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曾将孔、墨、老、庄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影响极为广泛。《史记》是他翻译的起点，两卷本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此后五十多年一直是英语世界的标准译本。华兹生与《史记》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华兹生］

一

华兹生第一次接触《史记》是在1950年的秋天，当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汉学研究的硕士学位，为了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他选修了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开设的中国文献学课程，在课上他读到了《史记·游侠列传》，立刻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题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华兹生一边逐字逐句地研读《游侠列传》，一边将其翻译成英文。当时在哥大教授汉语的是华裔学者、翻译家王际真（Chi-Chen Wang），每当遇到难解的字句和不熟悉的术语，华兹生就会向王老师请教。王际真学问很大，脾气同样很大，经常不留情面地教训学生：“你竟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此时华兹生学习汉语已有五个年头，阅读一般文献毫无障碍，但对付太史公还是非常吃力。

碰巧的是，此时华兹生的室友韦伯（Herschel Webb，后来成为哥大的日本史教授）也在为太史公伤脑筋。韦伯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大日本史》（江户时代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这部近四百卷的史书正是以《史记》为楷模，1715年德川纲条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其中引用了《史记·伯夷列传》。韦伯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是将德川的序言翻译成英文，为此他和华兹生反复研读伯夷叔齐的故事，并就如何翻译成英文仔细推敲。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华兹生认为自己最早接触的两卷——《游侠列传》和《伯夷列传》并不是进入《史记》最适合的门径，因为其中有不少晦涩和棘手的地方。但他认为这同时也是好事，从一开始就提醒自己：《史记》是不好对付的，翻译《史记》更是难啃的硬骨头。

1951年6月华兹生完成硕士论文后，为期三年的奖学金也结束了，这个奖学金是对他二战期间服兵役的酬劳。继续读博士没有资金支持，找工作也很困难，只好寻找美国之外的出路。当时中国大陆和美国隔绝，香港和台湾也处于动荡中。于是华兹生决定去日本，他通过在哥大访学的一位日本教授在京都找到了两份工作，一是在同志社大学教英文，一是在京都大学做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教授的研究助理。1951年8月他用最后的一点奖学金买了张去日本的船票。

当时吉川幸次郎得到美方的资助，正在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对仗问题。华兹生的工作是将他的一些初步成果，特别是有关杜甫诗歌的研究翻译成英文。虽然在中文系注册为研究生，但由于日语水平太低（在去日本之前只学过一年），华兹生一开始根本没法听课。后来日语能力提高了，才上了吉川教授的几门课，但都是关于中国诗歌的，和《史记》基本无关。

大约一年后，华兹生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的来信，询问是否可以为其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1960年出版）撰写关于汉代的部分，华兹生经过考虑后答应了。汉代文献当时已经翻译成英文的有《论衡》、《盐铁论》以及部分的《淮南子》，但是大多数著作，包括《史记》，都得读原文，工作量不小，有吸引力的是工作费用优厚。华兹生辞去了在同志社大学的英语教课任务，全力投入文献的阅读和写作。《史记》再次进入他的视野。

完成《中国传统资料集》汉代部分（出版时作为该书的7—10章）后，华兹生决心修改自己的硕士论文（关于游侠及其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在京都一年多时间里，他接触到不少《史记》研究的日文资料。他将修改后的稿子投给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结果被拒，但这不仅没有打击他，反而点燃了他继续认真研究《史记》的热情。他开始通读《史记》并做大量的笔记，使用的版本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该书广泛采纳了中、日关于《史记》的研究成果，历来为学界所推重。华兹生随后将笔记进行了分类，以类相从，并据此写成小型论文，这一工作集中在1954年冬和1955年春。1955年夏返回纽约时，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初步形成了。

此后的一年他一边帮忙编辑修订《中国传统资料集》，一边完成哥大对博士学位的各项要求。读博士正常的顺序是先修学分，后参加口试，再写论文。华兹生则是反其道而行，他修完学分参加口试时，博士论文的初稿早已在导师的手中了。1956年6月他带上了方帽子，此后根据王际真、富路特、狄百瑞的意见，他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并于两年后由哥大出版，题为《太史公司马迁》（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该书分为五个章节，全面论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杰出的史学成就。

不难想象，华兹生的下一步计划是更为全面地翻译《史记》，狄百瑞教授听说后，表示可以纳入他正在主持的“东方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并且建议华兹生申请哥大的研究经费。得到这笔经费后，华兹生决定将京都作为翻译工作的地点。富路特教授从提高汉语口语的角度出发，建议他去台湾（也为他日后回哥大教汉语打下基础），但是华兹生已经很习惯日本的生活，没有理会富教授的建议，于1956年秋再度前往京都。

