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的说法出自孔子，《论语·述而》中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大致可以诠释为，一个人的志向就是追求道的境界，遵守德行是生命活动的基础与底线，按照仁义的理念行事是我们走向大道的依傍,而假如能够悠然自如地游走于六艺之间，也就离做人和实现人生的理想境界不远了。综合不同的后世诠释,在孔子的时代，艺既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也常常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所谓六经。荀子认为六经作为元典无所不包，基本可以涵盖天地之间的学问。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游”的涵义。“游”的意思是指人或者其他动物浮于水面前行，进而被引申为从容地来回走动，所谓游山玩水，即为一种心情愉悦、精神放松的出行方式。再进一步，则可形而上地理解提升为感悟认识大千世界的一种状态，所谓“恢恢然游刃而有余地也”（庄子）。因此，所谓“游于艺”，如果理解为古今读书做学问的一种理想状态，也就是从容地优游涵泳于各种经典和技艺之间，进而去体悟做人与做学问的真谛。

如果我们细读钱锺书的著述，稍作对照和辨析，便可发现钱氏的读书和治学与孔子“游于艺”的主张有很好的承继性。只不过基于现代人做学问的不同语境和要求，在他的认知和实践中，“游于艺”的空间广度和精神深度有了新的开启，实现了一种所谓现代特征的意义转换，不过在本真的精神境界层面上，始终还是不离这种传统精髓并有所发明。钱氏本人就曾经说：“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在给友人郑朝宗的信中又明确指出自己的学术方法就在于“求打通”[1]。前语强调读书治学所谓“游”的从容，后语则突出游走于“艺”的经典文本和各科知识之间的方法学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穿越比较的过程中实现多文本、多理论、多学科思想的对话，实现贯通性的心领神会，才有新的领悟、创造，对于文学艺术有所发明。而当他始终不渝地将这一治学的心情境界和方法学理念运用到一生的具体研究实践时，便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方法学思想结构和多方全面对话的论述引证逻辑，并且不动声色地化解了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关键性方法困扰和论述纠结，从而为属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乃至文艺研究的自主方法论建构开启了新路。这里不妨试举几例。

［钱锺书］

一、意义生成与理解的同异关系辩证方法

但凡言及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困扰，如何处理不同文化间文学现象的同异关系，一直是学界普遍认同的难点之一，无论是求同还是析异，弄不好都可能落入发生学普遍性趋同和独特性部落主义自闭的双重陷阱。但钱锺书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不仅始终对简单的同异关系界分保持着一份警惕，而且在学术实践中更能够以辩证的思维意识去超越这一看似难解的二元对立，以独特的辩证方法去论述和穿透文学理论中的各种同异关系命题，这无论在他早期的著述，还是后期的言论中，都有着一贯的自觉。事实上，在他的心目中，“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2]若单就比较文学而言，无非是要求再跨越数层文化、传统、学科和语言的藩篱罢了。

一般关注钱锺书著述的读者，大致也都能注意到他的论述习惯，那就是在展开每一个所要讨论的问题时，总是习惯于不断转换思维方向，层层深入发掘可资比较的两方或者数方之间同中有异、异中见同的复杂关系，细细地加以剖析，从而形成一系列同异关系的话语表述群落。而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他又绝非仅限于静止的现象铺叙和材料罗列，而是通过不断转移的分点论述展开之后再组织最后的论述合围来形成一套动态生成的论述框架。我们这里不妨武断一点，大胆称这种手段叫做比较方法中的同异关系辩证法，似可以之用来界定钱氏比较方法的特色所在及其与他人论述的不同之处。

《管锥编·左传正义·三》中有一段文字经常被学者加以引用，试图以此来证明钱锺书与现代西方阐释学的关系，言之凿凿，不可争辩。但是如果再仔细阅读辨析，则可以感觉到钱氏在这段话中的主旨并非是要证明西方“阐释之循环”的理论先见，而是借西学这一参照系来佐证中国传统比较思维的长处，以及自己关于“理解”和“意义生成”的方法论模式特征。作者在双方论述之间处理的孰轻孰重和价值倾向性十分清楚，我们切不可因为一句“循环”的引用，便做望文生义的意义翻转。原文如下，请读者先试读一通：

匹似“屈”即“曲”也，而“委屈”与“委曲”邈若河汉。“词”即“言”也，而“微词”与“微言”判同燕越。“军”即“兵”也，而“兵法”与“军法”大相径庭。“年”即“岁”也，而“弃十五年之妻”与“弃十五岁之妻”老少悬殊。“归”与“回”一揆，而言春之去来，“春归”与“春回”反。“上”与“下”相待，而言物之堕落，“地上”与“地下”同。“心”、“性”无殊也，故重言曰：“明心见性”；然“丧失人心”谓不得其在于人者也，而“丧失人性”则谓全亡其在于己者矣。“何如”、“如何”无殊也，故“不去如何”犹“不去何如”，均商询去抑不去耳；然“何如不去”则不当去而劝止莫去也，“如何不去”则当去而责怪未去矣。苟蓄愤而诉“满腹委曲”，学道而称“探索微词”，处刑而判“兵法从事”，读“弃十五年之妻”而以为婚未成年之妇，咏“春归何处”而以为春来却尚无春色，见“落在地下”而以为当是泻地即入之水银，解“独夫丧失人心”为“丧心病狂”、“失心疯”，视“不去如何”，“如何不去”浑无分别；夫夫也不谓之辨文识字不可，而通文理、晓词令犹未许在。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3]

