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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习者英语口头叙事中的动词方位构式研究

许家金、刘洁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将动词方位构式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作为研究对象, 从论元结构和图形—背景构造两方面, 探究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口头叙事中对该构式的习得, 特别是可能存在的汉语母语迁移。研究基于中介语英语、英美人英语、中国学习者的汉语三组同题口头叙事话语语料, 进行了论元及图形背景要素的手工标注。结果显示, 论元角色方面, 学习者跟英美人的最大差别在于边缘论元 (如工具、起点等) , 这反映出学习者描述运动事件精细程度不足。核心论元方面, 学习者过多使用客体, 反映出学习者有突显动作受影响对象的倾向。类似现象也出现在汉语口头叙事话语中。就图形—背景构造而言, 学习者与英美人的差别主要落在介词上。学习者容易忽略介词的引申义和边缘义, 并经常借助汉语空间概念。概言之, 在语义和概念层面, 学习者口语叙事话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习得存在母语迁移情况。

关键词：动词方位构式; 语义迁移; 概念迁移; 英语口头叙事; 中国英语学习者;

文献来源：许家金,刘洁琳.中国学习者英语口头叙事中的动词方位构式研究[J].外语教学,2018,39(6):20-26.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项目编号： 17JJD740003） 子课题 “大数据视野下的外 语及外语学习研究”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家金，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话语分析、二语习得、 语言对比与翻译、语料库语言学。 刘洁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 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

1.引言

空间概念反映人们对事物间空间关系的认知、分类和组织, 是人类概念范畴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Jarvis&Pavlenko 2008:122-148) 。因此, 对表达空间概念的语言研究一直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课题。语言中表达空间概念的形式繁多, 包括空间介词、空间副词、空间名词、运动动词等。不同语言对空间关系的编码和概念化往往存在差别。因而, 空间表达二语习得的跨语言影响也十分值得关注。

然而, 有关动词方位构式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的二语习得研究并不算多 (参见Bley-Vroman&Joo 2001;李红2008;符存2013;绪可望、杨忠2013) 。本研究中, 动词方位构式指的是运动动词后接空间介词等小品词的组合, 如英语中的go up和汉语中的“骑走”。本研究将从构式的角度出发, 通过综合对比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口语叙事、汉语口头叙事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同题口头叙事语料, 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头叙事中动词方位构式的使用特点, 以及可能存在的汉语母语迁移。

2. 文献综述

运动事件是与空间概念紧密相关的的一个重要议题。Talmy (2000b) 的运动事件框架影响较大, 其主要包括四个要素:图形 (Figure) , 即运动的主体;背景 (Ground) , 即图形运动的参照物;动作 (Motion) 即运动本身;路径 (Path) 则指图形运动的路线或方向。此外, 运动事件还有方式 (Manner) 、原因 (Cause) 等附带特征。这些语义成分都可用语言进行编码。不同的语言对运动事件的词汇化模式不同。根据运动路径的不同表征方式, Talmy (2000b:221-223) 将语言分为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第一类语言中路径由动词表达, 如法语、西班牙语;第二类语言中路径由动词后的小品词表达, 如英语、汉语。

很多学者探讨了不同语言的儿童母语空间表达的习得 (如Hickmann et al.2009;Ji et al.2011) , 发现儿童的空间语言表达受其母语制约。Slobin (1996) 认为, 母语从婴幼儿时期起, 就引导人们在谈论自身经验或表述特定事件时, 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特定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在进入成年阶段以后, 很难重塑 (裔传萍2015:79-85;常海潮2015:37-42) 。因而学习二语时, 一语的空间表达思维很可能迁移到二语学习中。Jarvis&Pavlenko (2008:148) 同样认为, 跨语言影响不仅来自不同的语言结构, 也来自语言引导的不同概念化模式。

