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分割与青年的婚恋行为和就业选择分析——以东北青年为例

当前，关于体制内就业青年遭遇婚恋难的社会现象，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城市就业竞争压力逐年增加，体制内工作本就吸引着不少待就业青年群体，再加上人才引进政策向地级市和县域等地方倾斜，高校毕业生等为获得体面稳定的工作机会，奔赴基层并实现体制内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基于人力资本发挥的正向作用，体制内的工作岗位聚集了大量高学历劳动者，本无可厚非[1]。然而，高学历群体扎堆县域的人才供需结构却也折射出了一些社会问题[2]。体现在婚育层面，即县域体制内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性别比失衡，体制内的单身女性规模也在增加[3][4]。不仅如此，“体制内想找体制内”的婚恋观[5]，排斥了体制外的青年就业群体，这可能加剧青年群体“非体制内不就业”的择业观，将就业选择局限于体制内。先占据体制内的职位，再寻找体制内的佳偶，成为一些“上岸”青年的就业附加目标。

关于我国青年就业与婚恋关系的研究比较丰富，却不足以解释部分青年热衷于体制内就业与婚恋的现象。单位制在东北地区虽已由盛转衰，但对个体生活方式和长远发展机会的作用力未减。已有研究发现，教育、户籍、收入、职业和社会地位等，一贯是影响择偶偏好或缔结婚姻的关键因素[6][7][8]。再加上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对婚姻的积极影响力减弱[9]。由此，学界关于体制因素对婚姻市场影响的讨论热度略有下降，造成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与青年婚育的关系未能得到更加充分的论证。因此，针对体制分割问题与青年婚恋、就业机会的内在复杂联系，有待进一步的厘清与证明。

近年来，大学生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的热情不减，再加上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常被置于体制内展开讨论，可见体制对我国青年群体的独特意义之所在。就职于体制外的青年与体制内的青年相比，生活机会与生命历程存在诸多差异。体制内的工作岗位有限，追求体制内就业的青年数量却有增无减。通过揭示正置身于体制分割处境并即将作出就业与婚恋选择的青年群体的行动规律，将加深我们对这部分青年生命叙事的理解。东北地区以重工业基地闻名，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并存的典型，可作为研讨体制分割与青年就业和婚恋关系的代表。本文将立足于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制度化背景，尝试回应以下几个社会问题:体制内的女性为何单身数量增加?体制内的联姻何以可能?本地青年为何执着于脱产“考公”“考编”?东北青年为何“出逃”?东北地区又是如何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家乡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20岁至49岁的单身青年总体规模呈逆势增长状态，而且单身青年的内部异质性较大[10]。深入理解单身社会的演进，如何提升当代青年的结婚率等议题，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有研究发现，拥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对婚姻具有促进作用，相比无业和体制外就业，体制内就业的男青年初婚缔结概率更高，体制外就业的女性初婚缔结概率最低[11]。与体制内相比，体制外单位的劳动超时现象更严重，且已演变为不成文的“规则”[12]。基于体制内的工作岗位对女性的庇护作用，体制内就业的女性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照顾家庭[13]，这增加了她们在婚育市场中的优势。对于女性而言，体制内就业是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关键。尽管在家庭中仍需坚持性别平等观念，但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主流家务分工模式下，男性寻找配偶依然看重女性可能为家庭奉献的时间和劳动。所以，无论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加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职位，还是出于未来照顾家庭的考量，对许多女性来说就职于体制内仍是理想选择。体制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边界清晰的二元市场结构，对内提供庇护，对外构建排斥屏障[14]。

值得一提的是，体制内的优势即为体制外的劣势，但体制内的优势也可能因此而转化为劣势，其一即体现为通婚障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青年出现了清晰的群体界限，这一就业结果使得青年群体在择偶过程中不得不根据对方的单位类型衡量婚姻匹配度。利用通婚行为反映群体边界的开放程度与社会开放性，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分析空间[15][16]。而且，这种分析视角在新近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如利用通婚测量我国城乡融合度，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利用难度小、精度高的二元属性测量指标，可反映最高阶段的社会融合，这也是社会融合理论的代表性观点[17]。类似地，我们可依据社会融合理论，针对体制分割产生的两类群体的通婚意愿或通婚行为，展开测量与研究。

