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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 龙磊、卢卫中：词汇构式模型:构式语法家族的新成员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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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构式模型:构式语法家族的新成员

龙磊1 卢卫中2

1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2曲阜师范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摘要：词汇构式模型是认知语言学家Ruiz de Mendoza及其合作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的构式语法理论，旨在系统地解释构式与人的认知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不同类型的概念型式如何互动，从而产生复杂的语义表征。该理论吸收了认知语义学、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构式语法理论的诸多缺陷，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构式语法与其他语言学理论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本文介绍词汇构式模型的基本假设、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评述该理论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并展望其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词汇构式模型; 构式语法; 构式包摄; 提示推理;

作者简介：龙磊，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 卢卫中，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和政治话语研究。

文献来源：龙磊,卢卫中.词汇构式模型:构式语法家族的新成员[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42(06):18-27.

1.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构式语法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理论模型，包括“伯克利构式语法”“认知构式语法”“激进构式语法”和“体验构式语法”等。尽管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局限。譬如，适用的构式类型有限(邓云华、石毓智2007)，过于强调构式的独立性和单层面性(侯国金2013)，以及不太关注构式的语用意义(文旭2017)等。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家Ruiz de Mendoza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构式语法理论———词汇构式模型(Lexical Constructional Model,LCM)(Ruiz de Mendoza&Mairal 2008;Mairal&Ruiz de Mendoza2009)。该理论吸收了功能语言学、认知语义学和语用学等理论的长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构式语法理论的一些局限性，代表了近年来构式语法在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一理论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关注，遑论争鸣与研讨。迄今，仅有侯建波(2011)对该理论在初创阶段关于论元结构构式的观点进行了引介，束定芳(2012)对其核心思想进行了概述。新近，LCM在很多方面又有了新发展(如Ruiz de Mendoza&Mairal 2011;Ruiz de Mendoza 2013;Ruiz de Mendoza&Galera 2014;Ruiz de Mendoza 2015;Ruiz de Mendoza&Luzondo2018等)。Ruiz de Mendoza等学者对非论元结构构式(包括隐含义构式、言外构式和语篇构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使LCM成为更为完善的理论模型。

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LCM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讨，首先介绍该理论的总体框架、基本假设与主要观点，然后评述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最后展望其未来的研究方向。

2．词汇构式模型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假设

Ruiz de Mendoza&Mairal(2008)创立LCM的初衷是为了解释句法与不同类型的意义(包括会话含义、言外之意和语篇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层次观，将语义表征分为论元结构、隐含义、言外之意和语篇关系四个层次。层次划分的依据是理想化认知模型(ICM)的类属性(genericity)和情境性(situationality)。在LCM的框架中，ICM分为基层ICM、低层ICM和高层ICM三种类型(Ruiz de Mendoza 2013;Ruiz de Mendoza&Luzondo 2018)。基层ICM直接来源于人类的感知经验;低层ICM指非类属性的知识结构，产生于百科知识之间凝固而连贯的联系;而高层ICM则是在众多低层ICM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类属性的知识结构。ICM又可分为情景ICM和非情景ICM(即命题ICM)两种类型:前者是指规约化的一系列连续事件，而后者则是关于实体及其特征和关系的知识结构。

LCM的四个表征层次均与不同性质的ICM相联系。论元结构层建立在(基层、低层和高层)命题ICM之上，隐含义层和言外之意层分别建立在低层情景ICM和高层情景ICM基础上，语篇关系层则是基于高层命题ICM之间的联系而建立。每一层均有构式性(即规约化的)语义表征和推理性(即非规约化的)语义表征两种实现形式。论元结构构式、隐含义构式、言外构式以及语篇构式都是由固定的(即不可参数化的)与可变的(即可参数化的)语言成分组成。论元结构构式属于非习语性构式，包括双及物构式、使动构式、动结构式和起始构式等类型。其余各层的构式则属于习语性构式，表征了规约化的非论元结构意义。与论元结构构式相比，它们的语义非组合性特征更为明显。