这显然是一段充满众多语词同异关系辨析的文字，仔细领会文中中心论点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反复强调，只有破除词典中同义词、近义词或反义词的绝对化分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思维固化弊病，从而将字词置于句子中和篇章中去具体分析，再通过考察全篇进一步核实字、词、句之义，同时反过来以之检验之前对于全篇之义的判断，才能真正做到对一篇文字的大致正确理解。

如果再进一步分开仔细读解，则作者所展开的分析层次其实相当清楚。首先一层，在由字组词、由词成句的过程中，字、词的意思从孤立到集合，注定在这一过程中将要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动态变化，因此语义层的复杂意义碰撞和生成就要求读者结合具体语境去考察字、词、句、篇的当下张力关系和意义变迁。再读上文第一部分，即从“匹似‘屈’即‘曲’也”到“而通文理、晓词令犹未许在”，细审作者的运思路径和分析意谓，其实就是在不断告诉读者，一旦进入叙述的语句关系语境，同义字可生异义词，反义字可生同义词，同义词更可生异义句。字词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断碰撞的动态生成关系，看似难解的同异关系语义困境，由此可以寻到其间的某种内在生成机制，从而有必要建立起一套“字↔句↔篇”的循环理解模式。钱氏还告诉我们，并非只有西洋学人才意识到这一点，明清之际的中国学者早已擅长此道。试再引上文第二部分细读：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

就日常生活经验而言，这种同与异、正与反的关系和理解从来都是人类的基本智慧，是一种关于生命和社会读解的相辅相成的意义关系和理解结构。兹又引上文最后一部分细看便可一目了然:

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

二、在理论与创作、文学与生活之间“求打通”的论述逻辑

在确立意义动态生成与理解的同异关系认知结构，即所谓同异关系辩证法的同时，钱锺书在命题论述和现象分析的过程中，进一步实践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求打通”论述逻辑，尤其注意发挥本人充满机趣的论述语言，不断使得论题走向更深入和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例如他在《读<拉奥孔>》一文曾经重点分析了莱辛的著名见 44 34698 44 15533 0 0 2368 0 0:00:14 0:00:06 0:00:08 2767 44 34698 44 15533 0 0 2157 0 0:00:16 0:00:07 0:00:09 3262解，即所谓“富于包孕的片刻”在中西文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文中第四节结尾特别提到了一种论述手法，名之为“回末起波”：

这种手法仿佛“引而不发跃如也”，“盘马弯弓惜不发”。通俗文娱“说书”、“评弹”等长期运用它，无锡、苏州等地乡谈所谓“卖关子”。《水浒》第五〇回白秀英“唱到务头”，白玉乔“按喝”道：“我儿且回一回，……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说岳全传》第10回大相国寺两个说“评话”的人，一个“说到”八虎来到幽州，“就不说了”，另一个“说到”罗成把住山口，“就住了”，杨再兴、罗成打开银包，送给说书“先生”银子。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八《京师乐府词》之三《象声》：“语入妙时却停止，事当急处偏回翔；众心未餍钱乱撒，残局请终势更张。”都是写“卖关子”。十九世纪英国一部小小经典小说也写波斯“说话人”讲故事，一到紧急关头，便停下来（made a pause when the catastrophe drew near），说：“列位贵人听客，请打开钱包吧!”（Now, my noble hearers, open your purses!）莱辛讲“富于包孕的片刻”，虽然是为造型艺术说法，但无意中也为文字艺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务头”、“急处”、“关子”往往正是莱辛、黑格尔所理解的那个“片刻”。[4]

仅从这段不长的论述，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出钱锺书“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5]的文学论述目标，在这两方面的目标中，前者关注的是中西之打通，后者则体现出一种力求打通各文类的努力。事实上，钱锺书在著述中，多数情况下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两个方面的打通，而是多元全面的打通。在他的文章中，围绕一个命题，常常可见中西理论之间、中外经典小说之间、经典小说与通俗文学之间、文学言述与街谈巷语之间的多元对话和互补互证，一时间，往往可以让黑格尔与王阳明、《巨人传》与《水浒传》、莎士比亚与中国戏曲弹唱、民间故事与成语俗讲等都聚到一起，众声喧哗，以证同理。

此类文字在钱氏著述中可以说比比皆是，随手可拾，不拘一格地呈现出作者在“古”与“今”、“雅”与“俗”、学科之间、学术论证与文学创作之间，文学与生活之间全面打通，并或隐或显地力求完整呈现这几类“打通”后意义开敞的学术追求。在许多时候作者还挥洒自如地运用本人充满机趣和包容智能的论述语言，再驱使论题不断走向深入和无限新意的生发。