目前体制内群体的婚恋，已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有学者立足于性别结构视角，认为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才结构不平衡和人才流失问题突出，无法满足体制内的女性“向上婚”的需要，对体制内女性来说，体制内缺少数量足够且质量更优的异性[18]。另有学者从文化观念和心理认知层面指出，体制内的女性将采取主动应对单身的行动策略，如向亲友抗衡或共情等对外策略，以及自我提升与完善等对内策略，可是这类行动策略反而加剧了解决体制内单身女青年的婚恋问题难度[19]。上述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通过翔实的经验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依据与参考。这些研究证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问题已然成为降低青年单身率的一道障碍。其实，体制内的青年单身问题，并非完全是由社会个体及其家庭“共谋”的行动结果，也包含身边的重要他人、工作单位和社会等共同作用。

就我国青年群体而言，就业状况与婚育行为是紧密联结的。中国青年群体先“立业”再“成家”的行动逻辑具有普遍性特征，不“立业”则难以“成家”[20]。然而，当代青年的劳动参与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伴随出现青年扎堆体制内和拒绝“低端”就业的“宅男”等就业现象[21]。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推断，一旦青年陷入就业困境，婚育行为也可能随之暂停，当前青年的结婚率不高或与就业难密切相关。

东北青年还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婚恋难题。受父辈就业模式的影响，获得体制内的工作仍是东北青年热衷的就业目标。在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国有企业具有劳动力内部市场特征[22]。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内部消化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模式，形成内部化的劳动力市场。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通过招工的就业形式优先安排职工子女就职，职工的流动性和流出率大大降低。可是，随着就业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转型的逐步深入，体制内职业位置代际传承的机会减少，个体就业择业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显著增加。城镇地区待就业青年原本是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到国有或集体单位，现转变为就业市场化[23]。借助“机会—流动”分析视角可知，制度转型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结构，社会个体也可通过在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流动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24][25]。不过，虽然经历了国企改革和单位制的变迁，东北青年致力于体制内的职业初心却未有明显变化，在东北地区，体制内就业的社会认可度依旧较高。但在体制内就业难度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东北青年应对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行动策略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本文采用非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受访者展开访谈。其中，采用非结构访谈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笔者收集访谈资料的时间跨度较长，每位受访者的受访时间不同，没有形成固定的访谈提纲，仅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深度访谈;第二，每位受访者的个人经历不同，甚至差异较大，笔者在访谈时重点结合受访者的个人经历，紧密围绕本文欲探讨的研究问题，以闲聊的方式，给予受访者充足的受访弹性和自由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汲取和搜集个人特定经验的动机或情感资料，为后续分析做准备。另外，尽管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东北青年，但受访者的年龄并非全部处于青年阶段。理由是，通过对非青年的访谈，既有利于综合评估东北青年的就业选择和婚恋行为的现状、过程和结果，又可掌握重要他人对东北青年特定行为的评价，并针对系列社会观点进行整理与反思。

笔者曾于2017年7月至2019年8月，在东北X市实地调研。选取东北X市为例，存在两点原因:一是就近取材，笔者对该市更为熟悉，通过滚雪球等非概率抽样方法便于寻找个案;二是X市在东北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典型的工业城市之一，针对现在或曾经于X市就业和生活过的个案进行访谈，满足本文研究设计的需要。本文主要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详见表1。

针对东北青年婚恋现状的观察与描述，应重视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影响。对于体制内的东北青年而言，女性主动单身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体制外的东北青年而言，被动单身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东北青年主动单身或被动单身的理解，本文将着重立足于重要他人或社会群体等视角，再现东北单身青年在体制分割背景下的婚恋障碍，揭示体制内单身青年联姻的社会共识何以可能。