空间表达的二语习得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例如, Cadierno (2004) 探讨了以丹麦语为母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的运动事件表达, 发现他们使用的运动动词较少且提供的路径信息较为丰富, 说明是受到了丹麦语母语的影响。曾永红 (2017) 则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运动事件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母语思维方式的影响, 尤其体现在运动动词的使用和物理场景的描述方面。Bley-Vroman&Joo (2001) 、李红、张磊 (2008) 根据Pinker (1989) 提出的可学得性理论, 探究了英语学习者对背景类和图形类方位动词的习得情况。郑国锋 (2018) 从位移移动体的视角, 描写运动事件的跨语言特征。此外, 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空间介词的使用情况, 发现他们对高频和多义空间介词的使用, 均表现出了因英汉空间概念系统不同而产生的负迁移现象 (李佳、蔡金亭2008;张会平、刘永兵2013) 。另有少量研究 (如Montrul 2001;Inagaki 2001) 从论元结构的角度考察了学习者对运动动词及其论元的习得情况, 以及潜在的母语影响。

综上所述, 二语习得领域空间表达研究主要从运动动词和空间介词出发。Lamarre (2007) 指出, 一些动词和小品词的意义需从整个运动事件构式得出, 不能孤立地分析构式中的单个成分。因此, 本研究拟从构式的角度来研究空间语言。此外, Nikitina (2009) 认为语言对空间关系的描写包含两类信息:一是空间关系的概念表征, 即图形相对于背景的位置关系 (图形—背景构造) ;二是空间关系的语义表征, 即一个空间关系中的多个参与者 (论元角色) 。因此, 本研究将关注“运动动词+空间介词”构成的动词方位构式, 从概念和语义两个层面对比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和英美人英语口语中动词方位构式的使用情况, 并考察可能存在的汉语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拟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 从论元结构 (语义) 和图形—背景构造 (概念) 两个方面来看, 中国学生英语口头叙事话语与英美人英语口头叙事话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有何异同?

2) 中国学生英语口头叙事话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是否存在汉语影响?

3.2 研究方法

为回答上述问题, 本研究综合了中国学生的母语 (汉语口语) 、中介语 (英语口语) 和目标语 (英美人英语口语) 三组同题语料。相应地,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了“中介语对比分析扩展模型” (许家金2013:72;许家金、刘霞2014:55) , 见图1。该模型包括两个对比维度。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 需要对比分析中介语与目标语, 即比较中国学生英语口语和英美人英语口语中动词方位构式的使用, 以发掘中国学生英语口语的非本族语特征。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 需要对比分析母语和目标语, 即比较中国学生汉语口语和英美人英语口语, 通过汉英两种语言的对比, 推断汉语母语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的影响。

3.3 语料收集与标注

本研究通过“无声电影复述法”收集了三组语料, 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口语和汉语口语, 以及英美人英语口语。72名中国学生在语音室观看了主题为“梨子的故事” (Chafe 1980) 的无对白视频短片, 然后先用英语, 再用汉语口头复述视频内容。32名英美人也基于同一视频材料用英语完成复述任务。我们对174篇叙事话语进行转写、校对, 最终收集到中国学习者英语口头叙事语料20, 230词, 英美人口头叙事语料20, 138词, 学习者汉语口头叙事语料31, 472字。

我们利用BFSU Qualitative Coder对174篇叙事话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进行了手工标注。上文提到, 本研究将从语义层面 (论元结构) 和概念层面 (图形—背景构造) 考察动词方位构式的使用, 因此手工标注分为两轮。第一轮涉及图形—背景的标注。图形—背景这一组概念起源于心理学, 后被引入语言学研究。图形指的是认知中突显的部分, 而背景是衬托图形的参照体。为确定图形和背景, Talmy (2000a:315-316) 总结了两者的定义特征和联想特征。定义特征如下:图形具有未知的、需要确定的时空特征;而背景具有可以标明图形未知性的时空特征。联想特征可用于辅助图形和背景的判别, 其中图形具有可移动、较小、较简单、较晚进入场景/意识、受到较多关注、可感知性强、依赖性强等联想特征;背景具有较固定、较复杂、较熟悉、受到较少关注、背景性强、独立性强等联想特征。本研究参考上述区别性特征, 进行图形—背景标注。第二轮标注的对象是动词方位构式的论元结构。除了几类方位论元 (Locative arguments) , 包括处所 (Location) 、起点 (Source) 、终点 (Goal) , 我们还标注了文献中 (如Carnie 2006:219-220;Saeed 2009:153-154) 常见的几类论元, 如施事 (Agent) 、致事 (Causer) 、客体 (Theme) 、与事 (Recipient) 、工具 (Instrument) 。标注由两人协同完成。两人抽取了总语料量的10%, 分别标注并讨论后, 达成完全一致。剩余90%的语料由其中一人完成标注。

