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传光 | 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价值底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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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10-17页。
魏传光，博士，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公平正义是现代化建构不可或缺的价值取向和正当性支撑。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互依性交互性的社会关系、提出的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建设的共同体生产活动、规划的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等无不彰显着公平正义价值底蕴。从宏观方面讲，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价值底蕴主要通过“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彰显：前者强调遵循分配正义的价值理性，把现代化中的财富增长这块“蛋糕”切好分好，确保现代化的公平正义良性状态；后者主张用包括公平正义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规范维系国家间的良好关系，用公平正义原则规约国家间在现代化中的竞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凭借“共同富裕”“和平发展”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文明，矫正和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对抗”“外在对抗”分别造成的阶级剥削和殖民掠夺问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 键 词
中国式现代化；公平正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和平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战略安排、总体目标和重大原则进行了详细阐释，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为了谁”“如何推进”等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科学的现代化，还是具有合目的性和价值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现代化的功能性认知和规律性探索的观念体系，还包含着特定而明确的价值理想。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怎样实现现代化”之外，还在“为谁现代化”“什么样的现代化”等方面设置了价值理念，输入了价值规范，是“能做什么”的经验理论和“应该做什么”的规范理论紧密结合的现代化理论。而考察现代化社会结构，必须与生活伦理形式、财富积累及分配制度相关联。在现代化过程中，何者拥有现代化的优先权，哪种因素得到重视和优先解决，都会受到现代化的价值趋向的影响，涉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20世纪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个体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冲突并由此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性论证就是一个佐证。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求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追求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力求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促进与统一。为了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逻辑批判的基础上，梳理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底蕴和基于公平正义价值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
一、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公平正义缺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就是社会合理化甚至理性化扩张的进程，由理性组织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步入现代的标志。韦伯将现代社会和理性联系起来，提出了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判断，且以理性为根基勾勒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格栅。在对现代化的思考中，韦伯发现工具理性贯穿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社会行动和所有社会领域，成为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正当基础之一。对于工具理性，学者泰勒概括为“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效益和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其度量尺度。韦伯看到，由于工具理性遵循几何式的思维方式，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是用几何公理体系式的理论结构来论证和判断社会行动的正当与否，导致的结果就是理性化所支撑的机器生产和物质产品变成了令人黯然神伤的“铁笼”，工具理性形塑了效率和功能至上的现代制度，整个国家生活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工具理性训练的组织系统，所以那些终极的、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替代的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文明幻觉。因此，韦伯认为“铁笼”是缺失价值理性规约的极端化的工具理性走向自身反面造成的悖论。
与韦伯一样，马克思同样将资本主义的诞生看作现代社会的开端，而且他们都关注同一个领域：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及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类命运。但是，与韦伯对现代化的宗教－社会学解释方式不同，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理解则是社会－经济学的，这使得马克思能够借助资本逻辑批判把韦伯的价值理性分析推进到更为具体的公平正义价值层面，马克思看到资本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即资本要求增殖的历史本能虽然推动了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关系领域的奴役、压迫、异化和支配等非正义问题。马克思认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取得了决定性地位，商品拜物教支配着现代社会组织，人与人的关系被工具理性抽象为物与物之间关系，劳动力也不例外，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之时，就建构了资本主义现代生产的前提。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作为现代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另一方面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
可见，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的深层批判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方面释放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引发了劳动剥削、大众贫困和殖民掠夺等正义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研究了关于“资本”的知识论，更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出现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揭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包含着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实质性不平等交换、资本的全球扩张引发的对殖民国的掠夺等不正义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看似平等交换实则不正义剥削的内在逻辑，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公平正义价值缺失的社会现象。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非正义现象产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质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掌控国家机器而进行的现代化，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质上是资本生产、交换、分配的过程，现代化运动主要是资本家依靠雇佣劳动制度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而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差距、国家冲突、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并未引领世界进入公平正义的时代。