在离开美国前，华兹生去拜访一位在哈佛的朋友，两人一同参观哈佛燕京学社，见到了那里的几位教授。当朋友向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教授介绍华兹生时，称他为“准备翻译《史记》的了不起的年轻人”，柯立夫说他对《史记》一向很有兴趣，问了华兹生一些有关的翻译问题，最后又问：“你打算花多少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工作呢？”华兹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三年”，柯立夫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他转头看着窗外，大声说，“如果你说的是三十年，我差不多可以接受。”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了。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三年翻译《史记》绝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只有一个人，而且资助也很有限。华兹生决定尽量压缩译者序言和注释的篇幅，并且选择《史记》中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以便更适应普通读者的需求。他的想法得到了狄百瑞和哥大出版社的支持，他们希望《史记》的第一轮大规模英译本是更偏向于通俗性而不是学术性。

1956年秋在京都安顿下来不久，期盼多年的《史记会注考证》再度印刷，华兹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套《史记》，不用再反复借图书馆的了。他基本在家里工作，只是偶尔去一下京都大学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在他翻译的过程中，多种《史记》的现代日语译本出版了，它们为华兹生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些译本同样很少注释，目的读者也是普通大众，它们的出版对华兹生来说是个鼓励，既然日本读者对《史记》有这么大的需求，在美国，至少也有人会感兴趣吧。当然华兹生也清楚地意识到，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至少听说过《史记》，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在1950—1960年代的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翻译开始后，华兹生很快发现，他的主要问题不在中文，而在英文。在中文的理解上，直接依靠中、日两国的注释家就可以了，不用太费神，但如何用英文传达太史公优美、简洁的笔法，特别是那些传神和富有表现力的对话，则是大费周章。另外大量的专有名词和花样繁多的称呼也是头疼的问题。

凡是讲究译文效果的人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华兹生的情况也不例外，在这方面他的日本导师无法给他什么帮助。吉川教授，或者田中谦二教授（当时正在做一个《史记》的节译本），关于中文文本的问题大抵有问必答，而有关英文表达的问题，华兹生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了。

1959年底，也就是三年后，华兹生的翻译工作按期完成。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和编辑加工，两卷精装本英译《史记》于1961年秋天问世，题为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此时华兹生已经回到哥大执教一年了。

二

华译《史记》没有按照原书的次第，而是根据主题进行了重新编排。

上卷《汉朝早期历史》（Early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分为11章，展示了公元前209—141年汉朝的建立（1—6章）和对政权的巩固（7—11章）：（1）反叛的开始——卷四十八《陈涉世家》；（2）被打败者——卷七《项羽本纪》；（3）胜利者——卷八《高祖本纪》、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节译）；（4）重臣——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5）乱臣——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卷九十一《黥布列传》、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卷九十四《田儋列传》；（6）忠臣——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7）统治者——卷九《吕太后本纪》、卷十《孝文本纪》、卷十一《孝景本纪》、卷十二《孝武本纪》；（8）皇后——卷四十九《外戚世家》；（9）大家族——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卷五十一《荆燕世家》、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节译）、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卷五十九《五宗世家》；（10）叛军领袖——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三卷节译）；（11）能臣——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卷一百四《田叔列传》。

下卷《汉武帝时代》（The Age of Emperor Wu）紧接上卷，全面展示了公元前140—100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分为4章：（1）天地人——卷二十八《封禅书》、卷二十九《河渠书》、卷三十《平准书》；（2）政治家、将军和外国人——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卷》（节译）、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3）叛乱策划者——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4）合传——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卷一 45 33831 45 15533 0 0 1531 0 0:00:22 0:00:10 0:00:12 2698 45 33831 45 15533 0 0 1394 0 0:00:24 0:00:11 0:00:13 2982二十二《酷吏列传》、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华兹生《史记》译本1993年修订版《汉代（上）》封面］

上下两册共翻译了65卷，正好是《史记》全部130卷的一半，从篇目不难看出，列传是华兹生的重点，内容最多，其次是世家，本纪和十表八书最少。华兹生在“译者前言”中表示，他希望自己的译本带给读者的是“一连串的好故事”（a collection of goodstories），换句话说，文学性是他选择的着眼点。从翻译手法来看，他也以流畅、优美为目标，极力体现司马迁作为文学家的成就。《史记》固然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的《离骚》，华兹生显然更看重后一点。

两卷本出版后，虽然学界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特别是针对缺少学术性注释这一点，但真正的明眼人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在书评（载《哈佛亚洲学报》1961年卷）一开始就指出，华兹生是把《史记》作为文学经典（literary classic）而不是历史文献（historical data）来进行翻译的，所以用历史学的标准来要求无异于缘木求鱼。他在通读上下两卷后，认为“华兹生对《史记》的语言有出色的把握（superb grasp），译文的可读性（readability）和可信度（reliability）是上乘的。”