4. 结果与讨论

4.1 动词方位构式的论元结构 (语义层面)

4.1.1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与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的论元结构对比

中国学生与英美人英语口语中动词方位构式的论元角色分布, 以及对数似然率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的8种论元角色可分为两大类, 其中前3种 (即施事、致事、客体) 与动词关系紧密, 往往不可省略, 为核心论元;剩余5种为边缘论元, 用于补述动作的状态和面貌。由表1可知,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使用, 在4种论元角色上存在显著差异, 按照差异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与事 (+) >工具 (-) >客体 (+) >起点 (-) 。

总体而言, 边缘论元 (与事、工具、起点) 的差异显著性要高于核心论元 (客体) 。这似乎表明, 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都十分关注动词的核心论元;但他们在边缘论元上的使用差异, 反映了学习者对运动事件特征描述的精细化程度 (specificity) 不足。

具体来看,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工具和起点论元的使用明显少于英语本族语者。这可能是学习者受限于英语水平, 往往略过细节描述;也可能是他们在观看视频时注意力更多放在组织语言上, 忽略了细节信息。学习者工具论元使用不足, 说明他们对动作发生方式的描述不够精细。与之相反, 本族语者往往能够提供动作所借助的工具, 如下面两例中的“on the bicycle”和“with his red neck cloth”。

(1) He heads down this dirt road on the bicycle.[本族语]

(2) He picks it up carefully, wipes it off with his red neck cloth.[本族语]

此外, 与本族语者相比, 学习者较少使用起点论元, 即较少关注动作的起点信息。通过细读语料, 我们发现起点论元经常由6种介词 (短语) 或副词引出, 包括off, down, from, in, down from, out of。我们对这些引出起点论元的介词进行了统计, 发现英美人最常用off, 而中国学生最常用from和down from。

除了少用工具和起点论元, 中国英语学习者还显著多用另一种边缘论元, 即与事。英语中仅有部分动词可以带与事论元, 其中最常用、最典型的是give。我们发现, 学习者语料中的与事论元主要出现在“动词+客体+ (back) to+与事”的与格结构中, 如例 (3) 所示。而本族语者除了与格结构, 还经常在“动词+与事 (back) +客体”的双宾结构中使用与事论元, 如例 (4) 所示。虽然例 (4) 中包括两个双宾结构, 但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动词方位构式, 因此只有包含方位副词back的第一个双宾结构才被纳入研究范围。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本族语者与学习者相比, 在动词方位构式中使用的与事论元较少。

(3) He give the hat to the boy, and the boy give three pear to other three boy.[学习者]

(4) The boy gives him back his hat and the young boy gives the other boy three pears.[学习者]

在核心论元的使用上, 学习者与本族语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过多地使用了客体论元。客体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受到某种行为影响, 并产生位置变化的事物, 如He um put the pears into the basket.中的“the pears”。学习者过多使用客体, 似乎反映了学习者有将动作受影响对象显化的倾向。