根据LCM，尽管以上四个表征层次的性质各异，但各层的语义建构均涉及同样或者相似的认知过程。具言之，以上每个层次的意义建构都是由构式包摄(constructional subsumption)或提示推理(cued inference)的认知过程单独抑或共同作用而实现的。构式包摄(简称“包摄”)，是低层概念结构融入高层概念结构的意义产出机制，而提示推理(简称“提示”)则是通过显性语言表达激活潜在概念结构的意义推理方式。每一个表征层次或被更高层次的构式所包摄，或者作为提示成分激活相关概念结构，直至形成完整的意义表征。另一方面，构式包摄和提示推理都受到一系列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制约。Mairal&Ruiz de Mendoza(2009)将这一假设称为“一致性假设”(Equipollence Hypothesis)。从这一假设出发，研究者致力于探索不同层面语义建构的普遍规律，从而获得更具简约性和一致性的解释。LCM的总体框架如下图1。

3．词汇构式模型的主要观点

如上文所述，LCM由论元结构、隐含义、言外之意和语篇关系四个层次组成。本节将详细介绍这四个表征层次的特征，并阐释同一层次内部和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机制。

3.1 语义表征的四个层次

3.1.1 论元结构层

论元结构层指由词汇模板(lexical template)与论元结构的构式模板(constructional template)组成的核心语义层。词汇模板属于基层或低层命题ICM，包含了动词或其他谓词的事件结构信息，而构式模板则是从词汇模板所表征的命题结构中抽象出来的高层命题ICM。LCM借鉴功能语言学的角色指称语法(Van Valin 2005)和自然语义元语言思想(Wierzbicka 1996)，用元语言手段对词汇模板和构式模板进行形式化描写。词汇模板包括语义模块和句法模块两个部分:前者表征了与句法相关的语义和语用参数，用词汇函数(lexical function)来表示;后者则表征了谓词的类型结构(Aktionsart structure)，用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e)和一组论元结构变量表示。词汇模板的表征形式为:谓词[语义模块<词汇函数>][类型模块<语义基元>]。例如，Ruiz de Mendoza&Mairal(2008)将及物动词grasp的词汇模板表征为:

Grasp:[MagnObstr&Culm12[[ALL]]know’(x,y)

方括号内编码了grasp的语义属性。MagnObstr与Culm两个词汇函数分别表示动作的“难度”和理解某事物的“终点”。它们可以将grasp与其他具有相似语义特征的谓词区分开来。词汇模板的右侧则编码了grasp的类型结构。其中，know是grasp的语义基元，x、y两个变量表示该词是具有两个论元的状态谓词。

构式模板使用与词汇模板相同的元语言系统，但它规定了词项所共有的结构，因此比词汇模板更为抽象。例如，及物构式的模板为[do’(x,y)]，使动构式可表征为[do’(x,y)]CAUSE[BECOME*NOT be-LOC’(y,z)]。词汇模板和构式模板的互动形成核心语法(core grammar)，为其他层次的语义建构奠定基础。

3.1.2 隐含义层

隐含义层负责处理基于低层情景ICM所产生的语用意义。LCM区别于传统的语用学理论的一个观点是，隐含义可以规约性地与特定的语言形式相关联，形成隐含义构式。英语中一个常见的隐含义构式是What Do You Think You’re X?(如What do you think you’re talking to?)。该构式是Kay&Fillmore(1999)所讨论过的What’s X Doing Y?构式的变体形式(Ruiz de Mendoza&Mairal 2008)。它形式上是疑问句，实则规约性地表达了说话者对受话者某种言行的不满。这部分意义的产生有赖于一个低层情景ICM，即当受话者不恰当的言行冒犯了说话者时，后者会感到恼怒并认为他有权质疑并挑战对方的言行(Ruiz de Mendoza&Galera 2014)。起初，该结构所传达的说话者态度和情感意义必须借助语境才能推理出来，但在类似结构的反复使用中该隐含义与语言形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从而固化为构式义。

