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峰 苏毓淞 | “内外有别”：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

“内外有别”：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

汤　峰　苏毓淞

【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公众获得感已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获得感的影响机制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话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实实在在的物质“成果”(即政府施政的结果)来解析公众获得感的差异，然而，系统地考察机会享有(即政治过程的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还鲜有其人。事实上，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公众的政治参与是否影响获得感？具体有何作用？此外，政治参与存在不同类型，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是否完全相同？上述困惑尚未得到学界的系统讨论和实证分析，存在较大的学理探讨空间。鉴于此，论文在具体研究中将政治参与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利用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的混合截面数据，对获得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体制外参与(包括网络参与和线下参与)不论是行为还是意愿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降低公众获得感；相反，体制内参与(基层选举)的行为和意愿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提升公众获得感；另外，公众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在作用方向上存在一致性。论文紧扣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主线，进一步揭示出获得感的影响机制，从过程性视角重塑了对获得感生成逻辑的既有认知。据此，在未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应更为重视政治参与的作用，不断健全和完善公众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减少和降低公众试图在体制外寻求参与的行为和意愿。

【关键词】政治参与　民主理论　参与民主　获得感

【引用格式】

汤峰、苏毓淞（2022）.“内外有别”：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公共行政评论，15（2）:22-41.

Tang,F., & Su,Y.S.(2022).A Study on the Sense of G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Based on CSS 2015-2019.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5(2):22-41. (in Chinese)

【作者信息】汤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苏毓淞(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本文初稿曾在南京大学第九届“政治文化、心理与行为研究”工作坊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第五届青年论坛上宣读。感谢佟德志老师和马啸老师的评议和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人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

【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2期，原文阅读与下载请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公共行政评论》唯一投稿系统：https://ggxz.cbpt.cnki.net/ 

官网：http://jpa.sysu.edu.cn

编辑部邮箱：jpachina@163.com

编辑部电话：020-84113029

一、导言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获得感已成为衡量政府施政效果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不过，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衍生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诸多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可能危及公众的政治信任和支持(苏毓淞等，2021)，从而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建设，不断优化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坚持改革成果为广大民众受益的原则。提升公众的获得感、保障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因而，探究公众获得感提升的影响因素无疑是当下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例如，在宏观政策领域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便明确提出发展民生等多项措施以提升人民获得感(习近平，2017)。

当然，“获得感”并非舶来品，而是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学术概念。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标志着“获得感”首次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话语体系(李鹏、柏维春，2019；谭旭运等，2020；王浦劬、季程远，2018)，之后，此概念迅速成为社会的流行用语。在学理层面，“获得感”也开始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在多方面被讨论，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谭旭运等，2020)。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感”可被理解为公众基于实际获得而产生满足的积极心理态度(叶胥等，2018)。获得感与幸福感虽然在概念内涵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获得感并不完全等同于幸福感。获得感侧重于个体心理的主观感受，是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评价，实现了主客观评价的有机统一(曹现强、李烁，2017；吴怡萍、闵师，2021)。尽管学界对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以及定义等已产生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在获得感生成逻辑的讨论方面却远远不够。

梳理既有文献，不可否认，相关实证研究已从不同方面对获得感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探索(侯斌，2019；马红鸽、席恒，2020；王积超、闫威，2019；吴怡萍、闵师，2021；赵晶晶等，2020)。不过，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对获得感生成逻辑的分析主要围绕政府的惠民措施以及该施政产生的客观绩效。此类研究侧重实实在在的“成果”，即结果性因素对获得感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该领域还鲜有学者意识到过程和机会性因素可能对获得感产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就研究视角而言，目前学界分析获得感影响因素的维度也相较单一。相关研究往往仅从政府层面着手，严重忽视政府的施政对象——社会公众的视角，特别是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双向维度可能会对获得感产生的影响。政治参与不仅属于“过程性因素”，而且在研究视角上充分体现出官民互动。有关政治信任等涉及政府评价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参与等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行为对信任感知具有显著的作用(杨鸣宇，2013)。这自然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公众的政治参与是否也可能是较高获得感的来源之一？在逻辑上，政治参与能加强公众与政府的联系，加深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和认知，从而有助其对政府施政的客观绩效形成较为公允的判断，进而影响获得感。