1.一“编”之隔与东北青年的婚恋日常

在东北地区，平日里若被问及“有没有工作”，一般情况下，有无收入来源并非问候者询问的真正目的，这句提问的实质是打听对方有无体制内的工作。“工作”在东北地区被赋予特殊的内涵。在东北社会的语境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别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工作”通常指的是拥有体制内的工作，一般包括央国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在编人员(即企业编制、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工作职位;“没工作”则是指体制外的任何工作岗位，当然也包括在学、自由职业或待业状态等。简单地说，只有收入来源，却不在体制内就职，在东北地区近似等同于“没有工作”或“没有正式工作”。在东北地区，于体制内就业的好处不仅在于获得体面的薪酬待遇，而且在于抵抗外界风险的能力，这一制度优势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更重要的是，退休金待遇在少子化时代的优势突显，体制内的工作可谓维系个体老有所依的理想职业。受访者Z1的孙子从事模特行业，他曾向笔者抱怨:“模特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的，现在看着能赚钱，等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不还是得靠自己再找工作赚钱吗?这不是个啥正式工作，还得是有个编制好啊......有了编制，赚钱稳定，还有女孩愿意跟(指结婚)。”

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在婚恋场域中往往是他者眼中的理想配偶，除却家人和朋友，单位同事与领导也会主动为这类单身青年撮合一段良缘。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若男女双方均以组建家庭为目的，可迅速缔结婚姻。毕竟同在体制内，两位单身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只要主观上彼此满意，或双方父母满意，体制内的婚姻即可一蹴而就。例如，受访者T1经单位领导介绍后，与妻子相识仅3个月就登记领取了结婚证。当被问及为何如此迅速地选择和对方结婚时，他笑着说:“不只你一个人，我还没来这个单位的时候，当时单位的同事和领导也都惊呆了，还以为你嫂子怀孕了呢，呵呵，其实并没有。只是我俩单纯地觉得彼此都没啥好挑的了，都在编制内，双方学历、家庭背景啥的也都差不多。”

体制对东北青年婚恋的影响力，或许超越了收入、学历、户籍、毕业院校、个人能力、样貌，甚至包括爱情在内等诸多常见因素。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尽管拥有收入来源、高学历、房子和车子等优越条件，也难获得与体制内单身青年发展一段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一对青年在偶然的情境下产生了情愫，若得知一方在体制内就职，另一方暂无体制内的职业，则有可能导致这段感情无果。甚至，处于体制内的一方还可能产生被对方“占便宜”或被“高攀”的顾虑。只有双方同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喜结良缘的可能性才会显著增加。总之，体制内的工作对东北适龄单身青年做出婚恋决策的影响很大。

本地单身男青年T2属于个体商户，月入数万元，已将婚房布置妥当，但苦恼于一直寻觅不到适合结婚的单身女青年。当询问他想寻找何种类型的女青年作为理想的结婚对象时，他回答说:“想找个体制内的，因为我可以赚钱，她只要工作稳定、能照顾家就行。”这并非个例，实际上，体制内的单身女青年是体制外单身男青年理想的婚姻伴侣，也是体制内单身男青年择偶的首选佳人。在东北区域，这几近获得了婚恋竞争链条的顶端优势。尽管体制内性别比例不平衡的问题已经显现，但体制内女青年单身不排除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体制内的单身女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单身男青年，主观上排斥体制外的单身男青年。因此，体制内的单身女青年并非缺少脱单机会，而是缺少在体制内寻找足够多的脱单机会。这样一来，体制内适龄单身女性不断增多。

2.发生在体制内的“互相看不上”

梯度婚姻匹配模式在体制内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在东北社会，拥有公务员身份的行政编制比事业编更胜一筹，但二者的排序又领先于企业编制。另外，在同一编制体系内部，还存在职务级别的高低排序。机关事业单位人员T3，结合自身与身边人的婚恋经历，认为本地单身青年择偶的潜在规律是:“党政机关的不找国企的，国企的又互相看不上。”据笔者的观察，这种情况并非绝对，现实中仍然存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就职人员与本地国企职工联姻的案例，国企职工之间成功联姻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但是，这句“经验总结”道出了体制内东北适龄单身青年的择偶策略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处在相同编制类型的单身青年更倾向于彼此选择，而且拥有较高职业抱负或职业地位的女性更青睐于拥有一定职务级别的男性。

