它谴责社会等级制度、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并在人民中传播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社会概念，这种定义在中世纪第一次重新解释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财产、生育繁衍和妇女的地位），从真正普遍的角度提出了解放这一问题。

异端运动还提供了一种具有国际维度的社群结构的替代性选择，使教派成员能够过上更自主的生活，并受益于一个由联络人、学校和安全屋组成的广泛的支持网络，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这些网络获得帮助和启发。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异端运动是第一个“无产者国际”——这就是这些教派（尤其是纯洁派和瓦勒度派）的影响范围，以及他们借助商业集市、朝圣和因宗教迫害而不断跨越边界的难民而在彼此之间建立的联系。

异端的流行，根源在于人们认为由于神职人员的贪婪、腐败和丑闻，上帝不再通过他们传达旨意。因此，两个主要的教派自称为“真正的教会”。然而，异端分子的挑战是政治性的，因为挑战教会就等于同时对抗封建权力的意识形态支柱、欧洲最大的地主和对农民的日常剥削负有最大责任的机构之一。到了11世纪，教会已经成为专制权力机构，利用所谓的神圣授权（divine investiture）进行铁腕统治，并通过无穷无尽的勒索手段来充盈金库。出售赦罪文（absolution）、赎罪券（indulgence）和宗教职务，把信徒叫到教堂来只是为了向他们宣扬什一税的神圣性，并把所有的圣礼（sacrament）都变成买卖，这些都是从教皇到乡村牧师的普遍做法。这种行为四处泛滥，以至于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腐败变得众所周知。基督教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除非得到一些报酬，否则神职人员不会埋葬死者、施洗或赦免罪恶。甚至连圣餐仪式（communion）也成了讨价还价的场合。“如果拒绝了不正当的要求，这个不听话的人就会被逐出教会，然后不得不在原来的款项之外再支付一笔费用以达成和解（reconciliation）”（Lea 1961:11）。

在此背景下，异端学说的流传不仅引导人们蔑视神职人员，而且使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并煽动他们抵制神职人员的剥削。异端分子以《新约》为依据来教导说，基督没有个人财产，如果教会想恢复其精神力量，就应该放弃他们所有的财产。异端分子还说，由有罪的牧师主持的圣礼是无效的，对上帝的信仰的外部形式——建筑、形象、符号——应该被抛弃，因为只有内在的信仰才是重要的。他们还劝告人们不要交纳什一税，并否认炼狱的存在，对神职人员来说，发明炼狱是为了用付费的弥撒和销售赎罪券来获取不义之财。

反过来，教会利用对异端的指控来攻击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的不服从行为。1377年，当佛兰德斯地区伊珀尔（Ypres）的纺织工人（cloth workers）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雇主时，他们不仅被当作叛乱者绞死，而且被宗教裁判所当作异端分子烧死（N. Cohn 1970: 105）。也有记录表明，女织工因没有及时向商人交付产品或没有妥善完成工作而被威胁逐出教会（Volpe 1971: 31）。1234年，不莱梅大主教（the Bishop of Bremen）为了惩罚拒绝缴纳什一税的农民佃户，召集了一次针对他们的十字军运动，“好像他们是异端分子一样”（Lambert 1992: 98）。但异端分子也被世俗权力迫害，从皇帝到城市贵族都意识到异端分子对“真正宗教”的呼吁具有颠覆性意义，并对他们的权力基础提出了质疑。

