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
（照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凌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照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孟奇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
原文刊于《社会》2023年第1期
摘 要：《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具有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情感与心态变化的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与视角，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心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费孝通通过塑造宝珠的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现代个体在家（即“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真正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王婉秋的形象则展示缺少真实的家的个体可能呈现的纠结状态。这两个形象的对照，真正揭示了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可能性。
《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之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该小说以乡村女子张宝珠进入新式丝厂为核心线索，描摹了工厂进驻乡土社会后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动，展现了人们面对社会变迁而生发的复杂的情感状态和行为方式。虽然小说本身并非学术著作，但其整体背景基本参照江村的实际情况而设，并因此具有了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被认为是“《江村经济》核心部分的‘文学版’”（费孝通，2021：137）。该小说近年被重新发掘出来。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杨清媚（2021）用“推演”一词精准概括了《茧》的学术意义。作为实证主义研究，《江村经济》主要阐释了特定时空背景下乡土社会的实然状态，《茧》则在承认这种状态的基础上，“推演乡土社会可能会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因此，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茧》更为直接和生动地触及了“如何转型”这一问题，字里行间包含了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出路的追问和求索。杨清媚（2021）将《茧》直接置于费孝通整体的学术脉络之下，以家庭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为线索，详细梳理了他关于乡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观点，认为费孝通的现代转型理论表现为空间上的现代化。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希望对研究视角进行尝试性切换：从作为意义结构的生活世界角度研究小说中的现代化过程。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实际的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情感与心态的变迁或生活世界层面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作为文学小说，《茧》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对人物情感与行为大量集中性的描写。在这本小说中，费孝通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概念去直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逻辑，相反，他将笔力完全集中在对具体人物的描摹和刻画上。无论是故事的主角宝珠及其家庭成员张婶、三福，还是丝厂的负责人李义浦、王婉秋和吴厂长，甚至包括乡村社会中的黄老伯、杨保长、镇上的丝行老板和放高利贷者，都被作者赋予了非常立体的生命背景和鲜明性格。也正因如此，他们对丝厂的态度及其转折和围绕着丝厂展开的各种互动才能被读者理解，小说中的事件过程及其结果也才能为人接受。
所以，《茧》并不是对《江村经济》的重复，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写出《江村经济》难以讨论的话题，即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情感与心态变化。从费孝通的其他文章也可发现，情感和心态问题一直是他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时的关注点之一：
社会变迁中，社会的扰乱和不安是不能免的现象……在旧的解组，新的形成之间，社会中各人都会感觉到失调的痛苦和烦闷，感觉到生命的重量……我们在破坏一个古旧的文化，要从旧地上另起新屋，好像一个接生的医生，要看见母亲的呻吟和痉挛……（例如制丝工是女子）在纯粹经济上论，这是极有利的事，但是因为女子收入的增高，在原有的家庭组织中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许多新问题。婆媳、夫妻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新的调适。而社会的新调适时常是盲目地进行，以致造成了许多个人感情生活失和的事件……社会知识的缺乏，非但会引起不良的副作用，甚而会影响到建设事业的本身。（费孝通，1999a：246-247）
对于费孝通而言，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还潜在包括人的情感层面乃至生活世界的变迁；转型的目的也绝非单纯的机械化和提高生产效率，而更多是落在人本身的生命体验和生活质量上。例如，《乡土重建》提到，乡村工业虽然效率较低，却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改变与幸福（费孝通，1999d：380-402）。费孝通（1999b：425-439，1999d：387-400）还指出，乡村工业一方面是有计划地把现代技术、组织、精神输入乡村，另一方面能保持人与物的关系是主客而非奴役关系，不是摧残人性而是保持完整人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1999f：379-380）更是指出，乡村工业是把生活各方面的现代化送到农民家里，能引起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深刻变化。刘亚秋（2021）指出，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反思不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也注意到文化自觉的个体层面，提倡一种“以自我为起点的文化自觉”。可以说，费孝通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与乡土工业的理解是与他对人的情感、主体性与自觉性问题的理解密切相连的（李友梅，2010）。费孝通晚年提到“只见社会不见人”，其中确实有对自己研究的反思，但对人的关注其实一直都潜伏在他整个社会学关怀之中，只是不一定直接表现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更多表现在他所写作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创作中。要全面地理解费孝通的思想，不能单纯只看他的纯学术文章，同时也要将他的其他文字纳入考察。在这一意义上，《茧》这部小说恰好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1935年前后费孝通对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情感、主体性与自觉性的转换问题的思考，以此为线索，可以加深对他的社会变迁理论的理解。