不过，对“政治参与影响获得感”这一研究议题，学界还知之甚少，尚缺乏针对性研究，实证层面的系统讨论也更为鲜见。此外，考虑到政治参与存在不同的形式，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是否可能有所不同？对上述问题进行学理解释的研究仍相对匮乏，亟待相关实证研究的讨论。基于上述因素，本文利用混合截面数据，对政治参与和公众获得感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有助于形成对获得感更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丰富既有研究对提升获得感的路径解释；在理论层面为提升中国公众获得感提供更多实证证据的支持，同时还能有益于增强政府和公众对政治参与重要性的认识。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参与：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广义上指公众通过一定方式去影响公共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Quintelier & Van Deth，2014)，即“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米勒等，2002:  608)。西德尼·维巴等(2002:  38)将政治参与明确界定为“一种试图或实际上影响政府行为的活动，包括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执行，以及间接影响制定政策人士的选择”。在国内学界，其含义有时也大致等同“公众参与”。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不断发展的产物，参与的激增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鲜明特点。有关政治文化的经典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2008)将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三种基本类型。在他们看来，只有参与型文化才是最符合现代政治需要的政治文化类型。

尽管民主和参与在理论上存在着某种张力，但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似乎已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1965)便指出，所谓共和制和民主制指的是多数民众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政体类型。从古希腊城邦民主这一古典时期的民主形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政治的代名词。近代以来，以政治参与为主要分歧点，西方民主理论逐渐分野为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这两大基本派别(胡伟，2007)。一方面，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民主思想家认为，所谓公民指的是“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卢梭，1980:  26)，只有公众积极广泛地直接参与政治，该体制才能被称为“民主制”。毫不夸张地讲，政治参与在卢梭的民主思想中占据了颇为关键的位置(佩特曼，2006)。然而，直接的政治参与在现实政治中却很难实现，以至于卢梭(1980:  88)也不得不承认，“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这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米歇尔斯(2003)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民主，所有的民主政治不过是精英统治，因为组织处处存在寡头统治的趋势。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这一当代主流民主范式的框架里，政治参与的地位相对式微。约翰·密尔(1982)[1]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理想中所有公民参与政府的情况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因而，密尔不赞成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主张复数投票权、限制选举权的资格。以熊彼特、萨托利等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也对广泛和直接的政治参与保持谨慎态度。熊彼特强调，选民大众并不具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进行统治，民主是竞争政治领导权，“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熊彼特，2009:  395)。“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熊彼特，2009:  415)萨托利(2015)同样认为，民主是少数人参与且只能是精英统治。“选举是决定由谁来做决定……人民是作为选民，亦即从选举权的角度行使他们的权力。”(萨托利，2015:  179)“所有民主都是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我们受着代表们的统治，而不是自己统治自己……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萨托利，2015:  430－431)

[1] 需要说明的是，约翰·密尔的民主思想较为复杂，甚至存在某些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聚焦于其强调扩大政治参与这点，后世将其归类为参与民主的阵营；而另一方面，侧重于密尔对参与权附加其他条件等内容，又有学者将其归为精英民主理论的范畴。

不同民主理论流派对政治参与在民主政治中的具体地位尚未能达成普遍共识，不过，相关学者都并不否认参与对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只是对民主政体下政治参与的具体作用的认知存在差别。共和主义民主强调广泛、直接的政治参与，而自由主义民主仅强调最低限度和间接的政治参与。针对当今主流民主理论对政治参与重视的相对不足，20世纪中叶以后，以阿诺德·考夫曼和卡罗尔·佩特曼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家强调“参与民主”，批判当代民主理论框架中参与地位的低微，重塑了西方民主理论的范式(陈尧，2010)。在此意义上，政治参与构成了当今民主政治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中国场景下，政治参与同样重要。就本质而言，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巨大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革命动员型向自主建设型变迁的复杂过程(王明生、杨涛，2011)。进入21世纪，党和国家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对公众政治参与越来越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2017)总书记切中肯綮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其多次强调，要“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实践领域，政治参与的价值也为中国最高决策层所认同。