就拥有职业抱负的体制内单身女青年而言，国企女职工T4的婚恋过程，算得上是一个拥有比较圆满结局的案例，也是一些体制内单身女性羡慕或效仿的人生轨迹。T4最初入职国企是考研失败后的就业选择，先就业再考研是她实现人生向上流动的策略。但随着考研屡遭失败，她决定留下来发展。几年后，她结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管理者，并确定了恋人关系。得益于男友的提携与帮助，她的事业也有了明显的起色，身份逐渐从一个基层职工转变为管理人员，并与男友结婚。尽管对方离异的身份曾遭遇女青年母亲的反对，但其职务身份弥补了这个缺憾。正如她自己所言:“如果能有机会通过婚姻往上走，为什么不呢?”

当然，体制内的婚恋还存在着更多不能如愿以偿的案例。例如，受访者T5也曾是一名国企职工，入职10年，现已在30出头的年龄担任了一份要职。她母亲的朋友曾主动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但都被她拒绝了。问及原因时，她说:“(国企)科长咋还能单身呢，那能是好的吗?别啥样的都给我介绍。”据了解，当时她母亲的朋友F1也听到了这番回应，并认为这名女青年“就是想嫁个高官，我听说国企里这样的女孩儿还不少呢”。我们无须验证这类案例的真伪，但它却反映了体制内一部分女青年单身的原因，即她们希望寻找各方面条件比自己更优越的体制内单身男性，尤其是职务级别比自己更高的男性。然而，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较高的职位在体制内是有限的，故这类体制内单身女青年处于等待或寻觅的状态比较常见，这也成为体制内适龄单身女青年数量累积的又一原因。

从学理上讲，女性“向上婚”是可以被理解的;而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类“优秀”女青年本不应该单身，从道理上讲不通，唯一的原因就怪她们自己“太挑剔”，并由此达成一种以偏概全的社会共识。类似地，体制内的适龄单身男性也不例外，他们同样会因为单身受到负面评价。受访者F2为在体制内工作的女儿的婚恋问题感到焦虑，并给出了对适龄单身男性的评价:“30岁以上单身的男的，要么有可能是离婚的，要么就可能是有什么性格缺陷或者不正常的地方，总之单身的男的年龄越大，问题可能就越多......优秀的(男性)早就都被别人挑走了。”综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体制内的适龄青年拒绝相亲、择偶或结婚等一系列单身的表现，均可能被“贴标签”，甚至遭受“污名化”。

3.东北青年婚恋行为的“守门人”

结合上述经验资料不难看出，部分青年的单身表现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也有部分青年单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东北社会，获得体制内的工作是顺利迈向婚恋大门的“通行证”，除却私人关系，社会组织或单位也会主动担任“红娘”身份。无论形式如何，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社会规范，这条规范对东北单身青年择偶行为的形塑与约束，不仅体现于个体的婚恋行动中，而且表现在有组织的相亲活动中。

T6是一名护士，最近笔者突然收到了她的婚礼邀请，当笔者把惊讶的心情告诉她时，她说:“我不是不想找(对象)，主要是因为以前没编制，没人给我介绍对象;有了编制以后，原单位和现单位的同事全都主动帮忙给我介绍，身边的异性资源一下就多了，所以很快就遇上了合适的。”自大专毕业以来，她就职于本地一家公立医院但无事业编制，择偶圈子局限于身边的同事，而异性同事大多是医生且与其几乎无共事机会，由此陷入择偶困境。当她跳槽至相邻市区的公立医院并考取事业编制岗位之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完成了从考编、入职、相亲、恋爱到结婚等一系列人生经历，而且她的结婚对象为拥有企业编制的本地国企员工。从该案例可知，这位受访者身边的同事早已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本，只有在衡量单身青年双方彼此匹配的基础上，才会动用社会资本为其介绍对象，而衡量匹配与否的标准正是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的潜在婚恋规则。可见，当下东北单身青年婚恋难的症结在于交友渠道不畅，择偶的“瓶颈”主要来自编制区隔:获得编制意味着单身青年择偶圈子的扩大和婚恋机会的增加;暂无编制则会被冷落、被旁观，或者事业与婚姻面临同时停滞的风险，至少婚恋举步维艰。