农民们吊死了一个卖赎罪券的修士（monk）。尼古拉斯·曼努埃尔·多伊奇（Niklaus Manuel Deutsch），1525年。

异端是对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的批判，也是对教士腐败的谴责。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Gioacchino Volpe）所指出的，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强烈的反商业情绪是各教派的共同要素。许多异端都有使徒式贫穷（apostolic poverty）的理想【19】，并希望回到曾作为原始教会特征的简单的公共生活。有些人，如里昂穷人兄弟会和自由灵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靠捐赠的救济品生活。另外一些人以体力劳动为生。【20】还有一些人尝试“共产主义”，如波希米亚的早期塔博尔派（Taborites）*，对他们来说，建立平等和公有制与宗教改革一样重要。【21】同样地，对于瓦勒度派，一位宗教裁判官报告说，“他们避免一切形式的商业活动，以避免谎言、欺诈和诅咒”，他描述的瓦勒度派教徒赤脚走路，身穿羊毛衫，一无所有，像使徒一样共同占有一切（Lambert 1992: 64）。然而，在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领袖约翰·鲍尔（John Ball）**的话语中，异端的社会内涵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他谴责道：“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但我们却被当作野兽来对待”，他还说，“在英国……只要有绅士和维兰，一切都不会好起来”（Dobson 1983: 371）。【22】*译注：塔博尔派（Taborites，捷克语táborité），是胡斯派（Hussites，捷克语husité）中的激进派别，相对于温和胡斯派（Moderate Hussites），后者又称饼酒同领派（Utraquists，捷克语utrakvisté）或圣杯派（Calixtins，捷克语kališníci）。1419年，以受迫害的胡斯宗教改革为导火索，爆发了大规模农民战争，即胡斯战争（Hussite Wars）或波希米亚战争（Bohemian Wars），要求实施宗教改革、剥夺天主教会强占财富，胡斯派建立起来以塔博尔城（Tábor）为核心的常备军，连续五次击败了天主教会势力发动的十字军。随着斗争的发展，1430年代胡斯派发生分裂，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圣杯派仅限于改革教会的要求，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的塔博尔派等激进派别则要求推翻封建制度。1434年利帕尼战役中，圣杯派与天主教阵营勾结击溃了塔博尔派和孤儿派（Orphans，捷克语sirotci），至此胡斯战争结束。**译注：约翰·鲍尔（John Ball）（约1338-1381），英国牧师，在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起义失败后被绞死。他早于约翰·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开始宣传异端观点。

在欧洲社会运动史上，在异端教派中最有影响力的纯洁派也显得非常独特，因为他们憎恶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谴责死刑（这引发了教会第一次明确宣布支持死刑）【23】，并对其他宗教持宽容态度。在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运动之前，他们以法国南部为据点，“在欧洲反犹太主义抬头时，这里是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在这里] 纯洁派和犹太思想的融合产生了喀巴拉（Cabbala），即犹太神秘主义的传统”（Spencer 1995b: 171）。纯洁派教徒也拒绝婚姻和生育，并且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拒绝杀死动物，也因为他们希望避免食用任何来源于有性生殖的食物，如鸡蛋和肉类。

这种对生育的消极态度被认为是东方二元论教派对纯洁派产生的影响，如保罗派（Paulicians）*——一个拒绝生育的反传统教派，他们认为生育使得灵魂被困于物质世界之中（Erbstosser 1984:13-14）。还有，尤其是10世纪在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中传教的波各米勒派（Bogomils）**。这一广泛的运动“诞生于农民之中，农民遭受的肉身苦难使得他们意识到了事物的邪恶”（Spencer 1995b: 15）。波各米勒派宣扬肉眼可见的世界是魔鬼的杰作（因为在上帝的世界中，善良的人是第一位的），并且拒绝生孩子，不把奴隶带到这个“苦难之地”——在他们的一本小册子中，就是这样称呼尘世生活的（Wakefield and Evans 1991: 457）。*译注：保罗派（Paulicians），最早的基督教二元论教派之一，7世纪兴起于东罗马帝国的亚美尼亚地区，由君士坦丁·西尔瓦努斯（Constantine Silvanus）创立，其信徒又自称为“好基督徒（Good Christians）”。该教派旨在恢复使徒保罗时代教会的纯洁性，其理念属善恶二元论，与摩尼教类似，被拜占庭教会视为异端，镇压时断时续。保罗派掀起了数场农民起义，力量在九世纪中叶达到顶峰，843年拜占庭女皇西奥多拉（Theodora）对保罗派发动屠杀之后，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保罗派共和国，但其军事力量在872年被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 I）派出的远征军摧毁。自8世纪起，其信徒被逐渐从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一带迁往色雷斯和巴尔干其它地区，以防备保加利亚人与斯拉夫人的入侵，但许多马其顿、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农民信仰了保罗派，后逐渐同流行于保加利亚的波各米勒派合流。法国的纯洁派也受其影响。**译注：波各米勒派（Bogomils），十世纪出现于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诺斯替主义教派，由牧师波各米勒（Bogomil，西里尔文Богомил，意为“亲爱的上帝”）创立，随后在巴尔干地区迅速传播，扩展到整个拜占庭帝国乃至其他地区。受摩尼教二元论教义影响，认为物质世界（包括正统教会的圣礼）由魔鬼创造；呼吁回到早期基督教传统，不使用十字架和建立教堂，反对教会等级制度。与保罗派有密切联系。