4.1.2 中国学生汉语口语与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的论元结构对比

为考察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使用是否受到汉语母语影响, 我们对比了中国学生汉语口语与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的论元使用情况, 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 中国学生汉语口语与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的动词方位构式使用, 在5种论元角色上存在显著差异, 分别为施事、客体、处所、起点和终点。汉语较英语少用施事论元, 主要归因于英汉语言差异。一方面, 主语省略在汉语中较为常见, 而英语几乎不允许主语空缺。另一方面, 汉语中的连动结构十分常见, 因而有很多共享论元的情况。比如, 例 (5) 句子主语“小男孩”就充当3个动词方位构式 (停下、放上、骑走) 的施事。中国学生似乎意识到英汉两种语言的上述差异, 因而他们在英语口语中对施事论元的使用与英语本族语者较为相似。

(5) 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路过, 看到了梨, 就停下车拿了一个, 想了想又把整一筐放上车, 马上就偷偷地骑走了。

中国学生汉语口语中的客体论元明显多于与英美人英语口语, 与中国学生英语口语同英美人英语口语的差异一致 (见表1) 。这说明学习者英语口语中将动作受影响对象显化, 很可能是受到汉语母语的影响。这种显化趋势在汉语中更明显, 尤其是致事移动事件中通过“把”字将客体置于运动动词之前, 如例 (6) 所示。

(6) 三个小男孩看见他摔倒了就上去帮他把梨子放进筐里, 把车扶起来。

再来看方位论元 (起点、终点、处所) 的使用。中国学生汉语口语较之英美人英语口语, 起点论元明显少用, 这一趋势在中国学生的英语口语中也得以体现。移动事件中移动主体总是向着某个终点移动, 所以终点相对于起点或途径在认知上比较突显 (李雪2011:694) 。尤其是当终点同时出现时, 起点可能不会得到充分关注。终点的认知突显性在中国学生英汉口语和英美人英语口语中得到了证实:终点论元的数量均为起点论元的3倍左右。

4.2 动词方位构式的图形—背景构造 (概念层面)

探讨空间关系, 实质上就是将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具体化 (Levinson 2004:65) 。表达空间关系的语言形式主要包括运动动词和空间介词, 它们的意义反映了人类大脑对空间的概念化。Talmy (2000a:21-96) 认为, 开放性词类 (如动词词根) 主要用于表达概念内容, 而封闭性词类 (如介词) 主要用于表达概念结构。

尽管英语和汉语都是卫星框架语言 (1) , 但英汉之间并非全是一致的对应, 即动词对动词, 外围成分对外围成分 (严辰松1998:11) 。我们统计了动词方位构式中的动词使用情况, 发现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的860次动词方位构式使用了59种运动动词, 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的973次动词方位构式使用了89种动词, 这说明中国学生所用动词类型不如英美人丰富。此外, 中国学生的汉语口语共出现779次动词方位构式, 包含69种动词。

下面再来看中国学生和英美人动词方位构式中的介词使用情况。表3中的数据显示, 两者在9种介词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若将动词包含进来,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生最常用“动词+away”构式 (127次) , 而英美人最常用“动词+off”构式;这两种构式都主要用于描写离开或掉落/摔倒的场景。其次, 在描写经过或相遇场景的“动词+路径介词” (如across, by, past) 构式上, 中国学生和英美人也存在显著差异。再次, 鉴于介词over的多义性 (Lakoff 1987;Jackendoff 1991;Tyler&Evans2003) , 以及over使用频率悬殊 (中国学生6次, 英美人33次) , 本研究还将细致考察“动词+over”构式。下面将逐一探讨上述动词方位构式。

4.2.1“动词+off”与“动词+away”构式对比

off在心理表征中强调的是一种分离状态, 且没有接触任何物体, 如jump off the bike;而away通常指的是远离, 强调距离, 如drive away。汉语中与off最为接近的是结果补语“掉”, 意思为不再存在于某种物体上, 往往有移除之意, 如“脱掉大衣”。多数中国学生仅限于使用off的“分离”基本义, 忽略其“离开”引申义。当需要表达“离开”或“距离”的含义时, 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动词+away”构式, 直接对应于汉语中的“动词+去/走”。这一观点在本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正如away在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使用最为频繁, “走”在中国学生汉语口语方位补语中居于首位, 如“骑走”、“拿走”、“偷走”。