不仅如此，有组织的相亲活动同样存在类似的社会现象。例如，本地某相亲平台组织单身青年线下相亲活动时，明确要求报名条件之一为“职工”，即体制内的在编人员。非体制内人员少有机会参与线下活动，尽管可在线上自主寻找心仪的单身异性，但该平台已注册的会员中，女性约一半以上为职工身份，男性拥有职工身份的比例则高达95%及以上。在东北社会，缺少职工身份，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婚恋机会均大幅降低。无独有偶，受访者T7曾在某机关事业单位从事公益性岗位，其间受单位领导安排准备参加公务员体制内组织的一场联谊活动，但在报名环节就以失败告终。据她转达，举办单位的一名负责人在电话里给出的理由是“公益性岗位身份不是正式入编人员，不能参加这次活动;再说了，就算是去了，公益性岗位人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肯定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出口......”回忆起这番“劝退”的言辞，T7至今愤愤不平:“当时我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侮辱，公益性岗位怎么了，有啥见不得人的。”

实际上，体制内与体制内的东北单身青年联谊或联姻，已经形成一种价值取向。无论个体、重要他人，还是社会大众，无不在内心深处按照体制的内外之分，暗自彼此衡量或相互比较，共同寻求与迎合社会认同感和社会期待。在东北地区，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份让人“有面子”的工作;非体制内的工作则多是不被看好的工作，一对新人的婚礼气氛和排场也会因为体制分割形成反差。综上所言，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在东北社会已然成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婚恋行为规范，一旦没能进入体制内，单身青年及其家庭将明显感受到约束与压力。这种来自体制内的婚恋排斥，势必加剧东北青年非体制内不就业的社会心态。

体制分割不仅对个体生命历程与婚恋结果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渗透至社会个体及其家庭成员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中。如果青年没能获得一份体制内的职业，个体及其重要他人均会认为没面子、没底气。这类群体往往采取主动减少与人见面、交流的机会，回避熟人社会。处在“唯体制独尊”的社会评价体系下，东北青年及其家庭也会不约而同地做出各自的打算与行动。

1.“消失”在街头的东北青年

东北社会是典型的老龄化社会。直观上，在东北公共场所进行室外活动的群体多为老年人。一方面，青年多在外求学、就业和定居，本地青年数量缩减，所占人口比例较小;另一方面，没有体制内工作的东北青年，则尽可能地避免在社区、街道和集市等多种场景的熟人社会“抛头露面”，放弃外出闲逛的机会。这些东北青年及其父母最担心的事情是在上述场景偶遇熟人被提问“(子女)有工作了吗?做什么职业?”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一定数量的东北青年从学校毕业后在本地未能顺利就业，或在短期内就业后，由于某些原因辞职等。这部分青年通常在脱产阶段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考研、考公务员或考编上。

受访者T8脱产参加公务员考试培训即是典型个案。五年前，他本科毕业时已与一家南方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尽快办理了入职手续，亲戚和邻居均对他表示祝贺或称赞。但每天超时加班、无双休的工作模式，使他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情绪，T8决心返乡考公务员。其间，他不停地往返各个城市参加辅导班和公务员考试。尽管他在本市参加培训和考试，也要赴离家较远的社区租房子，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被本社区的邻居发现或评议，而且以这种方式也可避免与亲戚来往，以“断亲”的方式回避熟人盘问。至于对待婚恋的态度，他叹了口气说:“不着急，先有个稳定工作再说吧!”这类案例还有许多。暂时无法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东北青年会“用脚投票”选择临近或其他省份打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并非当地的同类职业薪酬待遇更高，或消费水平与房价更低，而是单纯为了脱离熟人社会。

2.“从体制突围”的东北青年

身在东北地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隔是东北青年从就业到婚恋绕不开的议题。体制内的工作或许在一些青年看来无足轻重，但是只要在面对婚恋问题时，就会被重新带回关于体制内外的审视和拷问。视体制内就业结果为最优的单向社会评价体系，助长了一些东北青年盲目“考编”的跟风行为。而且，这也打击了那些凭借技能优势、依靠劳动谋生的体制外东北青年。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标准还加剧了一些东北青年不出门、不社交、不就业、不婚恋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离开。当下已有不少东北青年选择逃离东北，向外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