3.1.3 言外之意层

言外之意层负责解释话语所产生的言外之力。它和隐含义层都基于情景ICM而建立，唯一区别在于情景ICM的类属性程度，即后者建立在低层情景ICM之上;前者建立在“损益/增益”模型(Cost-Benefit Model)这一高层情景ICM之上。“损益/增益”模型是Ruiz de Mendoza&Baicchi(2007)和Baicchi&Ruiz de Mendoza(2010)对人们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请求、抱怨、承诺、感谢等低层言语行为场景的特征进行概括而提出的一系列更为抽象的社会文化规约。与隐含义的推理过程相似，言外之意也可以与特定的语言结构之间建立稳固的联系，从而形成言外构式。一个常见的言外构式是Can You VP?(如Can you give me something to drink?)。该构式之所以能够表达“请求”的言外之意，是由于它规约性地激活了“损益/增益”模型的一个部分:“如果向H表明某一潜在状态对S是增益的，那么人们期待H促其实现”(S为说话者，H为听话者)。该构式所表达的“请求”义起初也必须借助语境才能推理出来，但在高频使用中固化为构式本身的意义。

3.1.4 语篇关系层

语篇关系层负责处理语篇的衔接和连贯。Ruiz de Mendoza&Gómez-González(2014)指出，语篇关系既可以通过构式的方式(即衔接)又可以通过推理的方式(即连贯)来建立。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小句间的语义关系一般被分为详述(elaboration)、扩展(extension)和增强(enhancement)三个主要范畴(Halliday&Matthiessen 2004)。Mairal&Ruiz de Mendoza(2009)、Ruiz de Mendoza&Gómez-González(2014)将这三种语篇关系进一步细化，并列举了相应的语篇构式(见表1)。

语篇构式是语篇关系的规约化表征，其固定成分突显了某种基于高层命题ICM的关系意义被识解(Langacker 2008;卢卫中、龙磊2015)的方式。Ruiz de Mendoza&Gómez-González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构式性语篇突显”(constructional discourse profiling)，认为它是常见的“基体/侧面”关系在语篇活动中的体现。例如，构式“X So Y”和“Y After All X”表达的均是“证据—结论”关系，但前者突显了结论，而后者则突显了证据。

3.2 语义表征的互动机制

3.2.1 概念整合

不同类型的概念结构可以相互作用而产生复杂的意义表征。Ruiz de Mendoza(2013)将概念整合分为包摄、合并(amalgamation)和饱和(saturation)这三种形式。如上文所述，包摄是低层语义结构嵌入高层句法结构的认知过程，属于低层概念表征与高层概念表征之间的互动。合并则是不存在附属关系的概念结构之间的整合关系，属于同一表征层内概念结构之间的互动。例如，You must give me the book由“NP must VP”构式与双及物构式(即“NP VP NP1 NP2”)合并而来。饱和是指通过较低级别的语义表征来实现构式中可变成分的过程。例如，you、me和the book三个论元与谓词give填充了合并后构式中的可变成分，使其形成完整的论元结构表征。

概念整合受到概念一致性原则的制约，即整合所涉及的概念结构必须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其中，包摄作用于LCM的各个层面，其制约条件也更为复杂多样，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种类型(Mairal&Ruiz de Mendoza 2009;Ruiz de Mendoza&Mairal 2008,2011)。内部制约指词汇与构式自身的语义属性是否兼容。Ruiz de Mendoza(2013)将内部制约因素细分为纵向制约和横向制约两种类型。纵向制约指构式对词汇结构的制约，规定了词汇结构融入到构式的方式，包括内部变量兼容性制约、词汇类别制约、事件识别条件制约、词汇阻塞制约以及焦点兼容性制约五种类型。以词汇类别制约为例，break和destroy两个词都属于及物动词，但只有前者能用在起始构式中，例如:

(1)a.The children breaks the window.The window breaks.

b.The hurricane destroyed the village.*The village destroyed.