《茧》的故事主要围绕乡村中的家与工厂展开。在正式进入文本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概述一下费孝通对不同社会形态中家及工业化的相关论述，以获取他对社会转型及相关问题的理解。在乡土社会，家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社会群体而存在，承载多重意义，因此也具有独特的“扩大”形态。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用“小家族”这一概念来描摹中国乡土社会中家的结构性特征。与主要承担抚育功能的狭义的“小家庭”概念不同，中国的“家”可以沿着父系向外延展，具有明显的氏族特性，且这个扩大了的“家”会承担更多超越抚育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更近似于一种绵续性的事业社群（费孝通，1999b：348），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几乎是围绕家而展开。家作为事业社群的功能深刻影响到家内成员具体的情感关系。事业社群对社会关系的核心要求是稳定，而作为“动的势和紧张的状态”，感情对于社会关系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费孝通，1999b：350），因此，乡土社会的家内情感是相对淡漠的，成员在内部感情上更多持一种矜持和保留的态度，纪律遏制着私情。这在夫妻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夫妻之间的感情发展尤其不充分。费孝通（1999b：349，2001：43-46）用“男女有别”来概括这种社会对异性感情发展的限制，但也指出，虽然家内男女之间的恋爱情感比较淡漠，但因为重视“香火”等伦理性因素，中国人对于家的依恋感却是很强的。在现代西方社会，家则呈现另外一种样态。工业化社会多样的社会团体的存在疏解了家的多重功能，因此家主要是作为获取生活安慰的中心和生活堡垒而存在。在《初访美国》中，费孝通（1999c：299、302）揭示了美国与中国的小家庭两点巨大的不同：一是代际成员之间的隔离，孩子一旦成年便宣告独立，从原生家庭中完全分离出去，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社会和情感关联相对有限；二是男女之间感情生活高度发达，两性之间自然流露的感情被社会所接受甚至提倡。
在一定意义上，费孝通（1999d：35）将乡土社会与西方社会家的差别归结为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他认为，在夫妻“全面和亲密的共同合作生活”的理想很难实现的情况下，生活水平较高的社会的夫妻会减少事务性的合作而偏重于感情上的调谐。而在生产技术简单、生活水平很低的社会中，感情方面的要求会被撇开，夫妻之间更注重经济和事业上的合作，以完成家庭基础的抚育功能（费孝通，1999e：46）。美国社会正是生活水平较高的社会。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减少了家庭需要承担的现实事务；另一方面，工业化让职业分类高度细化，女性普遍就业的状况使得她们的经济和社会身份相对独立，“不用将自己的安全维系在丈夫身上”（费孝通，1999c：302）。上述材料构成了费孝通思考社会转型问题的学术背景。联系社会现实，费孝通很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工业化极强地冲击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在某种意义上破坏了乡土中国存在的基础，也冲击了中国人以家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是家庭手工业的破产，还是女性家内地位的变化及相关问题，都可以被视为这种冲击的现实反映。费孝通同时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当时的发达程度和工业社会基础还不够，虽然西方的感情观念会传入中国，但中国人有关家的心态也不会消弭，反而会长期与传统相勾连。也就是说，费孝通并不是简单的社会进化论者，而是在重视发展工业社会的同时，意识到根植于中国文明的传统心态的重要性与持续性。新旧两种心态相互纠缠，可能会催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心态。费孝通以中国新式青年恋爱观的纠结为例讨论了这个问题：
晚近恋爱这个名字是传入我们的中国了。……可是我们传统的重视实用和占有的欲望却依旧阻碍着我们获得恋爱的真义。……这问题表示着那些现在学校里读书的青年男女中，在和异性接触时，心里总是存着：“这是我婚姻的对象么？和这个人结婚，生活会美满的么？”两性的交际中，隐隐约约地总横着这一个实际的考虑。
……
婚姻决定了我们女性的整个人生，她们怎能让感情奔放，让自己的一生，以及他们儿女的一生，交给命运和机会？……依我看来，我们的女同胞若是羡慕美国女子的生活，她们先得把中国造成一个美国。……女子不能在家务中解放出来，她们的婚姻也必然会是一件决定终身安全的大事。婚姻既这样严重，谁能不小心翼翼地在择配时考虑到感情之外的条件？（费孝通，2018：140-145）
费孝通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家将继续在中国人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具有多重功能。那么，这种具有传统性的心态与社会转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它将怎样影响正在进行的乡村工业化过程？乡村工业化又该如何以此种心态为背景，促进村民的现代性转型？对于上述问题，费孝通的学术著作并没有详细讨论。通过分析《茧》对人物的刻画和描写，本文将试图概括费孝通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揭示在中国的文明基盘之上现代个体诞生的某种可能性。而且，如果将《茧》的情节与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的经历做对比，会更有深切的意味。费达生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留学日本后返回母校。1932年，留美归来的瑞纶丝厂厂长吴申伯将位于无锡玉祁镇的工厂交给女子蚕业学校代管一年，此时的工厂恰恰是由费达生负责。在代管期间，她一方面更新设备与改进技术，另一方面提高女工的身份地位，建立医务室、食堂、俱乐部、哺乳室、浴室、宿舍等，将工厂改造为教育女工的场所（余广彤，2002：79-85）。这一事件的背景与《茧》非常接近，费孝通很可能是从费达生那里听闻这一过程中的各种经历，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该小说，但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也加入了自己对人的细致体察。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小说中人的情感层面的内容与意义结构，本文尝试借用“生活世界”及其结构的相关概念来分析《茧》这部文学作品。运用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简要地阐释小说中每一阶段人物的心态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意义，以及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个体是如何生成的问题。若借用“生活世界”去描述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可以认为这个“生活世界”有其自身的历史与传统，有共同的公理，即作为参照框架被给予的一个结构化的社会文化世界。这一“生活世界”便是以中国传统家庭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其本身具有围绕家庭而构筑起来的意义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主观上建立一个意义结构以应对所谓外在的客观世界，主客观本就是一体的，而这一个意义结构就是世界本身。那么，这样一个乡土中国的“生活世界”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而新的“生活世界”结构又可能通过何种契机而逐渐形成？通过分析《茧》的人物关系与情节走向，本文将逐步揭示费孝通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继而从家出发，揭示他对中国社会未来出路的理解和探索过程。
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上，这一视角也非常重要。此前的研究多是讨论客观性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产业结构等的转型，但传统社会转型的一个根本基础在于人的转型，只有在人的转型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现代转型。而人的现代化转型并非单纯意味着人具有怎样的现代性特性，更在于人整体“生活世界”的转型，即，如何能够以传统为基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个体，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既继承传统又有新特征的中国人的现代性意义结构。这样一种从中国传统中产生的现代性的生活世界才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根本基础。本文所处理的社会转型问题，涉及的是从传统到现代行动者逐步发育的过程。基于此种考量，本文将用“生活世界”的概念描述和分析相关人物的心态与认同变迁过程。“生活世界”本身是一个有结构的意义世界，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就是意义结构本身的变迁。（婚礼当晚）宝珠在屋里，但一脸严肃。他（三福）想要抱住她，而她拒绝了。……但这是宝珠头一次没有跟她婆婆睡在一起，她感觉好像婆婆肩上的重担全都要落在自己的肩头了。她对三福说：“我们现在都长大了，若是你不努力，一事无成，那娘的眼泪便都白流了。我是一个女人，什么也帮不上。”宝珠枕在他臂弯里抽泣起来。（费孝通，2021：42）