波各米勒派对纯洁派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24】， 纯洁派对婚姻和生育的回避，很可能是源于类似对“沦为仅仅为了生存”的生活的拒绝（Vaneigem 1998: 72），而不是源于“走向死亡的愿望”或对生命的蔑视。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纯洁派的反生育主义并没有和贬低妇女和性（sexuality）的观念相联系，而这正是轻视生命和身体的哲学所做的。妇女在这一教派中具有重要地位。至于纯洁派教徒对性的态度，虽然“完人”（perfect）被禁止交合，但其他成员并不需要性禁欲，一些人蔑视教会赋予贞洁的重要性，认为这意味着对身体的过分看重。一些异端分子认为性行为具有神秘的价值，甚至把它当作圣事（sacrament）（Christeria），并宣扬性行为而非禁欲是达到纯洁状态的最佳手段。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异端分子既作为极端的禁欲主义者，又作为性行为放纵者（libertines）而受到迫害。

纯洁派教徒的性信条显然是通过与东方异端宗教的接触而形成的对一系列主题的复杂阐述，但它们的流行和对其他异端的影响也表明了根植于中世纪婚姻和生育条件中的更广泛的经验现实。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社会，由于可用土地有限和行会对于入行的保护主义限制，无论农民还是工匠都不可能或不希望有很多孩子，事实上，农民和工匠社区都在努力控制他们的孩子数量。要做到这一点，最常用的方法是推迟结婚，即使在东正教徒中，婚姻也是很晚才进行（如果有的话），原则是“没有土地就没有婚姻”（no land, no marriage）（Homans 1960: 37-39）。因此，大量的年轻人不得不实行禁欲，或者违反教会对婚外性行为的禁令，我们可以想象，异端拒绝生育的做法一定在他们中间得到了一些共鸣。换句话说，可以设想，在异端分子关于性和生殖的道德规范中，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中世纪试图控制生育的痕迹。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人口增长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时，在14世纪末严重的人口危机和劳动力短缺之际，异端与生殖犯罪联系起来，特别是“鸡奸（sodomy）”、杀婴和堕胎。这并不是说异端分子的生殖学说对人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是说，至少在两个世纪里，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任何形式的避孕（包括“鸡奸”，即肛交）都与异端相关联。必须在教会努力控制婚姻和性行为的背景下去看待异端分子的性学说对正统的威胁，教会能够将每个人——从皇帝到最贫穷的农民——置于自己的审查和纪律规则之下。

正如玛丽·康德伦（Mary Condren）在研究基督教如何进入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岛的《蛇与女神》（The Serpent and the Goddess）（1989）一书中所指出的，教会规范性行为的尝试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非常早的时期起（在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神职人员就认识到性欲赋予了女性对男性的权力，并坚持不懈地想要将圣洁等同于回避女性和性行为（sex）以驱除这种权力。将妇女排除在礼拜仪式（liturgy）的任何时刻和圣礼管理之外；试图采用女性专属的服装以剥夺女性那种创造生命的魔力；把性（sexuality）变为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父权等级制（patriarchal caste）试图打破妇女和性吸引力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成为忏悔的主题，一个人最私密的身体机能的最微小的细节成为了谈论的话题”，而且“性（sex）的不同方面被分割成想法、言辞、意图、无意识的冲动和实际的性行为，形成一门关于性的科学”（Condren 1989: 86-87）。重建教会性教规的一个特殊场所是悔罪书（Penitentials），这些手册从7世纪开始作为忏悔者的实用指南发行。福柯在《性经验史》（History of Sexuality）（1978）第一卷中，强调了17世纪这些手册在作为话语的性（sex）和更加多态的性经验（sexuality）概念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在中世纪，赎罪书已经对新的性话语的产生起到了作用。这些作品表明，教会试图强加一种真正的性教理问答（catechism），详细规定了允许的交合姿势（实际上只允许一种），可以进行性行为的日子，允许和禁止的性对象。