综上，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不论是西方民主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既有研究便指出，公众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参与有助于强化其民主态度(Quintelier & Van Deth，2014)。基于中国的治理场景，政治参与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能发挥何种作用？特别是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众的获得感有何影响？

(二)政治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

迄今为止，学界就政治参与和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尚未进行针对性论述，也鲜有实证层面的考察。在应然层面，前文的分析启发我们，政治参与有可能对获得感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此推断尚待微观证据的检验。此外，我们乐见既有的实证研究中，已有较为丰富的内容探讨了政治参与和诸如政治满意度、政治信任等公众政治态度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为本文在微观层面的系统思考提供了有益借鉴。

然而，以往的实证研究就政治参与对诸如绩效满意度、政治信任等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观点尚存分歧。一方面，部分实证研究指出，政治参与对公众的政治态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墨宁发现，基层选举的参与显著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程度(Manion，2006)。李连江认为，政治参与结果影响公众的评价，正面性结果能维持或提升公众对中央的信任(Li，2008)。还有实证研究指出，公众基层选举的竞争性与否才是影响公众评价政府的关键(Landry et al.，2010)。高勇(2014)比较了吸纳式参与和关切式参与对信任的影响，研究认为，在同一城市内，公众的社区参与等吸纳式参与行为能显著提升政治信任水平。祖若水则发现，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政治上边缘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公众而言，随机接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的在线参与门户网站，能提升其对政府满意度的评价(Truex，2017)。不过，另一方面，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了与上述研究完全相反的结论，即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间存在负向关系或两者并无显著联系。通过对美国选举资料的实证分析，有研究发现，在1992年参与佩罗总统竞选的民众，对政治的信任程度低于全国标准(Atkeson et al.，1996; Levi  & Stoker，2000)。围绕中国特定治理背景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与之类似的结论。例如，基于中国125个地级市的多源数据，马亮和杨媛(2019)研究认为，政治参与和公众满意度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李连江亦发现，若上访行为遭到基层政府打压，将降低公众对中央的信任(Li，2008)。胡荣(2007)对农民上访考察后认为，上访行为会显著降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

简言之，既有研究对政治参与和公众政治态度的关系并无定论，甚至同一研究在区分政治参与的具体情形后发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之所以出现上述看似自相矛盾的情况，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参与存在不同的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并不能等量齐观。基层选举等参与行为对公众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上访等参与行为却对政治态度产生负面影响。政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强调，分析政治新闻和讨论的影响时，有必要区分政治参与的具体类型(Zhang，2012)。上述内容提示我们，在分析政治参与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微观影响过程时，不能将政治参与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行为进行针对性研究。

(三)研究假设

政治参与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类型。根据制度化程度，可以将参与行为划分为体制内的制度性参与和体制外的非制度性参与(Ekman & Amnå，2012)。在政治参与的传统文献里，相关学者主要关注选举等体制内参与行为。直到后来，抗议、向政府部门投诉、上访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才逐渐得到学界重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网络政治参与也开始受到该领域的广泛关注(Jensen，2013)。具体到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不仅对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所涉猎，愈来愈多的文献还对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详加讨论(黄荣贵，2010；陈云松，2013；王衡  & 季程远，2017)。例如，胡荣(2008)的研究以制度化程度为标准，将“维权抗争”“利益表达”以及“人大选举”这三类具体的参与行为，在理论上界定为“非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高制度化”的参与行为。陈云松(2013)强调，有别于投票选举等常规的政治参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指的是公民不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或惯例规定和允许的渠道，却试图对政府施加影响。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的理论分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的差异(Sabucedo & Arce，1991)。有鉴于此，本文用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分别指代“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对政治参与的不同类型分别讨论。