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认识到作为早中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着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缺位的普遍现象，是一种单向度的现代化。实际上，现代化的经济秩序与公平正义价值不可分割，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价值的裂伤进行反思。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不断扩展它的范围，单向度的现代化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人类的诸多忧虑和现代性的隐忧，诸如价值领域出现的“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要求用来为非常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辩护”，生活领域出现的“人类环境曾有的共鸣性、深刻性或丰富性的丧失”。受工具理性的影响，资本主义现代化试图把发展的价值基础当作外衣来剥掉，“把财富、财富的增长甚至是财富的增长速度看作发展的基本尺度”，把对财富、外部自然、社会关系绝对控制、占有和消费等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绝对信条，但这种信条给人类带来的不是智慧、公正和和谐，而是人为的冲突和苦难。学者杨幸之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为“以单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这世界还是不免于畸形发展，不免于造就惨绝人寰的悲剧”。
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的社会经济内在、自发、原生形态的特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是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开启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也主要是在文化、文明和价值层面展开的，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始终沿着文化、文明、价值层面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问题，促使不少知识分子重新估价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也让中国的现代化观念保有反思的性质和价值论的批判立场，对资本主义的单向度现代化现象始终保持内在警惕。一直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反对把西方国家的“单数文明”视为普遍的必然值得追求的价值，批判只讲结果不讲价值目标、只讲实然不讲应然的现代化观念。概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既追求民族富强，又追求建构一种综合的、共同的文化价值理想，这也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观”成为一种信念式主张，具有包含着价值诉求的应然态度的特性。另外，民族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出发点，其目的是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强势地位，而一直受到西方现代化挤压的历史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观”必定强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平等价值诉求，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初期会基于民族国家利益而采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平等”社会理论的重要原因。
也有学者提出后发外国家的现代化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时，无须关切包括公平正义价值在内的价值理性，只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再重视也不迟。这样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支撑后发外国家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已大大不同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种不同要求后发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对早发内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问题以“浓缩”“并联”“叠加”的方式解决，诸如中国式现代化观就不可能只设定物质富足诉求，还要追求包含平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价值。更深入和具体一点讲，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视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分配。
事实上，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是现代化观建构不可不顾的要素，包括平等的经济资源和财富分配在内的公平正义价值文明是现代化取向及其正当性的理念性支撑。对于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尤其其中的经济平等问题是重要的现代化动力机制，正如刘小枫所言，“在探究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经由革命的社会行动达成的形成动因时，必须考虑平等理念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观必须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把公平正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经济结构之正当性论争的主要面向，通过现代化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的“价值观”和建构的价值理想中明显地蕴涵公平正义这样的规范性价值——不论是在文本的直接表述还是暗含的思想逻辑之中都能反映出来。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互依性交互性的社会关系、提出的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建设的共同体生产活动以及规划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等无不彰显着公平正义的文明价值。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再现代化，绝不仅指经济的发达，而是更加重视现代化本身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更加强调现代化过程中对不同主体以及主体与客体所应拥有的地位、职责、权利与价值进行公平配置与维护，建成具有较高的公平正义水准的现代化。甚至可以说，公平正义必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并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品格和最大优势基础。事实上，突破性解决发展不平衡的正义难题，填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文化鸿沟”“教育鸿沟”“数字鸿沟”，构建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本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都必须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公平正义价值缺失的弊端，把公平正义价值设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品格和重要内涵，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价值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含公平正义价值底蕴
事实上，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发现，许多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都面临着财富积累与平等分配的难题。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史应当是一部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文明进化史，现代化进程应当是持续不断地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历史进程。所以，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公平正义价值底蕴缺位的基础上，为了避免狭隘的工具理性盘踞现代化结构的核心，中国式现代化重视规范的现代化理念建构，通过树立富足、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推进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要求发挥公平正义价值的引领功能。从宏观方面讲，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内涵丰富、层次多样的公平正义价值底蕴，诸如共同富裕、和平发展、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分配制度等命题，无一不蕴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于国内面向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和国际面向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两个方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的公平正义价值底蕴。“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内涵设置，强调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避免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冲突，确保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社会公平的良性状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内涵设置，强调“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跳出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以历史理性引导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谋求自身发展。