对一般人来说，新婚本应是愉悦的，如何理解宝珠此时一反常态的沉重情绪呢？“婆婆肩上的重担”究竟是指什么，她又为何会因肩负此种重担而无助痛哭，发出“我是一个女人，什么也帮不上”的感叹？在费孝通的刻画中，《茧》的主人公宝珠是一名年轻的乡村女性，出身贫寒，三岁便失去双亲，被张婶以童养媳的身份收养，长大后与张婶的儿子三福成婚。因此，宝珠虽非张婶亲生，但在结婚之前便已经以“女儿”和“妹妹”的角色存在于家庭。她与张婶、三福共同生活，彼此了解，感情非常深厚。宝珠与婆婆“互敬互爱”，情同母女（费孝通，2021：13、15），张婶甚至会对她产生很强的依赖感，认为“离开宝珠一人独自生活看来已不可能了”。同样，宝珠自幼与三福便如兄妹一般共同成长。小说中用照镜子的比喻形容二人的关系：
三福不常回家，她独自一人时，并不思念他，与三福在一起时她又欢喜他。三福就像她自己的一部分。（如同不看镜子一个人不会想到自己的面孔，只有看到镜子里照出自己才会意识到这张面孔不属于别人）（费孝通，2021：55）
同时，乡村中的家还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与记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情与另一位家庭成员（三福的父亲）的死有关：
（三福的）父亲负债累累，放高利贷的迫他贱卖土地。父亲拒绝，在债主家中自杀了。……直到现在，村民还念叨他父亲说过的话：“若是没了地，我便养不起儿子，愧对祖宗。若是我的死能替我保住地，死比活着强。”（费孝通，2021：42）
父亲自杀的时候，三福和宝珠都还年幼，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主要来自张婶和村民的讲述。作为最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张婶却选择对他们隐瞒仇家史扒皮的名字。张婶认为这个家庭的能力无法报仇，也就没有必要再培养他们“对敌人的仇恨”，不要让下一代活在逝者的阴影之下（费孝通，2021：111）。因此，虽然三福父亲的死给三人带来了痛苦，但他们希望报仇的意识是很淡的，三福最初甚至连仇人究竟是不是史扒皮都不知道（费孝通，2021：43）。这一事件对他们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对生活意义的认知上：三福父亲以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家本身的存续，他的死也变成对另外三人极其有力的生命教育：“家”在剩下三位家庭成员的生活世界中变得愈发重要，他们也愈发倾向于以实际行动担负起家庭责任。在乡土社会的背景下，这种行动是基于传统社会分工和社会规范展开的。作为家中的母亲，张婶守寡十八年抚养三福和宝珠“一对子女”，直到三福和宝珠结婚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完成了任务”，“无愧于自己死去的丈夫”（费孝通，2021：13）。身为家中唯一的男性，三福需要肩负起养家糊口的经济责任，因而进入丝行成为学徒。他无惧于在学徒的地方所受的种种苦难，“渴望有所成就，渴望报答这两个女人的眼泪和爱”（费孝通，2021：42）。从新婚之夜的描写来看，类似的心态在宝珠身上同样存在。新婚赋予了宝珠新的社会角色，从此她不再单纯是女儿或童养媳，而正式成为三福的妻子及张婶的儿媳，这让她的责任感更加强烈，自然而然地觉得“婆婆肩上的重担全都要落在自己的肩头了”。宝珠的痛苦在于，新婚带来的角色强化了她关于家的意义感和认同感，增加了她希望为家做些什么的渴望，却没有给予她有效的意义实现渠道。作为乡村女性，宝珠身上的全部角色都与家有关，家是她日常行动的主要场所，是她几乎全部的经验来源，她却很难通过社会所规定的行动去为家做更多的贡献：乡土社会对于年轻媳妇的功能需求局限于养蚕缫丝和绵续家世（费孝通，1999d：32）。但此时的家庭手工业已不景气，宝珠与三福也尚无子嗣，所以，尽管她的天分比三福高得多，拥有“相当不错的判断力”，但唯一能够做的便是以“顺从”为美德，保持悄然无声，接受周围人觉得“她的处境配不上她的品质”而产生的怜惜。就像小说中所写到的那样：“唯有顺从方使她成为一个好儿媳”（费孝通，2021：14）。
所以，通过对宝珠新婚之夜的描写，小说实际上刻画了传统乡土社会背景下的人（尤其是女性）所可能面临的认知与行动之间的巨大张力。家是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世界的中心，但他们可以选择的行动极其有限，以至于难以通过实际行动填补对意义实现的渴望。这不但造成他们现实生活的困苦，还导致一系列的郁结和压力。这些构成了工厂出现的现实背景，也是理解工厂对乡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前提条件。小说着重描写了宝珠得知工厂招收女工后的一系列表现：
工厂来招工的时候，宝珠就在她婆婆的身边，听到了所有消息。她心里早已打定主意一定要去应聘，但直到睡前她也什么都没说。三福不在家时，她一直跟婆婆睡。“妈，送我去工厂吧，这能帮到我们家。……若是我一个月能挣十元，那一年下来我们就有一百多了。然后，要是再找找别的门道，就能凑够他（三福）的出师费了。我知道您一直操心怎么筹这一大笔钱。他确实从来没有抱怨什么，但旁人不会因为他穷得拿不出钱来付出师费而看不起他吗？……”（费孝通，2021：15）
对村民来说，工厂是一个非常陌生且匿名化的世界，他们并不认识工厂的人，也不了解进厂务工后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无法接受工厂。作为一位有判断力的聪慧的女性，宝珠敏感地意识到进厂务工的客观意义：为家里带来额外的收入，从而解决当时家中最重要的一桩事情——三福的出师问题。这同时也可以打开宝珠心中的郁结，作为乡村女性新的工作选择，工厂让她从“什么都帮不上”的痛苦境地中摆脱出来。简而言之，对当时的宝珠而言，进厂务工的意义与工厂无关，而是与她心中最重要的地方——“家”——相联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宝珠本来并未打算长期务工，而是计划等三福出师后就从工厂回家，与婆婆、丈夫继续生活。此时，宝珠对自身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理解仍局限于家庭，她的生命意义及其认同也更多是安置于家这个结构之中。基于现象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勾画宝珠此时的心态。无论是宝珠、张婶还是三福，其实都处在同一个“共同成长”的我群关系中，而且都被赋予了一个相同且稳定的历史与传统，即一个已有的“社会文化世界”被作为参照框架，但当事人并不会有意觉察这种框架，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自然世界。在这个自然世界中，家的伦理意义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价值，而顺从于长辈与丈夫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在进厂务工之前，宝珠个人的主体性还未形成。此时的宝珠已经拥有极强的能动性，这表现在她具有非常强烈的想要为家做些什么的渴望，并促成了她为了家前往工厂打工这个行为，但此时的她尚未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更没有把自己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位置。换言之，此时宝珠生活世界的结构是以家为核心，而不是以自我为核心。这个家又是由（已故的）张父、张婶、三福和自己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三福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宝珠的所思所想都是从家这个中心出发，她自身仅仅是作为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如果用图来表示的话，此时宝珠生活世界的结构可以如图1所示。这一阶段家的意义需要在生活世界的结构中来理解。可以说，家的内容就是宝珠整个意义世界的结构，而家之外的村庄、工厂等都是从家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的。宝珠的行为不仅是“为这个家”而做，更可以说是“作为这个家的一部分”。家中的伦理就构成宝珠本身，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去特意做些什么。但此时，工厂这一新的事物进来了，这给宝珠澎湃的生命力打开了一个小的可能。不过，宝珠和张婶商量前往工厂的行为并不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在行动，而仍然是在家的意义上的一个集体行为。家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宝珠的生活世界本身。