熟悉《围城》的读者们一定都曾经为小说中的下述议论忍俊不禁：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不大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终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6]

从这一连串的调侃中，难道我们没有隐约领略到些许所谓意义循环的裂隙和开启意味吗？小说的叙述在这里竟然也不知不觉中承担起理论话语的功能。

［1949年版《围城》封面］

熟悉《拉奥孔》一文的读者也都还记得他对比喻的创新读法：

譬如说：“他真像狮子”，“她简直是朵鲜花”，言外的前提是：“他不完全像狮子”，“她不就是鲜花”。假使他百分之百地“像”一头狮子，她货真价实地“是”一朵鲜花，那两句话就是“验明正身”的动植物分类，不成为比喻，因而也索然无味了。[7]

这无疑是在提醒人们，在同与异、是与非是、像与不像之间，所谓意义的灰色地带，其实存在着文学阐释无尽的广阔空间，做研究的学者们切不可把意义的关系看死了，更何况这常常又是在不同的文化和理解传统之间的读解差异。同异关系的理解，有时候几近乎天壤。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钱锺书就强调指出：

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粉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8]

当然，意识到打通之后所闻所见的复杂同异关系互补和转化的不简单，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只是种相对的言说关系而已。在不同的文化和诗学之间，对于基本类同的现象和命题，因为文化传统和惯性路径的历史差别，各自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是大有区别的，并因此而构成了文学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丰富世界，这也正是比较研究的魅力所在。

至于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对人化批评的拈出和发明，一本正经地认真论述到后来，老先生也没有忘记宕开一笔，将某些简单化的分析和比较调侃一番，从而使得这一打通的论述逻辑，在意义旨归上不仅没有封闭成固化的理解，而是走向了更深广的开敞。如其所言：

第二类西洋普通“文如其人”的理论，像毕丰（Buffon）所谓“学问材料皆身外物（horsde l'homme），惟文则本诸其人（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歌德所谓，“文章乃作者内心（innern）真正的印象（ein treuer abdruck）”，叔本华所谓“文章乃心灵的面貌（die Physiognomie des Geistes）”，跟我们此地所讲人化，绝然是两回事。第一，“文如其人”，并非“文如人”；“文章乃心灵的面貌，并非人化文评的主张认为文章自身有它的面貌。第二，他们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而我们的文评直捷认为文笔自身就有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文如其人或因文观人的说法，都绝对不是人化。[9]

也就是说，尽管问题的论述可以做打通的理解，同异关系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相互转化，但是这并不妨碍不同传统下的人们就同一问题的认知深度和广度差异，以及他们对于文艺认识发展的特别贡献。

通过钱锺书的各类著述，从“游于艺”到“求打通”，其于各类文体和论述之间，确实是达到了一种优游自如，沉潜往返，炉火纯青，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论文可以当作散文来读自不必言，其小说散文很多时候也充满理论的真知灼见和精妙论述。譬如在早期短篇小说《灵感》他就借人物一口表达对一时流行的某种硬译理论的批评，让那位被吹嘘起来的文学大师站出来说：

“我直译原文，绝不意译，免得失掉原书的生气，吃外国官司。譬如美国的时髦小说‘Gonewith the Wind’，我一定忠实地译作‘中风狂走’——请注意，‘狂走’把‘Gone’字的声音和意义都传达出来了！每逢我译不出的地方，我按照‘幽默’、‘罗曼蒂克’、‘奥伏赫变’等有名的例子，采取音译，让读者如读原文，原书人物的生命可以在译文里人寿保险了。”[10]

同样，在妙趣横生的散文《魔鬼夜访钱锺书》中，他又借魔鬼的口吻讽刺某些所谓名人对写个人自传的热心：

“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11]

这段论述，如果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序相互参看，相信读者一定会有更深的体会。而研究钱锺书的学术，如果不与他的小说散文创作参照起来研究，就不可能是完整的钱锺书研究。

以上稍加例析，我们似可多少感受到钱锺书文艺研究方法的学术深意，内在严谨逻辑结构，以及他与中国古代优秀治学传统的承继关系。钱氏著述涵盖论文、专著、小说、学术随笔、散文、翻译，编撰大量中外文笔记等，洋洋数千万言，虽无看似体制宏大的主义提倡和理论专书大构，也无唬人的系统理论主张，但是，隐藏在其众多著述背后以及潜藏在看似信手拈来的数据深处的学科思想和创造性方法学建构，虽是“隐于针锋粟粒”，但是研究发掘出来却终竟会“放而成山河大地”，其意义不可限量，因此也特别值得今后下工夫去加以发掘、研究和系统总结。相信他独具创意的文艺研究方法论思想和研究实践，一旦为人们所普遍认知，对于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文艺研究学科的发展和提升，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