理论上，获得感属于政治心理范畴。政治参与对诸如政治信任、政府满意度等政治态度的影响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获得感？基于对上述内容的考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基层选举等体制内政治参与可能对获得感产生积极的影响。可能逻辑在于，通过基层选举的参与，公众加强了与政府的联系，强化了自身的政治主体意识，更易产生较高程度的获得感。同时，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时，还能和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扩大社交圈。依据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政治参与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崔岩，2020)。基于社会资本的角度，政治参与有助于促进公共精神，增进利益表达，提升政府绩效(高勇，2013；帕特南，2001)。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公众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提升其获得感。

与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影响相反，上访等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行为与获得感可能存在负向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公众有上述参与行为往往是自身处于不利或不公的地位，一旦其频繁参与，此类行为将强化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故而更容易产生较低程度的获得感。塔罗(Tarrow，2000)的研究便指出，那些本身对政府不信任的公众，更可能选择采取极端的体制外参与行为。除此之外，还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中产生出更多具有自我表达和政治参与意愿的群体，其政治态度的评价较低。因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较高批判意识的公众在中国不断涌现，这些群体更可能采取投诉、上访等政治参与行为，从而导致其产生较低的获得感(Norris，1999; 高勇，2013)。由此提出：

假设2：公众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会降低其获得感。

除此之外，公众的意愿和公众的行为间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环境保护(陈绍军，2015)和社会生育等领域(宋健 & 阿里木，2021)的研究便发现，两者可能存在较大偏差。政治参与领域的研究同样指出，参与行为与参与意愿间存在悖离现象。譬如，大量的实证文献发现，部分未曾参与投票的受访者却谎报其政治参与行为，即公众表达的投票意愿与他们实际参与的投票行为间截然不同(Bernstein et al.，2001; Traugott & Katosh，1979)。白苏珊(Susan Whiting)和马啸基于中国3个省份1897名农村居民受访者的调查数据研究后指出，相比实际中遭遇土地纠纷的居民，那些在虚拟情景中被问及土地纠纷的居民有更高的比例会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Whiting &  Ma，2021)。换言之，相比公众的参与意愿，公众的实际参与行为要低得多，两者并不可等而视之。那么，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是否也会不一样？如果不一样，两者对获得感的影响具体有何区别？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尚未能在实证层面达成定论。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区分为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由此提出以下两组关于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参与意愿对于获得感影响方向及程度的假设：

假设3：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方向不同。

假设4：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程度不同。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变量操作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CS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旨在获取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点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包括了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7000到10000余个家庭，目前已经公开可获取的最新数据为CSS2019(李培林等，2019)。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取CSS调查的2015年至2019年3期混合截面数据，全部数据量为30669，具体的模型分析将从中选择变量进行操作，在模型具体分析前将对相关缺失值进行剔除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操作

1．因变量：获得感

“获得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2015年之后才逐渐为学界关注并在学理层面进行研究，现有的实证研究尚未能对此概念形成较为公允的测量(谭旭运等，2020)。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获得感”进一步细分为“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对获得感的分析(曹现强、李烁，2017；李鹏、柏维春，2019，文宏、刘志鹏，2018)。

第一，经济获得感。

事实上，经济获得感包含的内容也十分宽泛，参考既有的研究，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这三个方面对经济状况的评估进行测量。上述维度依次对应如下CSS问卷问题：“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其选项从“很好”到“很不好”，赋值分别为“1～4”；“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财富及收入分配)”，其选项从“非常不公平”到“非常公平”，赋值分别为“1～4”；“您的家庭经济状况”，其选项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赋值分别为“1～10”。为统一概念的内在逻辑，对问题1的赋值进行倒置。最后，三道题分数加总后构成经济获得感。