这是一个宝珠从未梦想过的世界。她站在大镜子前面，打量着自己。她的长辫子没了。她不由得问自己，为什么之前要留着这辫子？她轻抚着发丝，骄傲地看着自己。在她的脸上，不再有羞怯顺从，“我是个女人，我什么都不会”的气息也荡然无存。她那灵动的大眼睛扑闪着喜悦的光芒。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宝珠。（费孝通，2021：50）
这段描写出现在宝珠进厂几个月之后，这时的她非但没有因为攒够三福的出师费而回家，反而在进厂后逐渐发现了“新的世界”和“新的宝珠（自己）”。如何理解宝珠所发生的变化？她为什么不再想离开工厂，反而投身于工厂的各项活动，甚至开始组织大家保卫工厂了呢？在进厂务工之后，“工厂”在宝珠心中的意义发生了明显变化，随之变化的是宝珠的自我认同。对宝珠来讲，最初进厂务工带有极强的目的性，“为家入厂”是对她务工行为的全部解释。但在进厂之后，宝珠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另外一个生活空间。费孝通笔下的工厂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是一个生活和教育单位，本身就包含培育现代人格的含义，正如吴厂长所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在与一群女孩而是在与未来的母亲们打交道。如果可能，通过这些年的培训，她们将获得做现代母亲所需要的知识和道德面貌，从而成为我们农民现代化的真正力量。（费孝通，2021：24）
宝珠就是在工厂工作和学习技术并接受文化道德教育。在李义浦为代表的工厂领导者的启发下，工厂在宝珠的生活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再是一个为改善家计而临时出现的地方，而越来越变为另一个独立的世界。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来说，宝珠从家前往工厂，其实可以看作暂时脱离了原本以家为核心的世界而进入了一个新的以工厂为空间的世界。不过，这个新世界的意义结构是在宝珠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明晰和确立的。更重要的是，一开始，宝珠所体会到的工厂的意义与原来以家为核心的生活世界是相互独立的。随着她主体的自觉，这两个意义结构才以主体为中心逐渐融合，演变成为宝珠新的生活世界，新的自我认同开始出现。家与工厂这两个意义构成的关联和重叠，既是宝珠新的生活世界诞生的过程，也是她个体自我逐渐自觉的过程。在工厂的世界中，宝珠所处的位置与家内是完全不同的。在家里，宝珠极高的天赋和冲动都被局限在乡土社会的“女儿”和“媳妇”这种相对边缘的社会角色中：她虽然美丽且聪慧，却只是被村民“怜惜”（费孝通，2021：14），大家所感叹的是“她的处境配不上她的品质”，宝珠自己也为自己是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女人而痛苦。在家这个自然的“生活世界”中，宝珠的能动性和想要做些什么的冲动只能演变成“什么都做不了”的绝望，并没有转变为自觉的主体意识。在进厂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工厂的绩效体系之下，她迅速成为一名业绩突出的员工，并作为典范受到全厂关注，被经理在大会上当众表扬。从边缘到中心，从“什么都做不了”的女人到工人典范，这种变化给宝珠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
（被经理表扬后）宝珠感动地颤抖着。在村子里，她是个贫苦姑娘，一个被抱养来的儿媳，无人看重。她是个不幸的孤儿。难以置信她会得到称赞。到底什么是努力工作？她婆婆已经任劳任怨二十年了，谁夸过她吗？这个新世界的一切很不同，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人生而平等。这使她忘记了所有的困苦。她不再一味顺从，而是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她努力工作，不只是为高工资，她想看到从自己操作的机器涌出最好的丝绸。超越别人本身成了一种安慰。（费孝通，2021：50）
长期生活在家内的宝珠很自然地接受了自己在家中的边缘地位，同时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改变这种境况，对她而言，婆婆“任劳任怨二十年”似乎就是自己未来的命运。但在经历了工厂生活后，她逐渐发现了自己在工厂与家中地位上的巨大差异，在这种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对比和差别中，宝珠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及其力量。小说通过反复描写宝珠“照镜子”的行为来展现这种自我觉醒：
这天下班之后，她洗完澡，站在镜子前凝视着自己。这似乎是她第一次把自己看得不比别人差。有许多事她不懂，但到来年，她就能明白了。她看着镜中的自己，整理好裙子的褶皱。（费孝通，2021：51）
这正与本文一开始所引用的与“镜子”有关的论述形成对比：
三福就像她自己的一部分。（如同不看镜子一个人不会想到自己的面孔，只有看到镜子里照出自己才会意识到这张面孔不属于别人）（费孝通，2021：55）
在原初以家为核心的生活世界中，宝珠是完全没有必要也不被认同去照镜子的，因为在这个意义结构中，她只是作为家的一部分（而且是边缘部分）存在；在新的工厂的意义结构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因为宝珠在工厂具有了作为一名工人的价值，并被高度评价。正是新旧两个意义结构的重叠与差别，促使宝珠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宝珠发现自己具有理解和改变的能量，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于是，她通过努力工作来让“自己操作的机器涌出最好的丝绸”；她热衷于学习新知识，并确信“一切都可以得到清楚的解释，迟早她能通通理解”（费孝通，2021：51）；她开始频繁地照镜子，这并非出于对美貌的欣赏，而更像是对自己内在个体力量的珍视和骄傲。在这里特别要关注的是“工厂”与“家”两个世界的关系，以及二者对宝珠自我形成的作用。宝珠的自我意识并非孤立产生，李义浦和工厂也没有直接灌输给她一种名为“自我”的意识，相反，她对于自我的认知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从两个生活世界的相互关联中自主发展出来的。正是在工厂与家的不同待遇让她逐渐意识到自我，并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还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原本作为不言自明的传统“生活世界”（图1）在此时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当宝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并发挥这个主体性的时候，才有可能将家与工厂这两个意义结构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对原有“家”的抛弃，相反，过去的经验和生活世界恰恰是宝珠接受工厂的基础。正如前节所言，宝珠是为了家而前往工厂，而且，在工厂的体验之所以能给她带来巨大冲击，恰恰是因为她曾经有过以家为核心的生活世界，并理所应当、毫不怀疑地以此为意义。正是在家与工厂的对比体验中，宝珠新的生活世界和自我逐渐形成。
而且，除了在工厂的生活所带来的意义结构的冲击外，宝珠还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意识到了家和村庄问题存在的原因。
工作之余，她还要上课。从课上她得知，是因为市场体制不合理，村民们才被商人无情地剥削。……但她如今已清楚，村庄的贫穷，并不是因为财运或命运不好，而是与人为的制度相关。她发现自己和熟识的所有村民因自身的无知曾被无情地愚弄了……（费孝通，2021：51）
对宝珠而言，村庄便是以家为核心的生活世界的外围，是她生命中最为亲近的环境和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世界。她对于村庄的贫穷一直有切身体会，但没有建立关于贫穷的解释机制。正是在李义浦等人的工厂教育下，宝珠逐渐意识到是“人为的制度”而非“财运或命运”导致了村庄贫穷，而她所在的工厂正是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存在的（费孝通，2021：51）。此外，宝珠关于“家仇”的理解也逐渐明晰，超出了张婶最初所告诉她的内容，清楚地意识到三福父亲的死和史扒皮直接相关，而工厂正是让这种悲剧不再重演的有效方式（费孝通，2021：1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宝珠接受了工厂，也拓宽了对自身务工行为的理解：她不单纯是为攒出师费而务工，还要通过支持工厂这一现实行动，持续地改变家庭乃至整个村庄的命运。此外，宝珠在工厂还接触到了比村庄更大的世界，并逐渐将这些更为宏观和概念性的实体引入自己的生活世界：