先来看“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底蕴。
众所周知，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它所要解决的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财富增长，但还没有哪个国家完美地解决了贫富分化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没有为共同富裕预留空间，资本主导的场域也不可能成为公平正义场域，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弱者顺应强者的空间。这也正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没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带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和代际贫困的根本原因。另外，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现代化就与“发展观”密切关联，但在现代化初期和中期“发展”主要被视为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发展观”很少包含“价值观”。而价值理性在“现代化观”和“发展观”中的稀薄带来的结果是“从总增长率来衡量，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从就业、正义和消灭贫穷的方面看，它是个失败，或者只不过获得部分成功”。正是如此，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问题，如皮凯蒂所言，“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
作为后发外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必要对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作出反思和调整，以超越中早期现代化单纯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单一向度，“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观念就是对传统“现代化观”超越的折射，它用“富裕”表达现代化中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面向，用“共同”表达现代化中的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面向，用“共同富裕”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双向度的现代化。通俗地讲，“共同富裕”是生产方式和分配正义的合题，“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强调通过现代化建设把“蛋糕”做大，同时也强调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处理好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通过分配等手段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可见，“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一个包含着价值规范的现代化命题，具有双重性，既包含追求物质丰裕的工具理性，又包含追求分配正义的价值理性。前者作为重要基础，关乎满足全民共享的物质财富、公共健康、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的需要，后者关乎分配机制达成全民共享的公正程度。换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推进国民经济的较大增长，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完善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另外，当前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已是超越第一次现代化的“再现代化”，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理想是满足人的最基本需要，那么，“再现代化”属于“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主要满足人更高级的价值理想，诸如自由、平等、正义、尊严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要解决的是马克思提出的从“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发展时期面临的问题，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所面临的使命不仅是创造更多的现代化成果，还要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为了更加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的文明价值，我们不妨在共同体这一更高的层面做出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流动的现代化，它的规则或标准是个人权利，并按照资本的模式解放变革的力量，但资本的解放模式具有两面性：一面是解放，另一面是压制，但“某些人的解放（emancipation）离不开对另一些人的压制（suppression）”，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显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是“分离”“剥削”而不是“共享”“共同”。资本逻辑遵循的价值信念并不包含共同体的精神追求，这必然导致人们游荡在陌生的现实中，面对难以预测的未来，失去了原有共同体中的温暖和安全感。“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内含的“理性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规则显示了另外一种现代化的状态：稳定的经济社会、平衡的政治文化生态系统、正义社会。换而言之，“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把现代化置于公平正义共同体的框架内，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现代化仅仅追求自我实现，共同富裕共同体一定会通过集体性再分配不断校正不平等失去控制的增长。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富裕现代化”追求公平正义共同体并不纯粹基于价值理性，它也是一种合乎中国客观实际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选择，现代化走过它的中早期之后，倡导机会平等、注重参与共享、崇尚公平正义的价值设置必然成为创造更多增量财富、增强现代化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公平正义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资本，正义性与增长性完全可以走向统一。甚至可以说，现代化成果公平惠及全体劳动者，切实让全体劳动者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出路。
再来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底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直接提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之所以反对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是因为殖民与掠夺都是非正义的。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选择中首先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非正义性的反思和批判。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依赖的是先发现代化契机和大肆侵夺后发外生现代化国家的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就像科卡理解的那样，“贸易和战争组成了令人不安的共同体，它是权力欲望、资本主义的活力和无视法律的暴力的混合物”。许多后发外生现代化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不利的国际处境中，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发展滞后的处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迫使他们长期处于一个依附性、外围化、边缘性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当代世界主义代表人物博格对此现象表述道：“现存的民族达到了他们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乃是通过一个渗透着奴役、殖民统治乃至种族屠杀的过程。尽管这些里程碑式的罪行现在已成为历史，它们却留下了重大不平等的遗产。”尤其是要注意的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逐渐生成了“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近代以来一些先发现代化国家极力维持国家分层、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以及国家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现代化理论也多以强权国家的经历和自由主义理念为中心和资源，目的就是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和经济利益。总而言之，“如果不转型，资本主义可能会退化为一个掠夺性的金融体系……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说不是民主的，而是以牺牲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来维护富人阶层的利益”。