第二，政治获得感。

本文将从打击腐败、及时回应公民以及保障公民权利这三个方面来衡量政治获得感，对应如下CSS问卷中的问题：“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具体的子题目依次为“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上述问题的选项均为从“很好”到“很不好”四个等级，赋值分别为“1～4”。为便利模型分析结果的解读，分别对每道题目的赋值进行倒置。最后，三道题分数加总后构成政治获得感。

第三，民生获得感。

本文对“民生获得感”的测量将从社会保障、维护治安以及提供就业等方面着手，对应如下CSS问卷中的问题：“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具体的子题目依次为“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上述三道题目的选项均为从“很好”到“很不好”四个等级，赋值分别为“1～4”。为方便模型分析结果的解读，分别对每道题目的赋值进行倒置。最后，将三道问题分数加总构成民生获得感。

2．自变量：政治参与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政治参与的测量将分别从参与行为与参与意愿这两个维度进行界定。此外，本文还将根据公众参与的类型，将政治参与区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两种情形(见表1)。

就政治参与行为而言，CSS问卷中询问受访者“最近2年，您是否参加过下列事情”：问题1“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问题2“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以及问题3“参加村(居)委会选举”。其中，问题1是公众在网络等线上参与反馈问题，本文将之进一步界定为“网络参与行为”[1]；问题2是公众在线下向政府反馈问题，本文将之界定为“线下参与行为”；而问题3反映的是公众参与基层民主选举，本文将其界定为“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凡是参与上述行为者赋值为1，否则为0。前两者属于体制外参与，而基层选举属于体制内参与。

[1] 外审专家指出，某些形式的网络参与也属于体制内参与的范畴，本文认同此主张。不过，既有研究大都发现互联网主要对体制外政治参与起到一种助燃作用，互联网本身便是一种非制度化参与途径。同时，考虑到本文对网络参与测量的内容，“公众通过网络等线上方式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类似于公众在互联网上信访，因此将其界定为一种体制外的政治参与。

就政治参与意愿而言，CSS问卷针对公众未发生上述政治参与行为的任意一种情况，将进一步询问公众参与的意愿。对应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参与过，您是否愿意参与”：问题1“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问题2“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问题3“参加村(居)委会选举”。本文将其分别界定为“网络参与意愿”“线下参与意愿”和“基层选举参与意愿”。上述三道题凡是愿意参与，赋值为1，否则为0。前两者属于体制外参与，后者属于体制内参与。

3．控制变量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在借鉴政治信任(郑振清等，2013)等有关公众政治心理研究的基础上，在实证分析部分将进一步加入相关的控制变量，并对相关变量的赋值进行重新处理。控制变量包含以下变量：(1)性别，女性＝0，男性＝1；(2)年龄，即受访者在调查年份的周岁数；(3)民族，少数民族＝0，汉族＝1；(4)政治面貌，非共产党员＝0，共产党员＝1；(5)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1，小学程度＝2，初中程度＝3，高中程度＝4，专科及以上＝5；(6)个人收入，本文对收入重新进行处理，根据美国知名统计学家威廉·科伦特(William G. Cochran，1968)的研究建议，采用“粗分法”，将收入分成5等分；(7)婚姻状况，其他＝0，已婚＝1；(8)户籍，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1；(9)宗教信仰，无信仰＝0，有信仰＝1；(10)城乡地区，乡村＝0，城镇＝1；(11)调查年份；(12)所在省份。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四、实证分析结果

以下分析部分将分别以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考虑调查年份和省份层次的随机效应下，分别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并检验政治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另外，为了比较跨模型间各个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所有非二元变量、定类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减去变量的均值后，除上两倍该变量的标准差(Gelman，2008)。[1]图1、图2和图3分别呈现了政治参与对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2]

[1] 根据Gelman(2008)的研究建议，采用此种标准化处理变量后，回归模型中无论是二元变量或者是连续型变量的系数均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甚至可以跨模型比较。且由于标准化后的变量均值为0，标准差为0.5，所以回归后的系数值的分布主要介于±0.5之间。