表4总结了中国学生和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的“动词+off/away”构式。可以看出, 英美人在充分使用了off的各种意义来描写不同的场景, 如The hat flies off, He brushes off his pants, The boys dust him off, The boy bikes/bicycles off等。其中有的组合展现了十分有趣的词汇化模式, 如bike/bicycle将工具和动作合并, 而汉语常使用的则是分析手法, 即“骑自行车走”。英汉的动词-外围成分不对应, 对学习者掌握此类动词的用法有一定影响。与英美人不同, 中国学生总是将off应用于典型的掉落/摔倒场景, 如The pears falls off the bike。本文4.1.1节提到, 中国学生在相似场景下, 更倾向于使用“动词+down (from) ”结构, 如He get down the bike and put it aside。这可能是因为汉语中的“下/下来”也可以表达“物体移动到与之前背景无接触的位置”的意象图式。然而, 在英语本族语者大脑中, 该意象图式往往由off表达。

当描写离开场景时, 中国学生几乎都使用“动词+away”构式。例如, He stopped and um takes away um some pears and ride away quickly。表4数据显示, 本族语者描写此类场景时更倾向于使用ride off。那么, ride away与ride off区别何在?本文试图通过图2, 图3两个意象图示来阐释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其中, 圆圈代表图形 (Figure) , 粗体黑线代表背景 (Ground) , 实线箭头代表路径 (Path) 。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ride away表示图形从A1到A2的移动距离, 与away的基本义相吻合。而ride off更多地强调移动的方向, 这一点在本族语者描写下坡离开场景时尤为明显, 如The kid with the bike heads off down the road。此例中, “动词+down”组合本来就足以表达移动方向, 但off的增加使得描写更为生动。本族语者口语中类似的例子还有:They walk off into the distance;The guys walking off up the road。这种两个边缘成分连用的现象在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很难找到。

中国学生不仅过多使用away, 还存在一些错误用法, 如The boy rides the bike away to flee away, He stole a cast of fruit, then leave away。这两例误用均为边缘成分冗余, 因flee和leave已有远离之意。汉语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为“逃走”、“离开/离去”, 可见中国学生的away误用有母语直译之嫌。

4.2.2“动词+路径介词”构式对比

“梨子的故事”短片中有很多经过或相遇的场景, 常用across, by, past等路径介词进行描写。总体上, 中国学生比英美人显著少用这些介词, 但across除外 (见表3) 。具体来说, 中国学生和英美人都最常使用“动词+by”构式, 如A man comes by leading a goat, 然而两者使用的动词存在较大差异。表5显示, 中国学生使用的“动词+by”构式中pass by占据首位, 约为总频数的一半。相比之下, 英美人使用的动词更为丰富多样。可以看出, 中国学生倾向于使用语义宽泛的pass by, 而英美人则根据情节选择表不同移动方式的动词, 如walk by, ride by, meander by, brush by。

除了“动词+by”, 英美人使用的“动词+past”也较为丰富, 如walk past, go past, ride past。by与past有细微差别:walk past有“已经经过”之意, 背景已落于图形后面;而walk by更多地强调“正在经过”, 背景很可能仍在图形附近。中国学生口语中仅使用了一次go past。简而言之, 英美人表达移动的方式和路径时更为具体、丰富。

正如pass by在中国学生“动词+by”构式中最为常用, come across占“动词+across”构式的四分之三。这两个构式的高频使用, 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外语教学中将其作为固定词组来教, 学生掌握较好。二是可能受到汉语中一些高度语法化表达的影响, 如“经过”、“路过”、“遇见”。其中“经过”出现102次, 远高于其他“动词+过 (来/去) ”组合。尽管学生能够准确使用pass by和come across, 却限制了“其他动词+by/across”的使用, 导致语言表达不够精细。因此, 在教材和课堂教学中应增加“其他动词+by/across”的用例。