（看到画报上关于日寇抢占东北的报道）宝珠便问道：“李先生，东北在哪里啊？”李义浦向她们解释了1931年满洲事变始末。“你们应该读报纸，作为中国人不知国事是可耻的。中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中国。”宝珠喃喃自语：“中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中国。”这说法对她来说十分新鲜。（费孝通，2021：52）
她记起了画报上的照片，她不曾去过、从未听说的东北三省也是她的吗？为什么那个旗帜一旦挂到墙上，那个地方就被看作沦丧了呢？……人们还生活在那里吗？那儿还有工厂吗？工人们还能挣得到薪水吗？她难以相信。（费孝通，2021：54）
在李义浦等人的影响下，宝珠意识到，自己除了与家、村庄和这个工厂有关之外，可能还与东北乃至整个国家有所联系。结合前文关于自我意识觉醒的讲法，宝珠也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可能会对这些实体带来影响。因此，家也不再是宝珠生命的全部，而是演变为复杂生命意义的一部分，一个更为复杂的生活世界的结构正在逐渐生成（参见图2）。
在这个新的生活世界中，家庭和工厂这两个曾经各自独立的意义结构通过宝珠串联起来。而在工厂和家庭之外，还嵌套着村庄乃至国家等体量更大且相对更加抽象的其他社会实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生活世界的中心不再是家，而是作为个体的宝珠。在家与工厂的重叠部分，宝珠的自我主体性得以生长出来。正是通过个体的存在，才能将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统合为一个整体，并从自我个体出发，开始重新认识家和工厂，乃至村庄和国家。所谓自我，并不仅仅是作为核心的个体，还有以这个自我为核心确立的整个生活世界，其中包括养育自我的家庭以及作为自我延展的外部世界。在此前的生活世界中，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宝珠只能服从家的逻辑，不管她自身的能力有多强，只能做一个顺从的儿媳，虽然痛苦却无能为力。传统上以家为核心的生活世界，并不会随着宝珠自身的成长而扩大和充实。但在宝珠的自我从家与工厂的体验冲突中觉醒后，她本来就拥有的能力与优秀品质终于开始能得到发挥。在这个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宝珠处于中心位置，具有改变各个实体的能量，并将这种改变视为自身责任和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一新的生活世界，家不再是核心，而成为更大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作为核心的个体的宝珠的居所，是她最亲近的生活。家的伦理并没有随着宝珠主体性的觉醒而成为她反抗和摒弃的东西，相反，她开始从能动主体的角度安置自己“想要为家做些什么”的渴望，主动理解并探索关于家的伦理和具体的实施方式。因此，对宝珠而言，她与家的关系不再是“别工作、别说话、顺从、接受一切”，而是“积极主动，操控局面”，更好地服务这个家，用挣来的钱改善生活境遇，改变自己、丈夫和婆婆的未来（费孝通，2021：63-65）。
在这一阶段，家不再是宝珠的生活世界本身，而是变成一个构成部分。原本宝珠只是从家的视角看自己和世界，现在她可以从一个外在的视角来反观家。她并没有否弃这个家，而是想着如何能够带领这个家走向更好的生活，比如，她想着如何能给张婶买些衣服，如何能让丈夫摆脱悲惨的学徒生涯。从这个角度看，宝珠不再是只作为家的一分子遵循传统的家的规则而行动，而是作为拥有了个体自我的新宝珠，为了家而自主思考并行动。此时，家具体的伦理意义（例如孝道等）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但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宝珠不再停留在原本的单纯顺从层面，而是试图理解什么对家才是最好的，并带领家人一同努力。在宝珠新的生活世界中，除了家之外，村庄、工厂乃至国家也成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她现在关心与关怀的世界。不过，宝珠这一新的生活世界的样态同样会遭遇严重的问题：处于传统生活世界中的张婶、三福等人对宝珠并不理解。宝珠睁大眼睛环顾四周。是的，一切都张开双臂拥抱着她，这是她的家。此刻她却有些错愕了，这个家里还有她的一席之地吗？她的短发，她麻利的动作，充满活力的清亮嗓音，这些都与周遭格格不入。哪里出问题了？她真心热爱这一切，爱她的家，但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正在将她往外推。在她和这个家之间有什么正暗自滋长，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如今她属于另一个世界。……桑蚕吐丝作茧，蚕蛹破茧成蝶。蚕茧本身有何用呢？（费孝通，2021：66）
在小说中，费孝通专门用了一章（第九章）的篇幅刻画宝珠第一次归家探亲的情形：她兴奋且骄傲地向张婶展示挣到的钱和买的东西，这让张婶“充满感激”，觉得自己“没有白白受苦”。当宝珠提及希望三福去上学，并表示“在丝行做工没啥前途”的时候，张婶却震惊地叫起来。在宝珠说自己当选了自治会主席之后，张婶更是让她赶紧辞掉这份差事，并在年末“回来和我一起待在家里”。张婶的这些表现都让宝珠错愕，她发现自己开始与乡村中的“家”格格不入，发出了引文中“破茧成蝶，蚕茧本身有何用”的感叹和追问。因为张婶一直都处于宝珠曾经所在的那个传统世界，所以她现在的想法恰恰与宝珠进厂之前的想法完全相同。在她看来，一个普通的农村百姓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出头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对于一个乡村女人来说，工厂本身就只是一个补充家计的临时处所，家才是生命的核心轨道。自从宝珠进厂之后，三福也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他感激并深爱着宝珠，同时也十分害怕失去她，担心她会逐渐看不起自己并离他而去（费孝通，2021：42、71）。对于三福而言，一方面，工厂是宝珠的工厂，是一个他感觉亲切的地方（费孝通，2021：75），另一方面，工厂可能会改变宝珠，而这种改变可能会威胁他们的家庭，造成他无法承受的巨大后果。因此，在凑够了出师费之后，他主张回归到一种相对正统的生活方式，由他这个家中唯一的男人去“担负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希望宝珠从工厂回到他身边，全家一起生活在镇上（费孝通，2021：72）。然而，宝珠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已经因为工厂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她的主体性已经发育，所处的生活世界也已经发生改变，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家庭、村庄甚至更多的地方，而工厂正是实现这种自我价值的舞台，因此，她自然也不会同意张婶的讲法，并感受到了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和迷惘。
对曾经的宝珠来说，家（“蚕茧”）与自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维护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破茧”之后，她开始思考“蚕茧”的价值，自己与“蚕茧”的关系本身成为一个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而且，她开始思考“蚕茧”中其他成员是不是也应该发生某些变化。她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世界，甚至希望三福也能够像她一样走出来，去上学，“争取变得像李义浦一样渊博”（费孝通，2021：55）。工厂改变了宝珠的生活世界，这又使得她在认知和行为方式上与乡土社会（尤其是家内成员）出现了巨大不同，破坏了她们因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契恰”，进而威胁到她们之间的关系乃至家本身。小说中关于宝珠“出轨”谣言的部分正是这种危机的集中体现。对宝珠而言，工厂已经进入她的生活世界，拯救工厂是她的一项重要使命，但对三福、张婶以及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工厂并不值得拯救，那只是一个还没有进入他们生活世界的陌生地方，它存在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能够对经济收入有所贡献，这种贡献暂时压抑了他们对工厂未知的恐惧。他们对熟悉的“生活世界”之外的工厂一直有极大的担心，三福的梦便是一个典型。
三福掩上门，关了灯，回到自己床上。他的头疼更厉害了。躺下合上眼，他看到宝珠正缓缓向他走来。她身穿漂亮的丝织长袍，剪了时髦的摩登短发。三福看着她，怒火中烧：“不要脸的婊子，你穿这么时髦的衣服做什么？”宝珠嘲笑道，“傻子”，她说，“你凭什么责备我？看看你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学徒，到头来，穷到没法给自己交出师钱。”宝珠向他扔来一捆纸币，“给你，拿着这些，从现在起我就跟你毫无瓜葛了。”三福怔住了。他狠狠踢着那捆钱。再抬头看，宝珠已然消失。她原先站着的地方是一个胖男人。三福想，他一定是史大爷了，便乞求他的帮助，却被当头打了一拳。三福大叫一声，惊醒过来，原来是个噩梦。（费孝通，2021：41）