当今的世界还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世界，长期以来，跨民族关系中的现代化交往大多受民族利益追求驱使，很少考虑民族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不受公平正义价值引导的民族利益追求也造成了全球大量的不正义现象。全球关系中的这种系统化的长期不正义对大部分世界人口的贫困化要负很大的责任，而这种不正义与国家之间缺失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密切相关，也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和至上原则取代人类公共利益与共同福祉最大化的公共价值信念有关。中国自身所经历的现代化伤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都决定了必然反对殖民掠夺的现代化道路，积极建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公平正义价值文明，所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目的就是使国家间的关系由依附转换为平等，由剥削转换为共赢，由强制转换为合作，由战争转换为和平发展，从而建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格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较高的公平正义文明价值和道义力量。
尽管国家间的公平正义问题比较复杂，也没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正义规范理论能够有效规约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但中国式现代化选择站在包括公平正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勇毅前行，主张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规范维系国家间的良好关系，用规范伦理的方法而非现实主义的方法理解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明确反对早发内现代化强国对后发外现代化国家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主张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应作为完全平等的正义主体看待。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中置身于极为不同的环境，但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拥有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权利，同时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改善现在的国际关系以及相关的国际规范，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公平正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从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两种筹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实际上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是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深刻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与趋势，创造出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截然不同性质的文明，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换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诸如摒弃以资本为中心、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反对两极分化和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等，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其中，中国式现代化观的公平正义文明价值设置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深度阐释。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它事实上也构成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尺度，一个文明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同样，一部现代化史也应该是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文明进化史，是持续不断地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的人类进程，作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现代化本来也应该是人类社会正义程度不断增强的助推剂。但是，全球层面的贫苦与剥夺却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相伴相随，正如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分析的那样，世界贫困问题根源于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先内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的制度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有利于对穷困国家的利益盘剥，还有利于全球利益的攫取和输送。虽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进步，但并没有引领世界进入公平正义时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也正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曾对被视作现代社会的唯一文明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产生了怀疑，渴望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现代化伦理共识和价值文明，呼唤公平正义文明价值在现代化中出场，依靠内蕴公平正义价值文明和价值秩序的现代化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
正如罗尔斯所言，如果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个世界生存，还有什么价值？人类的现代化以及文明化的过程，应是公平正义不断彰显的过程：愈是能够不断促进公平正义的现代化，愈是先进的现代化；公平正义价值文明越是充盈的人类文明，越是先进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局限于在现代社会结构和运行规律之内进行现代化的谋划，而是扩展到政治哲学乃至道德伦理领域，进行道义维度的建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向度进行理论探索，用公平正义“把控”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基本目的”和“基本宗旨”，为现代化提供价值取向和基本规范。可以说，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规范转向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保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由于内蕴公平正义的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推动人类文明格局的积极转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底色。概括地讲，当中国式现代化将公平正义作为一个成体系的价值观来指导和规约现代化的内外道路时，已经暗示着将创造一种文明形态，即以“共同富裕”超越“内在对抗”（阶级间的控制和剥削）和“两级分化”，以“和平发展”超越“外在对抗”（国家的殖民与掠夺）。这一点，可以从内外两条道路具体说明。