4.2.3“动词+over”构式对比

由表3可知, “动词+over”构式在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显著少用。我们对英美人语料进行分析, 发现他们使用了over的三个义项。第一个义项表达路径, 相关表达有go over, come over, walk over等, 如They sort of come over to the boy, and brush him off, and walk away。此类用法似乎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两事物的相隔状态和其间必须跨越的距离 (严辰松1993:11) 。汉语中缺少如此精细的对应表达, 因而不难理解学生极少使用over的这一用法来表达路径。

over的第二个义项表达覆盖义, 相关表达有spill over, spray over, roll over (Lakoff 1989;Tyler&Evans2003) , 如Pears spill everywhere and they roll over the road。中国学生比较熟悉over的这一义项, 因而其使用也较上一义项多。这可能是因为汉语中有大量表达相似含义的词素, 如“满”、“遍”。中国学生汉语口语中就出现了“梨也撒满了一地”的用法。

英美人使用over的第三个义项时, 所用动词包括fall、crash, 如There’s a stone in the way, so his bicycle falls over。与这些动词连用时, over具有反身含义, 即表达一个物体占据的两个位置之间的空间关系 (Tyler&Evans 2003:103) 。简而言之, 这一物体既是图形也是背景。此类用法常与摔倒场景有关。那么over, down, of与fall连用时有何区别?以下通过意象图示来揭示三者的细微差别, 见图4、图5。其中, 实线代表凸显度较高的实体, 虚线代表凸显度较低的实体。

在fall over中, 物体/图形被反身性概念化 (图形最初竖立) , 强调的是实线加箭头所表示的曲线路径;fall down更多地凸显向下的方向以及摔倒的终点;而fall off表达的是图形不再在背景 (即动作的起点) 之上。通过比较以上意象图式, 可以揭示语言层面的差别能够反映人们在概念层面上对空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尽管叙事者描述同一场景, 但他们强调的空间关系不尽相同。

本研究中, over的第三个义项在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没有出现, 却占英美人over用法的一半。汉语中最为接近的对应表达为“倒”。然而在中国学生汉语口语中, “摔倒”、“翻倒”、“撞倒”后经常接动作的终点, 如:小男孩撞倒在地上。我们认为, 中国学生很有可能更多地关注摔倒的终点, 而不是摔倒的路径。由于学生对over没有一个全面的概念表征, 因此极少使用fall over之类的表达。

5. 结语

本研究从论元结构 (语义) 和图形—背景构造 (概念) 两个方面, 探讨了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口头叙事话语中对动词方位构式的习得情况, 以及中介语可能存在的汉语母语迁移。就论元角色而言, 中国学习者跟本族语者差异最大的是边缘性论元 (如工具、起点) , 反映了学习者对运动事件特征描述的精细化程度不足。在核心论元的使用上, 学习者过多地使用了客体, 有将动作受影响对象显化的倾向, 很可能是受到了汉语母语的影响。在表达图形—背景之间的空间关系方面, 学习者与本族语者所使用的动词和介词均有差异。具体来说, 学习者使用的动词种类不够丰富, 且比较依赖高频动词和固定表达, 因而对运动方式和路径的描写不够精细。学习者与本族语者更大的差异体现在介词的使用上。学习者容易忽略介词 (如off, over) 的引申义和边缘义, 并经常借助于汉语母语中的空间概念, 导致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地道性有所降低。

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语言层面的差别, 实则反映了他们在概念层面对空间关系的不同理解。通过分析意象图式, 我们发现叙事者选择不同的介词, 反映了他们对空间关系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本研究的发现对动词方位构式的教学有一定启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可适当借助意象图式讲解动词方位构式。意象图式不仅有助于学生记忆相关语言表达, 还可让学生形象地辨识母语和目标语的差别, 加深对英语空间表达和空间概念的理解。

注释

① 这一点文献中有不同观点。Slobin（ 2004） 和李福印（ 2017） 就指出 汉语动词会同时编码路径和方式，因此汉语属于一种均衡框架（ e- quipollently-framed） 语言。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长按二维码获取原文，欢迎查阅《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同济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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