因此，当三福和村民听说宝珠出轨李义浦的谣言时，便立即感受到工厂对家的巨大威胁，而后者正是他们最关心也最不能够失去的。这也正是三福暴怒和村民迅速集结前往工厂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宝珠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活世界差异导致的。那么，这种危机是否完全不可调解？是否会对家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性影响呢？费孝通是否认为家以及以家为核心的生活世界一定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逐渐解体呢？从谣言危机的化解方式来看，费孝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肯定意义结构的张力会造成严重的“家危机”，但作为原初经验与生活世界的家也赋予了行动者化解危机的可能性，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生活世界的新结构。当三福听了黄老伯和母亲的解释之后，虽然已经意识到“宝珠的不忠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但“心底里还是无法释怀”（费孝通，2021：110），认为宝珠如果继续去工厂工作仍然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而不理会她拯救工厂的提议。张婶也希望宝珠不去多管闲事，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以说，不管是三福还是张婶，都不能理解工厂在宝珠心中已经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这个现状，而是希望把她重新拉回到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面对不支持自己回工厂的三福和婆婆，宝珠提起了三福父亲的往事，这个所有家庭成员共同经历过的“生平情境”：
宝珠转向他：“你还在犹豫不决是吗？你真的想看着工厂被毁？想看着那个姓史的再扒我们的皮？”（费孝通，2021：111）
宝珠这番话将工厂的安危与史扒皮以及家是否会再次面临危机联系起来，产生的效果也非同一般：张婶迅速联想到三福父亲的死，并将现在发生的一切理解为“恶人又要毁了他的儿媳”，决定站在宝珠这一边；三福更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是错误地把仇人当朋友，并“侮辱了心爱的人”，随之愿意随宝珠一起去工厂破除谣言。虽然在宝珠的生活世界中，家不再是她生命的唯一意义，但在从自我主体出发的新的生活世界中，家仍然是她经验、意义和情感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一点，她与三福、张婶仍有重要的共通之处。换言之，三个人因家仇带来的痛苦，还有对家庭成员以及家本身的关切始终是共同的。也正因如此，宝珠通过提及共同记忆的方式，在三福和张婶的头脑中迅速建立起工厂与家的深层次关联——工厂不仅是补充家计的临时处所，还是对抗高利贷者和维护家庭安全的有力武器，因此，保卫工厂其实也就是保卫这个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家。相似的情节在谣言彻底被揭穿时再次出现。当王婉秋说出对李义浦和宝珠不利证词的时候，村民出现了骚动并产生怀疑，但在李义浦拿出三福写给宝珠的字条之后，他们又迅速意识到此事出自他们共同憎恶的史扒皮之手，工厂则能够帮助他们对抗史扒皮的组织。之后，李义浦的一席话更让他们对自身的能动性有了新的认知：
现在一切为时不晚，决定权在你们手中。只有你们自己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只有你们自己可以毁灭自己。如果这是你们的所求所愿的话，就回去过以前暗无天日的日子吧。我让你们来决定。（费孝通，2021：134）
在谣言被彻底揭穿之后，费孝通对一段景物和人物的描写更加有趣：
（李义浦打开了灯）房间重新被照亮了。光明照亮了一个新世界，映照出黄老伯脸上洋溢的笑容，抚平了他深深的皱纹。（费孝通，2021：135）
正如宝珠在照镜子时发现了“新的世界”一样，在谣言被揭穿的时候，一个“新世界”似乎也出现在村民眼前。虽然他们的主体性还没有像宝珠一般明晰出现，他们的生活世界相对而言仍处于传统的状态，但经历了谣言的揭露过程，他们实然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关于工厂与家的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明晰化。换言之，三福、张婶和其他村民的意义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扩展，工厂逐渐被纳入原有的意义结构，他们的生活世界与宝珠扩展后的生活世界的相似性在逐渐增加，张力在逐渐减小，这种变化正是依托于人们以家为基础的共同的经验和认知而发生的。总之，《茧》实然描摹了宝珠入厂后与张婶、三福等人因为生活世界的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危机，费孝通似乎认为这种家庭矛盾在转型过程中无法避免：工厂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培植颇具现代性的人格，这注定会威胁乡土社会所必需的“熟悉”，使家庭的嫌隙和矛盾相对增加。与此同时，费孝通也在小说中指出一种缓和矛盾的可能性：在家的传统结构中，宝珠逐渐成长起来。“茧”是养育宝珠的基础，她只有破茧而出，才能发展出自我，以及由自我而建立的新的生活世界。但是，在宝珠破茧而出后，这个家并不是就被抛弃了，因为对家的重视一直是她生命的根本。宝珠不仅没有抛弃家庭，还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张婶、三福乃至其他村民，希望带领他们也同样破茧而出，在新的意义上重塑家庭这个“茧”。在小说中，在宝珠等人的努力下，并依托于人们在村内（尤其是家内）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经验与情感基础，其他村民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和工厂的意义。一方面，这个过程非常必要，否则隔阂将日渐加深，三福等人也早晚会因为固守旧有的认知方式而“作茧自缚”。但这个过程又无法凭空发生，通过谣言破除的例子可以看到，不管是宝珠、三福还是其他村民，自我意识出现和生活世界扩展的原初动力恰恰来自人们对“茧”（家）的热爱和在“茧”中长期生活所磨合出来的高度的契恰。就这个意义而言，蚕茧是束缚和阻碍，但同时也是孕育新生的处所，为破茧而出积蓄了力量和可能性。这样一种由对家的感情而产生的力量，恰恰成为人们突破与扩展传统家的意义结构的动力。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宝珠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三福、张婶和其他人身上。
有意思的是，小说《茧》的复杂性在于，费孝通不仅描写了宝珠从茧中孕育了力量并破茧而出的故事，还记述了另一个与此相对应的故事。寻“家”：王婉秋与另一种形态的现代个体
工厂管理员王婉秋是《茧》着力塑造的另一女性形象。从身份背景看，王婉秋与宝珠几乎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女性。宝珠成长于乡土社会，进入工厂前没有接受过任何文化训练；王婉秋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毕业后以“服务劳动者”为目标自主择业进入工厂。宝珠是童养媳，她的婚姻早就由长辈作主决定；王婉秋的恋爱完全是自己主导，她在工厂遇见了自己的校友、经理助理李义浦，并延展出一段复杂纠结的情感关系。
在小说中，王婉秋在向李义浦求爱不得后陷入极端情绪，甚至一度背叛工厂，令宝珠等人拯救工厂的行动陷入危机。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位追求爱情的独立女性因爱生恨并最终破坏事业的故事，但王婉秋的一段独白却透露了事情的另一面向：
她陷入迷惘，如身在迷宫中一般。她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窝，一个扎入泥土中的根，以及一个孩子。若说她缺乏的是爱，那就得定义什么是“爱”了。爱是两人之间无可替代的纽带。但这不是王婉秋想要的。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感觉。她心底里有着李义浦，可李义浦只是一个能使她安定下来、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人而已。对她而言，他只是一座桥梁，是她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并不能说她爱上了他。（费孝通，2021：46）