对通奸的惩罚。这对恋人被绑在一起，游街示众。摘自法国图卢兹1296年的一份抄本。

这种性监管在12世纪升级了。1123年和1139年的拉特朗公会议（Lateran Councils）发动了一场新的改革运动，反对教士结婚和同居的普遍做法【25】，并宣布婚姻是一种任何力量都丝毫不能解除其誓言的圣事（sacrament）。此时，悔罪书对性行为强加的限制也得到了重申。【26】40年后，随着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的召开，教会加强了对“鸡奸”的攻击，同时针对同性恋者和非生育的性行为（Boswell 1981: 277-86），并首次谴责了同性恋（“违反自然的失禁（incontinence）行为”）（Spencer 1995a: 114）。

随着这一压制性法律的通过，性被完全政治化了。此时天主教会还没有后来处理性问题时的那种病态的痴迷。但到了12世纪，我们已经看到教会不仅窥视着臣民的卧室，而且使性成为了一个国家问题。那么，必须将异端分子的非正统选择看作是站在反权威的立场，是将自己的身体从神职人员的控制下挣脱出来的尝试。这种反教权抗争（anti-clerical rebellion）的一个明显例子是13世纪新泛神论（pantheist）教派的兴起，如阿马勒利派（Amalricians）和自由灵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他们反对教会对性行为的努力控制，宣扬上帝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因此，我们不可能犯罪。*译注：阿马勒利派（Amalricians），主张自由性爱（free love）的泛神论教派，创始人为贝纳的阿马里克（Amalric of Bena，法语Amaury de Bène）。他们宣扬“万物为一，一切皆为上帝”，相信圣父时代、圣子时代之后将出现圣灵时代。1210年主要传教士遭到迫害，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上，教皇英诺森三世称其为“疯狂而非异端”。对后来的自由灵兄弟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由灵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活跃于13～15世纪欧洲的泛神论—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最早于13世纪法国北部弗拉芒语—德语区贝居安修会的修女发起，反对道德律法主义，憎恶教会，主张以群居方式过与上帝结合的生活。代表人物玛格丽特·波芮特（Marguerite Porete）于1310年被处火刑。1311-12年维也纳会议上，自由灵的教义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判为异端。

 妇女与异端 

异端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它赋予女性高地位。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所指出的，在教会中，女性无足轻重，但在这里，她们被视为平等的；她们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可以得到中世纪其他地方都不允许的社会生活和流动性（闲逛、布道）（Volpe 1971: 20; Koch 1983: 247）。在异端教派中，首先是在纯洁派和瓦勒度派中，妇女有权主持圣礼、传教、施洗，甚至获得圣职任命。据报道，瓦勒度（Waldes）*同正统决裂，因为他的主教拒绝允许妇女布道，而且据说纯洁派崇拜一位女性形象，即思想女神（the Lady of Thought），这影响了但丁笔下贝缇丽彩（Beatrice）**的形象（Taylor 1954: 100）。异端分子允许男女同住，即使他们没有结婚，因为他们并不担心这必然导致淫乱行为。异端男女经常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就像早期教会圣爱（agapic）***社区一样。妇女也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贝居安修会（Beguines）****：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女信徒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在德国和佛兰德斯），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不受男性控制，也不服从修道院的统治（McDonnell 1954; Neel 1989）。【27】*译注：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又拼写为Valdo、Valdes或 Waldes，法语 Pierre Vaudès（Valdès），拉丁语Petrus Waldus（Valdus），据说生于1140年卒于1217年，瓦勒度派的创始人，原为里昂富商，后散尽家财、放弃婚姻家庭开始巡回传教，被判为异端。**译注：贝缇丽彩即Beatrice “Bice” di Folco Portinari，但丁的梦中情人，在但丁的作品中，她是《新生》的主要创作灵感，同时也是《神曲》结尾但丁进入天堂的向导。***译注：圣爱（agape），来自古希腊语ἀγάπη，是一种普遍的、无条件的爱，在基督教用语中，严格意义上指神对人的爱，有时也可以指基督徒应该具备的爱，包括人对神反馈性的爱和对同胞的爱。与eros（欲爱）、philia（友爱）形成对比。****译注：贝居安修会（Beguines and Beghards），活跃于13～16世纪低地国家的平信徒妇女团体。其成员在半修道院社区共同生活，但没有正式加入宗教信仰的宣誓，期间保持不婚但可以自由离开，以从事纺织业等职业为生，强调通过自愿贫困、照顾穷人和病人以及宗教信仰来模仿基督的生命。贝居安修会从未得到教会官方承认，但在一些城市，地方官员为这些团体建立了正式的社区，即贝居安会院（beguinage）。