[2] 模型1至模型18同时汇报了回归使用的样本量和R2。由于模型1至模型18使用的是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因此R2的计算采用的是模型预测因变量的方差(var(y^))占模型估计的数据方差(包含var(y^)和残差的方差var(ε^))比：

。例如，模型1的R2值为0.09，表示模型1可以解释数据中大约10%的方差。由于文中使用的因变量严格来说并非连续型变量(是超过五类以上的定距变量)，因此模型1至模型18的R2值虽然不算高，但不能因此判定模型的拟合优度低。模型中关键的几个政治参与变量回归系数数值相较其他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其数值较大，说明它们在解释获得感因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解释力，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政治参与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体制内－体制外”和“行为－意愿”这两重维度对政治参与进行细分，并分别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放入对经济获得感的模型分析中，图1汇报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经济获得感的回归作用结果。

图1中模型1呈现的是公众网络参与行为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模型中除核心解释变量外，还同时加入了性别、年龄等其他控制变量，为了避免调查时间和省份层次对于获得感存在异质效应，模型加入了对时间和省份层次的随机效应的估计。网络参与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06，且具有95%水平以上的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网络参与行为对经济获得感存在负向影响，即相比未存在网络参与行为的群体，平均来说，那些存在网络参与行为的公众的经济获得感更低。图1模型2呈现了公众网络参与意愿对经济获得感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网络参与意愿的作用系数为－0.04，且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相比不具备网络参与意愿的群体，平均来说，具备网络参与意愿的群体的经济获得感较低。

模型3和模型4分别呈现了公众线下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公众线下参与行为与线下参与意愿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12和－0.03，都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说明相比不进行线下参与行为或没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平均来说，进行线下参与或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的经济获得感较低。

模型5和模型6呈现了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对经济获得感的回归结果。根据模型结果，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作用系数为0.03，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表明基层选举行为对经济获得感存在正向影响，即参与过基层选举的公众比未曾参与过基层选举公众的经济获得感要高。模型6进一步呈现了公众基层选举意愿对经济获得感的作用结果，其作用系数为0.01，回归系数的方向仍为正，由此说明公众基层选举的参与意愿对经济获得感产生促进作用，但这个影响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二)政治参与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

图2模型7至模型12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7汇报了网络参与行为对政治获得感的影响结果。网络参与行为对政治获得感的回归系数为－0.18，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网络参与行为与政治获得感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相比未曾经历过网络参与行为的公众，平均来说，有过网络参与行为的公众其政治获得感水平更低。模型8则汇报了网络参与意愿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网络参与意愿的回归系数为－0.06，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说明相比不具备网络参与意愿的公众，平均来说，有网络参与意愿的公众其政治获得感水平更低。

模型9呈现了线下参与行为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线下参与行为的作用系数为－0.19，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而模型10则呈现了线下参与意愿对政治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其作用系数为－0.03，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模型9和10说明相比不进行线下参与行为或没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平均来说，进行线下参与或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的政治获得感较低。

模型11和模型12呈现了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对政治获得感的回归结果。根据模型结果，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作用系数为0.05，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表明基层选举行为对政治获得感存在正向影响，即参与过基层选举的公众比未曾参与过基层选举公众的政治获得感要高。模型12进一步呈现了公众基层选举意愿对政治获得感的作用结果，其作用系数为0.04，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公众基层选举的参与意愿对政治获得感产生促进作用。

(三)政治参与对民生获得感的影响

图3中，模型13至模型18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对民生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3中，网络参与行为对民生获得感的回归系数为－0.13，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表明网络参与行为与民生获得感之间负相关。模型14中网络参与意愿对民生获得感的作用系数为－0.04，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表明网络参与意愿与民生获得感之间显著负相关。

模型15和模型16呈现了线下参与对民生获得感的模型估计结果。公众线下参与行为与线下参与意愿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13和－0.02，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说明相比不进行线下参与行为或没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平均来说，进行线下参与或有线下参与意愿的群体的民生获得感较低。