在这段自述中，王婉秋几乎矢口否认了自己对李义浦的爱意。她认为她需要的并非李义浦这个人，而是一个通过他来构造的家，一个“扎进泥土的根”，以及一个孩子。回顾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王婉秋的这种心理状态非常接近于费孝通和潘光旦所描述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年轻人的心态：他们一方面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受西洋文化影响，主张追求现代个体的爱情，另一方面，他们受既定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很难摆脱以家为意义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他们对于家的要求太高，甚至会经常压抑自己对一个人的喜爱，从非常实际和建立家庭的角度去考量二者的关系。
根据小说对王婉秋的描写，我们发现，虽然她从理论上早已清楚工厂的社会意义，也接受过“爱祖国”“爱人民”等理念，但在离开学校，脱离了一套既定的生活方式和评价体系之后，这些抽象的思想迅速在她脑海中解体，被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所取代：
爱人民？爱祖国？一切好似深陷迷雾一般，人民和祖国在哪儿？当然，她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眼下正在为工人们谋福利，所作所为离爱人民并不远……然而，对于她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却没有老师可以给出分数。……王婉秋离开学校，如同离开梯子到了迷宫。（费孝通，2021：34）
陷入虚无的王婉秋迫切需要为人生寻找到新的意义，家正是这一寻找过程的结果。她的心绪从“祖国”“人民”“工厂”逐渐脱离，内缩为对家的强烈渴望，甚至内缩到了李义浦的身上：
她努力工作，正是因为觉得李义浦关注着她，批评并欣赏着她，鼓励着她。她其实并不喜欢工作本身，因为那些问题太过于模糊、抽象，只助益于考核。但由于她是为了自己工作，所以也间接地为了另一个人工作。这“另一个人”，是具体而清晰的。（费孝通，2021：47）
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看，王婉秋与宝珠构成了一对奇妙的对比：宝珠的生活世界原初是被局限在家中的，而且正因为对于家的感情，她才来到工厂并学到新知识，之后又逐渐将自己的生活世界扩展到工厂、乡村、国家等实体上，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个体的自觉；王婉秋很早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学校教育，学习了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她的生命意义却在离开学校后迅速陷于混乱，后又逐渐微缩成对“家”和“根”的强烈追求。也就是说，王婉秋一方面作为知识女性，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开始追求属于现代个体的爱情，另一方面又因为精神虚无而充满对家这一实体以及具体的人的渴望。两个方面相互交杂，构成了王婉秋的现实状态：有时会为“所爱之人”奋不顾身，有时又会矢口否认这种情感，从实际的角度去考量二者的关系。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一方面，王婉秋并非不爱李义浦：当在学校的时候，“每每望见他时，她都心跳加快”；在意外与李义浦进入同一个工厂工作后，“他的容貌还会继续这么频繁地出现在她的梦中”（费孝通，2021：35）；在向李义浦表白失败之后，王婉秋又难以克制自己的情绪，几乎濒临崩溃（费孝通，2021：79）。另一方面，她对家的扎根感太过于渴求，以至于无法正视自己的爱意，转而将李义浦当作组建家庭的对象，甚至忽略两人感情的实际发展，直接将自己对家的强烈渴望全部投射到他身上，甚至以家庭成员的伦理去要求李义浦：
她并不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来得到李义浦，她以为李义浦早已在她的掌控之中。如果她觉得李义浦不那么关注她，就会认为这是他对自己的不忠。（费孝通，2021：47）
以此为背景，便不难理解王婉秋为什么会有背叛工厂的举动了，主要是因为她已经被一种基于对家的渴求而产生的对具体的人的爱恨所主导。遗憾的是，以家为意义的王婉秋最终也没有获得实体意义上的家。因为家是由具体的人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就像宝珠对于家的深情厚谊，她以家为意义的实践真实地落在三福和婆婆身上的，是一种双向而具体的情感和社会联结。王婉秋对李义浦的爱慕之情却没有转化为两人之间实在的社会关系。王婉秋离开了自己原先的家，由于个体漂泊的痛苦，对家的渴求又过于强烈，以至于倾轧了对李义浦的爱慕之情，最终导致她对于家的情感只能单向寄托于由自己建构的抽象理念的“家”。在王婉秋生活世界的结构（参见图3）中，虽然她的自我个体已经出现，但并没能在这一基础上确立包括家庭与外部世界在内的整体的生活世界结构。
凭借学校的教育，王婉秋在进入工厂之前似乎就已经以自己的个体为中心构建起一套意义体系，比如，通过为工厂工作来为人民谋福利等，但这套意义体系仅局限于抽象的概念，缺乏与现实中具体的人的关联，因而显得薄弱。所以，与宝珠相比，虽然王婉秋更早进入现代性的个体状态，其意义结构却没有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延展，反而随着对爱情的投入而发生萎缩，最后只是执着于对家的渴求和寻找。
通过对比王婉秋和宝珠的生活世界的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宝珠原先所具有的以家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经验与原初生活世界本身都是其意义结构扩展的重要前提。在工厂学习新知识后，宝珠将这些知识与婆婆、三福以及三福父亲的死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她“家”的意义，构成了她渴求新知识的动力，因为这些知识有可能改变她身处的现实世界。也就是在这种不断学习、不断建立关联的过程中，她的意义结构得以演变为一种层层外展的状态，她逐渐发育起来的个体意识也得到充足的安放空间。就这个意义而言，宝珠与在谣言事件中获得成长的村民一样，都是以家为前提而逐渐成长的。
从王婉秋与宝珠对比可以发现，费孝通的小说是在探索一种更切合中国人既有心态的现代个体生长的可能性。他从中国人对家的重视和依恋这一现实出发，探索这种社会心态对个体生长的重要意义。从家这样生命的经验与情感基础出发，为了家而走向外面的世界，就可能像宝珠一样，在外面的世界与家的切实重叠和冲突中真正体会到自我和个体的宝贵。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个体的基础上，宝珠才有勇气真正面对现代社会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才有动力和能力不断追问“茧”的意义，以恰切的方式不断唤醒“茧内之人”接触外面的世界，获得更为丰富的自我和更多的可能性。在这里，家并不是一个现代人为了救赎自我而返回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一个动力之源。家作为“茧”而保护与养育的中国人的生命力，形成宝珠等人冲破“蚕茧”走向工厂、城市、国家这些更大世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家也在这个新的生活世界中逐渐开始形成与家外世界的另一种秩序与关联。直至今日，这一过程仍在持续。
结论
在《茧》中，毫无疑问，宝珠是费孝通非常喜爱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作为小说中真正的正面人物来塑造的。这种对女性在乡土社会转型中作用的重视可能是受到他的姐姐费达生的影响。事实上，与《江村经济》一样，《茧》同样是以费达生等人在开弦弓村的丝业改革实践为背景的。此外，既有研究已经指出，费达生在实践过程中非常注重妇女的力量，她不但带出一支女性技术管理团队，走出了一条让女性通过技术和管理与现代性相联结的独特道路，而且还致力于教育和训练乡村女性，“让农村妇女分享工业化带来的福利，让妇女掌握新技术从而走出工业生产和技术的边缘地带，一直是她改造社会、改造生产经济体制的隐性主题”（金一虹、杨笛，2017：44）。费孝通不但详细调查过开弦弓村的丝业改革，还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姐姐发表在报刊上的关于蚕丝业改革的两篇文章《复兴丝业的先声》（费孝通，1999a：237-249）和《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费孝通，1999a：103-110）做过主笔，可以说，他非常清楚女性在整个丝业改革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茧》在思想上的一个突破在于，费孝通有关妇女作用的思考并没有局限在丝业现代化这一单一主题，而是延伸到了丝业改革中的农村女性对其他家庭成员以及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可能起到的作用上。此外，围绕妇女主体性的构建，费孝通的思考也超越了“是否应该培育妇女的现代人格”这个问题本身，并逐渐扩展到蚕丝业改革应该培育出妇女怎样的主体性的问题上，关心如何将这种现代性人格安放于中国社会的丰厚土壤之中，从而促进整个社会不断繁育和成长。