毫不奇怪，在中世纪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妇女都没有表现出像在异端历史中这样的地位（Volpe 1971: 20）。根据戈特弗里德·科赫（Gottfried Koch）的说法，在10世纪，她们已经在波格米勒派中占了很大一部分。11世纪时，又是妇女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异端运动带来了活力。此时，女性异教徒来自最卑微的农奴阶层，她们在不同的异端团体的框架内发展出了真正的妇女运动（Koch 1983: 246-47）。宗教裁判所的记录也记载了女性异端分子；我们得知，其中一些被烧死，一些则被“拘禁”着度过余生。

被判处火刑的异端妇女。每个国家的异端运动中都有大量妇女参与。

我们是否可以说，大量妇女参与到异端教派之中是异端分子进行“性革命”的原因？或者我们应该假设“自由恋爱”的号召是男人的伎俩，旨在轻松获得妇女的性青睐？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然而，我们知道，妇女的确试图控制自己的生殖功能，因为悔罪书大量提到堕胎和妇女使用避孕药的情况。重要的是——考虑到未来在猎杀女巫期间这种做法会被定罪——避孕药被称为“不孕药（sterility potions）”或邪恶魔法（maleficia）*（Noonan 1965: 155-61），而且人们认定是妇女在使用这些药。*译注：邪恶魔法（拉丁语maleficium，复数maleficia），指旨在对人或财产造成伤害或死亡的魔法行为。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仍然以某种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做法，因为教会认识到妇女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希望限制生育。因此，在约1010年的沃尔姆斯大主教布尔查德（Burchard, Bishop of Worms）撰写的《通谕》（Decretum）中，在仪式的问题之后——

你们是否做了某些妇女习惯在通奸时所做的事，想杀死她们的孩子，使用她们的邪恶魔法和草药来杀死胚胎，或者在她们受孕前想尽办法避免怀孕？（Noonan 1965: 160）

——这种罪人被规定要苦修赎罪（penance）十年；但也有人认为，“她这样做是因为贫穷可怜、难以抚育孩子，还是为了掩盖通奸的罪行，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同上）。

然而，一旦妇女对生育的控制似乎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情况就会急剧变化，就像在“黑死病（Black Death）”导致了人口灾难之后所发生的那样，这场世界末日般的瘟疫在1347年至1352年间摧毁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Ziegler 1969: 230）。

之后，我们将看到这场人口灾难在中世纪晚期的“劳工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里我们注意到，在瘟疫蔓延之后，异端因为性而招致的迫害变得更加突出，其怪诞扭曲的方式预示着后来对女巫安息日（the witches’ Sabbath）的所作所为。到了14世纪中叶，异端裁判所的报告不再满足于指控异端分子的鸡奸和性放纵（sexual license）。现在，异端分子被指控为动物崇拜，包括臭名昭著的尾下之吻（bacium sub cauda）*，以及沉溺于狂欢仪式、夜间飞行和儿童献祭（Russell 1972）。异端裁判所还声称存在一个名为路西法派（Luciferans）**的魔鬼崇拜者教派。与迫害异端过渡到猎杀女巫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异端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变成妇女，因此，到15世纪初，迫害异端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女巫。*译注：尾下之吻（the kiss under the tail，拉丁语bacium sub cauda），是14世纪指控异端分子以及后来的“女巫”的常用术语。**译注：路西法派（Luciferans），并非真正的教派，是宗教裁判所的口袋罪，称异端分子为路西法信徒。