精装本出版后销量不错，几年后出版社建议华兹生从两卷中选出一部分出平装本。华兹生部分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原有的译文中选了14篇，同时增译了汉代以前的5篇，形成了一个新旧结合的版本，内容依次为：《伯夷列传》、《伍子胥列传》、《田单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节译）、《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河渠书》、《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大宛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列传在这里所占的比例更高了，《伯夷列传》和《货殖列传》恰好是《史记》列传部分的一头一尾，也被移植到了这里。单卷平装本于1969年出版，题目为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of Ssu-ma Ch’ien。

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装两卷本和平装一卷本在市面上都难以获得了。修订再版的想法逐渐浮上华兹生的心头。1989年他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和该校翻译研究中心负责人讨论了这一想法的可行性，翻译中心最终同意和哥大出版社合作推出三卷的新版本——前两卷为1961年版的修订本，是关于汉朝的内容，第三卷为新增的关于秦朝的历史。1990年华兹生在翻译中心工作了半年，全力进行修订和翻译。三卷精装本于1993年面世。新增的秦朝卷不像前两卷汉朝部分那样依据主题排列，而是直接按照《史记》原有的顺序选译了13卷：《秦本纪》、《》、《六国年表》、《商君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节译）、《李斯列传》、《蒙恬列传》、《滑稽列传》（节译）。

新的三卷本出版后，有学者建议华兹生将《史记》其他卷目也翻译出来，以成完璧。华兹生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止步于三卷选译本。他认为自己对《史记》的兴趣始终在文学方面，三卷本已将《史记》中文学性最强的内容全部呈现。再说，要翻译《史记》全文必须面对一些困难的章节，如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等，需要非常专门的知识，而这是华兹生所不具备的。就学术而言，知其不可而不为，是明智的。

三

就三卷的大部分内容来说，华兹生应当视为《史记》最早的英译者。只有个别篇目前人也曾翻译过，比如《李斯列传》。

1938年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China’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该文以李斯的生平事迹为切入点，从政治、社会、经济和哲学活动等方面探讨了秦朝统一中国的原因。作为美国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从英文文献的角度来看，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史记·李斯列传》翻译成了英文，是英语世界最早的全译文。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卜德意犹未尽，又翻译了《史记》中和秦朝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传记——《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中的荆轲部分、《蒙恬列传》。这三个传记和对它们的评述以《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为名于1940年出版，这是卜德在博士论文之后，对西方秦代研究的又一大贡献。该书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欢迎，中国学界也很快给予了关注。北平图书馆的《图书季刊》1941年7月刊发了刘修业对新书的介绍。刘在文末的总结中写道：“Bodde氏译《史记》已有四篇，皆为秦代重要人物。国人以秦祚未永，且恶始皇之所施为，因而二千年来，秦代独无专史，欲言秦代掌故，厥惟太史公书，氏译《李斯传》时，以‘中国第一统一者’名其书，可引起吾人注意不少，因觉秦代文献，实有及早收拾，勒为一书之必要。又近来欧美学者之言中国古器物者，每谓某铜器为‘秦器’，某花纹始于‘秦器’，某形制为秦器所独有，于是在考古学上，‘秦’之一字，又别成一专名词。氏于此四篇译文中，已略述秦代文化之来源与分布，若能尽将《史记》中有关秦代者翻译而研究之，勒成一书，不但在史学上成为不朽之业，今之言古器物学者，借以深明夫秦代政治武功与其疆域文化等，然后方可重新确定‘秦器’一名词是否适当也。”可惜卜德后来没有再做这方面的翻译，五十年后华兹生译《史记·秦朝卷》的出版可以说才使“勒成一书”的愿景成为现实。

学术是在发展的。卜德之后有华兹生，华兹生之后则有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就在华兹生三卷本出版的第二年，倪豪士领衔的《史记》全译本第一册问世了，翻译工作从1980年代末开始，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版了6册，分别是汉以前的本纪、汉代的本纪、汉以前的世家（上）、汉以前的列传、汉代的列传（一）、汉代的列传（二）。根据计划，全部出齐将有12册之巨。倪豪士曾多次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名山事业。

（倪豪士翻译小组《史记》译本第一册封面）

对于倪豪士的翻译小组而言，华兹生的译本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参考。五十多年前，当华兹生独自一人开始翻译时，他能参考的英译本非常有限，对他帮助最大的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法译本（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从1895年到1905年，沙畹用十年功夫将《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中的十七篇（至《孔子世家》）陆续翻成法文并分五册出版。沙畹以“信”为最高目标，译文附加大量的实证性注释，学术性极强，不仅是他个人的最高成就，也成为西方汉学的标志性成果。

沙畹的五大册是学术性翻译的典范，彰显的是《史记》的史学价值。或许是因为有这样的典范在前，并且难以超越，华兹生才把文学性和“雅”作为自己的翻译路向。他把工作重点放在沙畹没有来得及翻译的七十列传，内心深藏的可能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雄心吧。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