一类东北青年已在本地就业和成家，但为了寻求更高的发展机遇或出于对体制内工作的不满，选择辞职外出务工，这类东北青年以国企职工为主。例如，受访者F5的女儿原本是一名国企职工，现在澳大利亚工作与生活。提起女儿的人生选择，她自豪地说:

“国企挣得太少，还不好找对象;国外挣得多(么)多啊，而且国企效益也大不如从前了，趁早走是对的!”受访者T9是一名90后国企职工，与同在原单位的妻子一起辞职，现就职于沿海城市的一家私企。谈到离职原因时，他说:“原来的国企工作一眼望到头，要是不走总有写不完的材料，赚钱少不说，还升不上去......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能力有多强，别人能在外面混，凭啥我不行?”另一类东北青年自高校毕业起就选择了留在外地生活，脱离体制分割严峻的东北生活。Z2是两个孙子的奶奶，在她看来，两个孙子虽然不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却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她把这归因于“运气”。据她叙述:“大孙子是美术特长生，在天津念书时候认识了个天津本地的女孩儿，而且女孩儿的爸妈都是公务员，他毕业工作之前，俩人就结婚了;老二在深圳，没工作，但是长得帅......研究生毕业以后和深圳当地的一个年轻女教师结婚。”由于体制分割的壁垒，这种婚恋现象在东北的确不多见。只有在社会开放程度更高、对青年群体包容性更好的城市，跨越体制障碍通婚的情况才更普遍。由此，东北青年的就业与婚恋结果实则因地区的差异而变化，个人“运气”的好与坏不具有压倒性的作用。在许多东北青年看来:留下，除非将自己“逼进”体制内;离开，大概率将会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这也是当下许多东北青年选择逃离东北，在他乡成家立业的关键原因。

类似“成功”案例的受访者在异乡就业与生活的主观幸福感，未必显著高于本地青年，但他(她)们的人生轨迹却成为本地熟人社会口耳相传的传奇榜样或育儿范本，激励着同辈青年群体或下一代人“逃离东北”。甚至，“逃离东北”还略带一丝英雄气概的味道，成为当下越来越多的东北青年反抗体制分割、证明自我实力的积极行动策略。然而，这也使东北地区成为许多土生土长的东北青年“回不去”的家乡。

3.离乡的东北青年何去何从

地理空间上的社会流动现象在东北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向外流动的群体以青壮年为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向外流动并非每一位东北青年的主动选择或主观意愿表达。除却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重要因素以外，我们将重点围绕由制度因素衍生出来的社会认同，深描被动外流的个体生命叙事及对其流动行为的反思。

东北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体制分割加重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类就业群体的边界，使得没能进入体制内的东北青年产生了向外省市流动的行为动机。这是因为在众人看来，获得体制内的工作是有“面子的表现，移居东北以外的省市更有“面子”。F6谈到儿子去上海打工的原因时，无奈地说:“儿子大学刚毕业那阵，他爸是厂长，给他弄到了一家好单位，里面都是一些985的硕博士。因为学历不够，那种工作他也干不好，试用期总被领导批评，还没等落编他就辞职了。他爸知道了以后，气得要命，觉得儿子给他丢脸了，硬生生地把儿子‘打’出去，让他去上海自己找工作，还说找不到工作就再也别回家......”尽管如此，儿子的遭遇反而使她认为有本事、有能力的东北青年更应该离开东北发展自己，她还劝说笔者:“东北这儿不好，南方多好啊，发展机会还多，以后留在南方发展吧，别回东北了。”这不仅是她的个人观点，而且是东北地区许多家长的共同期望，他(她)们不仅用这种教育期望教养子女，而且也如此劝说他人。