首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超越“内在对抗”（阶级间的控制和剥削）和“两级分化”。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现代化都致力于物质财富的增加，包含着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目标，所有的文明形态也都有追求富裕的文化基因，但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共同”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旧文明形态相区别的关键之处。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创造了成就非凡的物质文明，但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事实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并没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甚至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贫富分化是符合现代化规律的经验控制和政治收益，共同富裕反而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增长。更有甚之，一些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认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进程中饥饿和贫困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产出一批创造社会财富的雇佣工人（勤劳贫民），才能创造更多生产财富和生产力。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导致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社会富裕并不等同于共同富裕，现代化最突出的难题不是如何增加财富，而是如何有效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过大并由此形成的严重不平等难题。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直面这一难题，用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规范现代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用公平正义制度和政策分配收入、机会和各种资源，目的就是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让所有人共同过上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事实上，共同富裕所包含的公平正义也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来源，共同体当中各个群体之间利益协调平稳与否是影响现代化能否成功推进的关键因素之一，现代化持续性的、内生性的动力和活力也依赖于公平正义的基本规则，公平正义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规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重要价值保障。共同富裕内蕴的公平正义的价值文明，保证了“共同富裕”具有超越“社会富裕”的文明属性。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可以塑造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之中所蕴藏的公平正义文明价值是重要支撑，甚至可以说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倡导的公平正义价值追求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核。
再来看以“和平发展”超越“外在对抗”（国家的殖民与掠夺）。我们知道，最古老的正义观念源于互惠互利概念，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共同体关系特征，当然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弱肉强食和霸权主宰不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公平正义所展现的共同发展的文明价值才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历史进步，理应推进公平的国际合作，让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机会摆脱系统性歧视，从而在社会合作中获得实质公平的机会。实践证明，当国家间以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时，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技术转移和投资，有利于促进新兴市场的发展和贫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就变成了共同繁荣的竞争。因此，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为原则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于推进全球经济的共同性、可持续性发展大有裨益。
但遗憾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选择了压榨发展中国家，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支撑发达国家发展的非正义道路，并利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制定不公正的国际规则，继续支配或剥削贫困国家，许多贫困国家出于生计不得不屈从于不公正的规则，从而严重削弱了自主权。这样的文明发展道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也不应该复制。作为对上述状态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选择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和平发展”内蕴着一种以社会合作和互惠互利为基础的正义观。从现代化的性质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胸怀天下的现代化，是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内含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公平正义文明价值，也必将创造与掠夺别国为前提、垄断发展权利、独享发展效益相异的文明形态。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遵循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共同进步的发展逻辑，胸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追求，积极探索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蕴含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深远意义。虽然国家间公平正义并不能建立在乌托邦的理想愿望之上，也绝非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到毫无私利，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超越必然会改变现在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规范，推进全球向前发展。因而，这种文明新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将取代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的社会发展形态，摒弃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文明逻辑，缩小东西、南北等文明鸿沟，增加全球公义。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凭借“共同富裕”“和平发展”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文明，矫正了由于“内在对抗”“外在对抗”分别造成的阶级剥削和国家掠夺问题，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把人类文明提升到了新水平，使人类文明呈现出新形态。
结 语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单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需要精神价值的重建，这就要求我们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偏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趋势，确定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创造中的重要价值，尤其是要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核心价值。
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意味着每个个体或民族在推进社会发展、国家繁荣中能够获得应有之进步，“应得”和“所得”实现高度契合。公平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伦理理念，是“范导”现代化建设的道义，也是现代化“前行”的原则。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依赖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公平正义作为制度安排的价值考量，依赖于现代化建设主体以公平正义作为权力规范与权利保障的价值遵循，依赖于现代化建设实践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重大关系。同时，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包含着的价值理性和解放潜能也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增添发展新动力，保证现代化建设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和文明观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也必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责任编辑：包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