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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23年第8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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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佐藤将之
《庄子》“化”概念与“物化” 思想的多层结构
文章透过现本《庄子》中的“化”“变”“物化”“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用例之分析，欲阐明《庄子》“物化”论的多层意涵及其独特思想意义。文章首先将“化”论分成四种涵义：生物体本身的变化、“生死”过程以及不同生物之间连环、意识的变化、境界和想象中全部“物”之间的转换。接着指出《庄子》的“物化”论还具有论述上的两种重要功能：“主题的转换”和“不同主题的整合”。基于此分类，文章试图论证《庄子》中多样多层的“化”论成为“因为万物化成其他物，不同物实为同一物”之思维方式的基础。若从其“物化”论的发展来看，在《天地》的“其死也物化”一句中所看到的其生体变化和生死意涵的“物化”论可能很早就存在，而《逍遥游》“北冥有鱼”和《齐物论》“庄周梦蝶”所追求的在“万物齐同”的境界中融于“齐一”境界的“物化”论则因与《天下》“庄周论”的内容相呼应，其撰写时期应该在现本内容形成过程中属于较晚期，当为战国晚期。李巍
“性朴”即“性恶”——由《庄》观《荀》的新辩护
荀子以“本始材朴”言性，实际是因袭了道家的修辞传统，因为以“朴”喻性主要是道家文本特别是《庄子》中的典范譬喻。但道家对人性之“朴”抱有美好想象，因此推崇性朴、贬低教化，这又是荀子不能接受的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论述，虽然名义上针对孟子，却在思想的客观呈现上与道家的性朴观念尖锐对立。尤其是，荀子对人性恶的主张可被视为对“本始材朴”之性做出了与道家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在荀子眼中，性朴并非中性，而是本能地趋向于恶，也即性朴与性恶是可兼容的。那么将荀子刻画为性朴论者，以瓦解其作为性恶论者的传统形象，这种名为“性朴论”的流行解释就很难成功。王玉彬
论庄子“心斋”观念的应物旨归
从《人间世》的文本语境来看，“心斋”并非单纯的内在化、精神性的虚静境界，而是以应物为其旨归。“心斋”的这种应物旨归有“待之”“听之”“达之”三个层次：首先，“虚而待物”说明面对独立而超越之他者，主体应当通过“虚而待之”的方式敞开一片浑沌之境，以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奠定根源性场域；其次，“听之以气”是“虚而待物”的行动表征，这种倾听姿态意在肯认并尊重对方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跨越“言—行”“彼—我”“言—意”之间的各种间距，化解这些间距可能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以建构一种均衡而开放的交流“气场”；再次，经由“虚而待之”与“听之以气”，庄子期待的是“达之，入于无疵”的应物效应，这种通达效应以与“人心—人气”的相互通达为依归。总之，“心斋”是一种由“虚”而生、以“达”为归的交往德性与应物之道。胡海峰 魏 涛 王爱萍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杜巧玲 肖 峰
数字经济视角下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其规制
数字平台的建构是数据生成、积聚及数字资本得以扩张的基本前提，“产消一体化”的新型数据生产方式是资本实现扩张的手段，对数据的商品化利用则是数据得以转化为数字资本进而实现积累和扩张的核心。在资本和数字技术所赋予权力的滥用下，数字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数据的“无规制攫取”、用户生命政治剥削、平台寡头垄断以及“反市场化”危机等多重困境。对此，必须通过数据的共创共享，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建构数字命运共同体才能摆脱数字资本的霸权操控。根本而言，只有建构并展望数字社会主义美好愿景，才能有效克服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资本积累及其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困境。胡全章 王 立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与早期南社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是南社孕育、诞生、兴起阶段的有力襄助者、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于右任主政的早期《神州日报》是滋生神交社和南社的温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成为汇集四方革命英杰、揭载南社开社文献、扩大同人社会影响的报刊重镇，《民立报》则是南社成立初期同人汇聚之所与传媒阵地，其附刊成为与《南社丛刻》声气相求的同人文学园地。南社初期的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高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忧患主义、铁血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体现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思路，以及对“诗界革命”诗学精神的承继与发扬。虽然于右任并非南社的直接发起人，但他对南社的卓越历史贡献及其作为诗人在南社的重要地位，需要重新揭橥、认识与肯定。卢晓瑞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张珊珊
理念的光：本雅明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艺术理论的疏解
艺术批评概念在德国早期浪漫派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雅明的早期著作《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为理解其提供了启示，他通过梳理早期浪漫派的反思、批评、艺术作品、绝对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组成的意义网络，提出“反思媒介”来把握浪漫派设想的世界框架，并建构出浪漫派艺术理论中深藏的意图——理念。艺术批评的最高目标是向具有绝对性的艺术理念无限趋近，本雅明将理念这一最高目标用具有经验直接性的喻体形象炫目效应或“冷静的光”来称呼。早期浪漫派艺术批评概念中蕴含的思考符码(Denkfigur)为本雅明自身的思想发展提供了灵感和资源。李永胜
“表现”的馈赠：从杜威经验主义表现论看表现对于艺术家的内在意义
克罗齐认为表现即直觉，科林伍德和苏珊·朗格等人则将情感作为表现对象。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并不周延，这导致他们在解释表现的内在意义时，进入了某种逻辑悖论之中。杜威在批判性地借鉴英国浪漫主义者、克罗齐、托尔斯泰等人表现论的基础上，对表现论进行了改造。他认为表现乃是对一个完整经验及其意义在媒介中的重构。通过深入解读可以发现，这个经过重构的完整经验和原发经验相比，有着三重改变，具有三层内容：原发经验活动中的情感与思考；重构过程中的反思与情感；由于媒介的参与而生发的媒介性的思考与情感。如此，表现便既是对原发经验及其思考与情感的保存、整理和澄清，同时也是对原发经验的完善和提升，并且还会产生新的思考与情感。此即表现对于艺术家的内在意义。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文学艺术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李小霞
宋人“燕人思汉”话语的政治文化意蕴
“燕人思汉”是宋人运用族群认同与华夷观念，在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前提下，构建燕云汉人慕化中原、思归宋朝的情感流向与文化认同，借以纾解面对汉唐盛世的朝代自卑、转移朝野对国防弱势的过度关注，在文化观念上寻求建立中原王朝的文化自信与优越感。“燕人思汉”话语初始于太宗北伐失利，发展于澶渊之盟，明朗于庆历增币，沉寂于熙宁变法，复起于海上之盟，落幕于燕京恢复，其形成与发展贯穿于宋辽关系史的始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型国家”在国防战略上放弃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转而在文化观念上强调“谨华夷之辨”的发展特点。陈思言
“政府”概念的创制与清末政治改革
19世纪前中期，传教士引介西方政法知识时，并未将“政府”一词与西语对接。19世纪后期，日本语境中的“政府”概念在吸收西方政治意涵后回传至中国。受此影响，中国语境中的“政府”概念不仅与“government”基本形成对译关系，且逐渐成为流行词。此后时人开始在三权分立框架内建构和挪用“政府”概念。但因深受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影响，“政府”的定位没有真正突破传统君相结构的“相府”。在中央层面，这导致原本应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体制重要环节的“责任制政府”改革，仍陷于维护王朝体制的窠臼。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附着的分权、独立之义，使得“政府”概念很难被官方用于中国地方政治。自上而下、连贯一体的“政府”体系，在清末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打破原有政治结构后，“政府”概念脱离传统轨道，进一步转向现代政治概念，现代“政府”体系也由此开始。王硕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宫倩 刘雪莲
从“脆弱性”到“韧性” ：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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