以这种问题意识为背景，家正是费孝通在探索过程中找到的关键环节。无论是在宝珠还是王婉秋那里，家都是她们各自生活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结构，只不过一个是真实的主体性的生命力得以培养和发展的基础（养育宝珠的“茧”），另一个是在想象中能给丧失意义的个体带来安定感的避难所（王婉秋所努力渴求的“茧”）。宝珠与王婉秋的对张，在理想型上给读者展现了费孝通所理解的对现代中国人而言真正有希望的个体成长之路——从真实的家庭出发，基于从家庭（“茧”）中培育出来的生命力来应对和接纳工厂等现代世界的新的生活经验。在家与工厂这两个经验领域的重叠和张力中，自然而然地萌生了真正有生命活力的现代个体，而不是单纯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灌输某种抽象的个体意识。前者的生命力来源于作为“茧”的家庭，而且自然地会重新回到家庭，并以新的自我重新塑造和影响家庭。后者则存在意义结构的虚幻性，使个体能动性难以顺利建构出新的意义结构而有陷入虚无状态的危险。
在《茧》中，除了宝珠和王婉秋，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厂女工形象，费孝通对他们似乎只是一笔带过。例如：
孤独感向宝珠袭来，她感觉自己正在漂离同伴们。她不喜欢她们的闲言碎语。她哪会加入那些讨论发型、衣服、丈夫和其他此类无聊琐事的闲谈？她越不喜欢她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就越与她们隔闵。（费孝通，2021：52）
在这里展现的普通女工形象也许才是大部分工厂女工在现实中的形象。那么，这些女工形象与宝珠之间是何种关系呢？
费孝通的弟子田汝康写于1940年的《内地女工》对当时昆明工厂普通的内地女工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述。他研究发现，首先，大部分女工进厂的理由并不像费孝通笔下的宝珠那样是为了供养家庭，恰恰相反，她们主要是为了逃避某种原因所引起的家庭烦恼。
我们在女工的出身、教育程度，以及年龄等项目中很不易找到一个共同的性质来，但是“在家里耽不住”，确是一般的——除了极少例外——答案。她们向我声诉各式各种的家庭问题……（田汝康，2015：464）
其次，女工的工资也并不是拿回去供养家庭，大多数是自用，甚至还向家庭求补助（田汝康，2015：465）。当然，这里也许有时间与地点的差别，《茧》的写作背景是设置在抗日战争前的苏南乡村，而《内地女工》的调查时间是1940年，地点在云南昆明。但从《茧》对其他女工的片段描述来看，这二者仍有很高的相似之处。
费孝通所说的家的问题在田汝康的调研中是否就不重要呢？田汝康（2015：468）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她们在厂里还是以感情的联系来组织成生活的团体。一个女工曾和我说，“一个人不能一辈子不要家”。家是女子的囹圄，可是也是她们生活的寄托，她们希望工厂是一个家，一个理想的家。
他还发现，女工会在工厂内建构一种极有意义的“假亲属组合”，以此来建构自己理想的家（田汝康，2015：468）。
也可以说，现实中大部分工厂女工的实际情况与王婉秋和宝珠都不相同。费孝通塑造的宝珠形象及其家庭是一个并不多见的理想型，接近《生育制度》所描述的“童养媳”的最好情况，即有一个善良的母亲和一个共同成长并爱着自己的丈夫。正是在这样一个家的养育之下，宝珠才能破茧而出，继而返回来带动和影响这个家。王婉秋则是另外一个理想形象，在现代教育影响下，她自己主动抛开原初的家，但又无法在单纯个体性的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一直在追寻另一个幻想的家。
对大多数现实中的女工而言，一方面，原初的家并不是一个幸福之所，而是一个希望逃离的处所，工厂恰恰给予了她们一个逃离的可能性。在逃离了原本的家之后，她们并没有像宝珠那样在家与工厂之间生出一个完整的自我与新的生活世界，而是在工厂中继续追寻一个传统的家。这一追寻的结果，或者是在工厂中组织起代替家的“假亲属组合”，或者是将对家的渴望转变为某种对于男女恋情的依赖，最终以感情为理由轻易与男性私奔去了城市。在这两种情况下，费孝通理想的拥有以家作为生命力源泉的中国现代性的“自我个体”其实都没能得到真正的发育和成长。对现实中的女工来说，在新的时代和社会中，家仍旧是原来那个家，要么只能替代，要么只能逃避。不管以何种方式呈现或扭曲，家同样是她们绕不过去的生命之根。
反观《茧》，宝珠最后之所以能够率领家人与村民打破流言以及工厂的阴谋，是因为她将家与社会、工厂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一个更大的生活世界。这个意义结构之所以能够出现，恰恰是以宝珠富有生命力的自我个体为中心而确立的，在她的影响下，打破了原本独立的家与工厂两个意义体，将两者及更宏大的民族和国家都结合进了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费孝通在《茧》中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他理想中依托于家所构建出的中国现代个体，以及在这一个体上确立新的生活世界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如果再联系费达生与郑辟疆几十年的爱情及其到了年老才结婚的事实，可以认为费达生的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家，并与民族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意义上的家。巧合的是，在黄炎培写给费达生夫妇的贺诗中，也使用了“同宫茧”一词（余广彤，2002：148-154）。可以说，费达生的“新家”正是新女性在“破茧而出”之后重新回到家中培育出的“新茧”。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茧》时，费孝通已经从费达生身上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并将其融入宝珠这一形象。
费孝通用“茧”来形容中国人的这一“生命之根”，既意味着家是保护和养育生命并使其能够平安生长，最终化蛹成蝶的安全之所，同时又意味着家是成长起来的蝴蝶能够展翅飞翔的第一道阻碍，成熟的蝴蝶只有经过努力破茧而出，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生命目标。宝珠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破茧而出的历程。另一方面，王婉秋的故事更像是尚未化蝶的蚕蛹被人为地从茧中释放出来，空荡荡的自我丧失了安全感和意义感，最终只能创造出虚幻的细丝，期待能够再一次重回茧中。
不过，费孝通的小说仅仅写到已经破茧而出的宝珠正准备重新回到家中，希望以新的方式来影响和改造这个家，并没有提到她应该如何做，家中其他人又有何种变化。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家这个“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渠敬东，2019）与自我个体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一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正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从家出发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是当代学者致力探讨的方向（肖瑛，2020）。在费孝通这里，“茧”的比喻隐含着养育个体并破茧而出，乃至在自我个体基础上创造一个包含家庭与社会的新的“茧”。如果《茧》中宝珠这样的个体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基础，那么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家就具有远超过在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这个家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这个家可能具有更多新的形态，作为个体生命力的源泉，仍将构成现代个体不断前行的动力机制，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中最深层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提出值得更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中以什么样的新形态出现？在这一新形态下，个体是如何被养育和成长，又是以何种新方式返回并创造新“茧”的？这种新的个体与家的关系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与文明的进一步演进又有何种影响？这些重要的问题，都需要未来做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