然而，这并不是异端运动的终点。它在1533年达到极致，当时再洗礼派（Anabaptists）*试图在德国的明斯特（Münster）镇建立一座上帝之城（City of God）。这一行动被血腥粉碎，随后受到了无情的报复，影响了全欧洲无产者的斗争（Po-chia Hsia 1988a: 51-69）。*译注：再洗礼派或重浸派（Anabaptists），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成人再次受洗的激进派别之总称，主要由城市平民与农民构成，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教义、政教分离、财物共有，“把天国在现世建立起来”。

在此之前，无论是凶残的迫害还是对异端的妖魔化都无法阻止异端信仰的传播。正如安东尼诺·迪·斯特凡诺（Antonino di Stefano）所写的那样，开除教籍、没收财产、酷刑、烧死在火刑柱上、发动对异端的十字军运动——这些措施都无法削弱邪恶的异端（haeretica pravitatis）的“巨大生命力和受欢迎程度” （di Stefano 1950: 769）。雅尼斯·德·维特里（Janes de Vitry）在13世纪初写道：“在任何一个公社中，都有异端的支持者、捍卫者和信仰者。”即使教会在1215年对阿尔比派发动了战争，摧毁了纯洁派的据点之后，异端（连同伊斯兰教）仍然是教会必须面对的主要敌人和威胁。它从各行各业中吸收新成员：农民、下层神职人员（他们站在穷人一边，并把福音书的话语带到他们的斗争中）、城镇居民，甚至是小贵族。但流行的异端主要是一种下层阶级的活动。异端从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之中发展起来：农民、鞋匠和制衣工，“异端向他们宣扬平等思想，用世界末日的预言来煽动他们的反抗精神”（同上: 776）。

从宗教裁判所在14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Trento）地区进行的审判中，我们可以一窥异端分子的受欢迎程度。宗教裁判所审判了30年前那些曾接待使徒派（Apostolics）的人们，当时其领袖多尔奇诺修士（Fra Dolino）* 经过该地区（Orioli 1993: 217-37）。在多尔奇诺到来时，许多人家敞开大门为他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住处。1304年，当宣布贫穷和爱的神圣统治的来临时，多尔奇诺修士在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韦尔切利（Vercellese）的群山之中建立了一个社区，当地农民已经在反抗韦尔切利大主教（the Bishop of Vercelli），并给予多尔奇诺支持（Mornese and Buratti 2000）。三年来，多尔奇诺的支持者们一直在对抗十字军和大主教对他们的封锁，身着男装的妇女与男子并肩作战。最后，他们只是被饥饿和教会动员的武装力量的压倒性优势打败了（Lea 1961: 615-20; Hilton 1973: 108）。在韦尔切利大主教纠集的军队最终战胜他们的那一天，“一千多名异端分子或死于火焰，或死于河流，或死于刀剑，死状极其残酷。” 多尔奇诺的伴侣玛格丽塔（Margherita）**拒绝投降，在他眼前被慢慢烧死。多尔奇诺被慢慢逼入山路之间，逐渐被撕成碎片，为当地居民树立了一个伟岸的榜样（Lea, 1961: 620）。*译注：多尔奇诺修士（Fra Dolino），或称诺瓦拉的多尔奇诺（Dolcino da Novara）（约1250～1307），继1300年遭罗马天主教会火刑的杰拉德·悉加列利（Gerard Segarelli）成为多尔奇诺派（Dolcinans）运动的第二任领袖，1307年同样作为异端分子被教会判处火刑。多尔奇诺派起源于使徒兄弟会，又称新使徒派（New Apostles），是存在于1300～1307年间的异端运动。**译注：玛格丽塔·博宁塞尼亚（Margherita Boninsegna），或称特伦托的玛格丽塔（Margherita da Trento）、美人玛格丽塔（Margherita la Bella）（？-1307），新使徒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多尔奇诺的伴侣或“精神姐妹”，与之几乎同时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