在许多人看来，移居外地应是东北青年的首选，既证明了个体的教育成就和能力，又为个体未来发展创造了机遇与平台;对于未移居外地的东北青年而言，体制内则是最优选择，不仅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又为婚恋事宜“推波助澜”。但是，对于本应移居异乡却返乡就业的“回流”东北青年而言，就算就职于体制内的工作岗位，社会的接纳程度也会比较低。受访者T10所在单位的同事，得知一位知名院校毕业的东北青年返乡入职国企一事，众说纷纭:“大家都说，这么好的大学，回来可惜了!我听有人说，他那好大学没准儿不是自己考上的;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在名牌大学表现一般，不得已才回来工作的，毕竟那里有很多‘尖子生’;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没本事，可他爸又是领导，回来工作能直接帮儿子坐上自己的位置......总之说啥的都有，反正意思差不多就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说实话，我多少也觉得有点儿可惜。”移居外地本是东北青年应对或突破体制分割的一条途径或是一种选择，却不应是唯一的选择。然而，东北社会的体制分割问题已衍生了一种向外流动的，且带有明显强制色彩和必然性的集体愿望与主观倾向，没能履行集体愿望的返乡就业行为，则会受到非议或污名化。因此，在这种排斥回流的潜在社会规范的约束下，即使拥有良好教育成就、身怀技能优势或立志建设家乡的东北青年，也不“敢”回流东北，更不必说在他者眼中算不上“优秀”的东北青年，这促使更多东北青年纷纷背井离乡。

本文采取非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式，通过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对东北青年婚恋行为和就业选择的形塑与约束的研究发现，跨越体制障碍通婚的难度在东北地区较大，这为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问题提供了新证据。对于东北地区的大部分青年而言，先“立‘体制内’的业”，可为“成家”推波助澜。获得体制内的一席之地，或与同为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不但是社会个体的理想，而且是重要他人乃至社会的共同期望。这种集体共识甚至成为一种具有潜在强制性的婚恋行为规范。一旦没能获得编制，东北青年的婚恋过程也将受阻，社会个体及其家庭都可能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缔结婚姻的潜在社会规范，既排斥了体制外的单身青年，又加剧了体制内单身女性的婚恋难度。

基于此，向外流动成为部分东北青年对抗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的积极行动策略，却在集体期望中形成了一种排斥返乡就业的社会规范，使东北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家乡。以上两种类型的社会规范无不体现着社会建构的力量，强化了东北青年追逐体制内的职业和配偶的就业观与婚恋观，抑或外流异乡的被动行为选择。尽管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东北青年群体，研究对象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但关于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与青年就业和婚恋的关系探讨，折射出了当前我国“考公”“考编”等青年的社会心态。

综上所述，探讨青年的就业取向与婚恋行为，需要重视制度结构因素的作用力。处于体制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青年的失业率可能较高，青年的单身率或也随之水涨船高。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现象在东北社会贯穿始终，且仍在被强化。对于体制内的青年来说，梯度婚姻匹配的理论观点颇具解释力;但对于体制外的青年而言，难以通过教育、收入、职业或爱情等交换条件，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实现跨体制通婚，这阻碍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开放进程。跨越体制障碍通婚在东北的难度较高，群体边界因体制分割而泾渭分明，社会融合度欠佳。当然，我们无意反对单位制的制度化存在，而是反对对非体制内就业的青年和返乡就业创业青年的社会歧视与排斥。值得警惕的是，关于体制外的就业歧视已蔓延和渗透至东北青年的婚恋场域，对于未能符合社会期待的任何就业形式，婚恋机会也将受到削弱。更重要的是，这也导致潜在社会人才资源的浪费和搁置，加剧当地青年的失业率和单身率。

东北地区近来以发展冰雪经济带动了全国冰雪旅游热效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打卡，也增加了全国对东北区域发展的关注度，更提升了青年游子返乡创业就业、安家落户的意愿和动机。不过，若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问题依然严峻，就不得不重新回到文中涉及的东北青年关于就业与婚恋的老问题。应当鼓励东北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就业观，但前提应是基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与丰富化。只有突破体制内外二元对立的职业结构，社会对本地青年和返乡青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逐渐增强，东北青年的就业选择与婚恋行为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从而形成一系列的良性循环，这也是更好地应对东北少子化、老龄化和人才流失等挑战的关键举措。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规划2023年度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1KSB092)的阶段性成果]

赵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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