模型17和模型18呈现了基层选举参与行为对民生获得感的回归结果。根据模型结果，基层选举参与行为的作用系数为0.05，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表明基层选举行为对民生获得感存在正向影响，即参与过基层选举的公众比未曾参与过基层选举公众的民生获得感要高。模型18进一步呈现了公众基层选举意愿对民生获得感的作用结果，其作用系数为0.04，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由此说明公众基层选举的参与意愿对民生获得感产生促进作用。

五、结论和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现实中更加彰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平，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之路；同时，也为广大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贡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升公众的获得感成为党和国家回应时代需要，以及更好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采取的重大举措。

那么，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和生成逻辑是什么？如何理解公众获得感的差异？本文紧扣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命题，对获得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有别于既往研究的分析主要着眼于结果性因素，本研究尝试从过程性和官民互动的向度入手——通过政治参与揭示公众获得感的差异，丰富了获得感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的研究，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政治参与的具体效果虽尚存分歧，但其学理价值已为学界普遍承认。政治参与在中国的实践领域也备受重视，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之一。那么，公众的政治参与对获得感有何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15年到2019年的3期混合截面数据，探索了政治参与和公众获得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具体的研究中，文章将政治参与依据不同的维度区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同时将获得感进一步区分为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基层选举等体制内政治参与对公众获得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体制内参与水平的提升均显著提升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而体制外政治参与对获得感产生负向影响，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众体制外参与程度的增加将导致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以及民生获得感均显著降低。同时，不论是体制外参与还是体制内参与，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方向具有一致性，仅在作用程度上存在差别；相对而言，参与行为对获得感的作用程度远大于参与意愿。概括来说，政治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呈现出“内外差别”的特征。可能的原因在于，那些本身就认同体制、对政治权威更依恋的中国公众更可能进行选举投票等体制内的政治参与(Chen &  Zhong，2002; Tao et al.，2011)。相反，那些原本处于不利地位、对社会不满或受到不公对待，以及具有更强烈批判精神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外的政治参与(高勇，2013)。因此，体制内的参与和体制外的参与对获得感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

首先，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对公众获得感有关问题的既有文献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对获得感影响因素的思考更关注过程性、机会性因素，而非结果性因素；且注重公众与政府间双向互动的维度，而非从政府施政效果的单一维度分析。因此，本文首次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分析公众的获得感，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本研究的发现无疑为解析中国公众获得感的差异、丰富对获得感生成机制的认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次，本文在经验层面进一步揭示出物质获得以外的机会性因素对获得感生成的作用逻辑，丰富了对获得感既有研究的相关解释。不仅如此，研究发现还有助于为提升公众的获得感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其意涵在于：第一，相比政府绩效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性因素”，公众因为机会性因素即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也会影响获得感。这启示政府在切实采取措施提升公众获得感时，还应将过程性因素和机会公平作为提升获得感的工作指向。第二，体制外参与对获得感存在抑制作用，未来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众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和途径，减少公众寻求体制外的手段去表达心声的意愿和行为。此外，鉴于参与行为对获得感的作用程度更大，未来还应充分保障公众在体制内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实现，多种方式并举以便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提供制度化平台。通过积极引导公众的体制内参与，使其获得感不断增强。随着公众的获得感水平越来越高，党和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更大程度上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研究中采用了多期混合截面数据，然而这些调查并非追踪调查，相关分析仅在群体层面的推论上具有实际意义。其次，对政治参与的类型区分，我们仅仅考虑了政治参与发生的形式，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具体内容尚无法获知，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结论的精度，在具备高质量数据的情况下可对此情况详加考察。最后，文章尽管给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不过对政治参与和获得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的讨论仍不够充分，特别是不同政治参与类型对获得感影响差别的更深层次机制仍不甚清晰，这无疑也是未来深入研究的可能方向。

参考文献：略

初审：侯文炼

审核：林川

审核发布：朱亚鹏