Ruiz de Mendoza指出，两者的不同句法表现是由于它们的词汇类别有所差异:前者属于“状态变化”(change-of-state)类动词，而后者则属于“停止存在”(cessation of existence)类动词。起始构式表达的是状态变化，因此允准前者进入而排除后者。

横向制约指词汇对构式变量实例化的制约，决定了构式元素的共同实例化能力，包括谓词—论元调节制约、内部变量调节制约以及构式变量调节制约三种类型。其中，谓词—论元调节制约规定，论元和谓词以及各论元之间在共同实例化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譬如，构式X be filled up with Y(X装满/充满了Y)的论元X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Y成分的语义属性对X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即当Y成分为love、sadness和satisfaction等表达心理状态的词时，论元X必须是人(或者心、脑等器官)，而非其他事物。例如:

(2)a.My pocket was filled up with candy.

b.Tom/His heart was filled up with feelings of love.

*The book was filled up with feelings of love.

外部制约主要指高层隐喻和高层转喻。它们可以对词汇的概念内容进行重新识解，从而允准其融入构式。例如，动词laugh属于不及物动词，但却可以出现在使动构式中，如The students laughed Jack out of the classroom。它是通过“体验性动作即为接触性动作”(Experiential action is effectual action)这一高层隐喻获得使动意义，故可以与使动构式相融合(Ruiz de Mendoza&Mairal2008)。高层隐喻和高层转喻又受到扩展式恒定原则、映射加强原则、相关性原则等概念映射的普遍原则所制约。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3.2.2 提示推理

提示推理并不产生新的概念结构，而是在词汇或句法的协助下选择性地激活概念结构的过程。在论元结构层，提示推理可以使语义未确定的语言表达获得完整的意义表征。Mairal&Ruiz de Mendoza(2009)将其分为依赖于语境的提示(context-dependent cueing)和独立于语境的提示(context-independent cueing)两种类型。例(3)属于前者，而例(4)则属于后者:

(3)a.Tom is getting ready[to go to school].

b.President Trump has issued a disaster declaration[for North Carolina].

(4)a.My grandfather[habitually]drinks[alcohol].

b.The patient has a[higher-than-normal body]temperature.

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提示推理主要用于解释隐含义和言外之意的推理过程。Ruiz de Mendoza&Galera(2014)认为，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提示过程都是以转喻性地激活情景ICM的形式出现。以3.1.2小节中的“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talking to?”为例，设想该句是某单位的领导A对冒犯其权威的下属B说出的话语，则该句隐含了A对B不尊重上级的强烈不满之情。构式包摄并不能解释该隐含义的产生和推理过程。根据LCM，这一隐含义根源于领导垂询下属的情景ICM，其推理过程涉及两个“前提—结论”图式:

前提一(隐性假设):人们通常不会要求他人提供自己已知的信息。

显性假设(所言):A询问B交谈的对象，属于明知故问。

结论一(隐含假设):A很可能并非寻求问题的答案，而是提醒B关注其话语的恰当性。

前提二(隐性假设):下属应该尊重和服从领导，不恰当的举动则会引起后者的不满。

之前的隐含假设:B认为A说话的方式不恰当。

结论二(隐含假设):B表达对A所说话语的不满之情。

“前提—结论”图式本质上是转喻性的，即域扩展(domain expansion)和域收缩(domain reduction)两种转喻性认知操作先后施加于某种低层情景ICM的过程(Ruiz de Mendoza&Galera2014:152)。同样，言外之意的推理也是借助这一转喻性图式而实现，唯一的区别在于该图式施加的对象是“损益/增益”模型这一高层情景ICM(Ruiz de Mendoza&Luzondo 2018)。例如，“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talking to?”除了表达情感方面的隐含义外，还可以产生“指责”或“命令”的言外之意，从而进入LCM第三层处理的范围。例如，该话语之所以能够产生“命令”的言外之意，是由于它激活了“损益/增益”模型的一部分，其推理过程如下:

前提(隐性假设):如果向H表明某一特定状态对S是损益的，并且H有能力改变这一状态，那么H应该这样做。

显性假设:A认为B说话的方式不恰当(即A向B表明当前状态对A是损益的)。

结论(隐含假设):B应该停止其不当言行，以避免损害A的面子。

提示推理受到概念一致性原则的制约，即在其他语言或语境的提示下所激活的概念成分不能与提示成分的意义相冲突(Ruiz de Mendoza&Galera 2014:139)。此外，由于隐含义层和言外之意层的提示推理过程本质上是转喻的，因此同样受到扩展式恒定原则、映射加强原则以及相关性原则等条件的制约。

4．研究评述与展望

相对于以往的构式语法理论而言，LCM具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Butler 2009;侯建波2011)。结合以往学者的分析与LCM近十年来的研究进展，本节将评述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并展望该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4.1 词汇构式模型的优越性

首先，LCM更充分地描写了制约词汇与论元结构构式的组配机理。功能语言学的投射理论认为，句法结构可以在词汇所编码的信息和一套联结规则的基础上预测出来。构式语法理论则认为，论元结构构式本身具有意义，可以增加动词的论元数量，因此句子的整体意义不能从动词的投射过程中预测出来(Goldberg 1995,2006)。前者相对忽视了构式对于词汇的压制作用，而后者并没有系统地阐释究竟哪些因素允准和限制着词汇与构式的融合过程(Mairal&Ruiz de Mendoza2009)。LCM秉承Goldberg等学者关于构式的基本观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两种不同取向的语言学理论之间的裂隙，将两种表面上存在冲突的理论融为一体，从而更加详细地揭示了词汇与构式的互动规律。

其次，LCM为论元结构构式和非论元结构构式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式语法学派认为，作为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构式存在于语法分析的各个层面，从词缀、单词、习语、论元结构到语篇结构，形成词汇—语法连续体(Goldberg 2006:5)。然而，构式语法研究者通常仅关注某一特定层面的构式，尤其是论元结构构式，并没有将不同层面的构式进行统一的描写和解释。LCM基于认知模型的研究将纷繁复杂的构式纳入了同一个理论框架，并揭示了隐含义构式、言外构式和语篇构式与论元结构构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了对构式库的认知理据和内部结构的认识。

此外，LCM对不同性质语义表征的解释更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该理论假设四个表征层的语义输出都基于构式包摄或提示推理两种机制，且它们都受到同一系列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制约。因此，不同层次的语义表征都可以通过这两种认知过程及其制约条件进行解释。另一方面，LCM的“一致性假设”认为构式性和推理性的语义表征具有共同或相似的认知机制，这意味着该理论不仅适用于构式的解释，而且还适用于非构式型语言现象的研究。因此，较之于以往的构式语法理论而言，LCM更有助于揭示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

4.2 词汇构式模型的局限性

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LCM克服了初创阶段的一些不足之处，但仍然存在很多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看，LCM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内省方法，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成果缺乏足够的关注。Butler(2009)较早地指出了语料库方法和心理学证据对该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但过度依赖内省证据的状况至今仍未有多大改观。构式语法主张基于使用的语言观(usage-based approach)，这决定了其研究应基于语言使用，并与大规模语料库相结合(Arppe et al.2010:1)。近些年，有很多学者使用语料库量化方法对论元结构构式进行了实证研究(Stefanowitsch&Gries2003;Perek 2015;Yoon&Gries 2016)。尽管Ruiz de Mendoza也越来越注重自然语料的选取，但他过于强调语料库的局限性，缺乏对真实语言中构式使用情况的调查，也未明确指出如何通过语料库验证LCM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LCM新近提出的分析概念还缺少充分的心理学证据的支持。Ruiz de Mendoza&Galera(2014)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认知模型和认知操作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类，为LCM提供了更为丰富、可操作的理论工具。然而，很多分析概念(如强化和弱化)作为认知操作的心理现实性、不同认知操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要借助心理实验来证实。

