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自己人”？谁是“陌生人”？

作  者 | 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原  题 | “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提性反思

原  载 |《文史哲》2015年第3期，130-137页

费孝通曾以“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来概括传统社会中国人的道德。这种道德有别于“陌生人”之间“人人平等”的“团体道德”，“中国的道德与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陌生人”在这种道德价值体系中，是被极度边缘化的。

传统中国人最重视的道德规范莫过于“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五伦八德”。其中，“孝悌”被视为“仁之本”“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因而成为最基本“两伦”。“国”与“家”具有同构性，君臣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尊”具有父亲般的权威与地位。朋友则是兄弟关系的延伸，在很多场合，“朋友”即意味着可以“称兄道弟”。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体系，是以血缘亲族（“自己人”）关系为范本扩展而成的。林安梧据此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具有浓厚的“私人”品格。在这种伦理系统中，“陌生人”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师徒、朋友、族人、熟人之外的“他人”，是“外人”“生人”“路人”“与己无关的人”。除非通过某种途径或中介使之成为“自己人”，否则，“陌生人”便无法适用既有伦理体系中的道德规则。于是，对陌生人的“冷漠”乃至“粗暴”，便与对“自己人”的温情脉脉和“一体之仁”形成鲜明的对照。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传统伦理价值积淀成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仍然影响着我们在日常公共生活中对待“他人”的态度。实际上，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自我主义”等观念，正在或已经成为“拒斥陌生人”的伦理或理论依据。

哲学意义上的实体，至少具有以下两大特点：第一，它是一切存在者的终极基础，任何存在者只有被还原为最终实体，才算获得了“合乎逻辑”的解释；第二，它超越时间和历史而永葆“同一性”，对差异性具有绝对的主导性或支配权。也就是说，一切存在者只有被纳入和吸收到这种终极的同一性“实体”中，才能证成自己“合法性”。这种“纳入”与“吸收”，便正是所谓的“总体化”。反之，未能充分融入这种同一性“实体”的异质的“他者”，则仅具有“偶然性”“边缘性”的“等而下之”地位，乃至被视为虚假之物遭到清洗。就此而言，“实体主义—总体主义”思维，具有“求同”而“排异”的本性。排斥和抹杀“他者”是其思想底色。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是以“自己人—共同体”为“实体”的“总体化”思维模式。它相信，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来说，通过血缘、亲缘、地缘等亲密私人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具有“绝对实在”的意义，它规定了每个人的生活空间、生存意义、人生幸福与价值归宿，是决定每一个人全部生活内容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终极力量，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蕴含了人之为人的全部“奥秘”。所谓道德责任，权利和义务，对他人的真正关怀和爱心，只在“共同体—实体”内部才有意义。这就彻底堵塞了现代意义上的“利他精神”的生成。

“自我主义”则是以“自我”为“实体”，在此基础上“总体化”出道德价值体系。“自我”成为“实体”，意味着“自我”是“绝对的实在”“最终的根据”和“永恒的同一性”，具有终极和绝对的权威性，构成了人的知识、人与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至高无上的尺度和标准。当“自我”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时，必然充满“占有”和“控制”的欲望和意志，而对一切异质性和差异性因素施展削平和宰制的绝对权威。显然，在“自我”被实体化和总体化的条件下，“自我”成为最终的、唯一的目的，“自我”之外的“陌生人”或“他人”，则成为满足和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与“利他精神”在根本上是南辕北辙的。

“作为他者的自身”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利科提出，但它所表达的不仅是利科个人的见解，而是代表着越来越多当代思想家们关于何为“人”的理解。“作为他者的自身”包含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价值关切：第一，它要求把个人从共同体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第二，它要求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封闭“个体”观念，认为个体人格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承认与交往关系中、在把他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的过程中才能生成。它既不从“大写的人”，即从“共同体”的角度理解人，也不再从“小写的人”，即从抽象“自我”的角度理解人，而是真正站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角度，把每一个人理解为“自我”与“他人”的内在统一体。

“作为他者的自身”首先表明，每个人的“自身”之所以成为可能，必须以“他者”的存在为条件。黑格尔认为，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每一个欲望，都最终是与获得他人“承认”的欲望内在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反驳及对“语言公共性”的阐明，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视域批判胡塞尔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把“共在”视为人本源性的生存论环节，梅劳—庞蒂对传统哲学把自我实体化并因此导致的把“他人”存在视为困境和耻辱观念的批判，并强调“自我”与“他人”的“相互纠缠”，哈贝马斯把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视为同一过程的“交往主体性”，等等，都越来越深入地彰显了这样一种“人”的观念：个人“自我”与“他者”并非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关系，“他者”实乃“自我”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相应地，每一位“自我”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以“他者”为条件。

从“作为他者的自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可以确立一种关于“人”的全新观念。它将拆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墙壁与藩篱，把“自我”的存在及其生存意义与“他人”内在关联在一起，使“爱他人”与“爱自己”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基督教的“爱一切人”，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勒维纳斯所说的对“他人面孔”的敬畏，鲍曼所说的“对他人的道德”等，虽然各自思想背景迥异其趣，但都说出了一个共同的真理：对“陌生”的“他人”的开放、尊重、承认与爱，构成每一个“自我”主体人格形成和塑造的根本动力，也构成道德的深层源泉。

首先，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中以“共同体”为中心的“维系私人的道德”的价值盲点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省，破除以私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尊卑上下等级的价值壁垒，真正把“自我”与“自己人”之外的每一个人当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去切实尊重与关怀他们的尊严和幸福。只停留于血缘情感以及由血缘情感衍生的私人关系，表明人们的生存状态仍然沉浸于纯“自然的动物状态”而没有真正进入人的“社会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意味着真正把每一个人，包括与自己并无“私人关系”的陌生的“他人”都当成人去看待。基督教有“爱你的敌人”之说，在现代社会转化为“平等爱一切人”的价值，这里的“爱一切人”完全是在超越了“共同体”中心条件下，包括对“陌生的他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爱。这对于热衷于一切讲私人关系、只认“自己人”和“小圈子”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然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最为匮乏也最为亟须确立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超越“亲”与“疏”、“上”与“下”、“朋友”与“敌人”、“合群”与“异己”等造成的狭隘的二元对立关系，克服所面临的诸多道德困境，建立人与人之间更为良性与健康的关系，推动人们道德水准的现代转型与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