从研究内容上看，LCM对隐含义构式的描写和解释还较为薄弱。LCM将基于低层情景ICM所产生的语用意义统归于隐含义层处理的范围，但相关研究仅考察了“What’s X Doing Y”“Who’s Been VP-ing(Y)?”等少数几个典型构式，未对低层情景ICM的类别及其他隐含义构式做进一步研究。这与LCM研究者对“损益/增益”模型的详细分类和具体规定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层的低层情景ICM包括哪些类型?与之相关的构式又具有哪些不同的形式和语义特征?这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研究语种上看，LCM主要建立在对英语构式的研究基础之上，对非印欧语中的构式缺少关注。不同语言中同类构式的意义建构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汉语的论元结构比英语更为复杂(如柏晓鹏、薛念文2015;郭洁2019等)。这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其词类范畴和句法功能也不像印欧语那样一一对应等特征密切相关。因此，LCM对汉语及其他非印欧语中构式的描写和解释是否同样适用，还有待验证。

4.3 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已进入量化时代(quantitative era)(Janda 2013)。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相互借鉴和补足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牛保义2018)。LCM研究者在理论的融合创新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后也应该顺应学科发展的趋势，将内省与实证方法、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追求研究方法的突破。一方面，应借助语料库的真实语言使用数据及其统计方法对构式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这一势头在基于LCM的言外构式研究中已经开始出现。Del Campo(2013)基于BNC和COCA语料库全面地调查了英语中的言外构式，将其划分为命令、请求、宣传、提议、许诺、威胁等十二种类型，并根据LCM的“损益/增益”模型系统地解释了这些构式产生的认知理据。未来应将语料库量化方法推广到对其他层面构式的研究中，使LCM的理论观点具有一定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另一方面，须注重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汇流证据”(converging evidence)。Gibbs(2007:7-17)指出，尽管大多数认知语言学研究者不必像认知心理学家一样做实验，但也应该力求以一种可被证实或证伪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或经验发现。今后，LCM研究者有必要借鉴或开展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形成更多可证实和证伪的理论假设。当然，心理实验和神经实验方法与语料库方法还可以结合起来，互相验证，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Langacker 2016:468)。

毋庸讳言，LCM的普适性和解释力还需要跨语言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和完善。Casad&Palmer(2003)指出，声言其语言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的研究者必须证明该理论同样适用于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而非印欧语为验证语言学理论的广泛适用性提供了契机。因此，今后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英语中的构式，而应更多地关注汉语以及其他非印欧语中的构式。对国内学界而言，LCM的英语构式分析为汉语构式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今后可基于该理论开展英汉构式之间的对比研究，以验证LCM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手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对汉语的解释。

5.结语

LCM是在认知语言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在构式语法的反思与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构式语法理论。它体现了构式语法与其他认知和功能取向的语言学理论进行融合的新趋势，代表了构式语法在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以往的构式语法理论，LCM更充分地描写了制约词汇与论元结构构式的组配机理，为论元结构构式和非论元结构构式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对不同性质语义表征的解释也更具一致性。与此同时，该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如过于依赖传统的内省方法、对隐含义构式的研究较为薄弱以及所观察的语言种类较为单一等。尽管如此，LCM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今后若能结合大规模语料库、寻求更多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以及跨语言证据的支持，必将为语言中的构式提供更加全面而客观的描写和解释。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感谢《外国语》的支持，欢迎查阅《外国语》2019年第6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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